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实际生活中代孕并没有真正消失过，并逐渐形成“地下产业链”，安全隐患巨大。多位相关领域专家表示，代孕争议的本质不是医疗、技术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我国现阶段确实不应该开放任何形式的代孕，但医疗原因的代孕应该得到充分的讨论。

持反对意见的理由主要在以下几点。

有专家认为，我国如果放开代孕，无法杜绝金钱交易，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代孕市场化，这是开“历史的倒车”。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郑雪倩说，代孕行为具有一系列的法律风险。例如，认定婴儿双亲身份存在困难。“究竟孕母为婴儿的母亲，还是生物学母亲才是婴儿的母亲？在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代孕母亲怀胎10月，难舍子女而引发的纠纷。”代孕还破坏了社会秩序。以代孕者的身体作为交易对象，不仅侵犯代孕者的人格尊严，也会降低孩子的社会评价，侵犯孩子的人格尊严。这就类似于人体器官买卖，虽然部分人有需求，但国家也不能随意放开政策，避免社会秩序被扰乱。

也有法律人士指出，在代孕过程中，委托方有可能中止协议，此时代孕者如果堕胎，则是对其身心的摧残；如果继续生育，则子女的利益难以保护。如果在代孕过程中发生各种问题，如代孕妈妈患上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疾病，代孕子女为残疾子女，代孕妈妈流产甚至是难产等情况，这些风险谁来评估？如何保护相关人员的权益？

对于医疗原因的代孕，部分专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生命伦理学专家邱仁宗认为，因为疾病造成不能生育，对于妇女和家庭都是极大的痛苦。医疗原因的代孕可以为因身体缺陷不能生子的妇女提供帮助，针对这一人群，如果可以合理实施代孕，将是一个福音。但也要在严格的监管下，禁止因病不能怀孕妇女及其家庭与代孕母亲之间进行金钱交易等。在允许开展代孕技术之前，先要制定符合科学和伦理学的且又可行的管理办法，制定一个针对具有适应证的妇女从开始申请代孕到接受手术再到手术后随访的规范性程序，制定代孕技术机构应有的资质条件和准入的程序要求。此外，还应设立代孕技术伦理委员会，审查代孕技术实施方案，包括代孕理由、代理母亲情况、风险-受益比、技术措施、知情同意、隐私保密、收费标准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平提出，对于因医疗原因的代孕，通过事前严格评估、合理约定、建立保障机制，保护代孕者、孩子、委托代孕夫妇各方的权益非常重要，而如何“约定”是最难的，需要在三方间寻找平衡点。代孕母亲的付出非常大，相当于一次器官捐献，只不过是一时性的，但是在怀孕期间有发生流产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要有效保障其合理权益。代孕者在孕期遭遇身心困难，也有可能要求毁约终止妊娠，委托代孕一方要有承担损失的能力。与此同时，也要强调对孩子权益的保障，如大于28周的可存活儿，就应约定不允许终止妊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