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九林

(广州商学院，广州 511363)

嬗变与发展：中共党员人数的历史流变与人口变迁的相关性

余九林

(广州商学院，广州 511363)

任何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与党员队伍人数休戚相关，中共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党员人数经历了不断的历史流变。从动态上分析，中共整党运动的开展、其先进性的彰显与党员发展政策的优化以及人口基数的客观效应是中共党员人数流变的主要因素。为确保中共的健康发展，应按照党员数量占总人口比重确定合理的党员队伍规模；用制度治党，构建合理的流动党员双重管理机制；落实控制质量的要求，把好党员新陈代谢的“入口关”。

党员数量；党员发展；人口；变迁； 相关性

中共党员在执政生态系统中是最基本的生态因子，从历史角度看，党的功能的实现，要求做到党员人数与结构与当时的杜会背景和历史任务相协调，要能够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党员队伍结构与人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了党员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人数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1]4这表明中共党员人数问题已经成为政党高层关注的焦点话题。因此，建构在对同期人口与中共党员人数作类比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人口变迁与中共党员人数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人口变迁视角找寻调控中共党员人数的切入口和突破口，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举措。

一、中共党员人数的历史流变

中共是中国政治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派别，在9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由一个秘密小团体成功转变成世界上第一大党，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中共经历了革命与建设的洗礼，在党员人数上，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流变。考察中共党员人数的流变过程，是把中共党员人数问题置于“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环境之下，探究中共党员人数壮大的综合动因、质量与数量的关系以及人数调控路径的基础。从历史角度看，中共党员人数的流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中共革命时期的党员人数流变

对幼年的中共来说，如何发展党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共一大到五大时期，在发展党员问题上，总的指导思想是宁缺毋滥，慎重发展，走过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记载，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中共党员人数上，1921年党的一大时有53名党员；1922年党的二大时有党员195名；1923年党的三大时有党员420名；1925年党的四大时有党994 名；随后，中共一味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提出了“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善质量”的口号，致使党员人数骤然上升，1927 年召开党的五大，党员人数达 57963 名。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党员的数量增加是缓慢的，但是党员的总体质量还是比较高是不容置疑的，此时期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呈现高质量低数量的状态。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数量剧减。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中共把扩充党员数量，提升党员质量，壮大党的组织作为自己的迫切任务。192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认识到党员发展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赶不上革命客观形势发展速度，并强调“党应立即扩大自己的组织”。[2]159由于中共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急需扩张农民群众中的党员人数，因而农民党员的比重迅速増加，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显示，中共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发展到4万多，其中76%都是农民党员。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中共党员人数基本处于平稳发展，期间也经历过党员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长征结束后，恢复正常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急需扩张人数，积聚抗日力量。1938年，中共中央首次强调：“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3]683这种情况下，党员队伍数量发展迅速，由1937年的4万多人迅速发展到了1938年的近60万。解放战争时期，大量的工人和贫雇农积极加入共产党，仅1945年到1947年，党员人数就增加了170多万，年均增长率为50.91%。建国前夕，中共党员人数达到448万。[4]10总体上看，中共革命时期党员人数的历史流变，呈起伏上升态势，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党员人数的增长趋势较为明显。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员人数的流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员人数迅速扩张。通过整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数据，统计中共党员人数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建国初期，中共党员人数年均增长率只有10%，之后起伏波动，直到1970年年均增长率开始快速递增，1973年突破40%，之后又迅速递减，文革结束后，又处于低位增长状态，至改革开放前夕都增长缓慢。

可见，中共党员人数的流变呈波动态势，但党员数量未出现负增长，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共党员的增长经历过急剧变动。总的看来，中共党员人数呈高速发展态势，表明中共独特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吸引了大量社会精英加入，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员人数的流变

改革开放后，中共的组织工作发生了重大转变，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国内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队伍，因此中央十分注重发展党员队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四年里，发展了400多万名新党员，平均每年发展了100多万名。[5]10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77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36万个。中共党员人数的发展步入常规化轨道，但也致使中共党员人数基数过大，“膨胀”和“虚化”问题滋生，调控党员规模提上日程。

二、中共党员人数流变的动因考察

(一)中共历次整党运动的开展

中共的权威和公信力要依靠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维持。整党运动是中共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自身建设的强有力武器。中共党员人数的流变反映出其出现过数次的增长高峰，因此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伴随着每次党员队伍的规模扩张相继出现。中共党员经历了1938年的发展高峰后的整党后，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1945—1947 年发展高峰后有 1950 年开始的整党，建国初的发展高峰后有1957年的整党整风，文革发展高峰后有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共历次整党运动是中共党员人数发生变化的一个显在因素，据《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统计资料，仅从第六次整党来看，清理出“三种人”5449人，犯有严重错误的43074人，开除党籍的33896 人，不予登记的 90069 人，暂缓登记的 145456人，受党纪处分的184071人。[6]289

(二)中共先进性的彰显与党员发展政策的完善

中共自诞生以来，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在党内结构中，以工农和知识分子为主体，党员人数的变化出现起伏，各阶级阶层比例也比较平均。中共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其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先进性与凝聚力，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中共正确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员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选举、决策、监督等制度不断完善。在党员发展政策上，中共在如何壮大队伍、增加人数的同时，就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和先进性作了积极探索，使得中共党员人数在流变中进一步发展壮大。

(三)人口基数变迁产生的客观影响

一般而言，在现行国家制度下，公民的政治诉求可以通过加入政党来实现，而最大规模的人口总量提供了潜在的最大规模的政治参与需求，人口与政党之间就存在着无法剥离的内在关系。人口变迁是任何政党人数波动的重要因素，考察中共党员人数与同期总人口所占的比重，剖析两者的相关性，对中共党员发展政策的制定有积极意义。

中共在执政之前，早期的中共党员人数所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直到1945 年，中共召开七大时，党员总数为 121 万，有人口史学者根据民国政府内政部统计数字估算，1946年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5.2亿。[7]280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时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0.2%。1949年中共党员总数为448万，其时大陆地区总人口为5.4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解放建立自己的政权时，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0.8%。[8]281

中共执政以后，中共党员规模和大陆人口基数都在不断扩大，根据中央组织部历次发布的党内统计数据、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数据库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数据以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所显示的人口数据，将两者作对比，总的趋势上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趋势，并且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

与此同时，两者的年均增长率作比较，中共党员人数的年均增长率处于2%～3.5%之间，而大陆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由2%一直下降，2010年降至0.5%，之后一直持平，中共党员人数和总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虽没有出现负增长，但并非与增长量并驾齐驱。年增长量和年均增长率是考察中共党员人数与人口变迁的最基本的相关要素，根据以上统计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共党员人数的增加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呈正相关，且中共党员人数的增长率高于人口基数的增长率。所以说，人口基数的变迁是中共党员人数流变的基础性因素。

三、中共党员人数与人口变迁相关性的分析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的分析，中共党员人数与人口变迁相关性呈现以下特征：

(一)中共党员人数的增加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呈正相关

中共在执政前，总的趋势上看，中共党员人数向着扩大的趋势发展，其间虽经历曲折，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和长征时期出现人数下降的情况，但很快得到恢复，并在中共党员人数的流变中还出现过三次增长高峰。中共执政后，党员人数的增长一直处于高位，增长基数不断突破，快速增长是主要发展趋势。而一直以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与中共党员人数的增长如出一辙，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但党员人数却逐年激增。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 25 年的时间，党员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截至2015年底，党员占总人口数约为7%左右。中共党员基数大，增长趋势与人口基数同步是近年来的基本趋向。

(二)中共党员人数的增长率高于人口基数的增长率

增长率是单位时间内增长量与总数量的比值，是反映一种事物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指标。从图3可以看出，中共党员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2%以上，近年来超过3%，保持较稳定的态势，而人口的增长率都处于2%以下，改革开放以来都处于下行趋势，中共党员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的比值不断拉大，深刻表明，中共党员人数的增长率高于人口的增长率，成为两者相关性的显著特征。

(三)相对于人口基数，中共党员人数存在“膨胀”和“虚化”的迹象

截至目前，中共党员人数占据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这个比值相对于世界其他政党来说不算特别高，处于世界中游水平，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无形之中就带来了中共党员人数的“膨胀”和“虚化”的迹象。“膨胀”就是人数规模超大导致治理困难，“虚化”指的是普通党员未能满足政党及社会对其的角色预期而导致的党员规模的虚张。从类比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支撑中共党员规模的人口基数和刚性制度不可更改，“膨胀”和“虚化”有持续下去的倾向，已是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的客观存在，因而中共调控党员人数是必然趋势。

四、中共党员人数的调控与人口基数相契合的路径选择

党的肌体的细胞和活动主体是党员，党员队伍数量的调控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中共党员人数嬗变与发展的历程给我们深刻的历史昭示，党员人数的调控应与人口基数相契合，确定合理的比例，才能发挥党员的活力与创造力。实现两者的契合，要做到：

(一)按照党员数量占总人口比重确定合理的党员队伍规模

一贯以来，中共都主动吸纳优秀的社会分子入党，不断注入新血液，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新时期，中共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自身肩负着重大使命和社会责任，客观上要求中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客观上要求中共要不断发展新党员，谋求自身的发展。中共党员隶属于社会大系统，是人口生态系统的内部要素。在政治体系中，社会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因子在数量上趋于稳定，比例上趋于合理，结构上富有弹性，呈现出一个高度有序、生生不息的和谐状态是共同的目标。在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和党组织管理能力下， 2013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党员年増长率将控制在1.5%，有的专家建议中共党员在总人口的比重不能超过5%。[9]173因此，中共党员人数的合理预期应充分考虑同期的人口基数，按照合理的人口比重来调控人数，这是合理确定中共党员队伍规模应该遵循的一项原则。

(二)用制度治党，构建合理的流动党员双重管理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要严明政治规矩，实质上是对从严治党的重要补充，要求完善党建制度，用制度治党。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从系统论上看，面对不断变化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党组织只有更加积极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的互动即能量的输入和输出，提升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适应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力量。庞大的流动人口中中共党员的数量占据较大的比重，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好坏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稳固。全国的各行各业都有流动党员，他们长期奔波在社会基层和战斗在经济社会发展前线，探索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是当前党建工作的客观需要。对流动党员实行动态双重管理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如图1：

图1 流动党员动态管理机制拓扑图

(三)落实控制质量的要求，把好党员新陈代谢的“入口关”

列宁指出：“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10]215党员质量才是中共的生命力之所在，中共的影响力和

战斗力不仅仅取决于党员数量。全面落实“控量提质”的要求是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的表现，才能保证党员队伍质量有本质的提高。在中共的新陈代谢系统中，“入口关”把持得严，就会把想要浑水摸鱼混进党里来的不合格分子挡在党外，新入党的人数有所减少，对中共党员人数的调控有直接影响，整体上中共党员人数的量就会减少，同时党员队伍的质量也会提升，这是从源头上保证党员的数量和质量合理的应然之举。

总的来说，中共党员人数不尽合理就会导致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有所下降，党员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就会有所降低。从人口变迁的视角找寻中共党员人数调控的合理路径彰显了中共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轨迹，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重要的时代意义。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N].人民日报，2013-01-29.

[2]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7 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8卷(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5]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1976.10-1997.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7][8]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01-1953)[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9]吴美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2007.

[10]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栗晖]

2016-10-12

余九林(1980— )，湖北大冶人，广州商学院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14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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