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睿明

意大利人利玛窦在1584年的一封信中讲，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知识体系，其发达程度并不次于西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现代启示》旨在说明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科学技术文化传统，新的自然观将是东西两种传统的综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璧认为，中国科学文化传统对于新科学范式的建立会有某种启迪。生成论的自然观、比类互补的逻辑推理和模型化的理论构造，可望对未来科学有所补益。在自然观方面，虽然构成论使现代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基于构成论的思维方式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早在195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就主张在粒子物理学研究中放弃构成论而采用生成论，尽管当今的大多数物理学家仍然沉迷在构成论的迷雾之中，但从构成论向生成论转变的趋势已成定局。在逻辑推理方面，虽然形式逻辑体系作为科学推理的基础迄今还没有发生动摇，但科学理论中的诸多悖论无疑表明了其局限性。以归纳法和演绎法为支柱的逻辑体系只包含了从特殊到普遍和从普遍到特殊的推理，需要补充从特殊到特殊和从普遍到普遍的推理，中国传统科学所普遍使用的类比推理和互补推理恰好能弥补形式逻辑的这种缺失。在理论构造方面，虽然公理化一直作为众多科学家追求的目标，但美国数学家哥德尔（Kurt G?del，1906—1978）的不完全定理实际上已摧毁了这一理想，模型化重新成为理论建构的主要方法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文化价值的精髓是“和谐理念”和“中庸之道”，它既是伦理价值也是一种方法论。作为伦理价值它强调和谐，作为方法论它避免极端。当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困境要求科学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科学史家萨顿早就发出“科学必须人性化”的呼吁。李约瑟认为，“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上挽救我们”。如果说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有其现代性的一面，那么中国伦理价值科学化就是必要的，给科学注入价值，以使科学精神和道德理想结合起来。

在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科学技术文化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产生过深远影响。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许多重大科技发现和发明的发祥地，在许多学科和工程技术领域都取得过杰出成就。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指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如此”。“在近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曾保持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那时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这些发明和发现都推动了世界科技文明的进步，对世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16世纪以后，欧洲诞生了近代科学，中国的文明却没有能够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

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统计，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迄至15世纪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只是在后来，中国科技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发生停滞而远远落后了，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取得是与中华科学技术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传统、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取向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现代启示》梳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独特历史道路，对其独特的观念、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给以现代的科学阐释，揭示出它们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具有的启迪和借鉴意义，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