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红伟，靳 涛

(1.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商学和经济学院，澳大利亚 堪培拉 2601)



经济发展合力论：一个经济发展分析框架

邵红伟1、2，靳 涛1

(1.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商学和经济学院，澳大利亚 堪培拉 2601)

本文综合以前各个学派、各个学者关于经济发展的见解，认为经济发展是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的合力决定的。这个系统包括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的制度，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形成人与物的关系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经济活动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以及经济活动的承载平台，如自然地理、资源能源、基础设施、虚拟经济、历史背景、国际环境等。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和制度会相互作用，技术创新会提高生产力，引起制度变迁，良好的制度创新也会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决定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合力；制度；技术；结构

一、引 言

具有智能思维的人是宇宙万物中的特殊群体，能主动适应和改造万物为自身服务，这使其与万物区分开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作为宇宙演化的一部分，为了生存和发展，人必须要不停的与周围世界进行物质交流和精神交流。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按从低到高大致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一般情况下，同一时期有一种需求占主导地位，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高层次的需求成为新的主导。生理需求中的物质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因此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物质生产奠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科学，一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经济发展从总体上研究了人类如何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经济发展从量上来说要促进经济增长，从质上来说还要改善收入分配、控制环境污染，优化结构等。经济发展的环境特点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有限理性，人类就是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用人的有限理性来配置资源、利用资源，实现资源的最大量增加和合理分配资源，以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既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发展依靠人，发展为了人。

关于如何发展经济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古今中外各个学派无数思想家给出了各自的解说[1]。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财富，强调商业贸易的重要性，认为一国应该多出口少进口，从而使货币贵金属存量增加。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强调市场和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优化了资源配置，分工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用边际分析法论证了自由放任的市场如何优化了资源配置，价格的调整能够使得市场出清并且是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创新的结果，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应该主动干预经济，刺激总需求，以矫正市场失灵。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是没有必要的。关于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的争论是经济学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货币学派强调了虚拟经济的重要性，主张应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公共选择学派则从政治行为和公共产品的角度解释经济活动。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结构经济学则从经济结构和结构演化来解释经济发展。其它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研究了影响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

本文认为各个学派各个学者都强调了影响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而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所有活动的一个综合性结果，是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共同决定的[2]。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社会经济系统是由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经济活动主要由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和生态建设活动构成，如果主要以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则其它活动构成制度环境或承载平台。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动态变化的，运动中又具有随机性，在相互影响中互相构成各自的约束条件。如果把社会经济系统里的人作为单独的对象考虑，则整个系统的关系就分为三部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制度，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人与物的关系体现为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即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物与物的关系体现了物与物的相互作用和转化，表现为人类创造的财富，从狭义来说就是经济发展。在农业革命以前，人类并不会主动促进物与物的转化，物质的运动是自然演化进行的，人类只是通过渔猎和采集获取自然演化的产物；农业革命以后，人类主动的种植庄稼、饲养家畜，获取了更多物质产品；工业革命使人类能够用自然动力进行物与物的转化，大大加快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信息革命的发生更是使财富的创造能智能化的进行。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虽然也离不开自然演化规律，但主要是由人主动促进的，所以物与物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本文以下梳理总结了社会经济系统中影响经济发展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并分析了经济活动本身的内容和结构及其承载平台，试图为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框架。

二、人与人的关系(广义制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在整个人类社会不同层次的分工与合作体系中进行的，是有组织化、规模化的生产。在这样的分工与合作体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否处理恰当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如何分配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3]。新制度经济学手册[4]定义制度为人类设计出来减少不确定性和控制环境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规范和约束。如此看来，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大致完整的包括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虽然应用了不同的概念和范式，但都研究了相同的内容，即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决定论的代表诺斯[5]认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制度，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够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本文以下剖析制度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和禀赋。人口和其禀赋更多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虽然本身并不是制度的内容，但对制度的形成和经济发展都会有影响，所以有必要在此做一概述。一个社会的人口的特征主要由其数量、质量、结构和禀赋描述。人口数量的多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人口增长会通过提供大量劳动力和扩大市场和分工而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也会导致资源紧张、人均量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马尔萨斯[6]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这将导致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主张控制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即人口素质，是社会成员的体质、智力、文化水平等，其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发展。人口的结构如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域结构、种族结构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成员并不是同质的人口，而是在智力、兴趣、偏好等自然禀赋方面都异质的，这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也增加了复杂性。出于经济学简化分析的需要，一般对经济主体做出“理性人”假设，也即主流经济学研究了人性中理性的部分。

组织和体制。社会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但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存在并不是单独存在的，经济活动是在分工与合作的体系下进行的。在古代社会，生产与生活是合一的，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与生活发生分离。在生活上，人们以男女结合的形式形成了众多小规模存在的家庭，家庭是当代人类的基本生活单位。在生产上，人们以资本与劳动结合的形式形成了众多大规模存在的生产单位，以公司企业为代表，包括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和自发形成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也包括还以小规模存在，甚至还与生活合一的个体农户和个体工商户，他们都聚集着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为社会提供一定的产品和服务。这些无数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细胞。另外，人类还形成了管理这些无数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的超级组织——国家，国家是一个由各级政府、议会、法院、军队等组成的庞大体系。这样，所有的个人、生活单位、生产单位和政府就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主体，这些经济主体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行为者，既是总需求的产生者，也是总供给的创造者。

面对着无数以家庭为代表的生活单位和以企业为代表的生产单位，以及一个单一的管理家庭和企业的政府，这个社会要如何运作和由哪些主体来做行为决策就形成了基本的国家治理体系，即体制。体制设计的根源在于对人性的判断，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性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共同进取的合作力量，也有互相残杀的恶劣天性。人类就是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用人的有限理性来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追求着幸福和快乐。如何利用好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性中的正能量，同时抑制人性中的负能量，实现社会发展，就是体制设计的目标。正是由于作为个体的人都是具有一定理性的，但都并没有达到完全理性，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设计既要让个体的理性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要有一定的抑制非理性的宏观管理机制，要做到自下而上的自发协调和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的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也一再说明，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设计不能走完全自由放任的道路，自由放任所导致的历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设计也不能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道路，这不利于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抹杀了个体理性的作用，没有无数个体的努力，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总之，一个社会的基本国家治理体系设计既不能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模式，也不能走完全自由放任的无政府模式，而要两头并进，既要发挥政府领导的顶层设计作用，也要调动无数家庭和企业的积极性，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

市场和分工。市场经济是最能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快速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制度安排[7]。市场制度是财富发动机，人类在近现代以来之所以能迅速创造出比古代几千年历史还多的物质财富，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力量。什么是市场，市场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如前文所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除了具有一个庞大的政府，更多的是无数的以家庭为代表的生活单位和以企业为代表的生产单位，人作为具有智能思维的动物，人性中有着巨大的正能量，有着生存的欲望和本能，正是这股正能量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使得人类的发展历程即使不断遭受挫折，也还是始终向前不断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一个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让无数家庭和企业的理性和正能量得到充分发挥。每一个个体和单位都是具有正能量的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溪流，每个个体和单位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无数个体和单位的力量是无限的，如何汇聚这些无数个体和单位的正能量成为一股洪流，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市场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市场就是让无数个体和单位的正能量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市场允许家庭和企业利用自身占有的资源，充分合理利用资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利己动机驱使下所做的事却是利人利己的，达到利人与利己的统一，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市场的力量归根结底是无数个体的力量，是无数家庭和企业的力量汇聚而成的洪流。市场体系的有序良好运转需要有大量决策科学、理性务实的市场主体作为支撑，这就要求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组织管理，让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更加理性科学。否则，如果大量市场主体决策不够理性科学，就会导致市场失灵，引发经济危机。

市场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的，分工使每个经济主体可以专注于生产一两种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再通过交换满足各自需求[8]。分工的扩大使生产者的技能更加熟练和专业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市场的协调机制是价格，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家庭在预算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产生对产品的需求和对要素的供给；企业在预算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产生对产品的供给和对要素的需求；家庭和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进行自由交易，最终对某一种产品或要素，存在一个均衡价格使得市场出清，均衡产量也确定，这就是局部均衡；而在整个市场的相互作用下，存在一个均衡价格体系，使所有产品和要素市场都出清，均衡产量体系也确定，这就是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由自由市场交易形成的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即在不损害一部分人福利的情况下，无法使其他某人的福利改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进一步说明：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结果都可以得到一个由自由市场形成的一般均衡支持。这样，主流微观经济学从逻辑上论证了市场有效性，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9]。

政府和政治。虽然发展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要求削弱政府的职能，但政府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政府作为一个管理家庭和企业的超级组织，在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是正式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维护者，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本身就需要政府提供产权、法律等制度保障，没有政府作为守夜人的保护，各经济主体不可能存在。其次，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也未必是完全理性的，自发协调有时也会导致混乱，加大经济系统的交易成本，甚至造成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有政府从宏观上的调控和管理。对于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领域，政府就必须管起来，在任何时候，政府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放松。政府可以通过创建和维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引导经济活动方向，规划整体经济布局等促进经济发展。政府调节经济除了经济发展战略的引领，经济规划的制定，还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实现。

在强调政府作用的同时，我们也更清楚的知道，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也是由人管理的，这意味着政府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总是正确的，也会形成政府失灵。所以，对一个社会来说，如何形成政府和如何做出政府的行为决策也是重要的，这就是政治，一个社会政治的好坏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一个社会的政体大致有专制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等，其形成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决定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素质低的阶段，由于资源稀缺程度大、大量人口的理性程度低，就会滋生由少量人做决策的专制政治；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素质得到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民主政治。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人类的政治制度必将走向宪政民主。但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要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素质的提高相适应。

制度和文化。由于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各个学者所说的制度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会有所差别，如果把制度理解为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切主观和客观的东西，则这种广义的制度包括了一切社会关系，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的内容即为广义上的制度，本文此处的制度仅指狭义上的形成人们之间游戏规则的制度，而思想文化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通常也被当作非正式制度看待。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大量经济主体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和分配都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面对资源稀缺的生存环境，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合作才能很好的生存和发展。但由于人的理性有限，人与人的合作是存在障碍的，机会主义动机加大了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要使如此众多的微观主体在合作体系中有序运转，就需要共同的规则来激励、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制度。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制度体系下进行的，制度是对人的活动产生一定约束和规范作用的行为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是对人类已有正确经验的固化，是对非理性的抑制，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在一个社会里，无论作为群众存在的个体、家庭、企业，还是作为宏观调控者存在的政府，都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为了使决策更具有科学性，各个主体都应该受到制度的约束，按制度办事，用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良好的制度对经济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制度既包括如产权、法律、规章等强制实施的正式制度，也包括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思想文化等内在地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强制性的约束着人的非理性行为，对推动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正式制度对人的行为形成硬性约束的同时，非正式制度在思想意识上对人的行为起到无形的约束。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母体，在正式制度的贯彻实施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对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正式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毕竟有限，没有人性中自觉的向善向美，光靠强制是不够的，只有人性普遍具有了道德自律，才能顺利推动经济发展。

秩序和社会。在市场与政府结合的体制下，在一定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一个社会有序运转着，每个成员从这个体系中得到了各自所需，但由于先天禀赋的差异，再加上制度不公平，每个个体从该体系中所得是不一样的。人们的财富占有不一样，收入水平不一样，人际资源不一样，甚至所拥有的权利也是不一样的，由此形成了一个经济体财富和权利的分配，形成这个人群的秩序，进而形成了这个社会。一个社会由于先天禀赋和努力的差异所形成的不平等是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地位，更可以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但由于制度的不公平所形成的不平等则是不被人们所认可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具有平等性的要求，要求赋予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以平等的权利，保证公平自由的竞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完全理想的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人们的权利地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如果制度完全公平，一个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应该仅取决于人们先天禀赋和努力的差异，会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这种分配结构会形成超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10]。一般来说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的分配结构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而只有服从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分配结构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11]。

三、人与物的关系：科学技术和生产力

影响人类能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数量的因素，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人与物的关系，表现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生产力即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客观世界的运动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只要掌握了规律，利用好规律，就能加快物质财富的创造。人类对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即科学技术，科学是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人们利用现有事物形成新事物，或是改变现有事物功能、性能的方法。由于科学技术能渗透在生产过程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科学技术的进步会直接改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提高劳动者素质，对生产力的提高取决定性作用，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代社会，人类的所有活动都要依靠科学的指导，没有科学，一切活动都寸步难行，无论是个体的理性决策，还是政府的顶层设计，都要尊重规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科技创新代表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运行规律认识的深化，科技通过教育被人们掌握后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着生产力的提高。

在几万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科技创新在各个领域、或大或小、或快或慢的发生着，其中有三次具有标志性的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发生了跳跃式的前进。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约发生于一万年前，人类学会了种植庄稼、饲养家畜，这使人类的经济活动由以采集和渔猎为基础的攫取性经济转变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第二次是工业革命，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有的国家已经完成，有的国家还在进行中，工业革命通过蒸汽动力和电力的引进，使机器代替了人力，使人类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的转变，整个人类社会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第三次是信息革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计算机的诞生，信息生产和处理手段的发展，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到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并还在不断加速创新。熊彼特[12]的创新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它在不停的革新经济结构，不停的毁灭旧的，不停的创造新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止境，科学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

回顾经济思想史，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更多强调了劳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如索罗-斯旺模型、拉姆齐无限期界模型、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最后的人均产量增长率都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将技术进步部分内生化，认为生产过程中的学习和经验积累也对产出做出了贡献，并且资本存量的增加推动了新思想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逐渐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强调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教育培训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并且技术进步内生于市场需求导致的有意识的行为；将资本的外延扩大，不仅指物质资本，而且还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进步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厂商在投资中学习，知识积累是投资量的函数，知识的积累又会促进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总之，“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把科学技术进步看成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13]。

四、经济活动的内容和结构

结构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任何事物都有结构，结构影响功能。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也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具有结构，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要协调的发挥作用才能维持系统良性运转。经济系统同样是由多层次、多因素的成分构成的复杂系统，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结合，影响着整体功能的发挥，一个合理的结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可以看其是否充分发挥了各构成部分的比较优势，使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各构成部分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影响经济结构变迁的因素很多，如要素禀赋的改变、社会需求的变化、技术创新等，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也要不断调整优化，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重要的结构，如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投资消费结构、进出口结构、价格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等都会极大的影响着经济发展。在需求结构上，经济增长要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而不应过分倚重部分拉力；在产业结构上，人类经济活动产业结构升级经历了第一产业为主导、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演变；在地区结构上，一个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也会影响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应平衡发展各地区经济；在城乡结构上，人类经济活动原来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正是由于认识到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林毅夫[14]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从结构和结构变化反思经济发展和制定经济政策。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内生化，认为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产业结构随之变化。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是该经济体的禀赋特征，应选择能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这需要由市场决定的要素价格充分反应资源稀缺度，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的经济体才是最有竞争力的。

五、经济活动的承载平台

经济活动除了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进行外，总还会处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如原始的自然地理和资源能源、人造的基础设施和货币金融体系、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这些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承载平台，都会影响经济发展。

(一)自然地理和资源能源

自然地理包括位置、地形、气候、河湖、植被、资源等，是一个经济体发展经济的既定条件，直接决定了这个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内容，也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甚至还影响着一个经济体的制度选择和技术进步。尽管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但仍然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的束缚。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越来越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兼顾环境保护。由于经济活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大多来自于自然资源，足够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自然资源充裕也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些资源大国如俄罗斯的不良经济绩效和一些资源小国如日本、新加坡的良好经济绩效的对比，使有些学者提出了“资源诅咒”的悖论。随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枯竭，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日益重要，能否可持续得提供能源，会严重影响以后的经济发展。

(二)基础设施和虚拟经济

人类虽然不能改变自然地理环境，但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现代市场经济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必须要快速实现人、物和信息的流动，这就要求有良好的交通和通讯等硬件基础设施。通过道路、铁路、机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和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人造平台。另外，现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是货币和金融体系。古代的自然经济，由于商品交换有限，货币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产品都全面趋于商品化，整个经济活动只有借助货币才得以进行，所有经济主体生产的产品都先换成货币，再换为自己所需商品，经济主体都通过货币来管理生产和生活，通过货币的流动实现商品的流动。这样，整个经济活动就分为两部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一个良好运转的虚拟经济会为经济活动提供便利，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而一个运转失灵的虚拟经济则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损害实体经济，阻碍经济发展。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虚拟经济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不是经济活动本身，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不能脱离实体经济。

(三)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

一个经济体不是凭空存在的，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历史基础上进行的，一些过去的历史甚至会长远影响后续经济发展，如殖民历史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的影响。技术创新是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制度变迁更是有路径依赖性，昨天的选择会影响到今天的后续选择，一个经济体长期积累下来的制度和文化是不会在短期改变的，会持续形成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如中国几千年积累的儒家思想和专制政治体制，都会持续影响经济发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后续经济活动的基础，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也会有所不同。按发展水平，世界各国可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人均收入水平，世界银行将世界各国分为四个收入水平国家：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通常来说，由于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在其他经济环境相同的情况下，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低收入国家，也就是说，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后发优势，对发达国家存在追赶效应。

(四)国际环境和对外开放

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国经济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劳动力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世界经济体系，一个经济体的国际环境也会影响其经济发展。来自国外的需求通常是一个经济体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经济体更多的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也有利于更好的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提高该经济体的总供给能力。但经济开放也有风险，国外经济出现问题也容易波及本国经济，由于各个经济体紧密联系，当国际经济环境整体繁荣时，单个经济体也有较好的经济发展趋势，但国际经济环境整体衰退时，单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也会低迷。

六、经济发展合力论

经济活动是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活动，大致可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部分。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两大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和合理收入分配。经济发展除了直接由总需求、总供给、工资收入、财产收入等经济活动本身决定，更多是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间接决定的[15]。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整体，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当把某一个经济变量作为研究对象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其余部分就构成该研究对象的经济环境，本文研究的经济发展就是以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作为经济环境的。上文详细分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系统里的方方面面，包括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的制度、形成人与物的关系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经济活动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以及经济活动的整个承载平台。本文认为经济发展不是由那个方面单独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形成的合力决定的。就像力的平行四边形一样，当有两股力量作用于同一个事物时，该事物的运动方向和大小是由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决定的，经济发展就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合力决定的。如图1所示，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分经济环境、经济活动、经济结果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是经济环境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然后是具体的经济活动，最后得到经济结果。

图1 经济增长问题分析框架

经济发展是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内决定的，而该系统内的各个部分都是会相互影响的，当系统内的某一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时，就会带动整个系统内的其它方面也发生相应变化，首先发生进步的方面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的动力可能是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制度变迁，也可能是结构优化，甚至可能是某些偶然因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而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即使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制度创新也能够大大提高生产能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本文认为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制度会相互作用，技术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不仅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创造的物质财富量，而且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结构，而一定的经济活动内容和结构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促进其运行和交易。技术创新会提高生产力，引起制度变迁；良好的制度创新也会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

[1] 晏智杰. 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第2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 Chenery H B, Srinivasan T N, Behrman J R.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Menard C, Shirley M M.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 New York City: Springer, 2005.

[5]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Malthus T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M]. London: Reeves And Turner, 1888.

[7] 张维迎. 市场的逻辑(第2 版)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8]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 London: W. Strahan & T. Cadell, 1776.

[9] Jehle G A, Reny P J. 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 [M]. Essex: Financial Times/Prentice Hall, 2011.

[10] 邵红伟,靳涛.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跨国横截面和面板数据的再实证[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4):22-38.

[11] 靳涛,邵红伟. 最优收入分配制度探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倒“U”形影响的启示[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5):44-64.

[12]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13] 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 New York City: McGraw-Hill/Irwin, 2012.

[14]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第2版)[M]. 苏剑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5] Aghion P, Durlauf S 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M]. Amsterdam: Elvesier, 2005.

责任编辑、校对：郭燕庆

2016-03-31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15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协议”(2015063101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路径研究”(13&ZD029)。

邵红伟(1988-)，云南省曲靖市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和经济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靳涛(1965-)，山东省济宁市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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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848-2016(05)-00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