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 虎 王 舫

(1.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2.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



感染的力量：“宝莱坞”海外传播对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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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2.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

以“宝莱坞”为首的印度电影，在继承印度历史文化传统的史诗叙事、戏剧舞蹈和幻想主义下，每年出产的电影数量和制造的电影票房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凭借着印度海外侨胞、宗教习俗、价值理念和语言文化的优势，加上印度政府文化外交的推动，艺术风格独树一帜的宝莱坞电影在南亚次大陆国家、中东穆斯林国家、欧美西方国家及太平洋岛国等海外各地得以广泛传播，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影响力，其文化软实力得以迅速提升。中印两国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上有着许多共同的优势与相似的境遇，因此，应主动学习与借鉴印度通过宝莱坞电影的海外传播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以文化外交为载体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

宝莱坞；电影；海外传播；文化

一、前言

宝莱坞是印度最著名的电影和电视的生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印度电影的代名词。印度电影实乃名副其实的大众艺术，即使仅占印度总人70%以上的农民也同样是印度电影主流群体。[1]“叙事精彩、故事好看、带有现实关怀的宝莱坞电影”*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宝莱坞指 1977 年在印度孟买西郊兴建的电影城，是印度最为著名和出品最多的制片基地，主要出品印地语电影，除此之外，还有泰米尔语、泰卢固语、 孟加拉语等方言电影，本文用宝莱坞来泛指印度主流商业电影。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艺术风格，深受世界各地的观众喜爱。3D电影几乎是好莱坞大制作商业电影的标配。*参见美国电影协会公布(MPAA)“2013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宝莱坞电影的这种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其在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是其他三个文明古国)，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文明国，它不仅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比如说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雕刻等)，而且对世界而言也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而宝莱坞电影便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与不会说话的养生瑜伽、美食咖喱相比，宝莱坞电影显得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让人沉醉于电影中美妙的故事情节。宝莱坞是主要影视基地之一，是构成庞大印度电影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宝莱坞电影的产量和票房始终处于世界前列。而在庞大的印度电影产业中，宝莱坞电影的发展最为成功,代表着当今印度电影的最高水平和整体形象。近年来，宝莱坞电影在海外地区的传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远播于亚洲、欧洲、美洲及大洋洲等海外地区，其对印度文化的“软实力”的提升作用值得人们思考。伴随国际社会的发育及国际政治的进步，约瑟夫·奈同志提出的软实力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软实力作为一种影响力，文化则自然成为其重中之重。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表达形式，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各国民众的普遍喜爱，它以动态影像的视听方式直观地展现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观众可以直接体验一个国家的独特的文化魅力。而这种体验是通过电影的人物和情节来实现的。这部电影可以将一个国家的文化渗透到叙事的情节中，通过观众的观看和喜爱以传输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软实力内容。此外，电影之所以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因为其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电影吸引了文学、绘画、音乐、摄影、舞蹈等多种艺术表现，以立体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更能被各国民众所普遍接受；第二，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其冲击的画面和趣味的故事代替了呆板的说教，得以对观众的价值观念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使其更易被内化为个人的内在品质；第三，电影对所表达的内容可以进行加工与处理，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百姓的家长里短，都能以制作方所期待的样子演绎出来，有利于塑造一个国家的美好形象。

娱乐有“释放”本质，但电影娱乐文化有一定的底线。在全球大众文化进程中，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电影已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或缺。电影素材基本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写照，能与观众产生共鸣，可改变人们的心态。基于大众角度，电影的最高目的纵然有满足浅层次的一种感官消费的一面，电影归根结底是一门艺术。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碰撞、交流越显活跃，文化表现形式向多元化趋势发展，但必须警惕的是，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在以开放的态度“张开双臂拥抱”的同时，更要认真防止那些改头换面、打着文化交流旗号，想“名正言顺”进入国内的颓废文化、色情文化，坚决堵住它们的侵袭、渗透，坚守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底线。秉承这样的价值观“既体现为大众文化最基本的审美和道德底线”[4][2]而且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乃至外交、经贸等各个领域都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也体现为大众文化必须维护的社会价值和公共意识。”[2]宝莱坞影片既要维护价值观上的普遍“正确性”，更要体现人道的自觉“担当”，体现人格、爱情、人性、友情之上的终极价值等等。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3]本文试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透视宝莱坞电影的海外传播，为我国的软实力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从而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的实现。

二、宝莱坞电影的“新生”背景分析

(一)宝莱坞电影“降生”时的“命名”缘由

印度人喜欢把“好莱坞”的英文翻译词“Hollywood”的首个字母“H”转变成为印度本国电影之城孟买的英文翻译词“Bombay”的字头“B”，因而把“好莱坞”(Hollywood)变成了“宝莱坞”(Bollywood)。其他比较著名的影视基地有托莱坞(Tollywood)、考莱坞(Kollywood)等南印度语基地。此外，“宝莱坞”(Bollywood)电影常被世人错误理解为所有的印度电影，事实上它代表的仅仅是部分的印度电影产业，俗称“印地语影院”。由于印度人最为普遍地使用的是印地语，所以印地语版本的电影在“宝莱坞”(Bollywood)电影市场中产量最大、票房也最高，吸引世界各地的电影工作者来宝莱坞发展。不同地区电影间也相互模仿，甚至同一部影片也常常以多语种版本形式发布。

(二)宝莱坞电影从“降生”走向“繁荣”的历史回顾

印度电影始于19世纪末。1986年，卢米埃尔兄弟携带其影片《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影片第一次到被誉为“宝莱坞”的孟买放映。紧接着，杰姆拉吉·弗拉姆吉·马登创立艾尔芬斯坦影片公司，该公司几乎垄断了当时印度的短片制作和生产。这些短片内容主要反映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自然风光等，产生了“视点”的不断变化，形成不同的景别，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印度歌舞特色的舞台剧和神话故事片等。《哈里什昌德拉国王》取材于印度家喻户晓的奇特、神秘的神话故事，深受印度当地观众欢迎和追捧。因而，这部电影的导演唐狄拉·戈温特·巴尔吉赢得了“印度电影之父”的赞誉。该片为印度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印度电影的表现形式、内容等带来了实质性的深远影响。伴随着此片的成功上映，孟买的一些资本家也开始投资拍摄电影，从此，印度故事片生产量逐年增加。1920年后，印度电影产业逐渐形成了以印地语为主的孟买、以孟加拉语为主的加尔各答、以泰米语为主的马德拉斯三大制片中心。其中，印度电影创作的大部分神话故事片等取材于《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或印度神话故事。

1930年，帝国影片公司导演阿德希尔·伊兰尼受国外有声电影制作的启发，制作了印度第一部有声影片《阿拉姆·阿拉》，影片内容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场景绚丽多彩，影片中穿插了十几段歌舞表演。此电影的成功上映使得此后印度电影中穿插歌舞成风。印度第二部有声电影《希林和富尔马特》插入17段歌舞表演，此后，歌舞类型电影逐渐在印度电影中蓬勃发展，并成为印度电影的一大特色。

1947年，伴随着印度独立，印度电影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48年S.S.瓦桑拍摄的《昌卓雷卡》穿插入宏大壮观、丰富多彩的歌舞场面。从此以后，歌舞片段在印度电影中的运用成为印度电影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随着印度电影的繁荣发展，电影中的主题歌被广为传唱，歌舞不再只是电影的一个点缀，也开始成为印度电影讲述故事的线索和讲述故事的媒介。

20世纪50年代，在歌舞片掀起印度电影大潮时，印度一些导演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一些新现实主义影片频频在国际上获奖。而进入60年代，印度电影业走入低迷期。80年代后，印度政府成立电影发展局，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新老导演合力为印度电影造势，同时亚非欧各大洲国家开始进口印度歌舞片。1992年，印度政府终止对进口影片的限制，“好莱坞”电影涌入印度电影市场，使得印度电影的发展受挫。90年代中期，在国外学习电影的年轻导演学成归国后，尝试改变传统歌舞片的模式。1988年，《海德巴拉的忧郁》《孟买的孩子》两部成本较低影片的上映为印度电影开启了新篇章。此后印度新电影在传承传统歌舞片运用歌舞元素的基础上，挖掘和发现印度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好莱坞的制作手法，融入印度特有的民族、宗教等文化，形成了“masala”宝莱坞电影。阿苏图什·格瓦瑞科《印度往事》、鲁帕丽·梅塔《伊耶夫妇》、善托什·斯万《阿育王》，以及《三傻大闹宝莱坞》等等引起了世界对宝莱坞电影的关注。至此，“宝莱坞”电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宝莱坞电影中融入的印度文化也在不断加强着印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

三、宝莱坞电影海外传播景况分析

诞生初期的宝莱坞电影，逃避现实生活，剧情雷同单一，基本只受到印度人的推崇。如今，宝莱坞电影在全球各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远播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等众多海外地区，获得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可以说。宝莱坞电影已成为印度最美丽的一张名片，散发出印度数千年文化的神奇魅力，也以自己喜欢的诉说方式向全世界讲述着不可思议的印度故事。

(一)流行于南亚、西亚及中亚

由于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以及彼此背后所承载的文化都很相近的缘故，宝莱坞电影在海外的巴基斯坦最为流行。尽管1965 年巴基斯坦就曾禁止引进印度电影，但盗版影碟和非法电缆等途径一直让宝莱坞电影在巴基斯坦保持存在2008年政策宽松后，越来越多的宝莱坞电影得以在巴基斯坦合法发行，人们通过有线电视等途径观看，宝莱坞电影占据着当地很大的影视市场。由于地域、文化和语言接近印度次大陆，这使得宝莱坞电影在阿富汗深受捧场。此外，一些“宝莱”明星的祖先或亲戚在阿富汗，甚至宝莱坞电影中涉及到阿富汗的许多情景本身也拍摄于阿富汗境内，比如《潇洒的我》《喀布尔快递》《以天为证》和《逃离塔利班》等影片。此外，宝莱坞电影在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也很流行，经常被当地观众观看。在西亚地区，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很喜欢观看宝莱坞电影。甚至世界上一些国家(尤其海湾国家)对印度影片常常以阿拉伯语配音发行。宝莱坞也开始通过有线电视的印度电影频道进军以色列。在中亚，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由于地理文化相近，宝莱坞电影也较为流行。

(二)传播于欧洲、大洋洲及北美

印度曾作为英国殖民地，这种文化联系使宝莱坞电影一直在欧洲多地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其中，不少的宝莱坞电影就是在英国当地取景拍摄的，许多影片如《花无百日红》等也是率先在伦敦上映。在英国的辐射下，宝莱坞电影也开始散播到法国、德国和荷兰等欧洲各国。宝莱坞电影也获得了俄罗斯广大青年的极大兴趣。众所周知，宝莱坞电影在前苏联和独联体国家非常流行，经常以俄语的形式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主要剧院放映。随后，宝莱坞与好莱坞展开竞争，在激励的竞争中它逐渐失去市场份额。俄罗斯电影市场几乎被好莱坞电影独占。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宝莱坞被列为仅次于好莱坞之后的票房大户。澳大利亚也有大量南亚国家的移民，宝莱坞通过在当地的取景与合拍电影，获得了该国很多亚裔群体的喜爱。2005 年出品于Yash Raj Film 公司的影片《日月相祝》，是第一部全程在澳大利亚拍摄的电影，票房与口碑皆佳，被称为宝莱坞最成功的影片之一。此外，在大洋洲的斐济和新几内亚等国，近些年宝莱坞电影也受欢迎起来。

宝莱坞电影在北美也较受欢迎，其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亚裔社区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高。据相关市场报告显示，宝莱坞电影通过音像制品、电影放映等渠道在美国境内获得了大约60 亿卢比的年度收入，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北部的主要城市，如温哥华、芝加哥、纽约、多伦多、洛杉矶在播放电影中播放了很多宝莱坞电影，这博得了当地观众的普遍喝彩。

(三)根植于南美、北非及东亚

客观地讲，宝莱坞电影在南美地区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受欢迎与追捧，但仍在当地民众之间拥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在圭亚那、加勒比的多巴哥等很多地方居住的大部分人属于印度人的后裔，所以“宝莱坞”电影在那里的市场一直比较稳定并呈上升的趋向。2006 年电影《幻影车神2》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拍摄成功。这是摄于巴西的第一部宝莱坞电影，它宣告宝莱坞电影正式进入巴西电影市场。现在，在一些非洲国家也逐渐开始看宝莱坞电影。在一些北部的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由于当地印度人的支持和穆斯林文化及舞蹈之间的相通性，宝莱坞电影在那里甚至还获得了不小的票房。在东亚的中日韩，印度电影曾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风靡一时，其中的电影音乐甚至在这些国家掀起过热浪。之后，由于政治意识的封闭和经济发展的进步，宝莱坞电影渐渐在这些国家降下温来。近年来，随着宝莱坞的电影制作水平日益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一些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影片如《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三傻大闹宝莱坞》正获得越来越多中日韩民众的喜欢。在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岛屿国家，由于印度裔群体的大量存在和伊斯兰文化的近似性，宝莱坞电影在这些地区一直拥有广泛的受众。

四、宝莱坞电影海外传播对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分析

文化软实力实质是影响力，而影响力的落脚点则是对他人思维、行为的影响，因此，受众人数多少、传播范围大小已成为直接观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特别是，近年来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等海外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宝莱坞电影受到了大量海外观众的喜爱，其文化软实力得到了迅速、极大的提升。借用美国威尔逊总统对好莱坞电影的评价可知，使用世界语言的电影，在多语言的放映中更加有助于美国的目标和计划的生动展示。具有百余年发展史的宝莱坞电影，一直也是印度文化外交中的一个强大工具，被誉为不是宣传部的宣传部。由此可见，宝莱坞的文化软实力效应，早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宣传手段与外交手段，它深深地植入了观众们的内心世界。当然，宝莱坞电影在海外传播的迅速扩大背后，也显现出一条鲜明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之路。

第一，宝莱坞电影立身于印度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念，将多元、包容的民主理念打造为自己扩展软实力的有效武器。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助于一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由于印度实行与多数西方国家相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欧美国家民众对它的价值认同度较高，这是有利于宝莱坞电影在海外进行文化传播的。与此同时，宝莱坞大力营造多元共存的文化氛围，凸出各国民众所普遍接受的政治价值理念。

第二，宝莱坞电影发扬轻物质享受、重精神追求的印度传统文化，强调梵我一如的精神境界。宝莱坞传播的价值观念虽是从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出发，但其中追求精神胜于物质的理念，完全契合了西方国家民众在后工业文明时代陷入的信仰危机与心理诉求。因此，印度文化对西方民众有着高度的认同与追寻的渴望，这也是以宝莱坞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得以向西方世界进行深入传播的基石。

第三，宝莱坞电影巧用自身英语的语言优势，直接打入西方国家和主流的世界市场。语言在当今世界的国际文化交流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英语是当今世界最主流的语言形式，它也成为了印度政治和文化精英联系世界的名片。历史上，印度曾被英国进行文化殖民，英语在当代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宝莱坞电影进行对外传播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经济投入，无疑也加大了印度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力度与频率，为宝莱坞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赢得了更多的机遇。

第四，宝莱坞电影大力依靠印度海外侨胞对当地民众与政府施加影响，促进印度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一方面，印侨是印度政府借助其在所在国获得的尊重和影响力来执行政策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海外印度人和印裔人口也是印度文化产品的重要消费群体。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印度海外侨胞对印度文化海外传播所贡献的力量远超过了海外华人。印度政府对与海外侨胞联系的工作高度重视，每年举办的印度侨民日持续地拉近着印侨与母国的联系，而双重国籍政策也成为其改革开放国家战略中的一个重大举措。由于印度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美各国拥有大量的侨胞，加上侨胞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普遍异常强烈，因而海外侨胞已成为印度宝莱坞文化向海外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

第五，宝莱坞电影形成并坚持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固守着本土及周边地区的观众市场。众所周知，宝莱坞电影虽然在数量上居全球第一，但在质量上可仍不能与好莱坞相提并论。然而，在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势进攻下，与其并不在同一个水平级别上的宝莱坞电影非但没被冲垮，反而市场份额逐年上升、观众群体不断扩大。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成就归功于宝莱坞形成并坚持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一方面，它迎合了本土及周边市场观众的喜好，巩固了受众群体的市场；另一方面，它也塑造了观众的口味，让他们逐渐自觉地远离其他影片的美味诱惑。

第六，宝莱坞电影借助了印度政府文化外交的推进东风，积极向海外地区推销文化产品。印度政府历来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独立早期即成立专管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并把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以文化为单独的内容的新型外交形式，[6]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得以被印度政府成立于1950 年，隶属于印度外交部，负责实施印度政府所有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近日，文化关系委员会与中国一些大学共建了瑜伽学院，这成为印度政府依靠文化外交推动文化软实力构建的又一大力证。通过互办文化年、设立海外文化中心、推销宝莱坞咖喱瑜伽等文化措施，印度政府大力开展着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文化外交，而宝莱坞电影的文化产品也乘着这个东风不断驶向全球化征程的远方。

五、结语

宝莱坞电影本身就是印度通俗文化的代表。它对印度文化的传播实在就是对文化软实力，尤其是对印度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的真实呈现。宝莱坞电影的这种作用绝对不容小觑。宝莱坞电影，既拉近了世界各国人民同印度文化的距离，又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未来，宝莱坞电影在印度文化产业中将继续发挥急先锋的作用，它将以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指引并影响着印度文化软实力的未来发展和进步。因此，宝莱坞电影既是印度所特有的人文遗产，也是它可以引以为豪的民族品牌，更是其扩大文化软实力的魅力使者。宝莱坞电影如今已成为印度最美丽的一张名片，向世人展示着其独特的本土文化和价值理念。同时，作为印度文化宝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宝莱坞电影也以一种简单的艺术表达形式向全世界传递与展示着精彩绝伦的印度文化。它不仅在印度本土及周边地区深得人心，也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等海外各地广泛传播，全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宝莱坞文化受众群体。在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及本民族文化挟制之后，宝莱坞电影仍能在当今世界取得巨大的传播成就，获得大量海内外观众的喜爱是极不容易的。宝莱坞电影的成功之路，是由其自身的政治理念、传统文化与英语基础共同铺垫出来的，更与自身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海外侨胞的支持和印度文化外交的推动分不开。在印度政府文化外交的推动下，宝莱坞正不断地推动自身的全球化进程以获得更大的海外吸引力和影响力，由此观之，宝莱坞电影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之路必将愈走愈宽。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权力的相互依存已成为国际关系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特征。它告诉我们，真正重塑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格局的决定性力量，已不再只是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而以文化、价值等为代表的软实力在其中正发挥着愈益重要的关键性作用。文化软实力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不同于传统权力的国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一种新的国家权力资源，在外交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这背后所体现的实质正是决定历史方向的人心向背。当前，积极推进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已成为一个时代的亟需与历史的潮流。而中印两国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上有着许多共同的优势与相似的境遇，因此，我们应主动学习与借鉴印度通过宝莱坞电影的海外传播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以文化外交为载体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让强大的硬实力以更有感染力的软实力形式释放出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有利的国际环境。

[1] (印度)米拉·坎达著.印度星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 尹鸿.“绿色票房”与文化自觉[N].人民日报，2014-09-05(24).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高 雪

The Power to Influence：Bollywood's Overseas Dissemination toImprove Its Cultural Soft Power

Bao Hu Wang Fang

(Marxism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Yunnan Province,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500, China)

Bollywood films inherit Ind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in India's epic narrative, drama dance and fantasy, and its production and movie box office have been among the world top. With India overseas nationals, religious practices, value concept and the advanta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Indian government promotes cultural diplomacy, and spreads Bollywood movies in the South Asia subcontinent, the Middle East Muslim countrie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to improve its cultural soft power.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China and India have many common advantages with similar situation; therefore,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India through overseas spread of Bollywood mov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promoting cultural diplomacy as the carrier of national culture soft power, boosting the confidence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zing the dream of 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

Bollywood; films; spread abroad; culture

2016-09-2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重大课题《回到马克思：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与反思》(13BSH002)阶段性成果

保虎(1982- )，男，云南富源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影视文化、乡村治理和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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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35X(2017)03-00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