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蓝　安立仁

摘要：合作动机是激发企业间合作创新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有合作动机和合作行为的企业才会产生合作创新绩效。根据自我决定动机理论，本文对合作动机进行分类，将合作动机划分为：内部动机（研发动机，学习动机）、外部动机（战略动机）及混合性合作动机三种类型，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解释企业间合作动机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以西安市高新区技术企业为样本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关键词：合作动机；合作行为；政府支持；合作创新绩效；自我决定理论

1.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技术快速变革的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愈加凸显，合作创新已成为企业开展创新的重要方式，合作创新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企业间如何开展合作创新既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外对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已有三大类型研究：其一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企业间合作创新，其成果主要集中于企业竞争、企业异质性、产业特征、市场多元性、企业家导向、企业研发投入程度、企业拥有知识价值性、知识异质性、合作时间、合作规模以及企业参与合作的交易成本视角；其二是基于社会网络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企业间合作创新，其成果主要集中于企业间联结强度、企业网络位置、组织学习能力、企业拥有的网络权力和网络资源以及企业间合作的网络惯例形成等方面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其三是基于关系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企业间合作创新，其成果主要集中于企业间的信任与承诺、沟通、开放程度、企业间知识共享和知识获取、合作模式等方面。学者们对企业间开展合作创新的研究颇为丰硕，其中，组织层面对于企业间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从组织吸收能力、组织惯例搜寻能力及组织资源宽度和深度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视角具有差异性，其变量选定及数据处理方法等存在不同，研究结论也有很大差异性。国内也有大量文献分别从制度理论，产业环境、组织间关系（内部与外部环境因素）、企业间产出与投入（资源因素）、组织柔性（结构因素）等方面对企业间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研究和博弈研究。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内对于企业间合作创新的文献大都集中在合作方式和合作行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而对企业参与合作的心理及激励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很少，大都从组织互补性的角度研究如何提高合作创新绩效，而忽略了原始的心理反应以及动机行为理论对企业参与合作的起始研究，而心理驱动和激励合作对企业问展开良好的合作创新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自我决定理论下的企业间合作动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Deci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它是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自我决定动机理沦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具有其经验选择的潜能，要充分认识到在“个人需要”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对行为做出选择。该理论涵盖了较多的动机类型，动态地观察各动机类型可以对其划分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无动机。内部动机是人类固有的、自主性的一种为了获得新的知识，了解周围的事物，探索世界的内在动机，是个体为达到某一目标完成某项任务的动机类型。而外部动机是人们为了满足外在的要求或是为了获得附带报酬的一种动机类型，行为完全受到行为结果的影响。还有一种对所从事的活动毫无兴趣，没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调节行为以确保活动的正常进行的动机，也就是无动机。它是最缺少自我决定的动机，其特点是个体无法认识到自身行为与行为结果存在的联系。最早提出企业间合作创新动机的学者Hagedoorn将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分为：研发动机、学习动机、战略动机。本文借鉴自我决定理论和Hagedoorn对动机的分类，将合作动机分为内部动机（研发动机、学习动机）和外部动机（战略动机）及混合性合作动机，其中内部动机是企业合作创新所需的内在的动力，为获取主导技术变革的技术知识能力，寻求与企业自身相匹配的知识和技术，学习对方的知识，进而搭建学习机会和途径创造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动机。而外部动机是企业受到外在刺激和非整合的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的控制。由于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类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内外部动机循环链上的。在此，将混合动机归纳为鉴于内外部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由自我决定行为和非自我决定行为组成的。动机的产生不仅由行为主体本身所需的驱动因素组成，而且还是在一定的非自我决定的情境下共同作用的产物。自我决定的心理标志是在于灵活控制自己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行为心理学，动机的特征表现和环境驱动交互作用产生行为的结果表现。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方式下，政府支持在企业合作创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企业在感知政府支持情境下产生对合作动机转化为合作行为的外在刺激，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并达到良好效果。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要转化为合作行为需要在一定的情境下受到支持和激发：感知政府支持（以下称政府支持）程度的强弱效应能够在合作动机向合作行为转化中产生促进作用，进而影响合作的创新绩效。

2.2合作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主效应研究

依照合作绩效理论，企业拥有的知识资源，核心竞争能力和需求动机是企业参与合作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动机是产生创新可能性的主要条件。企业会对合作产生的收益做出预期判断，也就是合作后获取的收益呈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如果合作收益呈负向，企业根本不会产生合作动机，更不会转化为合作行为，因为企业加入合作活动是其能够预知结果目标具有正向收益。本文认为，无论是内部动机（研发动机、学习动机）、外部动机（战略动机）还是混合性的动机，都将对企业的合作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企业参与合作的研发动机和学习动机导致的合作行为是自我决定的，原因在于企业对合作活动过程存在着兴趣或价值的倾向，而且这种价值倾向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时间较长，进而产生的合作行为也会保持较长时间，对合作创新绩效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影响；而战略动机激发的合作行为可能是企业为了实现某一战略目标获取企业所需，企业确定目标的战略动机能够强化创新活动的协同效应，对合作创新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合作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混合性合作动机包括企业在特定的合作创新过程中产生激励的综合因素，还有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外界力量，继而产生长期和短期综合的合作效应，进而对合作创新绩效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3合作行为在合作动机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心理学认为，动机是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是推动某项活动开展的动力，导致行为的发生。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决定了主体的每一种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主体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一致性。依照经济学原理和企业的性质，合作行为是合作动机的函数，而合作创新绩效又是合作行为的函数，进而合作创新绩效也是合作动机的函数。企业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合作行为是企业为获得某项目标所产生的行为方式，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且对合作创新绩效会产生间接的影响作用。企业的开放度、合作的透明度和有效的沟通是企业参与合作创新产生的行为方式，良好的开放度和透明度是企业有效与伙伴沟通实现一致的目标绩效的结果。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实现就是有关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管理创新绩效、市场创新绩效和财务创新绩效等绩效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企业在参与合作的内部需求（研发动机、学习动机）或者是对实现企业某个战略目标与追求目标价值最大化（战略动机）及二者兼具（混合动机）的形式下，会积极将自身的知识技术资源与伙伴的资源相融合转化为合作行为，达到协同增倍的效果，从而产生客观的合作创新绩效。同时，合作的企业间的知识技术资源具有差异性，因而参与合作的动机类型和合作强度各不相同，产生的合作行为也有所差异，表现出的合作行为也会不一致，最终对合作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动机对合作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合作行为在合作动机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2.4感知政府支持对合作动机与合作行为具有调节效应

非自我决定行为是在一定的情境下驱使动机更加积极有效地转化为行为。本文将该情境归为企业感知到的政府支持，即在政府支持作用下，企业对政策是否可用以及是否能够激发自身参与合作的动机加强，继而对伙伴企业或其他想参与合作的企业创建传递作用以及倍增协同效应，激发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增强。政府支持包括资金扶持，采购补贴，税收减免政策等。对于企业来说，想要获得更好的创新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企业感知政府支持的多案例分析中，也能够表明政府支持为企业参与合作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政府支持体系，从而提高了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有了政府的支持，企业的合作动机到合作行为的转化速度会加强；反之，将会削弱两者之间的转化，进而降低企业合作行为发生的可行性。一方面，企业受到政府支持是基于政府对其创新实力的认同和激励。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感知到较高的政府支持度时，其表现出的合作动机便会加倍增强，企业的合作积极性和投入性也会增加，进而促进合作行为的发生。同时，政府支持对企业来说可以降低心理风险，建立风险保障，进而提高合作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政府支持对合作动机与合作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企业感知到的政府支持程度较高时，其合作动机与合作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较强；反之较弱。

再者，企业感知到的政府支持对合作行为与合作创新绩效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政府支持可以提供给企业相应的合作环境、资金、政策等资源，既可以直接推动企业积极地投入到合作创新的过程中，又可以提高企业合作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企业感知到的政府支持情境能够激发和正向促进企业的合作行为，为企业更加明确其合作行为提供指导性和方向性，参与合作的企业也更加积极明确合作行为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如果缺乏政府支持，企业虽然存在较强的合作动机，但由于合作过程的风险性和不可控等因素，企业合作行为对合作创新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政府支持正向调节合作行为在合作动机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当政府支持程度高时，合作行为对合作动机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较强；反之较弱。

因此，本研究基于上述分析建立了研究模型。见图1。

3.研究设计

3.1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样本选取和调查对象是西安市高新区技术企业的企业高层及中高层管理人员，负责企业间合作战略制定和信息沟通的管理人员，选取的企业成立时间在5年以上，且具有3年以上与伙伴企业合作的经验，针对企业参与合作、合作创新绩效及政府支持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填答者需对企业内部知识结构及参与合作的主要事项非常熟悉，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实际情况。问卷所涉及的题项都来自成熟量表，一些题项根据企业实际状况进行了修改，本研究先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学员、EMBA学员以及CEO高级培训班学员中进行了预调研，根据预调研反馈的信息再将问卷进行修改，并让专家进行修订和整理。调研时间从2014年7月开始，到2015年1月结束。调研采用现场受访和发送电子版的方式，对235家接受调查的企业进行受访，实际回收样本172份，剔除信息填写不全和没有形成合作伙伴的问卷，以及从问卷的内容上反映出没有与其他企业合作3年以上的问卷，可用样本156份，有效回收率为66.4%。企业规模描述可以看到，50人以下的有46家（29.49%），50人至100人的有42家（26.92%），100人至500人的有37家（23.72%），500人以上的有31家（19.87%）。

3.2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变量都是利用成熟量表，按照实际情况对多项指标进行语义上的排列，以避免回答中产生的冲突影响变量的测量。本研究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其中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合作动机的测量基于Hagedoorn，Tsai研究的4个题项，如“没有合作伙伴的帮助，我公司将不能达到我们的战略目标”等。因子载荷值分别是：0.643、0.742、0.768、0.706，Cronbachs a=0.721，AVE=0.531。

合作行为的测量采用Williamson（企业资源投入强度4个题项）、Laursen（企业的开放度4个题项）及Hamel（组织和技术3个题项）的研究。包含如“合作伙伴向我公司提供了许多关于消费者行为方面的信息”等11个题项。因子载荷值分别是：0.622、0.683、0.751、0.706、0.625、0.653、0.704、0.780、O.712、0.733、0.801，Cronbachs a=0.806，AVE=0.594。

政府支持的测量采用Li和Atuahene-Gima研究的6个题项，如“政府提供了有利于本公司发展的政策和项目”等。因子载荷值分别是：0.761、0.658、0.72l、0.713、0.732、0.779，Cronbachs a=0.753，AVE=0.555。

合作创新绩效的测量采用Daily和Johnson，Zahra等研究的6个题项，如“我公司对合作创新绩效十分满意”等。因子载荷值分别是：0.761、0.658、0.721、0.713、0.732、0.779，Cronbachs a=0.753，AVE=0.555。

本研究认为，企业参与合作的合作时间、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参与合作的伙伴数量会影响企业的合作创新绩效，因此，本研究选取这三个变量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4.研究结果分析

4.1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9.0对问卷的内部信度进行了分析，系数均大于0.7，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因子载荷值也都在0.6以上，且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即AVE的值均大于0.5。企业规模、合作数量、合作时间、合作动机、合作行为、政府支持、合作创新绩效变量间的均值为：3.52、2.86、2.20、4.85、5.06、5.29、4.91；标准差分别为：1.170、1.453、0.856、0.774、0.753、0.952、0.934；合作动机与合作行为、合作创新绩效及政府支持的相关系数为：0.642、0.380、0.166；合作行为与合作创新绩效、政府支持的相关系数为：0.622、0.206；政府支持与合作创新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40。

4.2多元回归验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19.0软件，运用多层次回归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回归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到，回归结果F值均显著，回归模型的R2拟合优度也较好。模型中各假设都通过了检验并得到支持。按照预先录入好的数据加入回归方程中，首先加入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合作数量较好地控制了模型，回归系数分别为0.256（p<0.001）、0.202（p<0.05）；其次加入合作动机后，合作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63（p<0.05），假设H1得到支持；接着重新在方程中加入合作行为和控制变量等，再加入合作动机，如模型4所示，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0.593（p<0.01）；检验合作行为的中介作用，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合作行为形成模型3，合作行为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605（p<0.001），合作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正向影响的显著性消失，回归系数为0.161，这说明，加入中介变量后，合作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消失，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完全来自合作行为，合作行为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支持。

4.3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

对政府支持情境的强弱效应能否对动机到行为及绩效产生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本文将政府支持分成强弱两个组通过对二者产生的路径进行分析。由于政府支持的各测项都来自成熟量表且在SME中已经计算得分，因此将各测项的分数加总再除以题项数，然后采用统计软件SPSS 19.0对数据做了聚类分析，按照其中心值（3.16、1.72）对政府支持程度分为高低两个样本组：87个样本数和69个样本数。对两个样本组中的各变量因素（合作动机、合作行为及合作创新绩效）的平均数采用多群组平均数分别进行检验，在这两组样本数据中，合作动机、合作行为及合作创新绩效三个变量的平均数存在显著组间差异，进一步可以对两组样本做分步回归分析。由于本研究对政府支持的调节中介效应涉及两个部分：第一是政府支持对合作动机与合作行为具有调节效应；第二是政府支持对合作行为这一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采用调节路径分析方法，用变量间的单一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这一步说明调节效应显著），然后用间接效应系数（将路径系数相乘积）与其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路径一是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分析，政府支持强时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影响效应为0.73（p<0.05），政府支持弱时，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影响效应为0.36（p<0.01），且差异性为0.20（p<0.01），差异显著，假设H3得到支持；路径二是合作行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直接效应是合作动机到合作创新绩效的路径，而间接效应是路径一和路径二的系数的乘积。政府支持强时合作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间接影响效应为0.55（p<0.01），政府支持弱时，合作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间接影响效应为0.25（p<0.01），且差异性为0.22（P<0.01），差异显著，政府支持正向调节了合作行为在合作动机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假设H4得到支持。

5.结果与讨论

基于动机心理学与行为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企业的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以及合作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的研究模型，将企业感知到的政府支持这一因素作为影响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对合作创新中企业的起始点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终点）影响心理的过程和合作行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详尽地阐释和分析，并以西安高新区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研究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回归得到了假设支持。合作动机越强，相应的合作创新绩效就越高。模型中，企业参与合作的行为在合作动机和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得到了证实，即企业参与合作产生的行为解释了合作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越强，相应转化的合作行为（透明度、开发度、共享度）越多，继而对企业的合作创新绩效将显著提高。同时，政府支持对合作动机和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和对合作行为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均得到了实证支持。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及假设得到了全部的验证。政府支持对合作动机和合作行为的调节效应显示，政府支持程度越强，会增强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这也与苏敬勤和耿艳的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对企业间顺利开展合作创新及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主效应说明，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越强，获取到的期望值合作创新绩效就越高，合作创新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次，合作行为的中介效应说明，企业的合作动机转化为合作行为有助于合作创新绩效的提升。最后，政府支持对企业的合作动机和合作行为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且该作用也很明显，政府支持对企业积极参与合作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为企业合作创新提供了支持情境，这种支持情境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合作动机向合作行为的转化。政府可以刺激或激发企业参与合作创新活动，激发企业的合作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间合作的成功。企业问合作创新过程中，除了相互的合作关系、互利性以及信任等的建立，政府支持作为第三方对企业间的合作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政府参与企业间合作创新活动，能够加快合作关系的建立，使得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愈加凸显和强烈，合作企业间能够进行有效沟通，降低了双方间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而产生的冲突，对资源共享和获取的开放度有了明显的调整，政府支持还可表现在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等方面。

本研究的局限性：其一，本文选用西安市高新区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范围较小，没有涵盖较大范围的调研，这是本研究条件限制。其二，政府支持的情境因素没有详细的划分，可以按照不同情境下对动机到行为及绩效的细化分析，以便对政府不同政策支持对应的企业合作动机及行为的变化影响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