罗登贤与妻子周秀珠

罗登贤,1905年出生,广东南海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组织省港大罢工和1927年的广州起义.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初,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0年前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及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等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1931年,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的抗日运动.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8月29日,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年仅28岁.

反抗殖民统治在斗争中成长

罗登贤原名罗能举,曾化名罗广、达平、光生、何永生.罗登贤出生后,家庭几经变故,后来他跟随姐姐罗来到香港,住在湾仔交加街33号.他自小学习刻苦,11岁时辍学进入太古船厂当学徒,学习安装电灯及做钳工.工作之余,他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很早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说:"看那些没有意义的电影,不如把光阴放在报纸上,多了解时政有益得多."

学徒的经历使罗登贤感受到来自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他认识到,整日辛苦劳动的工人,只拿到微薄的工资,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不劳而获的外国资本家以及他们的狗腿子工头,却收入丰厚,生活阔绰,整日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为此,他感到十分愤慨.

1920年4月,香港机器工人罢工,太古船厂工人积极响应,并在斗争中建立了工会组织.罗登贤参加了罢工和工会的各种活动,成为工会的活动分子.香港海员罢工后,全港各业工人纷纷举行同情罢工,太古船厂工人也迅速响应.罢工开始后,该厂的御用工会"华人机器会"阴谋破坏罢工.他们秉承香港当局的旨意,在厂里成立了"工团调停罢工会",对参加罢工工友进行劝阻、离间,提出什么"海员罢工我们应该援助,海员现在最重要的是经济援助,我们可以捐款,不必急于罢工".厂里部分工人被这种欺骗性的宣传阵势所迷惑,徘徊观望.罗登贤和工会的积极分子立即召开了职工大会,揭穿了香港当局和华人机器会的阴谋诡计.罗登贤在会上说:"我们工人如果真的同情罢工,就应该加入罢工行列,不能搞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他号召工友们将罢工进行到底.他积极领导全厂工人举行罢工,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罢工的同时要求资方给工人增加15%的工资,经过反复斗争,迫使资本家同意增加工人工资的要求.

经过罢工,太古船厂工人的收入得到了提高,生活上有些许的改善,但资本家对罗登贤这个"挑起事端"的领头人却记恨在心.由于罗登贤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了多次斗争,因而遭到资本家的仇视,他们与香港当局勾结,借口罗登贤煽动工人闹工潮,制造事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处半年徒刑.香港当局每次提审他时,他总是理直气壮地控诉资本家和包工头剥削的罪行,申诉工人悲惨的生活,斥责香港当局诬陷他闹工潮的诽谤.出狱以后,罗登贤立即与工会活动者郭登、沈润生、袁超德、陈齐阶等团结香港的轮船司机、铁业、汽车、船坞、铅铜、钨厂等金属业工人,组织了香港金属业工会,成为该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925年初,广东区委派梁复然、罗珠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特派员名义到香港从事工人运动,发展党组织.1925年夏秋间,广州区委在嘉南堂四楼(现广州人民南路新亚酒店)举办党课班时,经罗珠、杨殷介绍,罗登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罗登贤刚刚20岁,是中共在省港大罢工中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入党后不久,罗登贤离开了太古船厂,转到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任秘书,在苏兆征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身临腥风血雨坚定反帝斗志

1925年6月19日,为支援上海工人反英反日斗争,香港爆发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前的6月10日,邓中夏和苏兆征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分头召集全港各工会领袖分别举行秘密会议.地点在西环工团总会、车衣工会、山顶酒店、杏花楼等处.罗登贤跟随苏兆征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协助邓中夏、苏兆征草拟会议文件,为省港大罢工做重要准备.这一时期,罗登贤经常出入红磡南宁里6号,这里距九龙船坞和青洲水泥厂很近,这是1924年秋天罗珠被派到香港活动时,由杨殷出钱租赁的,开始时只租一个房间,由于晚上聚集的机器工人越来越多,就扩租两个小房子,地点名叫"小社",成为香港罢工活动的机关.在这里,罗登贤经常接受党指派的任务.

6月19日,轰动世界的反帝政治大罢工在香港爆发.随着海员、电车、洋务、印务之后罢工的有煤炭、起落货等几十个工会以及各行业的工人都相继参加了罢工.黄色工会中最反动的是机器工会主席韩文惠,是香港所谓的"太平绅士",他对工人说:"上海的事情,离香港远得很,我们管它什么,有饭吃就成了,打的又是上海人……"他自始至终都不肯下罢工命令.在罗登贤等人的努力下,船坞和电力公司等机器工人都纷纷自动起来参加罢工.

罢工、罢课实现后,香港顿呈瘫痪状态.英帝国主义感到惊慌失措,立即宣布战时戒严令.海陆军全体出动,铁甲车昼夜巡逻市面,舰艇卸下炮衣,日夜升火,如临大敌,警探四处密布,搜捕共产党员和罢工领袖.港英政府这种高压政策和恐怖政策,不但镇压不了罢工,相反更加激怒了香港工人群众.他们更加坚决罢工,更加坚决撤离香港,弄得英帝国主义束手无策.

为了安排工人撤离香港,安全返回广州,中共动员了一切力量来进行此项工作.在香港的各工会作有秩序的运输,在广州以及深圳、前山、江门等地的组织作有计划的接待.6月下旬,罗登贤率领罢工的海员和金属业工人撤离香港.他们抵达广州后,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同意工人运动的指示,建立了香港金属业工会,罗登贤被任命为中共香港金属业工会支部书记,并任香港机工联合会负责人,兼任机工联合会罢工工人代表团团长.他积极投身安置罢工工友工作,和其他积极分子一道去查封广州市内的鸦片烟馆和赌馆,安排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居住.

6月23日,由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广州各界人民团体在东较场召开援助五卅惨案示威大会.罗登贤率领省港罢工工人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当10万人的游行队伍进至沙基附近时,沙面帝国主义者的军警,竟在他们预先布置的沙包堡垒内以达姆弹的排枪向巡行群众扫射,当场死52人,伤170多人,造成了比"五卅"更残酷的大屠杀.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士兵都参加了对示威群众的罪恶屠杀.罗登贤在现场目睹了爱国同胞鲜血横流,激愤地对罗珠说:"帝国主义如此野蛮残酷对待我们,我们必须起来反抗他们的血腥大屠杀,绝不能让先烈的鲜血白流."

省港罢工后期,罗登贤致力于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团结努力工作.他在召集香港金属业工会、机工联合会干部传达上级指示时,指出:香港的船坞、电灯、铁业、修造铁轮船、电器等行业金属工人很多.我们金属业工人,不仅扼住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重要生产部门,而且在市政上也占着重要地位.但是金属业工人组织得不好,成立了很多工会,力量不集中,较散漫,妨碍了我们工人间的团结.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我们成立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我们坚决响应号召,迅速组织起来.

1926年4月6日,在罗登贤的主持下,香港机工联合会发表了《为统一组织告金属业工友书》,指出:我们要打败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以及工贼,我们的力量必须集中,组织坚固.4月10日,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罗登贤邀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少奇、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邓中夏、黄平以及李森、冯菊坡等人到会作报告.

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任命罗登贤为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罗登贤对代表们说:"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激烈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它的目前任务是保障工人的职业,改良工人的生活.然而,它的中心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我们要巩固我们工人的组织,解除我们颈上的枷锁,争取将来完全的解放."

1926年6月7日,广州各界群众在广东大学广场举行援助英国矿工大会时,罗登贤积极发动香港金属业工人参加.他向工人们说:"只有各国工人起来互相支援斗争,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6月19日,他在纪念省港反帝罢工斗争周年活动中,发表了《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罢工周年纪念宣言》.宣言号召工友们继续斗争,把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接二连三打个落花流水!

1927年,罗登贤参与组织广州起义.起义爆发后,他率领工人赤卫队,激战在长堤上,坚守珠江北岸防线.起义失利后,转入地下.他对广州起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受命同黄平一起向上海的党中央汇报起义情况,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28年1月,罗登贤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同年夏,罗登贤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1929年2月,罗登贤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0年2月,他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0年春,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中共党团书记等职.同年夏,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年10月任中共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五省的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1月,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上海等地指导开展工人运动.

在这些岗位上,他做了大量反帝斗争的工作,在法电工人57天大罢工中,展示了他杰出的指挥才能.在对日商纱厂的斗争中,他提出了灵活的斗争策略.这时的罗登贤,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和党的基层干部,成长为一名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党的高层领导者.

白山黑水展宏略沐雪杀敌志未酬

1931年夏天,罗登贤被委任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此时的东北,已是狼烟遍地.满洲省委由于叛徒出卖,已经被清空了几茬.日本侵略者已制定了占领满洲的全盘计划.在这个疯狂和危机的时刻,罗登贤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决心与日本侵略者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罗登贤虽然顶着工人运动专家的帽子和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委员的尚方宝剑,但是他是一个讲求方法的务实工作者.他虽然接受王明为代表的中央的任命,但是他不是疯狂地执行"立三"路线的人,也不是盲目地接受上海临时中央政策的人.初到东北,他没有颐指气使,而是在认真观察、思考,在为反日救亡的目标而认真地筹划着决策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鉴于省委在南满的工作环境恶化.他果断决定带领省委向哈尔滨转移.经中央批准,罗登贤将省委机关安在哈尔滨道外一个小沙岛上(冯仲云的家里).在这里,他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他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不被蹂躏,我们共产党人就在这里和人民一起抗日,不驱逐日寇,任何人都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这个精神成了他新建立的满洲省委的斗争信条.冯仲云在几十年后,仍然记着他说的这段话,并将自己的女儿起名为"忆罗".

罗登贤作为中央代表,看到中央对满洲省委的指示依然沿袭了九一八事变前的做法,要求满洲省委借十月革命纪念会举行广大群众的罢工与示威运动.他决定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掌握情况,他先后派人到东满、南满和北满各地巡视工作.根据各地巡视的工作报告,罗登贤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和做法.当然,这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因为当时,满洲省委的工作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罗登贤的满洲省委要组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且不切实际地提出要在东北农村落实富农政策.上海临时中央则要求罗登贤公开组织总同盟罢工,要求共产党和群众走上街头,同日本侵略者作正面对抗.对于这些做法,罗登贤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1929年前后他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以及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工作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不切实际的"左"的做法不仅会暴露组织,而且会牺牲同志,最终只能落到靠飞行集会来招风点火,变成孤家寡人一个.

1931年10月,罗登贤看到了满洲《红旗》上发表了伍豪(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目前的任务》,他的心里忽然明亮了起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31年11月,罗登贤召集省委常委到冯仲云家开会.会上,他将文章反复读给大家听,并结合近两个月的巡视报告,组织讨论,同周保中、杨林等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和《义勇军组织法》,提出:"我党必须发动群众,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将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这个提纲成了满洲省委指导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行动纲领.它最大的改变是把满洲省委工作的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在东北建立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并提出在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

1931年12月,中央任命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重新建立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东北各地抗日斗争的领导,罗登贤提议满洲省委设立了东满特委、哈尔滨市委和奉天特委.罗登贤领导满洲省委先后派出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和山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除原在抗日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等人外,从1932年初,罗登贤先后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前往南满,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省委常驻下江代表冯仲云到汤原,分别组织抗日武装.

许多共产党员在派往各地之前,罗登贤都亲自和他们谈话.他对即将赴磐石组织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杨佐青(杨君武)说:"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你的任务,就是到磐石去拉武装."在派冯仲云到汤原组织抗日游击队时,罗登贤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在罗登贤的支持、鼓励和亲自指导下,东北各地先后创立了党领导下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伍.他的这些军事部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奠定了后来抗联的军事斗争格局.

罗登贤既重视党的武装力量建设,又重视与友军的联合,还善于根据各种抗日武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1931年11月,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组织了江桥抗战.战斗打响后,罗登贤就带领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抗日援马代表团",赴战地慰问抗日将士,并动员一部分青年学生直接参加抗战.杨靖宇部领导的游击队在浑江以北地区活动时,与王凤阁部义勇军配合紧密,相互支援.1932年3月,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受罗登贤委派到达吉东取得阶段成绩后,罗登贤又派其到东北救国军李杜部队中开展军事统战工作.经救国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李延禄(中共党员)推荐,李杜任命周保中担任了救国军的总参议、联合军总参谋长、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等重要职务.罗登贤又派张甲洲、赵尚志等到巴彦、珠河领导巴彦游击队.罗登贤还直接领导了对黑龙江省抗日军的援助和动员群众参加工作.省委动员青年干部、工人和学生打入伪满警备军各旅进行秘密工作,瓦解伪军,促其起义,转向抗日,携带武器参加红色游击队,壮大革命力量.

在东北,罗登贤与冯仲云成了亲密的战友.冯仲云是江苏武进人,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他与妻子薛雯自小青梅竹马.罗登贤的妻子周秀珠是中共六大的代表,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妇女部长,被周恩来亲切的称为"周小妹".1929年,罗登贤与周秀珠结婚.周秀珠来到东北后,负责中共满洲省委妇女工作并兼做省委的交通员.1932年10月27日,周秀珠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后来,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到罗登贤的姐姐家里抚养.没想到,孩子一走,就是永别.

英雄堙没名尚在红旗遍地报忠魂

1932年6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会议",指责罗登贤犯有"右倾机会主义""满洲特殊论""北方落后论",责成满洲省委深刻检讨并执行"打土豪、分土地、斗地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和攻打大城市的政策.1932年9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2次全会第26次会议上,就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发言指出:应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满洲的军阀、官僚和保皇派,并提出准备土地革命、开展苏维埃革命运动、组织人民委员会和建立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等口号.

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双重政策的干扰,对东北抗日斗争形势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不仅如此,博古等人承继王明的衣钵,无端怀疑、排斥满洲省委派出干部的抗日行动,指责他们"依靠地主资产阶级,服从国民党领导",要求义勇军中的党团员组织哗变,拉出队伍创建红军.其所作所为严重影响了中共与东北义勇军的统战合作关系,改变了罗登贤提出的正确策略,引起了群众不满,妨碍了抗日斗争的进行.

由莫斯科派来的新任省委书记李实(魏抱一),竟然以张甲洲、赵尚志忠实执行罗登贤"满洲特殊论"、推行"富农路线和军事投机军官路线"等罪名,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的党籍.面对这些来自党内的错误批评,罗登贤从严格的党性出发,选择了沉默和委曲接受.这些错误批判直接影响了后来抗联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即使在抗战胜利后的抗联领导人的总结讲话中也很少提到他.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作为东北抗联创始人的历史功绩鲜为人知.

1932年12月,罗登贤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下,被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1933年3月,罗登贤在组织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时,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等地监狱.

1933年3月31日,罗登贤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上海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被定义反革命罪公开审判".审判中罗登贤慷慨陈词:"我曾经组织和领导1925年省港大罢工,我还参加了满洲义勇军战争,从满洲回来还没多长时间,又组织策划上海的日本纺织业大罢工,这些都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把我当作反革命分子将我控告,难道指的是这些事情吗?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出卖我东北神圣领土,才是真正的反动!"

宋庆龄曾为他奔走呼吁.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对这位中国的反帝斗士下达了死刑执行命令.1933年8月29日,在通往刑场的小路上,戴着沉重脚镣的罗登贤,坚定而又艰难地前行着.敌人问他是否有话讲,他面对着荒凉的雨花台,高举起手铐,留下了催人泪下、壮怀千古的不朽遗言:我个人死不足惜,中国人民没有解放,才是我告别生命的遗憾!

罗登贤用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反帝爱国、抗日救亡的澎湃之歌.他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