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良 赵 贇 曾超莲

(1.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2.德国波恩大学 法学院，德国 波恩 D53012)

更路簿的历史性研究
——基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

刘国良 赵 贇1曾超莲

(1.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2.德国波恩大学 法学院，德国 波恩 D53012)

近几年更路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然而在其研究方法上与其研究思路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客观上讲，更路簿的研究必然是建立在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研究更路簿本身所拥有的历史性价值。因此，这种历史性价值的研究目标决定了研究者首先在更路簿的分类上必然区分出两种脉络，即渔人更路簿和文人更路簿。因为两者所承载的历史性价值不同，前者所承载的是渔人的耕海历史性经验；而后者所承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国家疆域意识与海洋领土的祖宗所有权意识。其次是更路簿的研究方式必然要求对更路簿本身进行一种历史性解释。第三，对围绕着更路簿所形成的文献资料坚持以历史文献价值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我们对今天所留存的更路簿所形成的态度，即更路薄是一种历史性文化与生产生活的记录。而这种历史性文化、生产、生活恰好被本文理解为耕海性文化、耕海性生产与生活。通过对更路薄的历史性解读，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中华民族的耕海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西方地中海文明，中国对海洋的意识完全是建立在海洋疆土意识之上的，而与西方地中海的路桥通道意识截然相反的。

渔人更路薄；文人更路簿；历史性研究；祖宗所有权意识

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当中首先论述了何谓史的问题，在他看来，史首先建立在记述人类社会整体变迁的本体与其所表现的现象，这种本体与现象被梁启超先生称之为体相，而记述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本族本民族的社会变迁，而更应该包含其他民族及人类整体的社会变迁。这种强调本身一方面注定了梁启超先生所关注不是仅仅中国自己的社会变迁，而关注人类整体的社会变迁，显然其关注的视野宏大，即人类整体视野；另一方面注定了其所记述的对象具有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记述的存在注定了后续的方法论问题，即必须透过多元社会变迁的比较而发现其中的共性与个性，并梳理出未来发展的规律性轨迹。其次是探求社会变迁的体相的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包含着内因和外因，有直接原因有间接原因，有正向的直接关系，有负向的直接原因，而所有这些梁启超称之为为因果关系。第三是对史的关注目的，必须具备能够为现代的普通人的活动可资借鉴，[1](P900)即梁启超所说的资鉴，此乃史的机能主义。正如梁启超所言：“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2](P1)

从文化的视角看，文化本身的属性就是历史性，因此，对于文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性研究基础之上的。同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现到的渔人更路簿一样要从历史性文化的角度去探寻其内在的规律和产生的真正原因。因为在探究更路簿的目的不是为了仅仅说明、描述渔人的如何出海捕鱼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这些仅仅是对更路簿进行历史性研究的一种预演或者是一种预备阶段，即更路簿的历史性说明或描述阶段，而真要进行历史性研究必须在历史性说明阶段之后继续对更路薄进行历史性解释。这种历史性解释不仅仅包含着对更路薄的产生进行剖析其真正原因；同时，更要解析出究竟是何种因素推动、影响更路簿的演变和发展。在这个阶段才开始其解释性研究，其终极目标是求得真正的原因、求得蕴含于更路薄之中的真正的价值；而这种真正价值就体现在经验性价值与科学性价值。因此，对更路簿的历史性研究的方法体现在：

首先，如何完成更路薄的历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本人必须清楚的是，研究者本人究竟应该尝试着做些什么？研究者本人要确定所从事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者选择历史分析的方法其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讲，是指这项整体性智识活动的本体论或是研究者的范畴论，所以可以将这个问题称之为更路薄研究的历史本体论。

其次，研究者透过对更路薄所从事的整体性智识性活动将产生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所要关注的是这一系列的整体性智识活动对于更路薄的经验性价值和科学性价值的发掘上所具有的意义。这个问题从价值性的角度讲，就是该项研究是否具有实践性价值，即更路薄研究的历史价值论。

第三，是对更路薄所进行的历史性解释这个问题上，所关注的是对历史性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方法从概念角度予以界定，故这个问题又可以称之为研究方法的概念论。[3]这种概念论对于研究者本人来将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就像大海航道中的灯塔，指引研究者的所有整体性智识活动继续前进的方向，即更路薄研究的历史性解释。

第四是对更路薄的文献资料所进行的哲学性思考问题，这个问题既涉及到更路薄的历史性文献资料，也涉及到现实性的渔人耕海捕鱼资料。这里的哲学性思考问题所指向的是对更路薄的研究资料本身所蕴含的知识论、运用的概念和方法论等知识体系。由于更路薄文献资料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哲学问题，这种问题涉及到研究者本人所选用的知识论、运用的概念和方法的不同。如此，该问题所涉及的是更路薄文献价值决定论问题，即更路薄研究的历史文献价值论。

综上所述，更路薄的历史性研究既涉及到研究者本人的思维上，又涉及到研究路径和方法上，甚至最终由于更路薄的文献资料价值的不同决定了研究者所选取的知识论、运用概念和方法论的不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更路薄的历史性研究，绝对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渔人耕海性生产生活所完成的历史性记述和描述；相反，它融合了研究本体论、研究实践论、研究概念论和文献价值论于一身的综合性、多维度、系统性的智识性活动。同时从历史性研究的产生和发展的角度讲，历史性研究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变迁性和历史融合性特征。

一、更路薄研究的历史本体论

在更路薄研究过程中，我们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历史性航海本身，而更要关心的是整个民族的行动(action)，即我们所言的我国渔人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当中所从事的耕海性生产性活动。这种耕海性生产活动本身是那种基于自由的、且理性的渔人透过这种耕海性活动来表达其内在的想法和意志(will)，即在他们的祖宗海当中从事着海洋性领土的耕种。在这种海洋领土的耕种当中，既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对这片海洋所表现出来的祖宗观念，同时也蕴含着中华民族对这块海洋性领土所拥有的海洋领土所有权意识。因此，我们对于更路簿的研究的最终的目标，就是通过我们对更路薄本身所蕴含的祖宗海观念与海洋领土所有权意识相结合提炼出我中华民族海洋的祖宗所有权意识，期望以此来带动对整体中华民族的海洋文明、文化的发生或者发展研究。在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和发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情在其本质上是一样的。诸如《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4](P380)《周礼·夏官司马第四大司马》记载着：“制畿封国，以正邦国；……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5](P650)这些文人通过这些诗、书、史的方式，以辑录的手法来彰显国家疆域意识的产生与国家疆域的范围，辑录着国家海洋文明的诞生、传承和发展。显然，这种文人更路薄的辑录手法与渔人的更路薄在其表现手法上是不同的。

我们研究者对这些辑录的追问的目的显然是停留在我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对其所提出主张的动机上，我们的华夏祖先所要表达的显然是一种海疆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而言，我们华夏先祖们所提出这种主张显然是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心中所想所盼，是一种内在的意图或内在的意志，海疆意识的主张根据我们中华民族的内在意图或者内在意志所产生的能动性(agency)而发生，所以这种不是发生于外在的渔人耕海性活动的其他事物，相反它是完全蕴含在渔人耕海性活动本身的内部事实；恰恰是这种事实才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海疆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者对更路薄研究的核心点不仅停留在文人更路薄对海疆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所著的辑录；同时，我们还要借助于我们研究者透过文字对渔人的耕海性生产生活进行文理解释使得这种内在的推动事实-海疆意识，能够予以外显；后者仅仅是需要透过文字或者绘画图像及其他相关物资将该事件的发生予以描述予以说明，并告知人们在哪里什么时间真正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显然，前者是透过一种内在事实的解释最终让人们理解；而后者仅仅是透过一种描述、一种说明而完成向人们告知。但是，不管是说明还是解释都是基于两个事实即内在的原因事实和外在的发生事实，而没有运用其他规则进行评价和论证。显然这一点非常明确地区分出历史性解释、历史性说明与科学的本质区别。

二、更路薄研究的历史价值论

(一)祖宗海的祖宗观念性价值

客观意义上讲，从更路簿所记录、辑录出的内容非常直观的说明了我国渔民在征服南海和控制南海所表现出的智慧和能力。也正是从这种能力和智慧的角度上说，我国的海洋文明是一种农耕耕海文明，这种文明与西方地中海的路桥通道文明在文明程度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因为我们的农耕耕海文明是指代渔民在海洋中的各个岛礁礁盘下面发掘鱼类资源、并在岛礁礁盘之下从事养殖这些活动的一种农耕文明。而西方地中海海洋文明仅仅将海洋作为一种陆桥通道，[6]在海洋中仅仅从事的捕鱼和捡拾采集贝类琥珀，并没有从事养殖工作。在其海中金枪鱼、鳗鱼、鲸鱼的捕获仅仅是作为陆地资源减少的一种补充，并不成为与土地种植并行的海洋种植。

因此，早期海洋成其为资源则体现在海洋能够为链接各个陆地提供一种便捷的水上交通，这种交通在人类早期相对于陆路交通而言是便利、便捷和快速；另外一个在于海洋养育着众多的鱼、虾、贝类等，这类资源能够弥补陆地资源不足或者减少的损失。而对于这类资源的开发，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智力型条件；一个条件是工具性条件。前者体现在海洋意识、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整体掌控海洋能力；而后者体现在造船和驾船。在海洋掌控能力上，既表现在海洋航路的开发与利用，又有海洋航行危险危机的预防和控制。在今天我们说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那一定是告诉世人，我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掌控了整个南海，并且我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对南海的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了。我们今天的中国渔民往返于南海，尤其是南沙群岛的目的不是为了捕鱼，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回家，回到祖宗之地、祖宗之海。那里是中国渔民的祖先居住地，那里的水包容着我们的祖先，那里的鱼尤其是大鱼可能是我们祖先的化身，因此中国南海渔民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祖训，即到南海的南沙群岛不能吃那里的鱼，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只能吃小鱼，否则将受到祖宗的惩罚，要么是生病，要么是被巨浪吞噬。南海渔民祭祖的时间是不同于内地的清明，而是选择在每年的冬至，届时中国海南渔民尤其是以琼海潭门、文昌渔民为主的渔民会出海，其目的不是为了捕鱼，而是为了能够到南海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海域祭拜自己的先祖们，缅怀他们为开辟南海航路所作出的巨大奉献，为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宁以及南海航路安全所做的历史功绩。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南海航路的产生，南海航路的安全和维护是建立在海南历代渔民所做的奉献基础上，这种奉献既有海南渔民先祖所做的历史奉献，也有现代渔民所做的奉献。

(二)耕海性生产生活的历史经验性价值

更路薄作为航路开辟的历史性载体，这种载体根据其经验的不同来源又名《定罗经针位》、《西南沙更簿》、《顺风得利》、《注明东、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是海南渔民祖祖辈辈传抄的小册子，被誉为“中国南海航路开辟与航行宝典”。更路簿是千百年来中国先祖为开辟南海航路和维护南海航路而自发形成的，由中国海南渔民自编自用的南海航路开发、维护与航海针经，也是中华民族耕海智慧的集成者，不仅为我中华民族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和道路，也为世界人民的国际文化贸易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些均体现在更路簿的历史传承。在傅寅所著的《禹贡说断》中描述了在上古三皇五帝时期，我们华夏先祖就已经开始对海岛就已经明确界定了，诸如在《禹贡说断》卷一记载：“岛夷卉服，孔氏曰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唐孔氏曰海曲谓之岛卉服草服葛服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冀州云岛夷皮服。”同样还记载：“岛夷皮服，孔氏曰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唐孔氏曰岛是海中之山。九章算术所云海岛绝邈不可践量是也。”[7](P180)同样，在汉朝孔安国所著的传经唐朝的孔颖达注疏的《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一篇中记载：“岛夷皮服，海曲谓之岛，岛是海中之山，传云“海曲谓之岛”，谓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还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郑玄云：“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8](P630)

(三)更路簿的科学性价值

不管是渔人更路簿，还是文人更路簿其基本的功能就是传承中华海洋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其他海洋海盗文化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它是农耕文明的一种。

首先，通过文人更路簿和渔人更路簿，都可以证明我国商朝在夏朝的朦胧国家疆域意识的基础上，发展出王畿陆地疆土和四海兆域海洋疆土意识。并开始了对国家疆域进行细化，尝试着确定国家疆域的界限。在周朝之后，整个华夏大地上形成了华夷一体化的王畿陆地疆域观念，这种观念为中华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划分确定了陆地基础。随着王畿陆地疆域的确定后，西周同时也在开始拓展海洋疆土，即在继承夏朝和商朝的四海兆域海洋疆土意识的基础上，明确了四海兆域的海洋疆域的界限。从此，华夏海洋疆土在南部区域拓展至南海。这种富有四海的国家疆域意识，很显然是很明确的告知我们这种国家疆域包含着陆地疆土和海洋疆土。

其次，我国自从夏朝后荒即位以后，开始从事耕海性生产生活。诸如在《古本竹书纪年》的夏纪中记载：“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命九东狩于海，获大鸟。”《北堂书钞》卷八九礼仪部《纪年》曰：“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璧宾于河，狩于海，获大鱼。”《初学记》卷一三礼部上《纪年》曰：“后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东狩于海，获大鱼。后芒陟位，五十八年。”[9](P10)而这种耕海性生产、生活一直持续不间断地延续到今天。

第三，我国渔民自从商代以来，就已经开始逐步探索、利用天文定向、地文定位、季风和潮汐导航等技术。而恰恰是这些技术的应用证明了我国渔民有能力、有智慧的占有海洋，并且在几千年来一直占有和控制着整个海洋。并且在其占有和控制的过程中，也为南海、东海航行确立了技术法则，这些法则就是我们渔民一直遵守并有效执行的更时历法和针经更路的航程定位法，这两部法在过去的整个历史当中一直成为国际公认的法则。

三、更路薄研究的历史性解释

历史学家认为：自然的进程可以被适当地描述成为某种事件的时间性排序，显然这是历史性描述或说明的根本所在；但是历史解释却不尽然，历史解释不仅仅关涉到事件的时间进程，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行为的进程。这种行为进程不仅包含着外在举止的，更包含着推动举止的内在思想过程(process of thought)的组成，这种思想过程恰好是构成了历史性解释的核心要素，因为他们要从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出原因。[10](P215)因此，此时我们研究者通过对更路薄的耕海性生产生活的解读，其根本是透过在自己内心之中对这种思想过程进行重新思考来发现自己的心得体验。诸如，更路簿的本质属性，海洋生存经验之法的具体体现。苍茫的天空、闪亮的日月星辰、来去不可捉摸的风雨雷电，这一切似乎就在每一位泛舟于大海的人们身边，却又离人们那么远，充盈着无限的神秘。在神秘之中又蕴含着无数个自然之法。人类要想穿透这无限的神秘，认识到其中的法之内涵，只有从长期的生存实践观测起步，才能有望取得突破。中国古代先民们，在天象的观测与记录上表现出超群出众的才能与毅力。而在海洋之中对于天象的观测与留存上则体现出更大的智慧。由于海洋生活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可能像陆地上静静的观测并以文字将其所观测到的现象予以表述记录，此时他们只能讲其留存于脑海的记忆当中。每一种记忆都是深刻的，因为每一个记忆都蕴含着血泪。因此，更路簿的产生不仅仅是一种记忆，一种命名，更是一种经验积累。这些积累使之成为拥有一系列世界之最的天象记录——最早、最丰富、最为连续、最具准确性，成为世界天文历法史上独一无二的珍贵宝库。同时这种经验之法的历法者不是伏羲之王法，而是广大海洋渔民将伏羲式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王法与地理、海洋以至劳动人民的海洋生存经验都纳入到海洋实际的生存经验之中。[11](P1100)并且这种经验之法在海洋实际生存之中得到不断的完善的生活之法。所以说更路簿的功能不仅仅是表时间，更重要的功能是规范渔民在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生存、如何应用，而时间的表述只是海洋生存必备的一个工具。

显然，我们研究者最期望尝试着寻找出渔人耕海活动内心的真实思想过程或真实的想法或者是什么真实的原因推动他们决定这样做。显然，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要设身处地的情况来推动自己的思考。研究者对这个思想过程的重新思考的过程称之为思想的历史，所有的在思考者思考之前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事件，而对事件的思考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即都是历史学家们在心中对过去思想过程的重新思考，或者是是一种思考的重新再现。

四、更路薄研究的历史文献价值论

在现实的国际学术界存在一种理论，认为作为主权主张的关键性证据是以正式出版的国家地图为主要证据；[12](P27)而在地图的制作上普遍认为中国的地图制作晚于西方，甚至认为中国是典型的重陆轻海的国家。一方面这些观点建立在对我国的文化历史不理解的基础而成的，另外一方面是一种国际学术霸权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一种蔑视。在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东西方海洋文化在其理念层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的直接体现就是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着地理志与西方的地图直接的差异。[13](P141)中华民族对于海洋的记录都是通过国家地理志来实现的；在其实现的技术层面上看，国家地理志是由国家具有专业文学素养的文人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将海的地理位置、水文等客观状况进行简洁明了的方式进行语言性描述。从地理志描述性质而言，国家地理志的语言描述是国家性质的，是历史性传统的，是一种经验性、理性的方式。从地理志描述的目的而言，其同语言描述的方式一方面是为了将先前所产生的理念、意识和观念予以阐述并向世人告知，并期望传承于后世之人；另外一方面是将先前所积攒的经验性、理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予以文字性表述，以便于流传。通过对地理志的解读将会对读者在其认识上获取足够的历史性经验，同时文字的描述更使后人能够进行理性思考和追思仙人的伟大理念和功绩，并成为后世人的楷模，由此产生了以史为鉴的思考模式。最后，这种国家地理志对于海外之万邦所产生的效果体现在，强化中国国家疆域的文化自信心，同时也对起到了，教化万邦，其他邦国透过学习我的文字文化也就认同接受中国的国家经验、接受中国国家农耕文明，接受中国的国家疆域主张，遵守中国国家海洋疆土规则。因此，我国的国家地理志中的海洋绝对不是简单的一种标示，相反它更是中国国家为海洋制定的规则。显然，上述问题产生根源在于我们对历史文献的价值认识上产生的分歧。这种分歧必然要求我们今天的学者在研究更路簿问题上，一定要坚持更路簿文献资料的历史文献价值论。

结语

任何对更路薄所做的解释，其终极目标都是在当下对过去的、历史性的、已经发生的、并且也在一直持续性发生的活动首先经由描述或说明，进而通过对其内在的核心内涵进行重新思考而形成的思想，最终将所形成的思想带入到现实生活当下，期望以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诠释出一种真实的原因解释。并最终将这种连接着过去和现在的处境与两个不同思考这的思考完全呈现给他人进行比较以期望最终达到他人的理解。因此，在历史学家看来，过去的事情事件只不过是某个人在过去的某段时间里所做的思考过程，而今天多这个人的思考过程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展现的活动就是历史。历史学家们可以自己重新思考的所有想法，都是为了使他能给在过去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能够认识其整体的全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除了思想活动以外的所有事物都不能称之为历史。人类理性是历史学家唯一感兴趣的要素。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孟德斯鸠在解读国家与文化的差异问题上，显然是对国家和文化的本质性特征没有达到真正的认识。尽管孟德斯鸠认为气候与地理是造成国家和文化差异的一种原因。显然这种理解完全没有参照人类理性的思考路径去思考、去解释历史。显然，这种思考历史的方式其本质是完全是一种自然历史或者人类学。在这种研究当中，其关注的是自然因素，而非关注的制度(institution)因素，[10](P78-79;218)其最终的结论往往是人类理性作用的产生和发展完完全全是基于自然因素而产生的，即基于气候因素、地理环境因素而在自然的选择和淘汰当中产生和发展。同样，在自然历史学或人类学学家看来，任何一种文化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14]人类学或者自然历史学观点在文化的发展同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着关联性，但却不是完完全全地决定关系，相反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本质特征并非由环境因素所决定的。这种文化特征来源于人类主动的从环境获得的某种或某些启发；同样人的发展也不是完全的被动的受环境或者文化的影响，而是主动从环境或者文化当中获取某种启发。正是由于人类与环境，人与环境或文化之间的主动或者被动关系决定了他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即纯粹的自然人还是历史性人。显然，两类研究方法的差异就在与强调根源性(Emphasis in original)的不同。[15]

[1] 令狐德棻.周书·列传萧詧[M].北京：中华书局，1971(2014.8重印).犹借鉴，可资借鉴。“藉听众贤，则所闻自远；资鉴外物，故在瞩致明。周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四十，第900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3] Hempel，C.：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1942,(39):35-48.

[4] 王秀梅.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 徐正英，常佩雨.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 (英)简·麦金托什.探寻史前欧洲文明[M].刘衍钢、张元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 傅寅.禹贡说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8] (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 方诗铭，王修龄校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 Collingwood,R.G.：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11] (后晋)沈昫：后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谭广濂.从圆方到经纬:香港与华南历史地图藏珍[M].香港:中华书局,2010.

[13] 谭广濂.浅谈中国古代宇宙观与地图绘图史[C].从圆方到经纬:香港与华南历史地图藏珍[Z].香港:中华书局,2010.

[14] White M.：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 March 23, 1967:29.

[15] Dray W.：Law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责任编辑：鞠德峰

A Historical Research ofGenglubu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u Guoliang1Zhao Yun1Zeng Chaolian2

(1. School of Law, Hainan University, Heikou 570228, China; 2. School of Law, Bonn University, Bonn D53012, Germany)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fGenglubuhas been developing more and more prosperous, but there has been controversy in it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ideas.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research ofGenglubu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ontology,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its historical valu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target determines that researchers must first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Genglubu: fishermen'sGenglubuand scholars'Genglubu.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wo kinds ofGenglubuis distinct; the former record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fisherman in cultivating the sea, and the latter the territor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ancestor ownership consciousness of the marine territory. Secondly, the research methods require that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 made ofGenglubuitself. Thirdly,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literature derived fromGenglubuwith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value. Our attitude towards today's survivingGenglubuis determined by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i.e.Genglubuis the record of historical 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fe is just regarded as the 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cultivating the sea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Genglubu,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s cultivating sea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and contrary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road and bridge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China's awareness of the oceans is entirely based on the awareness of the maritime territories.

fishermen'sGenglubu; scholar'sGenglubu; historical study; the ancestor ownership consciousness

2016-12-02

中国法学会规划研究课题“南海海洋划界中的历史性证据体系研究”(CLS2015C64)阶段性成果

刘国良(1973- )，男，辽宁凤城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南方基地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法律哲学、犯罪学、法律史学研究.

D509

A

1672-335X(2017)02-0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