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洋

[摘要]苏共二十大所暴露的问题及其引发的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并对我国阶级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重大理论成果。50年代末，中共在整风运动与“大跃进”运动中的曲折促使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的观点，先后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初步形成。此后，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以苏共二十大为争论核心的中苏大论战爆发，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使其正式形成。可以说，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所产生的这种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

[关键词]苏联；苏共二十大；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三和”路线及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使得阶级斗争熄灭论在苏联甚嚣尘上。毛泽东借鉴苏共二十大及其引发的波匈事件的教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此后，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提出“反修、防修”，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

“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秘密报告是苏共二十大的主要构成部分。赫鲁晓夫提出“三和”路线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1946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针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运动。冷战运动促使苏联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了军备上，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得苏联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冷战运动的爆发更是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斯大林逝世后，调整苏联的国民经济，尽快地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成为了苏联的一种历史趋势。1953年3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就提出：“在国内政策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不倦的努力，以便进一步改善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1]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发展，使赫鲁晓夫深深地感到恐惧，提出了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观点。赫鲁晓夫认为：“和平共处原则的目的就是防止战争。”[2]在核恐怖的现时代，“战争只能是愚蠢的继续”。[3]赫鲁晓夫进一步指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着重指出了不再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执问题的手段的迫切必要性”，“因为在我们这个创造了毁灭性如此之大的战争手段的时代，已经没有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地带了。”[4]另一方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壮大，使得世界反对战争以及拥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至于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显现出来。通过和平竞赛，展现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生命力，将会吸引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和平共处以及和平竞赛的基础上，赫鲁晓夫进一步提出了和平过渡，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三和”路线的提出，表明了苏联试图缓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关系，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国内建设上。从阶级关系上看，“三和”路线反映了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长时期和平共处。到了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更是在“三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无”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即建设无军队、无战争、无武器的太平盛世，直接抹杀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三和”路线所体现的精神。

战后苏联，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要求改革苏联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弊端。斯大林逝世后，改革的强大思潮促使苏共领导层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而如何对待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苏联改革的第一步。1953年3月10日，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指出：“我们认为，个人崇拜政策必须加以制止。”[5]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该报告主要批判了斯大林发动的个人崇拜及“大清洗”运动，而斯大林之所以发动“大清洗”运动，在于他認为：“我们的进展越大，胜利越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6]可以说，斯大林对阶级斗争过于严峻地估计，是导致“大清洗”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实质上否定了斯大林的阶级观，认为斯大林错误地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归为敌我矛盾处理，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苏联国内并不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另外，斯大林在过去是国际公认的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无疑丑化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历史，抹黑了苏联共产党，更是间接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在过去所发动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因此，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模糊了阶级斗争这个概念，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秘密报告的精神所在。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两全”理论即“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否定党和国家的阶级属性。可以说，苏共二十大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开端，苏共二十二大则标志着阶级熄灭论在苏联正式形成。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萌芽：对苏共二十大的初步思考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对待苏共二十大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一开始基本上赞成苏共二十大的路线，波匈事件后有了新的思考，到1960年与苏联分歧公开化以后，才提出了一整套与苏共二十大对立的方针政策。”[7]这种观点实际上把毛泽东个人的态度和中共的态度相等同了，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事实上，关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一开始并不完全同意。起初，这种分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斯大林是国际公认的无产阶级导师，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对斯大林的批评已经不是苏共和苏联一党一国的事了。这样大的事情竟然事先不通知兄弟党，而背着兄弟党搞突然袭击，使兄弟党因事先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而措手不及。中共认为，这是苏共领导层不尊重兄弟党的表现，是苏共大党主义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第二，中共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要客观，斯大林虽然犯过错误，但不应该全盘否定，总体上看，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三和”路线，毛泽东以及中共最初只是在和平过渡问题上与苏联有分歧。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说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8]可以说，毛泽东认为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路线，而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在很大意义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因此，毛泽东最初就产生了苏联走修正主义的想法，只不过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不给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可乘之机，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基本上肯定了苏共二十大。此后，中苏大论战爆发，在“九评苏共”中，毛泽东也指明了苏共二十大是苏联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开端。可以推断，毛泽东在中国“反修、防修”的倾向最初就受到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暴露了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对内发动个人崇拜，对外搞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错误，引发了毛泽东以苏为鉴，突破苏联模式弊端的想法。毛泽东借鉴苏共二十大及其所引发的波匈事件的教训，对社会主义国家阶级问题进行了深刻地思考，其理论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1956年4月，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简称《一论》）对苏共二十大做出了初步回应。文章一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客观地评价，另一方面对以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矛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9]此后，由于波匈事件的爆发以及铁托普拉演说，1956年12月，中共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简称《二论》），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做出再次评价。该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一论》和《二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题》的讲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分析。讲话的主旨思想在于：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并进一步借鉴波匈事件教训，对我国所存在的矛盾做出客观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基于这种考虑，在政治上，毛泽东论述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敌我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方式方法，并对我国的肃反问题做出了详细分析。在民族问题上，毛泽东借鉴苏联大俄罗斯主义以及“大清洗”运动中对少数民族迫害的教训，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民族关系，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在科学文化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要求正确区分和处理不同思想，这同样是吸取了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对知识分子迫害的教训。在党派关系上，毛泽东借鉴苏联取消其他党派，实行一党专政的教训，提出了与各民族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初步形成：对苏共二十大的再思考

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初可以说是积极的，毛泽东借鉴苏共二十大所暴露问题的教训，坚定了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由此产生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但是，从1957年4月开始，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发生了逆转，毛泽东在阶级问题上逐步向“左”演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理论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57年4月27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该文章的核心思想，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0]整风运动是一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党内外意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自身建设的运动。广大党内外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民主人士以及知识分子与党中央的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冲突，甚至对中共的执政党地位提出了质疑，例如时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学者储安平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含蓄地批判了中国已经成为了一党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右派分子的进攻与匈牙利事件中的“裴多菲俱乐部”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11]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产生了借鉴苏联“变修”，在中国“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想法。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章认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注意批判修正主义。”[12]《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表明了毛泽东的关注点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移到了阶级斗争上即批判修正主义。5月25日，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三稿时，作出批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13]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此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过于严峻的估计，加之地方党政机关将右派标准简单化、形式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量的无辜人士被错划为了右派，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了。1958年，由于贯彻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再加同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的工作重心由反右转变到了“大跃进”运动上。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运动。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此后，会议转为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引发了反右倾。可以看出，由于整风运动中少数人士的不适当言论及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致使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思考发生了转变，提出了以苏联“变修”为鉴，在国内“反修、防修”的观点。

四、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正式形成：以苏共二十大为争论核心的中苏大论战的爆发

中苏关系的破裂，中苏大论战的爆发使毛泽东在阶级问题上进一步向“左”发展，丰富和完善了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步恶化的过程，最初，虽然中苏在苏共二十大上存在分歧，但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直到长波电台以及南海舰队事件的发生。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向我国提出建议，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方便苏联核潜艇在太平洋活动时同莫斯科联系。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向我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在毛泽东看来，长波电台和南海舰队事件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是对我国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因此严词拒绝了苏联的不合理要求。苏联被拒后，赫鲁晓夫并不甘心，于7月31日访华，与毛泽东进一步商榷建立长波电台和南海舰队，但是，这次会晤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中苏之间分歧加深了。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此后，由于在中印边境事件上苏联对印度的偏袒，加之赫鲁晓夫鼓吹戴维营精神，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路线，使得中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6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破裂期，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毛泽东彻底否定苏共二十大，并以此为鉴，形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我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走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尤其是批评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三和”路线。针对这种情况，6月下旬，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对我党搞突然袭击，攻击我国的对内政策，批评我国的“大跃进”运动、双百方针及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6月23日，苏共中央致信我党，信件主要为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做出辩护，批评了我国的对外政策。9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议，中共认为苏共在这次会议上企图将二十大路线强加给大会。因此，中共和苏共的尖锐争执在所难免。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开始时，苏共向各国党代表团散发一封长信，批评我国的内外政策，挑起了新的争论，在此次争论中核心内容仍是“三和”路线及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此后，由于我国的让步和各国党的协调，会议达成了和解，但是这次会议表明中苏关系注定破裂。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议上苏联极度批评了阿尔巴尼亚。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阿尔巴尼亚，其实就是反对中国，反对越南，反对朝鲜，反对日本党、印尼党，有连带关系。”[14]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并且认为通过“三和两全”可以建设没有武器、没有軍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将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即阶级斗争熄灭论发挥到了极致。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纲领，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国家只不过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保证其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建立起来的暴力机关，换句话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工具。“两全”理论否定党和国家的阶级性，“三无”世界否定国际阶级斗争的存在，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正在苏联复辟。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二大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形成了完整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危机最后以苏联向美国妥协的形式解决，毛泽东以此判定赫鲁晓夫已由“机会主义”蜕变为了“投降主义”。在同年的中印战争中，苏联选择了支持印度，中苏关系破裂迫在眉睫。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致信，进一步阐述了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理论及“三无”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作为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回应，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拉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中苏关系正式破裂。此后，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会议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回信进行系统全面地批评。中共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15]于是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主持发布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使中苏大论战达到高潮。“九评苏共”仍然是围绕着苏共二十大的争议展开的。“九评苏共”中的第一篇文章《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明了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开始。第二篇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批评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是别有用心的。第四篇文章《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第五篇文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及第六篇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批评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三和”路线中的和平共处政策。第七篇文章《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16]第八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批评了“三和”路线中的和平过渡理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是走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体现。

在中苏大论战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围绕着苏联“变修”，在国内“反修、防修”这个中心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也为毛泽东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准备。如何防止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如何抓出睡在我们身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思想中。1963年9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威廉斯时，指出：“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17]10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正在进行斗争，反对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反贪污浪费、反投机倒把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做了。党内隐藏了许多坏事情，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十年，中国也会出现修正主义。”[18]10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时说：“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19]在这样的忧虑下，毛泽东发动了四清运动，作为在中国“反修、防修”的一次预演。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把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理论概括为了15条，系统的阐述了毛泽东借鉴苏联“变修”，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思考。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进一步确定四清运动的重点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底，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同地方负责人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我就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并且断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自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正式形成。

五、反思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影响

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阶级问题上产生如此大的演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1946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发动了针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更是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因此，如何捍卫新生的共和国，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政权的颠覆，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三和”路线的原因所在。从西方发动的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来看，毛泽东在对待苏共二十大的态度上是具有一定预见性的。除此，社会主义国家不但面临着外部帝国主义的颠覆，也面临着来自内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20]基于这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加之借鉴苏共二十大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反修、防修”的理论。虽然毛泽东晚年在阶级问题上过于激进，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反修、防修是错误的。从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在苏东的复辟来看，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仍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是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谨慎，处理好度的问题。改革開放后，我国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在全面发展经济的中国，不过多地强调阶级斗争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阶级问题在我国不存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本质上讲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否定阶级无疑等同于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中国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人们把阶级等同于了迫害，阶级斗争熄灭论在中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潜在的危险。因此，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才能处理好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问题，不犯“左”和“右”的错误，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注释]

[1]真理报[N].1953-3-19.

[2]赫鲁晓夫言论（第六集）[M].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442.

[3]消息报[N].1963-9-24.

[4]真理报[N].1963-4-24.

[5]真理报[N].1989-10-27.

[6]斯大林文选（上）[M].人民出版社，1962：129.

[7]沈志华.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和思考[J].暨南史学，2004（3）：587-628.

[8]毛泽东年谱（第三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34.

[9]人民日报[N].1956-4-5.

[10]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N].人民日报，1957-4-27.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1977：432.

[1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55.

[1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62.

[14]毛泽东年谱（第五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62.

[1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N].人民日报，1963-7-20.

[16]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N].人民日报，1964-2-4.

[17]毛泽东年谱（第五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60.

[18]毛泽东年谱（第五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67-268.

[19]毛泽东年谱（第五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0.

[20]列宁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