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满

(东北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

张利满

(东北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了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华文化传播的步伐，同时也对跨文化交际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沿线国家交际规约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跨文化交际障碍与冲突。综观国内外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在理论、现实、文化共性与特色、研究视角这四个层面都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通过对各国交际规约的研究，我们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各国有哪些正向和负向的规范和准则影响人际交流？这些交际规范和准则的根源在何处？为什么会影响中外交际？在这些交际规约的影响下，如何预防和化解冲突？如何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想深化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交际规约，就需要分三步走，并通过三种途径，这样才能实现理想的成果：初步形成交际文化信息库；编写细节丰富、可读性强的国别交际读本；形成具备一定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跨文化交际规约调查及交际对策建议报告，为国家制定“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提供咨询服务。

一带一路；汉语国际推广；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交际规约

所谓交际规约，是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需要遵循的、约定俗成的各项规范和准则，其表现形式如社交礼俗、交际功能、禁忌话题、话轮转换、符号象征、肢体语言、时空观念、着装规则、副语言等，深层根源即影响这些交际规约形成和使用的因素，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历史传统、自然特征等。随着中国同世界众多国家在各领域交流的日益扩大，对跨文化交际规约的研究就显得极其迫切和重要。特别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华文化传播与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实施，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越发密切。在交流过程中，源于文化差异的冲突与障碍时有发生，鉴于此，笔者提出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际规约的研究，希望借此跨越文化障碍，促进文化交流，有效落实国家发展战略。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的必要性

(一)国家战略背景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与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了实施阶段。“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基础，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和民意基础。为扩大交流与合作，中国提出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2016年习近平主席开年首访中东三国又确认了这一立案。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也是中国着力打造的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能力的要求。

(二)行业发展背景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汉办”)已于2015年12月前在全世界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所孔子课堂，[2]通过比照发现，目前“一带一路”首批沿线66个国家中，已有52个国家建立了162所孔子学院、65所孔子课堂。在孔子学院这一平台上，中华文化推广的国家战略与发展汉语教学的学科任务实现了交汇。然而，目前文化教学和文化推广是汉语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在这样涉及众多国家、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国际汉语教学形势下，各个国家复杂多样的文化背景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不同文化下有什么不同的交际规约、如何影响各领域人员沟通、其根源所在为何、具体操作层面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如何提高涉外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些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对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更与所有涉外人员息息相关，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在最基础的层面能否顺畅推进。

二、国内外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的历程

(一)国外跨文化交际规约的研究

国外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1、文化人类学引领的肇始阶段

二战后美国推出发展援助政策，因此需要对外交官和援外技术人员进行外事培训。Hall作为培训师，开始关注不同文化间存在的交际规则差异，由此推出《无声的语言》，提出了以人际交往为首的十个领域的文化分析模式。[4]与此同时，语言文化教学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奥林匹斯文化”(又称大C文化)，发展到了涵盖生活交际各方面的“炉底石文化”(又称小c文化)。[5]在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日常交际规约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外语教育学者将不同交际情景进行归类，Brooks提出64项文化主题，涵盖生活各个方面；[6]Nostrand提出了一个文化清单，此后又不断修订，涵盖了六大类30小类的项目，并试图将文化现象与社会文化系统结合起来；[7]Pfister和Borzilleri提出的文化清单则包括五个大类19个小类。[8]这些成果为研究交际行为的分布提供了借鉴。

2、跨文化交际学促进的发展阶段

Hall开创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后，相关理论应运而生，使得预测、描写、解释交际行为和交际冲突成为可能。影响比较广泛的有Hall的情境文化分类、[9]Hofstede的价值观五维度理论[10][11]Kluckhohn和Strodtbeck的价值观导向理论。[1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Byram、Fantini、Samovar等人研究发现，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从知识层面、行为层面扩展到意识层面，从关注外在行为，渐渐深入到跨文化参与者的态度与意识，[13][14][15]这又对跨文化交际行为提供了新角度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提出合理的交际建议和对策。

(二)国内跨文化交际规约的研究

中国大陆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了跨文化交际学，外语教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成为研究主力。随着来华留学生的增多，汉语教学研究领域推出了基于汉外对比的文化分析模式。张占一提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的分类，[16]虽然受到质疑，但是开启了对汉文化背景中的交际行为的关注；孟子敏继而推出交际行为分类，分成语言交际文化和非语言交际文化两大类；[17]魏春木、卞觉非总结出114个文化项目，又将文化行为分成介入性文化行为和非介入性文化行为。[18]这些研究为我们进行交际行为分类和文化对比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三、国内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研究趋势

综观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当前研究还存在如下有待完善之处，也是未来研究的趋势。

第一，理论层面。由于跨文化交际学科起源于美国，因此大多数理论适用于美国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交际，中国国内进行的交际研究也常常不自觉地设定为“中西对比”，乃至“中美对比”，但很显然，世界文化的交流范围和复杂程度远远大于“中国+美国”的模式。例如，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绝大部分与美国文化距离甚远。因此，从世界文化范围内考虑，需要选择不同的理论，以进行不同文化间交际的预测、描写、解释、促进等。

第二，现实层面。与上一点相应，当前对中西交际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或者由于地缘关系，国内学界对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也有研究，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不仅现有理论的适用性尚不能确定，即便是最基础的交际规约与社会习俗的描写也相对缺乏，而这一层面正是与该文化成员进行交流时首先面对的问题。

第三，文化的共性与特色层面。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与当前的汉语国际推广、中华文化传播中，我们常常强调中华文化的特色之处，而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该特色往往基于上文提到的中西甚至中美对比，并不能直接推演到世界其他地区；二是中国人与中华文化并非孤立于其他民族与文化，“一带一路”上的交流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正是源自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拥有一定共核，具备交流的基础。因此，研究各国文化的交际规约，如何处理共性与特色、体现求同存异的原则，有待于进一步思考。

第四，研究视角层面。由于时代的不同，国内关于交际规约的研究一般是基于中国境内发生的、来华人员与中国人间的交际。当前的“一带一路”、汉语国际推广形势下，不仅是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来到中国，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人在其他文化环境下与该文化成员进行交际，因此还需要转换视角，并对所涉各种文化进行更细致的描写与解释。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交际规约研究的理论假设与研究指向

交际规约是跨文化交际障碍与冲突的直接触发场所，更可借此窥探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念的力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交际规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论假设：1、交际行为受规约限制，而并非无意识、无规律；2、交际规约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即使使用对方语言或第三方通用语言仍可能存在交际误解；3、掌握交际规约有助于预防和化解跨文化交际冲突、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理论假设1说明描写交际行为是有可能的，理论假设2说明解释交际行为是有必要的，理论假设3说明研究交际规约与社会习俗是有价值的。

通过对各国交际规约的研究，我们要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什么——各国有哪些正向和负向的规范和准则影响人际交流

该问题侧重于事实描写。根据前文提到的文化清单、交际文化分类等研究成果，按社交礼仪、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三大类对各国文化规约进行描写，每一类又分为若干二级层次。其中语言交际不涉及具体的语言要素分析，而是假定即使使用语言交流，仍然不能如同本族人一样准确地传情达意、甚至曲解，从而影响交际效果，探究其背后的影响因子体现在何处。

(二)为什么——这些交际规范和准则的根源在何处、为什么会影响中外交际

该问题侧重于理论分析和文化对比。透过纷繁的国别与地区文化，将复杂多样的交际规约扁平化，可将60多个国家主要分成四大类：穆斯林国家、东正教与基督教国家、汉字文化圈国家、佛教国家，分类总结并分析交际特征及其表层和深层文化根源，表层因素如交际风格、权力距离、性别观念、年龄观念、社会阶级等，深层因素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思维方式、自然特征等。并将这些因素与中国交际情况进行对比，总结共性与差异。可借助的理论包括Hall的情境文化分类理论、Hofstede的价值观五维度理论、Kluckhohn和Strodtbeck的价值观导向理论等。

(三)怎么办——在这些交际规约的影响下，如何预防和化解冲突、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该问题侧重于提出应用对策。根据各国不同的交际规约，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可以针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交际形式、不同交际阶段，预测不同交际对象可能出现的跨文化障碍，并提出跨文化交际总原则，以及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解决方案。可借助的理论包括Byram和Fantini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13][14]Bennett 等人的跨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型理论等。[19]

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交际规约的实施策略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交际规约，需要分“三步走”：第一，对各国交际规约进行摸底式的调查，并考察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和影响因素，做到“知彼”。这一过程需要梳理各国交际规约的具体表现，理清交际言语和行为的适宜与禁忌，从而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奠定直接基础。第二，与中国交际规约进行对比，特别是国人对本国文化习焉不察的方面，以便“知己”。在梳理交际规约的基础上，对比中外交际行为，总结差异与共性，并阐释根源，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提供理性参照。第三，在调查和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交际对策和建议，从而实现“百战不殆”。通过梳理和对比，可预测跨文化交际可能存在的冲突点，并提供解决策略，包括知识、技能、态度、意识等多层面，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扫清潜在障碍，并从根本上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由于涉及国家众多、文化类型多样、文化项目纷繁复杂，交际规约的研究决非一时之功，也不能仅靠一人之力，具体实施过程可以包括如下几种途径：一，设置专业团队，通过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和报刊、中国各驻外使馆网站、商务部和外交部等涉外机构网站、各国驻华使馆网站、旅游局网站等，辑取关于各国交际规约的有效材料。二，借助国家汉办志愿者及公派教师系统，发动沿线各国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合作机构的汉语教师，调查其驻在国的交际规约表现及自身遇到的跨文化交际问题。三，借助国内高校特别是承担政府奖学金生项目的单位，对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进行调查与访谈，了解其生源国文化情况与交际规约表现，及其自身在汉语学习、与中国人交往过程中出现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通过以上三种途径，搜集足够的信息并进行研究，可形成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借助技术手段，初步形成交际文化信息库，该信息库面向专业领域使用，如跨文化交际研究人员、赴外汉语教师及其他中资机构驻外人员培训机构等；二是以调查与访谈中搜集的真实交际案例为引导，编写细节丰富、可读性强的国别交际读本，面向各类普通涉外人员如驻外员工、旅行者、民间国际贸易从业者等；三是在信息整理与研究基础上，形成具备一定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跨文化交际规约调查及交际对策建议报告，为国家制定“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提供咨询服务。

六、结论与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意义重大的时代命题，需要举各方之力、共同研究探讨。沿线各国交际规约的研究是有效沟通的基础，涉及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这一层面的研究是重要而紧迫的。我们立足于“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汉语与文化推广事业，根据以上研究框架进行后期相关研究，将在细节层面助力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华文化传播，同时也有助于“一带一路”政策的“五通”跨越文化障碍。

[1]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EB/O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2] 关于孔子学院/课堂[EB/OL]. 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3] 张英.文化教学与文化推广——国际汉语教育可持续发展中的短板[J].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2014,(3):42-45.

[4] Hall, E.T. The Silent Language[M]. New York: Anchor Press.1959.

[5] Brooks, N. Culture-A new frontier[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971.1.

[6] Brooks, N. Language a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M].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0.

[7] Nostrand, H.L. Background data for the teaching of French[M]. Part A: La culture et la societe Francaises au XX Siecl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7.

[8] Pfister, G.G., and P. A. Borzilleri. Surface Cultural Concepts: A Design for the Evaluation of Cultural Materials in Textbooks[J]. Die Unterrichtspraxis, 1977.10.

[9] Hall, E.T. Beyond Culture[M].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10] Hofstede, G. National cultures in four dimension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1983.13.

[11]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 2nd Editio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2] Kluckhohn, F.K. & Strodtbeck, F.L.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M]. Evanston: Row, Peterson, 1961.

[13]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Cleve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14] Fantini, A. Comparisons: Towards the in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C]. In J.K. Phillips (eds.), Foreign Language Standards: Linking Research, Theories, and Practices. Lincolnwood, IL: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1999.

[15] Samovar, L.A. & Porter, R.E. & McDaniel E.R. & Roy, C.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8th Edition. Boston, MA: Wadsworth, 2012.

[16] 张占一.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3):15-32.

[17] 孟子敏.交际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1):95-110.

[18] 魏春木,卞觉非.基础汉语教学阶段文化导入内容初探[J].世界汉语教学，1992,(1):54-60.

[19] Bennett, J.M., M.J. Bennett and W. Allen.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C]. In R. M. Paige, D. L. Lange and Y. A. Yershova (Eds.), Culture as Core: Integrating Culture into the Language Curriculu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

责任编辑：周延云

A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of the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Zhang Lim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celerates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ly, and also sets new requirement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o study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conducive to resolving the intercultural conflicts.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we find that there are four aspects to be perfected, i.e. theory, reality, cultural gener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rules affect the communicationand how? What is its root? How do we prevent and resolve the conflict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pete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three steps in order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f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Firstly, to develop a database of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of the related countries. Secondly, to compose a readable detailed communication handbook. Thirdly, to produce an academic investigation report about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which can provide consultative servicefor government to make polices.

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l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2017-01-17

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跨文化问题研究”(13YJC740139)

张利满(1978- )，女, 辽宁朝阳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H0-05

A

1672-335X(2017)03-01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