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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思辨”转向

2017-01-16

东方教育 2016年11期
关键词:转向思辨设计

简++悦

摘要:安德森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为大学英语阅读课的“思辨”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国内外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以及《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送审稿)的发布,成为“医治”当下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思辨缺席症”、进行“思辨”转向的契机。笔者尝试着进行大学英语“思辨”阅读课的设计。

关键词:“思辨”;教育目标分类学;“思辨”转向;设计

引言

众所周知,21世纪是信息时代,知识日新月异,信息纷繁芜杂。此情此景,有人甘做盲目、被动的应声虫,把一切所读、所听之信息均奉为真理,而有的人则在“思辨”指引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为了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培养出更多“慎思”、“明辨”的人才,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早在上世纪末(1998年)就高瞻远瞩,发表了《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其第一条以“教育与培训的使命:培养批判性和独立的态度”为标题,继而又在第五条“教育方式的革新: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中特别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性地思考和分析问题;课程需要改革以超越对学科知识简单的认知性掌握,课程必须包含获得在多元文化条件下批判性和创造性分析的技能。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总则中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战略主题之一是:“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这里,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内核都是思辨能力,或者说思辨能力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从根本上说,创新是思辨能力的体现,而实践只有在高级思辨能力的引导下才能导致创新(孙有中, 2011)。

质言之,“思辨”能力培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充分重视和凸显,更是未来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思辨缺席症”

缪四平(2007)认为在高等教育体系内,可以“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遗憾的是,当下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并没有引入“思辨”能力培养,染上了“思辨缺席症”。

众所周知,教育目标分类学(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是把各门学科的教育、教学目标按统一标准分类使之规范化、系列化的理论。2001年,安德森等人吸收了当代心理学研究中最新的学习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布鲁姆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他们将教育目标细分为“知识”(knowledge)和“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两大维度。“知识”包括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概念性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和元认知知识(metacognitive knowledge)。“认知过程”则由低到高分为:记忆(remember)、理解(understand)、应用(apply)、分析(analyze)、评价(evaluate)、创造(create)。细察之,“分析”、“评价”和“创造”这些认知能力直接与“思辨”对应,是“思辨”的题中已有之意,因此“思辨”是“认知过程”中的高阶思维(higher-order thinking)。

英语教材作为英语教学系统的信息传播媒体,在英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英语课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建滨等, 2010),是完成教学内容和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郭燕等, 2013)。鉴于此,我们可以借助阅读教材这“冰山一角”管窥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思辨缺席症”。

自2004年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颁布后,国内大学英语教材如雨后春笋,繁荣发展。鉴于这些教材“存在很大雷同性”(蔡基刚, 2011),笔者不再一一赘述,仅以目前广泛使用的几本教育部推荐教材为例,对其进行“反思性”或“使用后”评价(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综而观之,该类教材所提出的教学目标大致可以概括为:指导学生在深入学习课文的基础上,从词、句、语篇等角度进行听、说、读、写、译等多方面的语言操练,着重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在此目标的驱动下,其教学内容所遵循的是由词汇到篇章的大而全的套路,更侧重于阅读技巧、消化细节、解读结构、中英翻译、词汇等语言知识和阅读理解训练。从结构分析到语法解释、词汇学习、句子翻译都还是纯语言的教学,很难说是以内容为依托的(蔡基刚, 2011)。不难发现,“纯语言”教学模式的重心在于语言知识,属于安德森教育目标分类学体系中各类“知识”的范畴,从“认知过程”来看,其所着力培养的是其中的“记忆”、“理解”、“应用”等低阶能力,这种低阶能力培养的习惯,未能对语言知识“碎片”进行系统化、结构化处理,没能让知识形成思维,催生观点,解决问题(戚亚军,2013)。

根据笔者和同事们多年的使用经验,“纯语言”教学既容易造成教师和学生双向的审美疲劳,更未能体现高等教育的“思辨”性要求,“分析”、“评价”等高阶思维也即“思辨”是“缺席”的。在历时两年(学完四册)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大多沿着课文分析(Text Analysis)、词汇讲解的套路进行授课。有时甚至将学习视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过程,把学习者看作是有待填充的容器(Chaffee, 1985)。王海啸教授在“首届中国外语微课大赛决赛颁奖及评委点评”中也对这种中规中矩的“纯语言”教法提出了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模式化、套路化使阅读教学陷入低水平重复的窘境,毫无层次性和阶梯性可言,教师有沦为活“词典”之嫌。另一方面,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将英语学习局限在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单一坐标系之内,只关注语言表达,并将文章视为绝对权威,对其中的信息全盘接收,“很少有机会解决实际问题,对新信息进行审视、判断、质疑以及分析、综合”(Sacco, 1987)。为解决这一困扰我们多年的教学难题,我们认为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在夯实学生的语言能力后着实应进行“思辨”转向了。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思辨”转向

2015年3月底,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武汉发布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送审稿),针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提出基础、提高、发展三个阶段目标。笔者认为,这三个目标符合教育目标分类学中对于教学目标应遵循“螺旋式”发展的要求,值得肯定并参考。其中,基础和发展目标关注语篇理解,侧重对文章主旨和细节的把握,属于低阶思维范畴;而发展目标则要求学生对阅读材料进行分析与评价,属于高阶思维范畴。显然,阅读教学中的发展目标已将矛头对准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现存的“思辨缺席症”,可以说在战略上吹响了“思辨”转向的号角。

战略上的“思辨”转向必然引发战术上的调整,引起课程体系中的一系列变革。此前一以贯之的综合课(以阅读为主)必将按照“螺旋式上升”的理念重新加以规划。例如,前三个学期是阅读能力的基础和提高阶段,学生可以学习现有的各大主流教材,侧重语言“知识”的积累以及“记忆”、“理解”、“应用”等低阶思维的培养;第四学期则是阅读能力的发展阶段,旨在引导学生进行“思辨”阅读,提高其高阶思维能力。那么,应该如何进行课程的设计呢?

首先,课程所采用的阅读材料要具有一定时效性、现实意义以及可论辩性(arguable/debatable)。为此,可以将心理、传媒、教育、伦理、法律、文化等领域近年来的热点、焦点且有争议性的问题引入课堂,尽量让学生接触到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引导他们充分认识到多元价值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而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倾听不同的声音,最终使“大学成为思想自由之岛屿,各种观点毫无禁忌地得到追问与审视”(Bloom,1988)。其次,在学习阅读材料前应该进行积极、有效的“导入”。通过回答问卷、角色扮演、小组讨论、报告展示、情景对话等活动(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活其已有的“图式”(schemata)和“关于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world), 同时强化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为开展“思辨”阅读奠定基础。最重要的是,作为一门“概念-过程”课程,大学英语“思辨”阅读课必须涵盖假设、问题、结论、论证、驳论、瑕疵论证分析以及怎样判断虚假统计数字、如何查证论据来源等“思辨”的核心概念与技能的系统讲解与操练。“思辨”是一种活动,仅知其意远不够,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来训练,以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 (Cottrell, 2005),唯其如此,学生们才能够以“思辨”技能为器,对阅读材料所提供的信息、观点、论证进行规范、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分析、综合与评价,并对所涉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完成“一系列连续性和复杂性的行为”。“思辨”阅读课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大量、反复的“思辨”训练,使学生熟练掌握“思辨”技能,形成“思辨”习惯,最终超越于书本,通过“知识迁移”,更好地解决生活、科研和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以包容而审慎的态度与人生、世界对话。

结语

安德森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为大学英语阅读课的“思辨”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国内外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以及《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送审稿)的发布,成为“医治”当下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思辨缺席症”、进行“思辨”转向的契机。目前,笔者正在尝试以上述思考为基点,打造本土化的大学英语思辨阅读教材,以填补教材建设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助力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思辨”转向,使其尽早在教学实践中落地开花。我们相信“思辨”之光将照亮大学英语教学的漫漫前路,让我们一道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郭燕, 徐锦芬.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研究[J].外语学刊, 2013(6): 102-108.

[2]黄建滨, 于书林.《英语教材—回顾与评价》评介[J]. 现代外语, 2010(3): 323-325.

[3]缪四平.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对大学素质教育的启发[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3):99-105.

[4]戚亚军.用“故事化”写作建构语言自我—“以写促学”的叙事心理学视角[J]. 外语界,2013(6): 87-94.

[5]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J]. 中国外语, 2011 (3):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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