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敏 阎根齐 夏代云

(1.海南大学 法学院，2.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中心，海南 海口 570208)

论《更路簿》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王崇敏1阎根齐2夏代云2

(1.海南大学 法学院，2.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中心，海南 海口 570208)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诸岛生产作业和航海经验的总结及指南，记载了始发港、目的地、航线、海南渔民给南海诸岛的命名、地理、气象、海流等，包含内容极其丰富，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提供了的重要证据，经过四十多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更路簿》;研究;意义

南海是海南渔民的祖宗海，他们世世代代在南海诸岛捕鱼作业过程中，根据祖辈积累的丰富航海知识和实践经验，写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更路簿》，如今成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的重要证据，正如我国外交部网站所指出的“《更路簿》是中国人民明清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明。它是中国海南岛渔民在西沙和南沙群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积累了许多人航行实践经验的集体创作，它孕育于明代，后不断完善，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行至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海航向和航程。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海航向和航程。”[1]我国学者经过四十多年的调查、整理和研究，《更路簿》在南海维权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更路簿学也在悄然兴起。

一、《更路簿》的调查发现和认识过程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中使用的纸质航海指南手抄本，过去每艘船上至少需要一本，一般由船长出海时随身携带，用于指引航向。至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导航仪器的逐渐普及，渔民随弃之不用。1971年3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海南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在今三沙海域各群岛调查时发现了渔民使用的《更路簿》，并写进《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内部资料)中，首次提到“至今在琼海一带的渔民中，还流传着不少有关西南沙群岛的‘航行更路’的抄本”。[2]之后在1974年4月至5月间，广东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在西沙群岛进行田野调查，并著有《西沙文物》一书。首次报道海南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苏德柳的《水路簿》为1921年所抄，“用棉纸抄写，长二十二、宽十四厘米，对折双面，共四十七页八千余字。”[3]该书还说：“这是海南岛渔民往西沙群岛等地的航海针经书，对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历史很有价值”。[3](P11)从此，《更路簿》开始受到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关注。

1977年7月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等人，又在海南岛文昌、琼海一带调查时发现苏德柳《更路簿》、许洪福《更路簿》、郁玉清《定罗经针位》、陈永芹的《西南沙更簿》等共四本，后编辑在由他主编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4](P366-399)一书中。当时，韩振华先生已经提出：“根据海南渔民的叫法，一般都叫《更路簿》，同时，各种抄本的《更路簿》，都用《立××更路》之语来立书中的篇名的。譬如陈永芹抄本的《更路簿》，明确用《西南沙更路》的书名来命名。因此，我们认为叫《更路簿》比叫《水路簿》更为贴切些。”[4](P366)此后，《更路簿》便成为海南渔民这种航海指南的泛称，如王晓鹏先生说：之所以称《更路簿》“主要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更路簿》中，都有‘立××更路’来作为书中的篇名，所以，学界大多称其为《更路簿》。”[5]

1980—1982年，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组织了对南海诸岛地名普查和标准化工作，接着在1987年编辑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中，收集公布了十本《更路簿》，除上述收录的四本，又有林鸿锦《更路簿》、王国昌《顺风得利》、麦兴铳的《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的《东海、北海更流部》、蒙全洲口述《去西、南沙水路簿》(麦穗整理)及卢洪兰、李魁茂、彭正楷的《更路簿》共十二本，[6](P88-139)另有付宏光1935年绘制的《航海图》。之后，又有“柯家裕抄本《更路簿》、符树万《更路簿》、陈泽明《更路簿》、黄家礼抄本《驶船更流簿》”。[2]到周伟民、唐玲玲先生集大成的《南海天书》一书[7]出版时，已经收录《更路簿》共24本，据说，现在已调查出30余本。以后，随着调查的深入，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更路簿》发现。

如此众多的《更路簿》发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更路簿》的研究内容，扩大了《更路簿》的分布区域(以往都认为只有文昌和琼海的潭门镇有《更路簿》，在琼海的长坡镇，儋州市的海头镇等地也有《更路簿》)，也使人们对《更路簿》的价值意义，特别是在维护南海主权的证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更路簿》在维护南海主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南海自古属于中国的领海，也是海南渔民的祖宗海，千百年来，海南渔民以海为家，辛勤耕耘，在这片被称为最危险的海域生产作业，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书写了他们对南海诸岛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的铁的事实。

(一)《更路簿》的地名命名被国家作为标准地名采用。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四次对南海诸岛命名。其中，第一次是在1909年(清宣统元年四月)5月，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官兵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等三艘军舰视察西沙群岛岛屿15处，并测绘地图，一些岛礁名称至今仍被采用。这是我国官府第一次对西沙群岛的命名。1935年1月，民国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首次将南海诸岛分成四部分：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公布了南海诸岛132个岛礁名称。但这一次公布的地名最大的缺点是“其中大部分名称是从外国人擅自定名音译或意译而来”[6](P41)“更没有注意到我国渔民早已为南海诸岛多数岛礁定了名。”[6](P43)这里的“我国渔民”实际上就是指的海南渔民。

1947年12月，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和《南海诸岛位置略图》，有172个南海诸岛地名，其中有15个群体名称和157个实体名称，并把南沙群岛改称中沙群岛，团沙群岛改称南沙群岛。这一次仍然忽略了我国渔民早已对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

重视和采用我国渔民对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1983年4月，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的287个地名中，就有138个来自海南渔民的命名(其中西沙38个，南沙100个[6](P456))，又据刘南威先生最新统计，至2011年，在已经征集到的《更路簿》中有南海诸岛地名126处。[8]后来，刘南威等又将南海诸岛的土地名修正为121处。[9]另据郭振乾《南海诸岛的开发者》一文，有124处南海岛礁标准地名中可与渔民的俗名对应。[10](P153)也有人说“在南海诸岛的地名中，以海南方言记载的多达135个。”[11]实际上，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远不止这些，因为，一是北部湾的地名并没有列入，二是海南岛周边海域的地名也未统计在内，三是从南沙群岛到马六甲海峡等地的地名也未统计在内，四是《更路簿》的发现是动态的，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因此这些都是不确切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已经充分证明海南渔民为国家南海诸岛地名命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从上述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命名的时间点可以看出，每一次命名时都是在南海诸岛主权遭到侵犯时，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宣示。如1909年第一次公布地名时，东沙群岛正遭受着日本人的非法开采；1935年第二次公布地名时，正值1931年日军侵华后大肆侵占我国南海诸岛；1933年法国又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九小岛”；1947年公布地名时，正值日本战败投降，从1946年至1947年民国政府派兵接收南海诸岛后，迫切需要改正被外国人擅自非法的命名。至于1983年的命名更与南海诸岛的紧张局势有关。

(二)《更路簿》的地名命名被作为主权的有力证据。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南海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发现，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订，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在南海划线，声称属于自己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导致南海的局势日益紧张。1980年1月30日，我国外交部《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一文发表，其中第一次在政府外交文告中提及更路簿：“中国人民在发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之后，克服种种困难，陆续来到这两个群岛，辛勤开发经营。我国宋代的《梦粱录》，元代的《岛夷志略》，明代的《东西洋考》、《顺风相送》，清代的《指南正法》、《海国闻见录》以及历代渔民的《更路簿》等著作，记载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生产的情况和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及岛礁分布状况。这些著作不仅相继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千里石塘”、“万里石塘”、“长沙”、“千里长沙”、“万里长沙”等，而且给这两个群岛的各个岛、礁、沙、滩起了许多形象生动的名字。”[12]这是我国外交部首次在外交领域用海南渔民的《更路簿》证明南海自古属于中国的领土。

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公布后，遭到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峡两岸中国人的齐声反对，现在如一张废纸扔进了垃圾堆，但也给社科学者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在总共两千多页的材料中，仅渔民的证明材料就占500多页。虽然绝大多数材料都是编造和荒谬的，不值得一驳，但也不乏历史文献。同时，在该案中有两个重要阴谋：一是否定中国政府1947年划定的九段线，二是将南沙群岛的包括太平岛在内的所有岛礁都称为“礁”，而不是“岛”，以此来否定历史上中国一直拥有的南海主权。对《更路簿》的研究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价值和意义。

(三)《更路簿》记录了海南渔民的南海文明和文化的传播。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重陆地而轻视海洋，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边远地区和以海为生的渔民，其劳动成果和发明创造更不被历代官府所重视，所以，他们对南海的航海历史、航海技术、在南海诸岛创造的海洋文化和文明往往缺少写进正史。事实上，正是中国沿海渔民从近海到远海、从浅海到深海的不断探索，对海洋知识的不断积累，对南海诸岛的认识逐步加深，才使渔民的南海航线日益丰富，渔民捕鱼生产作业的海域日益扩大，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西沙和南沙群岛两大固定区域，因此，我们从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南渔民的航海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都是重合的，说明这条航线在形成和探索过程中，海南渔民曾做出过宝贵的贡献，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根据历年来的调查，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几乎每一个岛礁上，都有海南渔民留下的居住生活的文化遗产，如挖水井、植树、造田、建庙、造房屋、养殖等，仅在西沙群岛建筑的小石庙就有13座，[3](P8)“有的是明代建造的，大多数则是清代所建。……这一批明、清小庙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些岛屿是我国的领土。”[3](P9)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诸岛的生产开发和建设，播撒和传播了南海海洋文明，给无声无息的南海诸岛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也使这些岛礁刻上了海南渔民永久的标签。

三、研究《更路簿》的价值和意义

海南渔民存世的《更路簿》都是用纸质抄写而成，属于历史文献，从物质形态来说，又属于珍贵文物，从传统技术来说，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故2008年被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此，它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

调查、抢救、保护和利用的意义。有资料统计，海南在民国时期有100多万人以捕鱼为生，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极其珍贵和丰富的鱼类资源，至少从明代开始，他们就世世代代每年前往西沙和南沙群岛捕鱼作业。如今，驾驶过帆船的渔民和老船长，年龄最小的已有60多岁，年龄大者已有90多岁。他们一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航海经验、技术和海洋知识，一旦离去，他们不仅带走了南海的故事，也带走了《更路簿》的主人的释读，将会给隐藏在《更路簿》的文化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加上海南岛多雨潮湿，白蚁较多，保存在渔民家中的《更路簿》随时都有字墨不清、破损、虫蛀、残缺的可能，因此，迅速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海南渔民的调查、对《更路簿》的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2016年9月7日，海南大学因应这种形势的迫切需要，成立了“更路簿研究中心”，将充分利用海南岛独有的资源优势，把海南渔民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二)《更路簿》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更路簿》记载了明清时期的始发港(如文昌市的清澜港、琼海市的潭门港)、往返西沙河南群岛及各岛礁之间的航线、航向、航程，用渔民语言命名的岛礁、沙排、暗沙等名称，海浪、潮汐、海流、季风、气候、飞鸟、环境、水深、牵星、山屿等自然地理和历史故事等，涉及自然地理、历史、法律、文学、哲学等学科，故有人称为“是海南岛渔民往西沙群岛等地的航海针经书”，[13](P543)有称为“南海天书”，有人称为“南海的百科全书”，也有人称为它“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用文字表述的航海图”。[9]随着调查的深入、《更路簿》的更多发现和研究的深化，更多更大的价值和意义会不断增多。

(三)《更路簿》的科学和历史价值。地名是民族的文化符号，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每一个民族都会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根植在地名之中命名。中国人给南海诸岛的命名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标签，这是外国任何人也争不走的事实。《更路簿》的地名命名是用海南渔民的地方“俗语”命名的，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研究发现，“南海诸岛琼人俗名除有总称或联称地名外，还有表示珊瑚礁个体的单称地名，并以单称地名为主。所以把这两套地名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我国南海诸岛地名，是世界上关于南海诸岛最早而完整的地名系统。”[6](P534)

《更路簿》的地名命名有十多种，如将岛和沙洲称为“峙”，将暗沙称为“沙排”，将暗礁称为“线”、“门”、“孔”、“石”、“仔”，将环礁称为“圈”、“匡”或“筐”等，还有用岛礁的形状、具体位置、水道数目、数字、天干地支、历史传说故事等命名。“这些都来自海南渔民丰富的日常生活体验和细致观察，既形象又生动有趣。”[14](P419)将南海的水道形象地比喻为“门”，就被国家1983年公布的标准地名中采用，如西沙群岛的晋卿门等。

南海诸岛的这些岛礁命名绝大多数为海南渔民根据自己的生活观察所命名，也有一些吸收了古代传统的名称。如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苏德柳抄本《更路簿·立东海更路》第3条“自三峙下石塘，用艮坤寅申，三更半收。对西南。”[4](P370)第10条“自石塘上二圈，用乙辛辰戌，二更。”第11条“自石塘世江门出，上猫注，用甲庚，六更收。对东。”[4](P370)“石塘”指今永乐群岛，始见于宋朝的史书《宋会要辑稿》，[7](P285)但具体指今南海何处海域，宋代以来分歧不断，而《更路簿》不仅明确的记载在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而且《更路簿》的所有版本都格外一致。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之所以记载的合理科学，除了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之外，更重要的是稍有不准，就会船毁人亡，葬身大海。从各种本子的《更路簿》可知，比起福建一带的《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将航线距离精确到“×线”的程度。“线”是海南渔民在航海时用直径约1毫米的丝(布)线测量罗盘上指针两种干支之间的距离，“一线”等于3°，加几线就是加上多少度，在两个干支之间最多只能加四线，因为如果加五线的话，就到了另一干支的线。如苏成芬《更路簿》第3条“干豆和猫注，乙辛加二线，辰戌对。”第5条“由大圈至三圈，用乙辛兼一线卯酉对。”[7](P257)不仅如此，在福建一带的航海针经中，航程用“更”来表示航程距离，有“一更”至几“更”的记载，但还没有出现“半更”的记载。海南渔民的一更合10海里，在《更路簿》里，常常有“半更”、“一更半”、“二更半”等来表示，显示出航程的精确程度。海南渔民在航海时精确度的提高，不仅代表了航海技术的提高，也表明了他们对南海诸岛的熟悉程度。

(四)研究《更路簿》的产生和抄写时间的重要意义。《更路簿》由于是海南渔民的传抄秘本，一般都没有传抄人和抄写时间，有的甚至没有书名，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如果不知这本《更路簿》的抄写时间，就无法准确判断海南渔民何时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生产作业，何时给南海诸岛命名，何时开辟的这些航线，在为南海主权的证明方面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专家在这些年挖掘史料和研究中也取得了不菲的成果：首先，经过多年的研究专家已基本上产生共识，海南渔民《更路簿》产生在明代，虽然产生在明初、中、晚期还有争议。如“16世纪葡萄牙人称永兴岛为POXO。这是从琼人俗名‘吧注’音译过去的，可见，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至迟在明代就已形成。”[6](P534)

近几年，专家们对发现的《更路簿》的抄写时间开展了多方面研究，解决了版本的抄写年代，如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的《更路簿》成书在距今240多年前，王国昌的抄写于清同治以前，[15]苏德柳的抄写于1921年，[4](P267)吴淑茂的抄写于1930年左右[16](P161)等等，而且，专家还研究出了相互传抄的来源，如苏成芬的抄自同村的苏德柳的《更路簿》，海南省博物馆的佚名《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可能来自王国昌的抄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从清代中期到民国时期的版本都有，证明了从明代至民国的海南渔民持续不断地在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捕鱼生产作业。

综上所述，《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国专家学者对它的发现与研究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虽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研究领域有待扩展，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涉及的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海南与外省之间的合作、为国家海洋战略服务的意识都需要加强，相信不久的将来，《更路簿》研究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1] http://www.fmprc.gov.cn?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tyti/tl0648.htm.

[2] 张争胜,刘南威.《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的历史价值[J].南海学刊,2015，(3).

[3] 广东省博物馆.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R].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

[4]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5] 王晓鹏：南海针经书《更路簿》彭正楷本内容初探[J].齐鲁学刊，2015,(6):42.

[6]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我国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Z].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7.

[7] 周伟民、唐玲玲.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

[8] 刘南威.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属于中国的土地名依据[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

[9] 刘南威、张争胜.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土地名源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热带地理,2015,(2).

[10] 郭振乾,南海诸岛的开发者[A].海南暨南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周伟民、唐玲玲.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

[11] 秦晓华.南海诸岛礁名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意义[J].南海学刊，2016,(1):46.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0年第01期.

[13] 何纪生.《水路簿》初探[A].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论文选[C].

[14] 阎根齐.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综述[A].王崇敏主编.南海海洋文化研究[C].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 曾昭璇,曾宪珊.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1):86.

[16] 夏代云.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鞠德峰

On the Research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GenglubuStudies

Wang Chongmin1Yan Genqi2Xia Daiyun2

(1. Law School,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2. Social Science Center,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Genglubuwas a summary and guide of Hainan fishermen's working and produc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and sailing experience, which records the ports of departure, destinations, routes, Hainan fishermen's naming of the islands 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geography, weather, ocean currents, etc.Genglubuis rich in content, which is the important evidence of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ver South China Sea. There have been many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Genglubuin the last forty years.

Genglubu; studies; significance

2016-12-2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南海岛礁所涉重大现实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6ZDA073)阶段性成果

王崇敏(1965- )，男，湖北十堰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法、商法和南海法律问题研究。

K928.6

A

1672-335X(2017)02-004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