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佩业，男，回族，1950年生人。一级演员，中国曲协会员，辽宁省曲协理事，沈阳市曲协副主席，沈阳曲艺团相声演员。12岁经相声演员冯景顺介绍考上沈阳曲艺团学习班，1962年参加沈阳曲艺团。“文革”中到工厂当工人，1978年重返曲艺团任演员，后拜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为师。从艺以来创作、表演相声200余部，《如此推销》《游子琴声》《永恒的爱情》《常佩业的老师》《洗礼》《鸟语花香》《谁说女子不如男》《临死之前》《各有所长》《洋奴才》等作品多次参加国家和省级比赛并获奖。1984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相声大赛，常佩业、金炳昶表演的相声《临死之前》获全国相声评比作品一等奖、表演一等奖，《鸟语花香》在全国相声评比中获奖。1986年，常佩业、金炳昶表演的相声《洗礼》在全国曲艺新曲（书）目评比中获奖。1995年应邀参加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常佩业与金炳昶表演的相声《如此推销》获中国曲艺“牡丹奖”。1997年，参加辽宁省“西岗杯”全国相声大赛，获表演金奖。2006年，参加第三届CCTV全国电视相声大赛与贾承博合作的《团结一心拿大奖》获专业组一等奖、专业组优秀作品奖。2007年11月，荣获第二届“辽宁曲艺牡丹奖·表演金奖”。创作并表演的相声《超级嘉宾》《抢活》《合作愉快》《实话实说》等，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文艺晚会的演出。

一

常佩业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在父亲的影响下常佩业从小便养成了读书和写日记的好习惯。冯景顺的出现开启了他相声艺术生涯的大门，曲艺团学员队两年多的训练让他得到了锻炼，使他逐渐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

我的父亲特别喜欢相声，闲暇时经常用老式留声机播放侯宝林的相声唱片。我家有个邻居叫冯景顺，是沈阳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因为两家沾亲，所以他经常上我家串门，跟我父亲聊曲艺。冯景顺觉得我嘴皮子利索、表情丰富，是一个说相声的好材料，在我九岁那年，他就开始有意培养我相声方面的才能并口传心授我一些相声基本功和段子，后来他带着我到剧场和电台演出。等我有了一定的相声基础他便向我的父亲建议让我报考沈阳曲艺团。

经过沈阳曲艺团三次严格的面试，1962年我终于考进了沈阳曲艺团学员队。当时的我很小，却有着记日记的好习惯，刚进团不久我便在日记上写到：“我现在终于成为一名相声演员了，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像侯宝林一样，让大家都知道我，让大家都听到我的相声。”这个日记本我现在还保留着，几句话虽然简单，但说明在当时我的心里已经埋下了勤奋的种子。

那时开始，我在曲艺团的学员队不论是上文化课，还是基础课，在队里二三十个孩子中显得尤为努力。练戏曲身段，学员们胳膊稍微往下一沉，老师拿起藤棍儿打，下课后身上都有好几道印子。三九天，冰天雪地里学员要面对面练绕口令。即使是这样辛苦，我还要自己偷偷加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不断努力，进团两年后在北市剧场举行的沈阳市青少年文艺调演中，我和搭档周琦合说的传统相声《五红图》获得一等奖。这是我从艺以来第一次获奖。之后，我便随专业队到全国各地演出，当时我只有十四岁，便有王志民、杨海荃等老一辈相声演员给捧哏，表演的相声段子有《五红图》《地理图》《卖布头》《绕口令》《打灯迷》等。和这些资深的相声演员合作演出，是使我业务加快成长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二

“文化大革命”对文化艺术的摧残波及到曲艺团，年少的常佩业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是把全部精力转入到读书，读书不但让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历史观，也为他将来的相声创作打下基础。工厂的锻炼更是让他对群众文化加深了了解，使他未来的作品更加具有群众性和针对性。

1964年全国搞“四清”运动，我随曲艺团去新城子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文艺宣传队和比我大两岁的苏连生搭档说相声，唱对口快板。“四清”结束后，我和其他同志回到曲艺团。可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如风暴般突然来袭，包括曲艺团在内的文艺团体没有了演出，团里贴大字报、开批判会成了家常便饭。然而，我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搞造反、参加红卫兵串连，而是去曲艺团的资料室里偷偷找书看，《家》《春》《秋》《基督山伯爵》《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等一些中外小说都是那个时候看的，这些书成了我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非常宝贵的精神食粮。

“文化大革命”中期，文艺团体走“五七”干校，我在沈阳市服装厂机关政治工作组负责宣传工作，我给厂里创作、编排了很多文艺节目演出，先是带领职工在车间演，后来到全厂演。逢“五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等都有演出。这一时期，奠定了我艺术创作的基础。后来服装厂的上一级单位沈阳市服装公司成立文艺宣传队，我又被调到文艺宣传队待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服装厂。“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意想不到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这时已经到了七零年，我已经20岁了。从六五年开始，我已经六年没说过相声了，这对一个相声演员来讲是多么残酷，这一切直到刘英男的出现才有了转机。

三

重新回到舞台的常佩业，心情难以抑制地激动。“文革”时期的特殊环境并没有让他停止创作和表演，这段经历反而让他懂得了相声艺术在各个时期的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刘英男是我的“贵人”，他原是沈阳市文联的干部，刚刚从“五七”干校调回市文化委员会，他突发奇想想弄段相声，当时他这个想法非常大胆。因为“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而相声当时属于“四旧”当中的旧文化，舞台上已经五六年没有相声的踪影了，甚至有些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相声。刘英男当时这个想法说严重点都能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即使这样，他仍然相信相声艺术的生命力是顽强的。

他把同在服装公司系统的我还有冯景顺、陈连仲调到沈阳市文化宫进行了两个月的集中创作。当时我也很害怕，怕的是因为相声被“批斗”，但是由于对相声的热爱最终我还是参与了创作。最终由我和陈连仲合说的相声《红灯永亮》在沈阳市文化宫的舞台上亮相，当时的演出效果可以用“山崩地裂”来形容，观众的反响特别热烈。各个单位和企业相继邀请我和陈连仲去演出，虽然在那个年代演出是免费的，但对于我来说，这让我又找到了失去很久的舞台，再次享受到舞台上绚丽的灯光和观众热情的掌声。

“文化大革命”后期，各单位都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所在的服装公司上一级单位二轻局也成立了宣传队。沈阳曲艺团的很多演员都“下放”在二轻局下属的企业里面，因此文艺队里有一多半都是沈阳曲艺团的专业演员，我和陈连仲在宣传队继续演《红灯永亮》，演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又创作了一个反映部队与老百姓鱼水情的对口数来宝《军民鱼水情》。由于我和陈连仲在二轻局文艺宣传队演出特别受欢迎，不久便被调到沈阳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沈阳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沈阳歌舞团的前身，是当时沈阳唯一的专业文艺团体，主要演出样板戏。由于市宣传队各项制度比较严格，我和陈连仲都觉得特别受束缚，又怕违反了规定挨“批斗”，演出了几场后便不辞而别回了家。等到市宣传队不再找我们，我和陈连仲才又重新回到了二轻局文艺宣传队。

四

回到曲艺团之后，事情并没有像常佩业想的那样顺利，尝到了失败滋味的他更加激发了斗志。创作是唯一可以让他走出低谷的出路，虽然创作的过程很艰苦，但是他知道并没有退路，从此，常佩业走上了更加刻苦钻研创作和演出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后，沈阳市曲艺团恢复建制。1978年，我和陈连仲回到曲艺团。回到曲艺团的第一场演出记得是在新华广场的铁路文化宫举行，刚回到团里的我和陈连仲踌躇满志。我们本来以为会像“文革”时期一样得到观众的认可，结果上台后台下的反应平平，该响的“包袱”都没响，第二场演出也是如此。我们俩特别上火，我几夜没合眼认真琢磨后发现，北京、天津和沈阳在“文化大革命”后相继涌现出像《帽子工厂》《白骨精现形记》《如此照相》《好梦不长》等一批抨击“文革”错误思想的相声作品，这些作品贴近生活、大快人心，深受观众的喜爱，而我们还在说以前创作的老作品，这当然不行，要想得到观众认可就必须自己创作出与时俱进的相声。从那以后，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创作，几年内创作了几百篇现代题材的相声作品，如：描写光棍村状况的《相亲》，描写营业员服务态度问题的《称心如意》，描写夫妻两地生活的《春风送暖》，描写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行为的《假大空》，描写海外华侨心系祖国的《游子情深》等等。这些节目演出效果都非常好。另外，当时曲艺团对演员搞创作非常重视，每个月都召开一次作品讨论会，演员们相互交流作品，分享创作心得，这对我的创作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五

创作开启了常佩业事业再次成功的大门，获得无数奖励的他深深知道，创作和表演是他相声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从此，他更加勤于创作，并虚心向他人学习。

1984年6月，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在青岛举行，我的作品《临死之前》因为讽刺性太强，团里没敢上报。我本以为失去了这次展示自己的大好机会。结果大赛组委会觉得参赛作品中没有讽刺性强的作品，沈阳曲艺团相声作家白纪元便向组委会推荐了我的作品《临死之前》。经组委会同意，我和搭档金炳昶连夜坐火车赶到青岛，参加最后一场比赛。那次，我创作的相声《临死之前》获得了大赛作品一等奖，我同时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中国青年报》全文刊登了《临死之前》这段相声，《沈阳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我获奖的经过，我因大赛一举成名。

青岛获奖后，我拜了马季先生为师，他创作表演了很多新相声，对相声创作有独到的见解。1985年，我正式拜入马季门下。没过多久，他领着我和其他徒弟进行全国巡回演出，这让我大开眼界。平时我也经常和马季先生往来交流作品，他对我的作品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我之后的相声创作受他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关注现实社会的题材方面，这让我受益匪浅。

自从拜师马季后，我的创作和表演突飞猛进，取得的成绩也越来越多。1986年，由我参与创作并与金炳昶合作表演的相声《洗礼》在全国曲艺新曲（书）目评比中获奖。1995年，我与贾承博表演的相声《如此推销》荣获全国曲艺最高奖中国曲艺“牡丹奖”。1997年，我与贾承博表演的相声《要赞助》获辽宁省“西岗杯”全国相声大赛表演金奖。2006年，第三届CCTV全国电视相声大赛上，在马季先生的指导下，我创作的《团结一心拿大奖》在参赛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大赛专业组一等奖、专业组优秀作品奖。2007年，我又凭借该节目获得第二届“辽宁曲艺牡丹奖·表演金奖”。在获得各种奖项的同时，我连续参加了1991年和1992年两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表演相声。

六

如果说解放后小立本的《社会主义好》作为歌颂相声的代表作，让全国观众关注了沈阳相声；杨振华的《特殊生活》《假大空》让“文革”后的沈阳相声在全国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常佩业的《临死之前》《洗礼》则让改革开放以来的沈阳相声依然在观众视野中保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我总结沈阳相声的特点就是新。表演新颖，内容新颖并紧扣时代脉搏。相声是文艺尖兵，不论是讽刺还是歌颂，它都是反映社会的小镜子。从小立本到杨振华，他们每一段相声都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突出现象。

我觉得要想写好、说好相声主要应遵循以下三点：第一得热爱相声。热爱是事业的基础，如果你都不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那么很难得到成功。第二得钻研相声。钻研的途径就是勤奋。这么多年我之所以能有一些成绩跟勤奋创作是分不开的，没有勤奋就没有我的今天。第三是知道尊重和感恩。在我的相声生涯中有很多的良师，如带我走进相声艺术的冯景顺，两年学徒的老师王福田，在“文革”中带我走出困境的刘英男，推荐我参赛获奖的白纪元，给我更多机会的师父马季……。还有和我一起走向成功的搭档：与我一同度过少年的陈连仲、苏连生，亦师亦友的长辈金炳昶，与我共同进步的贾承博等，我的成功跟他们的帮助和扶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常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