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燕，陈子虹，周明泽，金 芸

(1.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政府资助、产学研互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广东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胡军燕1，陈子虹1，周明泽2，金 芸1

(1.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政府资助产学研合作旨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检验实践中政府资助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本文基于广东省部产学研问卷调查数据，将企业创新绩效划分市场表现绩效与研发储备绩效两种，探讨政府资助、产学研互动程度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资助对研发储备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市场表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产学研互动程度对市场表现绩效有正向但不显著影响，且抑制了研发储备绩效，意味着需要通过政府资助产学研合作来达到促进企业研发储备绩效的目的；但产学研互动程度在政府资助和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只有达到某个门槛值才能发挥正向的作用，且研发储备绩效的门槛值高于市场表现绩效。基于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政府资助；产学研互动；创新绩效

一、引 言

在自主创新能力有限与创新外溢性的双重作用下，实践中大部分企业难以自发开展创新研发活动，并有将政府资助投入到非研发行为的倾向。为此，众多政府试图通过直接资助产学研合作来达到推动企业自主开展研发创新的目的。其中，2005年广东开展“两部一省”产学研合作试点工作成为全国先例，那么实施近十年来政府资助产学研合作效果如何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政府资助直接资助企业创新的效果，如Zuniga Vicente JA等人认为政府资助大大地存进了企业创新绩效[1]；Czarnitzki D和Lopes-Bento C通过弗兰德斯的数据发现了政府资助与企业研发行为存在杠杆效应[2]；而白俊红却发现政府资助会对企业研发和创新行为产生挤出效应[3]。导致其结论不一致、政府资助效果欠佳等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目前在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中，都没有很好对企业不同类型创新绩效进行区分[4]。二是有关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也出现不同结论：已有相关研究大多支持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如林筠等认为产学研合作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产学研合作能够更好将合作中创造的新技术新知识吸收转化为企业自身技术储备，典型表现为专利[5]；刘和东认为，实践中的产学研合作更多地促进了企业市场绩效的提高[6]；但吴友群等认为产学研合作与企业自主创新绩效间有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影响程度较小[7]。出现这种不一致结论的原因在于很少有学者区分产学研互动程度，实践中互动程度差异会影响企业不同类型的创新绩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还不是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是驱动企业与高校进行合作的重要因素[8]，Eom B Y和 Lee K等研究也表明了是否获得政府资助直接关系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且产学研互动程度会影响政府资助效果的差异[9]。但当前针对政府资助产学研合作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尚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文根据互动强度和互动形式将产学研合作分为低互动型、中互动型和高互动型合作3类[8]，并进一步从产出和过程视角区分企业创新绩效为市场表现绩效和研发储备绩效[10]。以参与广东省部产学研企业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政府资助、产学研互动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回答：政府资助如何影响产学研合作中的企业市场表现绩效和研发储备绩效？产学研互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效果如何？产学研互动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强化政府资助和研发储备绩效的关系，从而达到政府的预期目标？

二、理论假设

(一)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绩效

有关创新研究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企业研发项目的直接补贴可以通过降低企业R&D风险和成本来促进企业R&D支出路径[11]，缓减企业的资本约束，并能引导企业进行新一轮的创新投入[12]，使得企业有足够资金从事产品创新活动和产学研合作[13]，促进企业获得良好的市场表现绩效。二是政府资助可以促使企业增加额外的创新资源，如通过资助企业，直接提供创新资金、实验室、先进设施等创新资源，促进企业自身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14]。同时，政府资助可以引导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协助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寻求长期合作伙伴，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渠道的交流产生信息外溢，构建强强联合的网络关系，获取创新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专业设施、专业服务等创新资源，进而使得企业有能力与资源开展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研发储备研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政府资助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促进了产学研中的企业市场表现绩效。

H2：政府资助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创新资源，促进了产学研合作中的企业研发储备绩效。

(二)产学研互动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

产学研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异质组织之间的合作，合作主体间互动行为包括了知识外溢、信息交流、信任和凝聚力等。有学者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产学研激励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明显，主要是因为产学研内部主体缺乏长期深度的互动[15]，且不同程度产学研互动对企业创新作用的方向也会有所偏颇，因此需要对产学研互动的作用效果进行区分，才能更深刻反映产学研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产学研合作根据互动情况不同会存在两个不同作用效果：一是企业受到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下，可以借助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短期合作，利用产学研互动使得社会资源被成功地选择和配置，从而加速产品的开发和成果转化[16]。且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政策效应，从而促进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17]。二是高层次的产学研互动过程中能形成创新耦合系统和合作网络关系[18]，对渐进性和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通过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高度配合，在资源协调配合和优势互补中实现研究开发，促进研发储备绩效。基于此，本文假设：

H3：产学研互动能通过三方创新主体的短期合作，促进企业市场表现创新绩效。

H4：产学研互动能发挥网络强关系实现创新合作，促进企业研发储备创新绩效。

(三)政府资助产学研合作对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

受到企业商业性质和短期趋利性作用，企业仍存在将政府资助投入到市场表现绩效而非研发储备绩效等现象，因而需要借助于产学研互动平台的作用。产学研互动是合作双方基于自身条件以及对风险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做出的双向选择[19]，政府资助是解释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资助不同互动程度的产学研合作，使得其主体互动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同效果：一是当政府资助较低互动型产学研合作时，由于低互动型产学研合作缺乏紧密创新行为和技术开发等合作，因此企业会更倾向于直接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的资源进行简单的市场创新行为，如通过签订短期的技术买卖合同获取较成熟的产品技术和相关的咨询服务，直接采用高效和科研机构研发的专利成果等，能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进而提升市场表现绩效。二是当政府资助较高互动型的产学研合作时，由于较高互动型产学研合作在知识创造视角能使得企业在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互动过程中产生大量知识，企业消化吸收后能形成自身知识财富，使得企业拥有更多资本进行研发储备创新。尤其是，政府通过资助较高互动型产学研合作，通过主体耦合和资源深度交互，一方面促使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与传播的共性技术和突破性技术扩散到企业，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20]；另一方面推动企业R&D人员与公共科研机构R&D人员的深度合作，特别是在共性技术研发方面，实现企业内部技术能力结构的升级优化[21]。因此，政府通过资助较高互动型的产学研合作，其结果与那些只通过公开发表论文、专利购买等方式获取编码信息的较低互动型产学研合作不同，极大增加了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机会，从而促进了研发储备绩效提升。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政府资助较低互动型的产学研合作主要促进企业市场表现绩效。

H6：政府资助较高互动型的产学研合作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研发储备绩效。

基于上述假设，构建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对参与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计划”企业开展的问卷调查，涉及电子、纺织、化工、机械、家电以及建材等多个行业。与以往零散且小规模的产学研合作相比，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计划”是旨在通过联合教育部与科技部共同推进产学研结合试点工作，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广东企业的全面合作，以提高广东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而以参与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计划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代表性。总计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435份。在回收问卷中，部分问卷因如下原因被视为不合格而被剔除：一是问卷填写不完整，在关键信息处有空白；二是问卷不同题目的所填答案严重雷同。最终形成有效问卷277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27.7%。

(二)变量设置与测度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重点关注政府资助、产学研互动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与水平还受到诸如企业规模(Size)、企业研发强度(R&D)等因素影响，因此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详细的变量设置与计算方法见表1。

1. 市场表现创新绩效(Ino1)与研发储备创新绩效(Ino2)：当前对企业创新绩效测量尚未形成公认的指标体系。本文借鉴Govindarajan V和Kopalle P.K等学者研究将企业创新绩效区分为市场表现创新绩效与研发储备创新绩效[22]，其中市场表现创新绩效用新产品产值占销售额的比重来测量，而研发储备创新绩效则用年申请专利数来测量。

2. 产学研互动程度(IUR)：依据李成龙和叶磊的研究将其分为低互动型、中互动型和高互动型合作3类[8]。问卷调查中，本文根据鲁若愚等研究设计为技术转让、委托研发、联合攻关、共建科研基地、内部一体化和共建研发实体，然后以互动为视角来表征产学研合作本质；技术转让和委托研发呈现低互动特征；联合攻关和共建科研基地呈现中互动特征；内部一体化和共建研发实体呈现高互动特征[23]。

3. 政府资助强度(Gov)：本文主要考察政府直接资助，根据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来自政府的部分占全部研究与发展经费比例来衡量。

在保证完整、准确、合理的基础上进行搜集数据后，采用Stata11.0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系数的测度。通过变量的数据整理发现问卷获得的数据存在缺失情况，因此为避免带来误差，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除了产学研互动程度以外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减少缺失值带来的偏误。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显示，政府资助强度均值为0.07058，所占的份额较低，而标准差中发现调研对象接受政府资助的强度差异不明显，但是极差较大。产学研互动程度的均值为1.93，说明调研的企业中大部分为中高层次的产学研互动程度，而从标准差的数据发现产学研互动程度的差异较为明显。企业的创新绩效中市场表现绩效和研发储备绩效的极差都较大，说明了广东省企业的创新绩效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而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2)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在[-0.4,0.3]区间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可以通过多元回归统计分析进行科学的实证检验。

表1 变量测度与描述性统计(n=277)

表2 变量之间相关性描述(n=277)

(三)实证模型

根据第2部分提出的假设1和2分别构造回归模型(1)(2)，检验政府资助是否能够促进了产学研合作中的企业市场表现绩效和企业研发储备绩效两种类型的创新绩效。

ln(Ino1)=β0+β1ln(Size)+β2ln(R&D)+β3ln(Gov)+ε

(1)

ln(Ino2)=β0+β1ln(Size)+β2ln(R&D)+β3ln(Gov)+ε

(2)

为了反映政府资助对两种类型的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式(1)和(2)分别以企业市场表现绩效(Ino1)和研发储备绩效(Ino2)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作为控制变量后，引入政府资助(Gov)作为解释变量，两个式子的系数β3分别代表政府资助对企业两种类型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设3、4分别构造模型(3)(4)进行检验，检验产学研互动是否能促进企业市场表现创新绩效，也能促进企业研发储备创新绩效。

ln(Ino1)=β0+β1ln(Size)+β2ln(R&D)+β3IUR+ε

(3)

ln(Ino2)=β0+β1ln(Size)+β2ln(R&D)+β3IUR+ε

(4)

式(3)(4)中引入产学研互动程度(IUR)作为解释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控制变量，研究产学研互动程度对企业市场表现绩效和企业研发储备绩效的影响差异，根据两个式子系数β3比较以反映广东省产学研互动对两种类型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

为了验证假设5、6分别构造(5)(6)进行检验，检验政府资助不同互动程度的产学研合作是否会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ln(Ino1)=β0+β1ln(Size)+β2ln(R&D)+β3ln(Gov)+β4IUR+β5ln(Gov)×IUR+β6ln(Gov)×IUR2+ε

(5)

ln(Ino2)=β0+β1ln(Size)+β2ln(R&D)+β3ln(Gov)+β4IUR+β5ln(Gov)×IUR+β6ln(Gov)×IUR2+ε

(6)

式(5)(6)同时引入政府资助、产学研互动程度、两者的交互项和政府资助与产学研互动程度二次项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通过交互项的系数，计算产学研互动在政府资助和两种类型创新绩效关系中呈现正向作用的门槛值，进而验证H5、H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讨论

为了验证政府资助、产学研互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广东省产学研的问卷调查数据，基于上述设置的方程，利用Stata11.0软件构建六个多元回归模型，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1. 模型1和模型2分别将市场表现绩效和研发储备绩效作为因变量，将政府资助作为自变量，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作为控制变量。模型1的结果显示政府资助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政府资助每增加1%，企业市场表现绩效就能提升0.0536%。模型2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的系数皆为正而显著，说明企业能通过匹配自身研发能力来获取内、外部知识源，帮助解决研发储备绩效[24]。而且政府资助对研发储备创新绩效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正向影响，即政府资助增加1%，能带动产学研合作中的企业研发储备绩效提升0.2122%。模型1部分验证了H1，模型2验证了H2。该结论反映出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启动实施以来，通过推动重大合作项目领域、协调专业镇与高校对接、建设产学研模范基地等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政府资助对产学研合作中的企业创新效果已经不是停留在提供资金的层面上，而是通过统筹兼顾，优化产学研合作的创新环境、加强企业交流合作，从而促进额外创新资源发挥外溢效应。政府充分考虑了外部性的整体福利最大化问题，对产学研主体行为的引领作用凸显，能利用资助促使技术研发的诱导机制，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储备绩效，扭转企业一味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和市场表现绩效的局面，真正让政府资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2. 模型3与模型4分别将市场表现绩效和研发储备绩效作为因变量，将产学研互动程度作为自变量，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产学研互动程度正向强化了企业市场表现绩效，但效果不显著；但有趣发现，产学研互动程度越高，企业研发储备绩效反而越低。因而部分验证了假设H3，无法验证H4，结论与原先假设存在相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产学研互动不足和产学研主体定位尚不清晰等。从调研发现，当前广东省产学研虽然从低层次合作向高层次合作转变的趋势明显，但仍处于过渡阶段，原来那种以低层次上追求短期合作与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仍未完全得到改善；同时企业研发储备绩效的提升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出现互动程度提高其研发储备绩效并没有提升的结论。此外，这与当前转制后科研院所的企业化定位也存在较大关系。科研院所转制后为维持其生存与利益最大目标，使得其本应供给应用性共性技术等研发储备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而作为创新主体的广东省企业，仍有相当多选择外源型制造发展模式，在低成本和低风险下从国外获取关键核心技术，因而自身缺少开发研发储备的意识与动力；加之企业自身吸收能力较弱，使得高校与科研机构所提供的研发储备并未被企业真正消化吸收，使得产学研中知识重要供给方在促进企业研发储备绩效上效力很难发挥。由此可见，加速产学研合作向高互动型转变以及强化各方主体自主创新意识与目标定位显得尤为必要。

3. 模型5和模型6将市场表现绩效和研发储备绩效作为因变量，将产学研互动程度、政府资助、两者的交互项以及政府资助和产学研互动二次项的交叉项作为自变量，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作为控制变量。模型5的结果中政府资助的系数为β3+β5IUR+β6IUR2，其中产学研互动程度的一次项显著为负，而二次项显著为正，说明了产学研互动程度对政府直接资助和企业市场表现绩效两者关系的作用存在着“门槛”效应，即当产学研互动低于某个“门槛”时，产学研互动程度的提升对于政府资助促进企业市场表现绩效的影响是负的，而当产学研互动程度能突破“门槛”时，就开始变成正影响，且其偏效应还存在递增的趋势。为此，本文根据政府资助的系数对产学研互动程度求导得：β5+2β6IUR=-0.1614+2×0.0647×IUR计算出产学研互动程度的“门槛”是1.2473，意味着只要满足低互动型的产学研合作就可产生正向影响，也就是说，政府将大量资金资助产学研合作，而这种行为一般都能直接促进企业的市场表现绩效。同理从模型6根据政府资助的系数对产学研互动进行求导得到：β5+2β6IUR=-0.5699+2×0.1448×IUR，计算得出产学研互动程度的“门槛”是1.9679，这意味着产学研互动程度至少要达到中互动型才会产生正向影响，由此可见，产学研互动能在政府资助下对企业创新产生两种效果：一是当政府资助低互动产学研合作时，弱联系的互动如技术转让和委托研发等，并不能产生储备技术，但是却可以使得企业快速实现成果转化，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绩效；二是当达到资助的产学研合作类型达到中高互动型时，此时产学研能利用三方的强强联合关系、联合攻关、共建科研基地甚至实现内部一体化，促进企业开发储备型技术如进行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等，从而提升企业研发储备绩效与自主创新能力。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文献综述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厘清政府资助、产学研互动和企业创新绩效三者的关系，并利用广东省省部产学研数据验证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假设。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资助产学研合作中的企业，能促进企业市场表现绩效和企业研发储备绩效两种类型的创新绩效，但因为政府资助目标导致资助有所偏向，对于市场表现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产学研互动由于其互动程度低且未能形成自主协同机制，因此在没有政府资助的引导作用下，未能显著促进企业市场表现绩效，甚至阻碍了企业研发储备绩效的发展；产学研互动程度对政府资助和企业创新绩效两者关系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政府资助三种互动型产学研合作虽然能正向影响企业市场表现绩效，但如果要符合政府资助目标即促进企业研发储备绩效，则应倾向于资助较高互动型产学研合作。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构建政府资助目标清晰化传导机制。政府目的与资助行为结果存在偏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直接传导机制不清晰或者是间接传导机制效果有偏，如资助产学研合作的互动程度过低，还没跨越“门槛”，达不到政府资助的目标。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一资助目标进行清晰化表达，加大对自身有类似目标需求并拥有相应资源与能力的对象资助，通过目标协同来推动产学研互动在企业研发储备绩效上的正向作用发挥；另一方面，构建目标事前预估-事中考核-事后评估的系统体系，确保达到政府资助产学研合作以及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目标。

2.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驱动型产学研高互动平台。政府资助目标效果可通过高互动型产学研合作机制进行传导。为此，一是明确要求高互动平台的目标与企业自主创新目标具有一致性，以防出现形式上高互动平台，实际上开展低层次合作；二是设立产学研互动动态考核监督机制，避免产学研互动结果变成短期利益驱动；三是政府在鼓励产学研高互动平台构建中确保相关支持政策连贯性和长期性，促进产学研高互动平台有效持续运行，达到真正促进平台内企业拥有前沿与关键研发储备的目的。

3. 引导与协助企业设立研发储备发展目标。政府资助和产学研互动一定程度上可促使企业设立可持续性与前瞻性目标。但由于企业本身固有的市场绩效追逐型特点，因此政府在引导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时，一是通过政府资助方向调整加大对研发储备有贡献的产学研平台与企业的激励力度；二是鼓励企业走内源型发展模式，通过指导与补贴制度分散企业风险与成本来促进企业掌握前沿关键核心技术，构建自身研发储备库；三是通过组织学研方对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市场跟踪，并通过高互动平台将这些信息与核心技术有效地向企业进行传递与渗透。当然，本文由于研究数据样本的地域限制及样本量有限，所得出结论仍需要进行普适性检验。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综合考虑如产学研主体质量、资助传导机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以期更为全面地揭示政府资助产学研合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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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斌泉

2016-05-07

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4A07070200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4YJC63005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x2jmD2154230；2011SB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233003)。

胡军燕(1976-)，女，湖南省邵阳市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技术创新管理；陈子虹(1992-)，女，广东省揭阳市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创新管理；周明泽(1990-)，广东省河源市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金芸(1979-)，女，浙江省东阳市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

A

1002-2848-2016(05)-009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