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玉



诗与城：玛丽安·摩尔的纽约叙事

刘秀玉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美国现代文学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家、作品与城市的关系成为美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命题。美国现代主义女诗人玛丽安·摩尔一生中创作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纽约诗作，文章将其划分为具有不同叙事倚重的三个阶段：① 积极寻求都市身份定位的早期叙事；② 充分展现现代审美多元性的中期叙事；③ 与城市精神融为一体的晚期叙事。摩尔的纽约叙事既是创作者个体城市经验的凝练与升华，也寄寓了一个时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理想，丰盈和拓展了美国城市文学的表达空间，同时也为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参考 范例。

玛丽安·摩尔；纽约叙事；身份认同；城市精神

城市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承载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城市文学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彰显着城市的特质与品格。美国现代文学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家、作品与城市的关系成为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命题。陈晓明认为，“城市文学承载着新兴的文学观念、生活经验以及新的美学范式进入文学场域，它令人兴奋、激动和不安。”[1]在美国诗歌史上，虽然19世纪的沃尔特·惠特曼、艾米丽·迪金森等诗人为早期美国诗歌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诗歌真正的成熟期却是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力的城市诗人，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希尔达·杜利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T. 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玛丽安·摩尔等。其中，玛丽安·摩尔被公认为美国现代文学的一位重要的女性领军人物，当时远在欧洲的庞德主动提出为她出版诗集，因为她的诗让庞德“眼前一亮”[2](155)，艾略特称赞她的诗有“极高的形式感”和“拉丁语的庄严”[3](70)。她与史蒂文斯是一生的挚友，她还扶植过另一位现代主义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在1935《诗选》前言中，艾略特写道：“她的诗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小部分可以留存于世的诗歌的组成部分——其中,富有独创精神的敏锐、机警的智慧和深沉的情感一直维系着英语语言的生命力。”[4](12)摩尔一生创作了大量以城市为表现客体的诗歌，在世时便有多部诗集、评论和译作出版，1952年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她的诗歌以语言精准、刻画细致入微、观察敏锐著称，内容多呈示城市不同的生活样态，表达对城市生活的思考，表现人物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等主题。

摩尔还是一位纽约诗人，她的纽约叙事既是创作者个体城市经验的凝练与升华，也寄寓了一个时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理想，丰盈和拓展了美国城市文学的表达空间。从1918年搬到纽约后，她在这里工作、生活了50余年，从青年时期初到纽约，到后来工作、生活于此，直至终老。她广泛深入纽约大都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创作出许多与这座城市相关的诗歌，我们不妨称之为“纽约诗”。“纽约诗”在其作品中占有特殊位置，呈露出诗人对纽约城的复杂而真挚的情感。“纽约诗”中所呈现的带有摩尔个性的纽约的人、事、物及其故事——纽约叙事，也因此散发着独特的艺术个性。针对摩尔“纽约诗”不同创作时期所表现的内容，文章将其划分为具有不同叙事倚重的三个阶段：积极寻求都市身份定位的早期叙事；充分展现现代审美多元性的中期叙事；获得身份认同后的晚期都市叙事。摩尔的纽约叙事与她对纽约城市的情感线索互为表里，由浅及深，而贯穿其中的，是诗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热情呼应，以及对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理想的恒常信念。

一、早期纽约叙事：都市身份建构的诉求

摩尔的早期纽约诗既是个人在大都市寻求身份定位的求索，也是时代压力下诗歌谋求现代转型的缩影。玛丽安·摩尔开始创作的时候，正是美国工业社会重要的转型期，美好的理想主义逐渐被急剧变化的社会销蚀，传统诗歌正在向现代主义过渡。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比奇曾用“黑暗时代”形容1880—1910年的美国诗坛[5](7)。摩尔早期创作的两首纽约诗《你是尼尼微城吗？》()和《码头老鼠》()，是诗人对纽约城初步考察和体验的结果，也是诗人决心走向美国现代主义文学舞台的告 白[6](103, 137)①。在这两首诗中，纽约无论作为一个空间叙事载体，还是诗人的个体经验，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现代气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正在经历工业化转型的阵痛，以纽约为代表的典型的都市文化初具规模，对城市的想象和认知已经进入文学语境。摩尔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度过的。摩尔1887年生于密苏里州的柯克伍德城，父亲是位机械工程师和发明家，在她出生前因工作遇挫精神失常，摩尔从未见过父亲，曾长期与母亲和哥哥住在外祖父家。受家庭宗教氛围影响，摩尔笃信基督教。1906年，摩尔进入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学习，四年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摩尔从大学时代开始诗歌创作，在1908年写给家人的信中，她说：“写作是我在乎的全部，或者说是我最在乎的事情。”[7]大学毕业后，摩尔做过一段时间教师，同时坚持写作。1915年，一次纽约之行中，摩尔在曼哈顿著名的“291画廊”结识了当时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年轻的诗人意识到，如果想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所作为，她应该融入繁荣的纽约文学圈，这一想法改变了她的写作生涯。

1916年创作的《你是尼尼微城吗？》，是摩尔关于纽约的第一首诗。诗中引用《圣经》先知约拿和尼尼威城的典故，将纽约比作尼尼威城，而诗人自比约拿，思考个人面临的冲突与困惑。1916年，摩尔与母亲搬到新泽西州的查塔姆，其间经常往返纽约，深受纽约喧嚣的大都会生活感染，创作了《你是尼尼微城吗？》。根据诗中描述，“我，站在水族馆旁，凝望自由女神像”，以及众多“光怪陆离的鱼儿”，诗人应该是在当时位于炮台公园的纽约水族馆附近，面对不远处的自由女神像。约拿和尼尼威城的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中的《约拿书》，上帝差遣约拿去尼尼威城，告诫尼尼威人悔改以免遭毁灭。出于家族恩怨，约拿憎恶尼尼威，所以他先是抗拒任务，不惜葬身鱼腹，后来经过反复犹疑，还是完成上帝旨意，使尼尼威城得到赦免。身为虔诚的基督徒，摩尔谙熟《圣经》，她本能地借用约拿和尼尼威的故事，联想自己与纽约城的关系，“这里是尼尼威城吗？而你，是约拿吗？”诗人将约拿视作女性和诗人的化身，同时从广义视角来质疑承担义务与个人选择的关系 ，“以自由为名的内心波澜岂能全部禁止？”1916年，诗人已近而立之年，单身的她与母亲借住在新泽西，今后的人生何去何从，想来诗人内心应该是焦虑与困惑并存，“内心波澜”的一部分大约与此有关。早在1905年第一次来曼哈顿时，摩尔就喜欢上这里，她曾激动地说：“在纽约，我像月桂树一样茂盛。”[8](57)可是，当真正决定在这个充满机会与挑战的城市定居，对于已不再年少的诗人来说，还是会有一番权衡。不过，诗歌结尾处自由女神像的远景似乎已经暗示出，诗人对纽约的好奇与好感，预示她最终遵从内心呼唤，走进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纽约。仿佛得到上帝警示的尼尼威城，诗人对纽约也充满不可名状的困惑和疑虑，“为何如此荒凉？”“是什么让你厌恶？”这样的问题，当时的诗人恐怕还无法回答。

摩尔的第二首纽约诗《码头老鼠》创作于1919年。在这首诗中，诗人对纽约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入，对纽约港所代表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文化特质赞赏有加，同时也明确了在纽约定居、追求文学艺术的人生目标。1918年，出于对写作事业和现代艺术的追求，摩尔与母亲搬到波西米亚氛围浓烈的曼哈顿格林威治村。格林威治村是当时纽约先锋文化艺术的中心，聚集了一批现代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摩尔爱好广泛，喜欢交游，很快结识了包括庞德、艾略特、杜立特、史蒂文斯等人。浓郁的文艺气息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欲，创作也是她摆脱狭隘生活的一种途径。这段时间，她的作品发表在《自我主义者》《小评论》《日晷》等小型现代文学杂志上②。1918年，庞德读了摩尔在《自我主义者》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后，便为《小评论》向摩尔索求作品，“你能否与《小评论》合作，任何形式都可以？……无论如何，我都乐见你的诗歌（或者评论，如果有）在这个杂志发表”[2](155)。也是从庞德那里，摩尔学到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些创作原则，比如使用最佳词汇，表达自然、精确，这些成为她今后创作的重要特征。

在《码头老鼠》中，摩尔已经能够比较流畅地使用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她用象征手法，借“老鼠”指代生活在纽约的小心翼翼的手工艺者和敏锐的观察家，当然也包括诗人自己。摩尔运用娴熟的韵律和节奏，用惠特曼式的风格描绘纽约港航运的繁忙景象：各式各样的四桅船，“像战舰一样”的班船，来回游弋的拖船，汽艇“好似河上新铸的箭”，螺旋桨、汽笛声，“多么赏心悦目”！同时，港口与河流构成一个和谐的生态园，河流像被“世界上最好的船舶切割出来的一片海”，岸边有“苹果和干草的芳香”，混杂着花香和海水的咸腥，偶尔还会有来自巴西的马尾鹦鹉欢腾雀跃，攀援的猴子、码头上的猫、甲板上的狗。诗人用这些自然意象活化出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缩影，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纽约城市的喜爱之情。在诗人眼中，港口将“家”和“航行”两个概念融为一体，纽约是个“安家的好地方”，住在这里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因为“对于习惯它的人，航行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此刻，诗人在纽约已经生活了一年多，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你是尼尼威城吗？》中的疑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欣喜愉悦，以及对选择定居在这里的释然和笃定心态。

作为一种独立的空间，城市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先进文明的生存方式。在当时的语境中，纽约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人，昭示着崭新的审美取向。摩尔和一大批被纽约所吸引的年轻艺术家一道，倾倒于自由女神的诱惑。出于这样的追随心理，加之诗人在纽约的生活经验和阅历尚不深入，摩尔早期诗歌中的纽约叙事还稍显稚嫩，不够丰盈，但已刻下明显的摩尔风格，后来个性鲜明的摩尔式的纽约叙事已初见端倪。纽约城作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具有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既可以给她带来内心的安定，也提供了追求事业发展的机会，所以她赋予这座城市“家”和“远航”的双重意象。尽管如此，此时诗人依然更多地以观察者的身份面对这座城市，她与城市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流于印象化的。

二、中期纽约叙事：现代审美的多元呈现

在摩尔的中期纽约叙事中，现代文明自身冲突的话题得到充分展现，纽约的城市意象逐渐变得立体、多维、丰满起来，成为有棱有角、有喜有忧的客体，但是摩尔的纽约叙事范式主体依然是明快的、积极向上的。从1921年开始，摩尔在格林威治村附近的哈德逊公园图书馆做管理员，这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分支。1924年，摩尔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观察》()，因其对“美国文学的特殊贡献”获得“日晷奖”。1925-1929年，摩尔任《日晷》杂志编辑，曾经编辑发表了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等人的诗歌。在编辑工作中，摩尔以敏锐的嗅觉全面吸收知识，旅游指南、地图、书法和民间舞蹈都给她带来艺术灵感。坚持创作的同时，她还鼓励扶持年轻作家，当时尚未成名的美国现代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垮掉的一代”的领袖诗人欧文·艾伦·金斯伯格都曾得到她的奖掖。在此期间，摩尔创作了两首关于纽约的诗，其一是《纽约》(，1921)③，其二是《人的环境》(，1922)[6](146,149−151)。在这两首诗中，摩尔的纽约叙事风格逐渐形成。在诗人的独特视角下，各种拼图般分散的纽约城市生活，与现代诗歌艺术主张实践以及小心翼翼的性别体验相结合，形成了细密繁复而又清晰可辨的纽约意象。这是真实的纽约，更是摩尔的纽约。

在摩尔的中期纽约叙事中，她已经意识到美国大都市精神自身的矛盾性，早期叙事中的直抒胸臆逐渐被带有理性审美距离的客观陈述取代。她以诗人的敏锐嗅觉捕捉到纸醉金迷的气息，同时也注意到繁荣的物质主义背后隐藏的利益链条和血腥的市场化运作，她用白描手法呈现出潜藏在城市角落的情景。在创作《纽约》时，摩尔已经在格林威治村生活了三年，对这里的观察更加深入、细致，心态上也从兴奋、欣喜转为客观、冷静。此时诗人眼中的纽约已经十分写实，对于它的商业化认识更加深刻清醒，诗人开篇就用“野蛮人的浪漫”这样一个矛盾修饰语来定义世界商业之都纽约，接下来便以现实主义笔法描绘出这座城市野蛮、粗俗、物质的一面。这里是“皮货交易中心”，到处散落着貂皮、鹿皮、狐狸皮、海狸皮等各种动物皮毛；珠光宝气的女人和穿皮衣的花花公子乘坐镀金马车；这是一座欲望之城，物质追求、拜金主义盛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菲兹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而纽约正是浮华世界的中心，摩尔以诗人的细腻和犀利呈现出浮华年代的另一维度。

尽管摩尔对纽约商业化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但她对这座城市自由的文化精神依然十分欣赏。这里也隐含着诗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心理冲突，所以，在诗的结尾处，她用了一系列否定排比句，明确指出，纽约吸引人之处不是其发达的商业，不是花哨的“通俗小说封面”，不是“学者的荒原哲学”，甚至也不是其丰富多彩的自然地理或文化特征，而是为了“获得体验”。20世纪初，美国女性解放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渴望获得在任何领域不受任何限制的公共体验，显然摩尔在纽约注意到了这种变化。身为诗人、书评作家、文学杂志编辑，触觉敏锐的摩尔从美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投入到这种变革中，她热情参与纽约的文学事件和公共事件，对纽约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以及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就诗人自身而言，她敢于讽刺批判现实中的人与事，但是总的来说，她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城市化运动持肯定态度，该诗也表明她追求女性解放、追求现代化审美的价值取向。

《人的环境》一诗则通过现代主义艺术典型的拼贴手法，罗列出城市中不同场景下各式各样的家具装饰，展现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多元化，并籍此探讨自我与环境的关系。诗歌开始就这样说：“人的环境，回答人的问题。”在接下来略显晦涩的诗行中，她将看似不相关的事物按照场景组合起来，从宫殿、墓地到公路、港湾，勾勒出一幅静物画般的城市全景图。诗人以观察者的视角，深入城市各个角落，细致描绘不同场景中的陈设物品，貌似分散，实则各居其位，拼凑出现代都市的多侧面图像，各种风光以不同形式凝聚成“永恒”。诗人指出，“环境切不可有整齐划一的氛围”，只要与周遭环境协调，凡事皆有其魅力所在，就像“过时的家具”，虽然丑陋破旧，却是个人喜好而非不得已的选择，只要“各就其位”就好。这里显示出诗人认同个体与环境和谐相生的自然生态观。

在描摹城市环境的表象下，这首诗还表明诗人文化多样性的进步艺术观。早年的摩尔追求现代主义艺术，诗中明确提出现代主义诗歌关于收缩与扩张的创作原则：“风格不会在简约中消失”，“复杂已经切断进步的神经”，如同对家具的品味各不相同，艺术也应百花齐放。在该诗的结尾，诗人连续使用名词堆砌多达十二行，以这种表达方式挑战传统诗歌话语形式，高调宣示现代主义艺术的存在价值。摩尔认同现代主义诗歌，追求现代主义美学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完美结合，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道致力于建构美国本土现代诗歌传统，积极参与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竞争，最终使美国诗歌在20世纪上半页自成一体，得到世界性认同。除了主张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该诗还有可能暗示了摩尔对艺术领域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摩尔写作的年代，美国女性还没有机会广泛参与到各类公共事件中，艺术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接纳女性的领域。身为女性，摩尔对此一定有切身的体会，这也是她当初决定来纽约的动力之一，如她所言，为了“获得体验”，这句话的潜台词应该异常丰富。在当时还是男性主宰的文化艺术领域，摩尔通过写作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为女性争取发展的空间，她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和诗歌传统，尽量避免突出个体的女性经验视角，同时又小心谨慎地与主流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这种艰难的写作方式使她的作品超越了性别限制而带有了一种普遍性。因此，在复杂多样的“环境”中“各就其位”的思想，极有可能包含了摩尔主张文学艺术等领域性别平等的文化生态诉求。

多元化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城市则是现代性特征的集合体。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达到高峰，大量移民涌入，城市人口激增，纽约的城市规模已经仅次于伦敦。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物质主义与自由精神的矛盾日益激化，纽约的生活百态为许多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美国城市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此时，通过不懈的努力，摩尔在纽约已经找到了身份归属，在现代文坛也占有一席之地，她对以纽约为代表的城市文化价值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体认，这体现在她对纽约城市审慎的批判意识上。总体来说，诗人这一阶段的纽约叙事是从现代视角进行的多元呈现，而且肯定多于否定，这也是由摩尔对纽约真挚的情感决定的。

三、晚期纽约叙事：融为一体的城市精神

宽容、融合、整体性思维是主导摩尔晚年纽约叙事的基调。此时，诗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纽约城市精神也已经深深内化在诗人的心中。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品味，体现着城市精神。有人将纽约的城市精神概括为：① 高度的民族融合、文化宽容精神；② 永无止息的创新精神；③ 自强不息的竞争意识；④ 处乱不惊的应变能力[9]。纵观摩尔创作的一生，她一直追求的正是这种城市精神，而她的成功也为个体城市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注脚。与早期作品的张力相比，此时摩尔的纽约叙事，少了陌生，多了熟悉和亲切；少了紧张，多了从容和舒适。而其自身形象，也因为自信与成熟而清晰起来。摩尔晚年的纽约诗，诗歌中的纽约一如从前，各种意象细密繁富，却又不至于眩惑眼目，失去头绪，宛如城市的霓虹灯，看似纷乱，却有着恰到好处的节奏与规律。纽约不仅有一切城市普遍具有的繁华与匆忙，更突出的是纽约独具的各种城市意象，比如布鲁克林桥，比如自由女神。自从1952年获得普利策奖后，摩尔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受邀参加纽约社会活动的机会也增加。名流身份为摩尔赢得大量读者，为了使作品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她后期作品的风格有所改变，早期晦涩的现代主义特征逐渐淡去。早年摩尔的诗歌以节制、克制著称，为了能在几乎由男性垄断的诗歌界闯出一片天地，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尽量用客观、内敛的笔法创作，作者与作品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20世纪50年代以后，岁月和名流身份给予摩尔更多的自由空间，她也开始坦然面对自己女性诗人的身份，写作更加个人化。

1929年，《日晷》停刊，摩尔离开曼哈顿，搬到布鲁克林一处安静的公寓，一边照顾生病的母亲，一边专事写作。她的诗歌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获得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伯林根奖等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文学奖。1947年母亲去世后，摩尔的注意力逐渐再次转向纽约。1965年，她从布鲁克林搬回格林威治村，积极投入到各项文化活动中，成为纽约城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再次融入曾经熟悉的生活，摩尔意识到，其实纽约一直是她心中的圣地，她的精神也从未离开过这里。1952年，在给友人的信中，摩尔写道：“即使死在纽约，对我来说也好过‘被放逐’。我宁愿爬上一艘小孩用绳牵着的快艇，只要它能让我近距离接触‘艺术’。”[8](497)于是，沉寂30多年后，摩尔回到年轻时追随的艺术中心，纽约城也再次走进她的诗歌。

摩尔晚年的纽约诗大多是为了城市公共事件应邀而作，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发表在深受纽约市民喜爱的《纽约客》杂志上，可见诗人内心深处已经与纽约同化为一体。此时的摩尔早已没有初来纽约时的青涩与茫然，也超越了年轻时想要在男性主宰的文学圈博得一席之地的抱负，而是以一位年长女诗人、文化权威的身份向公众发声。因此，她晚年的纽约叙事充满对这座城市的谙熟和爱恋，也记录了诗人积淀大半生的“体验”和感悟。写作风格上，诗人摆脱了早期现代主义的限制，形式更加自由灵活、成熟自信；内容上，纽约城的很多事件和事物都落入她的笔端；语气上，诗人收敛起年轻时的锋芒，变得更加平和深沉。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纽约诗有《卡耐基音乐厅》(，1960)，《老游乐园》(，1964)，《坎普顿榆树》(，1967)等应景诗，以及描写布鲁克林桥的《花岗岩与钢铁》等[6](321−322, 344, 354, 350)。

平心而论，跟前期作品相比，摩尔后期的应景诗在丰富性、新颖性和内涵等方面均有所下降，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具有公共文化活动性质的作品体现了诗人对纽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负载了诗人浓厚的纽约情结。《坎普顿榆树》是此类诗中比较有特点的一首，以此为例略作分析。1967年，布鲁克林展望公园里一棵其貌不扬的老树生病，纽约当时正陷于一场经济危机，由于经费紧张，公园维护出现困境，布鲁克林区委会请求热心公益的诗人摩尔帮助募捐。摩尔在8月5日《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话题：黄昏过布鲁克林桥》的文章，详细介绍这棵病树的情况，呼吁民众募捐。随后，她在9月23日的《纽约客》上发表了这首诗。摩尔的名人效应效果显著，帮助公园度过了难关，成为一个成功的公益事业案例，也开创了生态保护诗的范型。《坎普顿榆树》将诗歌、艺术与荒野联系起来，引起公众对自然美与价值的关注，掀起了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促成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

《坎普顿榆树》续写了诗人对自然一贯的热爱主题。诗歌开始是对哈德逊河畔学校栽树场景的描绘，然后诗人自比榆树，这是一棵女性化的树，树干被虫蚀出许多空洞，“老树需要支撑和营养。它还生叶，还立在那里。不过终有一死。我们必须拯救它。它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古董”。“我们至高无上的古董”，既指这课形状古怪的老树，也是诗人的自嘲。诗人以豁达、积极的姿态谈论生死，80高龄的女诗人和一棵病弱的老树无异，死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诗人清楚地知道，死亡不可超越，却不甘心俯首就擒，她坚持创作，坚持参加社会活动，拯救老树就是诗人内心对抗自然宿命的外化。诗人和老树的形象叠加起来，便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象征意义。

严格来讲，《花岗岩与钢铁》并非是应景诗，而是摩尔发自内心的书写，堪称她后期纽约叙事诗的代表作。该诗发表在1966年的《纽约客》上，以纽约地标建筑布鲁克林桥为对象，结构精巧，内涵丰富。当时摩尔已年近80，在纽约生活了大半生，对这座城市的感情愈发深沉厚重。1967年，摩尔在《黄昏过布鲁克林桥》一文中再次表达了对纽约的挚爱之情，“我喜欢圣芭芭拉、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我不可救药地喜欢伦敦。但是，在我所见过的城市中，我最喜欢纽约”[10](612)。《花岗岩与钢铁》在盛赞现代建筑奇迹布鲁克林桥的同时，回归多元文化视角这一贯穿其早期纽约诗歌的命题。摩尔用写实手法描绘布鲁克林桥及纽约城市背景，她依然相信纽约是理想之地，同时也清醒认识到物质主义泛滥对精神的侵蚀，布鲁克林桥化身成为有形和无形、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象征着诗人眼中的纽约城市文化精神，寄寓了美国现代文明的理想和希望。诗歌结构独具匠心，内容与形式巧妙结合，烘托出深邃的文化与历史主题。诗的形式与桥的造型遥相呼应：全诗共四节，第一、三节短小精悍，宛若两座巍峨屹立的塔楼；第二、四节绵长疏阔，仿佛雄伟壮丽的钢缆桥身横跨东河两岸。而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也形成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第一、三节描写桥体本身，突出塔楼对桥身的重要作用；第二、四节则从历史和美学的纵深角度，强调桥所象征的与欧洲新大陆的渊源。布鲁克林桥连接着纽约两个重要城区，代表着纽约城市文明，而纽约也具有“桥”的功能，连接着美洲与欧洲，两种文明交汇于此，诗歌的历史纵深感呼之欲出。

《花岗岩与钢铁》延续了诗人早期讴歌自由的主题，但是情感更加深沉、内敛，笔法也更加娴熟自如。诗的第一节写道：“自由女神雄踞港湾，脚下是打碎的锁链，暴政曾将它们锻造在一起。”“解放了的缆绳”“悬索”“囚禁的”等词汇反复出现，打碎的镣铐象征挣脱暴政后的自由，矗立在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是美法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表达了美国人民争取民主、向往自由的崇高追求。诗人赋予布鲁克林桥跟自由女神像同样的象征意义：“哦，穿越星际的通途，海鸥振翅而过！哦，赐降于我的光芒！——见证了彼此的和谐！”摩尔意识到桥和城市既是理想的寄寓之所，同时也难逃物质主义侵蚀，但是，诗人并没有因此将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她相信理想能够克服现实的阻碍，两者互为补充，“彼此和谐”。这也是诗人在与纽约相处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建构出的完满的纽约形象。

《花岗岩与钢铁》的主题与摩尔早期的两首诗十分接近，布鲁克林桥与纽约港的定位相似，而自由女神像也同时出现在诗中。两个时期相距近半个世纪，而诗歌的主题又如此接近，诗人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这个情况看似巧合，实则有其必然性。经过50年的纽约生活，摩尔终于能够坦然面对它的多样性和难解之处，当初让她困惑的问题“你是尼尼威城吗”，诗人显然已经找到答案。所以，诗人这种叙事主题上的回归，在情感上是看遍人生、得偿所愿后的豁达与释然，在诗歌创作方面是更上层楼、一览众山后的洗练与升华，而非简单地回到原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摩尔是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中最关注现代社会里诗歌的本体问题、艺术问题和美学问题的。”[11]随着时间的推移，摩尔对纽约这座城市的情感和认知不断深化，她的诗歌表现力也日臻成熟，自成一体。就此而言，摩尔的“纽约诗”及其纽约叙事，尽管前后相隔漫长的时间距离，却有着内在的一贯性，那就是书写纽约所代表的现代都市精神。

四、结语

摩尔的纽约书写是在诗人与城市从相识到相知的个体经验中逐渐清晰的，是诗人将都市文化精神内化后达到的浑然一体。只有真正融入城市生存本身，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才能深刻细致地表达城市，实现城市表达的审美理想。如本雅明所言：“城市诗人的乐趣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在最后一刻爱上它。这是永别，在诗中与为之迷醉的瞬间重合。”[12](166)摩尔能够突破生活时代的历史场域，努力发掘城市生活的文化资源和美学趣旨，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和叙事策略，对美国现代诗歌艺术，对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对纽约城市文化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72年2月5日，在曼哈顿寓所，摩尔在熟睡中辞世，永远告别了她挚爱的、给她带来“艺术”和别样人生“体验”的纽约城。现在，在纽约西9街35号的公寓门口，挂着一枚铜制纪念牌，上面写道：“普利策诗歌奖得主、棒球爱好者、终身纽约客——玛丽安·摩尔最后住 处。”④这是纽约给予摩尔的准确评价，也饱含了纽约人对这位女诗人的敬意和爱戴。纽约造就了摩尔的纽约诗及其独特的纽约叙事，而摩尔的纽约诗及其纽约叙事又艺术地再现了独特的纽约。摩尔诗与城的叙事范型是20世纪美国现代诗歌运动和城市化进程的缩影，也是现代女性在都市语境中寻求精神和艺术双重身份建构的成功范例。对于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摩尔的纽约叙事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参考。

注释：

① 文中所选诗歌均为作者自译，不另附注。

② 《自我主义者》(), 1914-191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的文学杂志，发表了包括《尤利西斯》在内的早期现代主义作品；《小评论》(), 美国文学杂志，由玛格丽特·安德森创立，庞德等人协助，1914-1929年发表了大量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作品，曾经连载《尤利西斯》；《日晷》()，美国文学杂志，1840-1929年间断续发表文学作品，早期发表超验主义作品，后来发表现代主义作品。

③ 《纽约》()一诗1921年发表在《日晷》杂志上，1924年收入《观察》诗集。

④ 文字为作者2017年实地考察内容，牌匾原文为“35 WEST 9THSTREET· LAST HOME OF MARIANNE MOORE(1887-1972) PULITZER PRIZE-WINNING POET, BASEBALL ENTHUSIAST AND LIFELONG NEW YORKER”。

[1] 陈晓明. 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J]. 文艺研究，2006(1): 12−25.

[2] Ezra Pond. The Letters of Ezra Pound, 1907-1941[C]//D. D. Pai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0.

[3] Marianne Moore. Observations. The Egoist[J]. Vol. V(5), May 1918: 70.

[4] Marianne Moore. Selected poems[M]. London: Faber & Faber, 1935.

[5] Christopher Beach.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poet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Marianne Moore. The Poems of Marianne Moore[C]//Grace Schulman. New York: Viki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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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冷观. 城市精神与城市现代化[J]. 上海经济研究，2003(4): 27−43.

[10] Marianne 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of Marianne Moore[C]// Patricia C. Willis. New York: Penguin, 1987.

[11] 何庆机. 诗歌的救赎：现代主义真诚与玛丽安·摩尔的诗歌定义[J]. 外国文学研究，2015(4): 99−109.

[12] Walter 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C]//Illumina- tions, 1955. London: Fontana, 1992.

Poetry and the city: Marianne Moore’s New York narration

LIU Xiuyu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urban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writers, works and cities has become a specific proposition in moder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Marianne Moore, a leading female poet i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written some important poems about New York City. Based on her different narrative focuses, the present essay divides Moore’s New York poems into three periods: the early period in pursuit of urban identity, the middle period of diversified aesthetic expression, and the final period of the unity with the metropolitan spirit. Moore’s New York poetic narration interprets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tess’ career and urban culture, displays the modern poetic idealism of a certain time in the 20th-century America and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American unban literature. It also has some implications to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arianne Moore; New York narration; identity; metropolitan spirit

[编辑: 胡兴华]

2017−07−20；

2017−10−18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下的英国戏剧研究”(17YJA752010)；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下的英国戏剧研究”(L14BWW007)

刘秀玉(1970−)，女，吉林蛟河人，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I3-7

A

1672-3104(2017)06−014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