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罗尔事件如今已渐渐平息，但罗尔事件揭示的网络募捐存在的问题不会马上解决。罗尔事件本身的“退热”，有助于我们将关注点从罗尔个人身上转移到对网络慈善的拷问。罗尔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网络募捐困境的一次典型呈现。我们希望罗尔本人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我们更需要直面网络慈善一直以来就隐藏着的问题。

个人慈善半径非常有限

什么叫做“慈善”，我们先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人（或群体）在义务之外给另一个需要救助的个人（或群体）提供物质救济，这便是慈善。也就是说，慈善有其基本的构成要件：一、有人需要救助；二、有人给予救济；三、这个救济并非基于义务，如儿女赡养父母，乃是义务，而非慈善。

慈善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类“物伤其类”的同情心，用孟子的话来说，人皆有恻隐之心。当我们看到同胞陷入困境，我们会难过，想施以援手，这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构成了人们致力于慈善的原始动力。因此，慈善内在于人类文明之中，内在于我们的人心之中。

慈善可以很简单，我们平日在路边看到乞讨的老人，会施舍几块钱，这也是慈善。应该说，最早的慈善形式必定是简单的，就如南宋时杭州的富商，每到寒冬时节，都会派亲信暗中探访街坊中哪户人家生活困顿，饥寒交迫，然后在夜里，悄悄在这些穷人家的门缝中塞入碎银，赈济他们。

这种简单的慈善方式，好处是“精准”“一对一”，或者“一对多”，救济金能够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迫切需要救济的人手里。不足之处是救济半径非常有限，只有少数人有幸获得救助。我们姑且将这样的慈善方式命名为“A模式”。深圳罗尔的朋友、同事给他捐款，也属于“A模式”。

庞大组织的缺陷

为克服救济半径过短的不足，人类社会很早又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慈善方式——组织性慈善，由一个公益组织来实施救济金的募集与发放。通过组织的网络，可以将更多分散的慈善资源集中起来，然后发放给更多需要救助的人。从而实现了慈善半径的扩展。

但是，由于在传统社会，慈善组织能募集到的善款毕竟有限，而且，对于接受救济的人的甄别也需要成本，因此，组织性慈善一开始总是产自于熟人社会，在西方中世纪，通常由教会充当慈善组织；在中国古代，则往往由宗族负责共同体内部的慈善救济。因为在熟人社会，可以省去了甄别受接济者的麻烦，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人，谁家真的遭遇到什么困难，熟人都会知道，不用太担心有人伪造困难骗取善款。

换言之，组织性慈善在开始的时候，救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通常局限于熟人网络之内。我们不妨将这一慈善方式叫做“B模式”，跟“A模式”区别开来。

之后，随着现代通信、交通与金融技术的诞生，人类社会构建社会组织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发达，一些社会组织可以越做越大，于是出现了全国性的慈善机构，比如“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的慈善组织，比如“无国界医生”；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公益基金会等等。这是慈善“B模式”的升级版，且称之为“B+模式”吧。

这类庞大的慈善组织，具有完备的组织构架、专业的工作人员、巨大的动员能力，超越种族、文化、地域乃至国界的慈善网络。借助发达的慈善组织这一中介，人们突破了过去“一对一”“一对多”的简单慈善形式，实现了慈善救济的“多对多”，将慈善行为扩展至几乎没有边界的陌生人世界。

这是人类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性变迁之一。简单地说，当人类社会产生了发达的慈善组织之后，我们如果要资助一名某个山区的贫困儿童，我们根本不需要亲自去寻找需要救助的对象，也用不着亲自对救助对象的情况进行甄别，我们只需要将钱捐给某个慈善机构就行了，余下的事情，由慈善机构的专业人士来完成。慈善也因此变得非常简单，举手之劳而已。

但是，这一依赖庞大组织进行的慈善，也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我们捐出一笔钱，却不知道这笔钱最后会送到哪一位受益人手里，我们只是给一个抽象的群体，比如“贫困山区”“非洲儿童”“白血病患者”捐献爱心，至于我们的爱心，能不能顺利地传递到受益人那里，全赖作为中介的慈善组织自身的信誉、效率与廉洁度。

而对于慈善组织而言，不管是募集善款，还是甄别救济对象、发放善款，都会产生成本，而且有时候这个成本还不低，因此，慈善机构的通例是要抽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以维持组织自身的运转。换句话说，我们捐给慈善机构的每一笔钱，都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转交给受救济人，其中有一定比例，是要抽出来作为慈善机构的管理经费的。这是任何一个大型慈善组织都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有时候，我们还得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当一个慈善机构存在冗员、效率低下的问题，甚至发生腐败时，我们捐出去的钱，很可能便打了水漂。

网络慈善无人担责

直至网络慈善的出现。网络慈善从形式上回归到“A模式”，即没有中间环节的“一对一”。我们通过众筹或者其他网络平台，就可以将善款直接打到募捐人的个人账号。同时，借助互联网，募捐的信息突破了物理传播的限制，从而实现了慈善半径的最大化，即使是远在天边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即时看到深圳罗尔的文章，了解到他女儿得了重病需要赈济的信息，然后通过互联网平台给他捐款——给罗尔文章打赏实际上也是一种捐款，而不需要借助任何慈善机构作为中介。

严格地说，网络慈善的特点不是直接的“一对一”，而是直接的“多对一”。这是“A模式”的升级版，是“A+模式”。

“A+模式”的网络慈善具有传统“A模式”的优点：精准，没有中间环节，不打折扣；同时，“A+模式”也克服了“A模式”慈善半径过短的短板，拥有“B+模式”的优势：慈善半径可以无限延长，能够将无数分散的善款通过互联网技术集中到受益人手里。

但是，罗尔事件的发生，却暴露了“A+模式”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那就是，通过互联网联结起来的募捐—捐款关系，实际上就是发生在陌生人社会的慈善。网络不过是拉近了信息传播的距离，并没有、也不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即时阅读到罗尔的文章，第一时间给他打赏，但你不可能从千里之外飞到深圳调查罗尔的真实情况。你对罗尔真实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只是靠罗尔本人的叙述。那么罗尔自己的叙述有没有夸大或掩饰某些信息呢？你不可能马上知道。

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的慈善，离不开一道甄别的程序。“B+模式”是如此，“A+模式”也必须如此。但是，由于网络慈善的弥散性，甄别更为困难，或者干脆说，在互联网慈善中，根本就没有人担起甄别的责任。

罗尔网络募捐的最大问题，不是他有多少套房，而是他在文章中有意无意不提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意无意掩饰了女儿治疗费用可以大比例报销的事实，给打赏他文章的一种误导。这个问题，我相信不仅仅存在于罗尔事件中。事实上，网络诈捐的新闻时有所闻。

相对而言，“A模式”存在诈捐的可能性是最少的，因为熟人社会中诈捐的成本非常大；而“A+模式”的诈捐机会是最大的，因为在网络上甄别信息真伪的成本非常大。我不愿意说罗尔是诈捐，但由于罗尔事件的影响之大，已构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也确实暴露了互联网慈善存在的最大问题：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真伪莫辨。

不能不承认，网络信息的真伪莫辨，正是对慈善“A+模式”的最大挑战。我曾经说过，“人们的善心可以被愚弄一次、两次，但被愚弄多了，这份善心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自我保护的硬壳，不再轻易被感动，不再轻易相信别人。当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类似的网络慈善募捐时，如同条件反射一般生出不信任的心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并非我危言耸听，一份调查显示：“网络募捐事件的真实性与善款运行的透明性，是影响网友进行捐赠的两大因素。在受访者当中，21%的人表示会响应网络募捐；而50%的受访者表示，需要视网络募捐事件的真实程度决定捐赠与否。”如果网络诈捐的新闻再爆发几件，愿意响应网络募捐的比例可能还会越来越低。

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否定网络慈善。网络慈善扩展了慈善形式的丰富性，突破了陌生人慈善几乎被机构垄断的旧格局，为我们表达善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更为无数陷入困境的人带来了雪中送炭的希望。但是，如何保证网络募捐的真实性还是一道找不到终极解决方案的大难题。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还会看到许多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出的真伪莫辨的求助信息，继续纠结于要不要给予捐赠。

面对后罗尔时代的网络慈善，我们只能“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