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摘要]《知之深，爱之切》一书是一部记录与反映习近平从政早期执政思想的著作，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实践也为习近平日后的治国理政战略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他运筹打造改革战略思想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部著作深刻回答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党和人民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动改革，如何保证改革的成功，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改革思想；经验

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习近平著作的《知之深，爱之切》一书。这部著作收录了习近平在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任职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时的讲话、文章、书信等。这是一部记录与反映习近平从政早期的执政思想的著作，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实践也为习近平日后的治国理政战略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他运筹打造改革战略思想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气势宏大，特点突出，它深刻回答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党和人民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动改革，如何保证改革的成功，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通过这部具有重要文献与学术研究价值的著作，可以了解一代伟人早期的思想轨迹，也可以明晰中国改革的发展轨迹，能够更好地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更有智慧地克服改革征程中的矛盾与困难，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继续完善推进改革开放的宏图大业。

一、改革的动力论：选拔人才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党的方针与政策已经为社会的革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这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始终是改革事业的助推器。而只有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改革才有了动力，才能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民群众、人才的发掘和运用对于经济发展、改革的创新事关重大。习近平深刻指出人才的重要性：“人民要富裕，国家要富强，中华要振兴，就必然要求涌现出一大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各种有作为的人才。可以说，没有人才，我们的经济就不会振兴；没有人才，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就会化为泡影。”[1]“发展经济一靠政策，二靠科技，这好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而要使车轮运转自如，稳步前进，就需要靠人去驾驶，要靠人的聪明才智，要靠有较多知识、较高技能水平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的积极作用。”[2]习近平认为，正定县的经济发展首先要看自己的资源与优势，面对资源并不丰富，传统项目不具有优势的情况，出路除了大上工业副业外，重点要发展人无我有的新产品、拳头产品、冷门产品，“一招鲜吃遍天”，自己的拳头产品能一带一大片，产生连锁效应，也就能打出去。而“一招鲜产品”就是技术创新，这需要科技技术人才大力发挥作用。只有对科技技术人才的资源充分开发，正定才能克服资源不足的劣势，不断形成新的发展项目和产品。习近平1983年3月领导正定县委制定了《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这项措施在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公开发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个“九条”突出强调了给有突出贡献的人才以较高待遇的规定，对有突出贡献者，规定了利润按比例分成，给予重奖，晋级晋职，农村家属优先转吃商品粮，并给家属、子女安排适当工作，以及兴建“人才楼”、“招贤馆”等条款。“九条”还强调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它规定：“大胆起用和广泛接受各种人才。其中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曾当作‘资本主义典型批判至今仍不被重视的；由于社会上的偏见，使其科研工作遭受压制的；没有学历而自学成才的。”[3]对于这两点，习近平指出，它们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与解放思想的大潮。所谓“有突出贡献者”是其发明创造或科研成果使正定县得到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或者是为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作用的人，而对他们的奖励，是在保证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比例分成，是与按劳分配原则相适应的，是为鼓励他们做出更大贡献而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前提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要消除偏见。消除偏见就是要从对于知识分子、科技业务人员的偏见性理解歧视中解脱出来，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特点与才能。面对一些人的误解和偏见，习近平用蒋筑英、罗健夫、陈景润等大量实例来说明知识分子所做出的突出业绩应足以让那些无所事事、平庸无能之辈汗颜。“他们所具有的独立见解、大胆创新、不怕风险的精神，不正是改革之年需要大力提倡的吗？”[4]另外一方面，习近平认为，对于人才而言，应该抱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态度，对人才的缺点、错误、毛病，不能求全责备，只能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果以小节为主，大节忽略，那就埋没了人才的技术专长。习近平以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部次长金波尔对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评价为例来说明人才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那位金波尔，虽然对中国人民颇不友好，但却有一点可取之处，他说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说明他很懂得优秀人才的巨大价值。”[5]习近平在1984年5月16日石家庄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将正定的发展之路概括为“人才经”，“人才经”主要包括：一、内用。就是用好现有知识分子。二、外招。就是从县外招揽各方面适用人才。三、上请。就是聘请专家、学者当顾问。四、下挖。就是发现、使用商品生产中已经崭露头角的能人。五、近补。就是对在职干部职工的文化补习、知识更新。六、远育。就是抓好教育、智力投资。“可以预言，人才的开发将会带来巨大社会财富的创造，人才的聚集会带來经济的繁荣。”[6]

二、改革的方法论：提高效率

习近平认为，改革的目的在于出效率、出效益，改革本身也靠提高效率作保障。不讲效率，党的一切关于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执行，四个现代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推动，必须要提高各方面的工作效率。同时，只有改革各方面的制度机构，效率效益才能实现。由习近平号召，正定县委、县政府于1984年7月在全县开展了“效率月”活动。习近平对这次“效率月”活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速度就是效率，协调就是效率，简化就是效率，责任明确就是效率，最小失误就是效率，办一件事成一件事就是效率。”[7]习近平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来提高效率，第一是要下放权力，第二是要改变工作作风，第三是要调查研究。

提高效率第一是要下放权力。习近平认为，对于处在新时期的干部，首先是政治上要敏锐，其次工作上要创新。创新意味着要敢于破除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而对相适应一切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的好办法、好经验都要敢于探索、采用和推广。“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8]习近平在1984年6月正定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方法必须适应改革形势。“框框”心理总是在作怪，总是打破了旧框框，又产生了新框框。人们老是被“红头文件”所束缚，没有“红头文件”寸步难行。实际上，党政机关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转变方式，从微观管理转变到宏观决策。各部门、各企业要放开手脚，从各自具体情况出发，大胆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只要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有利于实现翻两番任务，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只要上不违法乱纪，下不以权谋私，什么办法、什么措施、什么路子都可以探索，都可以创造。”[9]针对正定县一些部门表面上简政放权，实际上却不给企业权力的现象，习近平指出，改革是大势所趋，党政部门这个“婆婆”再也不是过去那种无所不管的“婆婆”了。要善于从企业的利益要求出发，要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出发，真正下放权力，做到更好地帮助企业使用权利。

提高效率第二是要改变工作作风。为了做到经济的腾飞，习近平认为，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要来一次突破性的改变，要做到能办实事，打开局面。要做到能办实事就要做到“三短”。习近平提出以“开短会，写短文，精文件”来杜绝文山会海，形式主义。习近平认为，开会的时间要有所限制，讲话要有针对性与切实内容，大会报告不超过两小时，小会发言不超过20分钟。他要求大型会议要大力缩减，能不开的会尽力不开，能开短的就不开长，正定县的“效率月”规定每周二、三为县直机关无会日。文章要写短，内容要精，不要空话、套话，言之无物，单位发文要主题明确，直截了当，不准“穿靴戴帽”。面对各单位交叉重复发放的简报与文件，习近平严厉批评了这种现象，并规定将各级文件、简报压缩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除县四大班子外县直单位不再出简报。《中国青年》的记者就“效率月”的新气象做出了描述：“就在这个月，县化肥厂和树林村长达20多年的土地纠纷案用1个小时解决了；某单位侵占公道建房栽树，致使道路断绝5年的积案，两个小时内也解决了。”[10]

提高效率第三是要调查研究。习近平1984年3月28日在给正定县四大班子领导发出的信中强调了反对官僚作风，注重调查研究，在基层寻求“源头活水”的意义。他认为，“深居简出，习之已久”，而到基层调查研究，才能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多了解一些真情实况，长一些真知灼见，更有效地指导工作，解决问题。”[11]由习近平起草审定的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中的第二条规定：“县委常委都要在农村和厂矿学校建立若干个联系户和联系点；每年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三、改革的思维论：辩证思维

习近平在1985年接受《中国青年》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对改革的见解和态度。改革不仅仅是改变。解放社会生产力，解除旧有观念对人的桎梏，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在改革进程中，要研究国情，要把握群众心理，要避免破坏性震动，否则，盲目改革只会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弄不好，还会给事业带来损失。[12]

改革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業，它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正如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在改革中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经验，搞对了的坚持，搞错了的就改正。因此，改革者和人民群众面对这个独特的事物、艰难的探索，就要具有联系的发展的思维，要革新也要守成，要行动也要反思，通盘考虑，遵守规律才能步步前进。习近平在改革的初创时期，敏锐地看到了一些改革中的一刀切、一哄而起的现象，指出这不是改革的本质要求。他运用辩证思维去看待改革，努力分析改革的方方面面，既讲统一又讲对立，既讲重点又讲两点，既讲质又讲量，既讲主要矛盾又讲次要矛盾，从事物的综合联系出发，努力协调统筹改革发展的步骤，多管齐下，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地筹划改革的布局战略，以使改革进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长久的持续性，有明确的目标性。“但仅能斗争的改革者不是成熟的改革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动而不轰，斗而不伤，同步前进，应是今天的改革者最大的本事。”[13]习近平指出，改革首先就要理清思路，正确认识改革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于改革中的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他认为，处理两者的关系，必须是“敢字当头，步子稳妥，尊重规律”。“敢字当头”，就是要有改革的热情，改革的魄力，改革的干劲，如果一抬脚便害怕摔跤，那就真的是一事无成。但是光有改革的干劲还不行，改革不是盲目蛮干，要讲求科学精神，既要敢于实践又要善于实践。习近平指出，要做清醒的改革者，明确改革的目的、目标，积极学习，要搞改革的试点、典型，要从这些试点、典型中总结经验，用试点、典型引路，用事实说话。成功的经验要迅速推广，偏差的地方要及时纠正，这就是尊重规律，因势利导。对于改革与打击改革中的不正之风、经济犯罪活动的关系，习近平认为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非此即彼，误认为清理不正之风和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就是打击“搞活”，收缩改革步伐，以致正当的经济活动不敢开展，政策允许的事也不敢干了。实际上，清理不正之风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为搞活经济，推动改革，使之健康发展。对于在改革中业绩突出的人要坚决保护，而对那些假借改革之名以权谋私之辈绝不能手软。“所谓搞活，就是要求把政策的灵活性发挥到最大程度，这个最大限度的边界，只能是党纪国法。”[14]1984年12月中央做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后，一些人抱有“宁肯不改革也不能犯错误”的态度，似乎改革就要犯错误，不改革就能平安无事。针对这一现象，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讲道：这是对于改革遇到的问题的片面理解。改革出效益，改革出成果，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中难免有问题失误，但一定要在解决问题中坚持改革。“这些同志恰恰忽略了，不改革才是犯了大错误。”[15]“歪风要刹住，问题要解决，改革要坚持。我们已经多次重申，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16]对于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爱护环境及人口控制的关系。一个方面，人类要发展，经济要上去，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都得利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以使自然界为人类最大程度的服务，使物质经济生活迅速得到改变。但是，经济发展已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它已经是整个经济系统、技术系统与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的一部分。“农业经济早已超出自为一体的范围，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17]习近平认为，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开发资源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它既符合自然界的平衡规律，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四、改革的保证论：纠正党风

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领导这个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建设好自身，以自身良好的素质即纯洁性、先进性来带动人民的积极性，促进改革的健康发展。如果中国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腐化堕落，那么，改革便无法顺利发展，改革的方向甚至都会出现问题，也就更无法取信于民，使人民群众真心献出他们的才能投身于四化建设。因此，习近平在1983年4月11日正定县第四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指出，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搞好党风重要性的认识：“党风的根本好转，是实现四化建设、顺利进行改革的根本保证。”[18]“我们不能把争取党风尽快根本好转当作一般的业务工作去看待，必须提高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高度来认识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的重大意义。”[19]习近平认为无论是以权谋私，挥霍公款，还是弄虚作假，优亲厚友，仰或是吃喝过度，贪污盗窃，都是借改革之名而行谋私之实，损大公谋小私，千方百计挖集体和国家财富，为个人和小团体捞取好处。究其原因，是某些人在改革中忘记了改革的目的、自己的使命。“我们党现在采取的各项政策，所进行的改革和四化建设事业，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20]“我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目标”。[21]习近平在如何整党、纠正不正之风上，提出最根本的一条是抓好党性、党纪与党的根本宗旨教育。党性就是一个党员世界观的问题，是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立党为公还是结党营私，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纯不纯，是共产主义者还是个人主义者的最尖锐、最灵敏的试金石。”[22]。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决定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信仰，而党性信仰的缺失，特别是对共产主义的实现缺乏信心，导致了一些人在改革中迷失方向，在作风、思想、工作、权力上都发生了错误与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改革方针和政策的实施。习近平认为，必须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进一步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23]党纪，就是党的政治纪律，而对党的政治紀律的遵守，则是直接关乎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所指的政治纪律主要是指要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同的时期，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具有不同的内容。在过去，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重点是保证拨乱反正顺利进行。现在抓政治纪律，抓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要保证四化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就是要坚决清除‘左的错误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就是党的政治纪律，也是党的纪律中最重要的方面。”[24]党的根本宗旨教育就是要增强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使党员懂得一切权利都要服务于人民群众，而不是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利致富。党风不正的突出表现在于有些党员干部背离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为个人和小团体着想，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就必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给我们的权利用于为人民服务。这样，人民才能拥护我们党、支持我们党，四化建设和改革才能顺利进行”。[25]要通过教育，“使每一个党员真正懂得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每个部门、每个单位、每个党员的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和改革的大局，特别是在处理利益关系时，一定要自觉地把局部的、个人的利益服从全局的、整体的利益”。[26]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37，45，55，48，39，46，166，151，170，251，152，242-243，243，131，185-186，197，138-139，22，23，207-208，23，27，28，26，2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