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

我非常怀念中国各地的曲艺团。老一代的人们把北京曲艺团叫成“北曲”；天津的则叫“天曲”；把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称作“ 中广”，没有叫“中说”的。中国有上行下效的传统，湖北武汉、陕西西安、内蒙的广播部门都效仿“中广”成立过“说唱团”，如果分别叫成“湖（胡）说”、“陕（山）说”、“蒙（猛）说”，那就真成了我们相声的包袱了。

现在曲艺团基本上没有了。有的改成了“演艺集团”，有的改成“有限公司”，稍好一点的叫“曲艺传承研习所”，莫衷一是，听着特别别扭。

曾经有过一次让我回忆起来非常不是滋味的经历。在2008年的政协会上，我非常“不识时务”地和中央领导“犟嘴”来着。其实，我这个人，一直挺有尊重领导的“毛病”，可那天不知道碰着哪根筋了，非得在中央领导和政协委员开座谈会时发言，“请求”“别再砍曲艺团”了！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领导非常不高兴，我还任性地现场找人作证，弄得双方都有点下不来台。咳，政治上不成熟呀！

解放以前，中国的曲艺团体存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家族个体形式的，像走街串巷演出的坠子皇后乔清秀夫妇、常氏“蘑菇家族”的班社；一种是以演出场地为基础的班社类，像北京的天桥，西单的启明茶社，天津的劝业场，沈阳的北市场，南京的夫子庙等等，没有名气的当班底，有名气的演员经常“赶场”。

解放了，个体经济逐渐退出舞台，连梨园界赫赫有名的“梅剧团”都没了，马连良、梅兰芳都通过党的“赎买政策”归了国家的文艺团体，曲艺团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应该是中国曲艺的第一大团，不是因为它是中央直属团体，是因为在成立这个团的的时候，就把中国曲艺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了这里。第一任团长是白凤鸣先生，他是中国曲艺京韵大鼓“少白派”的创始人之一；第二任团长则是出身于部队，曾经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团长，党培养起来的文艺干部王力叶，他为侯宝林写过相声《美蒋劳军记》《采访记》，也写过谈相声写作技巧的专业书籍；第三任团长是在中南海当过宣传队队长的司远同志，当年曲艺演员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演出，都离不开他的奔劳；第四任团长是中国新时期相声的领军人物马季。

说唱团成立时，演员阵容聚集了中国曲艺界的“四大金刚”，他们分别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西河大鼓金嗓子马增芬，京韵大鼓大师孙书筠 。在当时，他们都是各个曲种的领军人物。 在他们的麾下，郭启儒、郭全宝、马连登、马增蕙、钟舜华，琴师张志河、陈少武等整整齐齐地列队其中。有这样阵容的团体，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全国的曲艺后起之秀都齐聚在这里：马季、于世猷、唐杰忠、郝爱民、李文华、赵连甲、赵玉明、刘慧琴、白慧谦、齐桂琴等。说唱团的曲艺优秀人才，加上广电的传播优势，几乎撑起了全国曲艺的半壁江山！

北京曲艺团也不甘示弱，把在当时“撂地演出”的名家纷纷招至麾下，单弦大王荣剑臣，北京琴书关学增，鼓曲名家魏喜奎，快板名师高凤山，河南坠子马玉萍，相声名家王长友、王世臣、高德明、罗荣寿、赵世忠、陈涌泉。有了他们，才有了北京曲艺团赵振铎、李金斗、梁厚民、王谦祥、李增瑞、种玉杰、张蕴华等后来居上，人才济济的场面。

于是，各个曲种的名家，纷纷在各自的曲艺团里独领风骚，以鲜明的地方色彩成为大师级代表人物。高元钧、常宝华先生代表部队；李润杰、骆玉笙、马三立先生代表天津；蒋月泉、周柏春代表上海；王少堂、侯莉君代表江苏；韩起祥代表陕北；红线女一曲《卖荔枝》进入全国人民的耳中，也让人们认识到广东粤曲也在曲艺行列，代表了岭南曲艺的姣姣风采。就像一个足球队，运动员各个是好样的，技艺非凡，但是一定要有球星，一定要有领军人物带领，才有看点，才有凝聚力。文艺，尤其是表演艺术，人们通常称为“角儿的艺术”。曲艺团的人才优势，保证了曲艺的传承，曲艺团的组织形式，不应该轻易去掉，历史证明它给了曲艺艺术传承发展以保证，为什么非要去掉？改制就在原来基础上改嘛！好些地方方向改了，曲艺阵地丢了！想起来很痛心。

我怀念曲艺团，但愿我这不是“遗老遗少”般，木头脑瓜，抱守残缺的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