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文

回应“洪堡神话”：德国大学现代科学辉煌的组织适应机制分析

崔乃文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21世纪以来欧洲教育史学界产生的“洪堡神话”议题表明：19世纪德国大学现代科学的辉煌并非传统的“洪堡模式”所能概括与解释，它是新旧学术及其组织制度之间既互耦又对抗的结果。讲座是德国大学过渡时代一种颇具张力的古典学术组织，现代学术依附于古典制度所产生的新旧耦合结构，先后导致了两种效果：首先，讲座制所包含的现代成分及其颇具张力与适应性的组织特质，使它在新环境中催化了现代学术的生长；第二，至19世纪后期，急剧扩张的现代科学突破了古典结构，瓦解了哲学院的统一建制。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审慎考察解释了“洪堡神话”引发的困惑：能够在组织层面更好地适应与处理学术知识活动的演变与发展，是德国大学现代科学辉煌的内在机制。

洪堡神话；哲学院；现代科学辉煌；讲座制

19世纪，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组织的德国大学哲学院经历了古代学术向现代学术、古典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变革历程。正如华勒斯坦所言：“近代知识结构主要在哲学院里确立了起来，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结构……创立了

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变迁。而21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界出现的“洪堡神话”（Humboldt Myth）议题表明，现代学术在哲学院建制的过程并非“洪堡理念”或“洪堡模式”所能解释与涵盖。该议题的代表性学者、德国历史学家茜维娅·佩尔恰克通过历史考证发现，洪堡的经典文章《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未完成）在整个19世纪都鲜为人知，直到1903年才被布鲁诺·格布哈特在柏林科学院的档案中发现。而“洪堡理念”“柏林大学模式”等概念在19世纪的学术研究中也从未出现过。因此，她得出的激进结论是，“洪堡理念”不过是后人创造的神话，现有史料无法证实德国现代大学的建立与洪堡理念有什么关系。[2]米歇尔·阿什则指出洪堡理念与现代高等教育之间实际存在紧张关系。[3]马尔腾·西蒙斯区分了现代人所理解的“经由科学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science）与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改革者们的理想“经由学术的教化”（bildung through wissenschaft）之间的重要差异，对洪堡等人的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古典理念与现代学术教育的本质区别做了辨析与澄清。[4]而早在历史学界的“洪堡神话”议题产生之前，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和他的合作者们就在其对19世纪德国大学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把德国大学最后的科学生产率归因于改革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思想”，并认为，以洪堡理念解释现代学术与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是一种以果为因的分析谬误。[5]“洪堡神话”给经典命题带了新困惑，它表明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的哲学院与现代学术及其组织建制依然有相当的距离，这就使得传统观点出现了以古典理念解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倒错感。更重要的是，一个组织的古今学术之变，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因果机制似乎也被忽视了。本-戴维等人在否定了传统说法之后，认为哲学院中现代学术及其组织的兴起与扩张，源于德意志高等教育体系分权化管理所引发的大学之间的学术竞争，它促进了现代学术的发展与创新，导致了哲学院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断裂式变迁。这些质疑与分析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哲学院与现代学术及其建制的互动历程。我们发现，哲学院的变革是一个新旧学术及其制度之间既延续纠葛又冲突对抗的过程，这一繁复的进路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这使得我们在试图突破传统解释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服膺于本-戴维等人的观点。

一、旧元素：哲学院的古典学术知识体系

柏林大学的建立并非大学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圣殿之肇始。从其建校到19世纪30年代，哲学院依然以古典学术为主。哲学院的“哲学”本是指整全性的知识体系，包含精神与道德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及与其同源的地理学和编年史，以及政治哲学、经济学、财政学、外交学、数学和物理学。[6]包尔生指出，把所有的现实包含在一种终极的统一思想中并加以理性阐释的思想体系，就叫做哲学。而“一切科学无疑都属于哲学院，主要有两大分支，即数学-物理学和语言学-历史学，这二者包含了所有可能的研究领域”。[7]415它们与现代学术的学科分化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两者的根本差异是：前者依然是古典学术的范畴，古典学术各知识分支的研究，都必须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其最终任务是揭示特殊领域的法则如何与先验领域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上趋向理论性的统一整体。这种整体性德语称为“wissenschaft”，直译就是知识的整体性，费希特将其定义为“一般科学学说或理论”。19世纪初期哲学院的古典学者、历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天文学家等等，都是古典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都在“一般科学学说或理论”之下定位其学术分支。[8]

数学-物理学体系也大多属于古典学术，自然哲学研究者占据了哲学院绝大多数自然科学教席。第一，自然哲学家一般拒绝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第二，自然哲学各个知识分支的边界模糊，物理学就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自然哲学领域，除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它还涵盖天文学、生理学、解剖学、地质学、采矿学等等[9]501；第三，采用现代科学实验方法的一些学科，如实验化学，被看做是“实用技术”，无法登上哲学院理论研究的大雅之堂。这二十多年中，现代学术在大学中很不发达，正如科学史家威廉·克拉克指出的，至19世纪30年代，并且可能到1948年甚至更晚时期的德国地区，自然科学还必须在古典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人文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建构的社会文化舞台上演出。[10]446

表1是根据威廉·克拉克所整理的19世纪德国大学博士论文研究领域分布情况而制作的。[10]500-508从中可以看出：19世纪30年代之前，语言学-历史学体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数学-物理学这一自然哲学体系次之；30年代之后，才零散地出现了实验物理学和化学的论文。这进一步证明此时的哲学院还是古典学

术教育的组织。哲学院对古典学术的重视反而使现代科学在大学中衰退。本-戴维论述道，“那些写德国大学历史和科学传统的人一般都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的新大学建立之后马上产生的效果是经验自然科学的衰退。”[11]历史学家麦克里兰也经过考证后指出，现代学术的学科分化，对于哲学院的大部分学者而言是非常陌生的。[12]

表1 柏林大学哲学院1815-1835年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领域分布情况（以两年为一段）

二、新因子：在古典学院组织中发酵

（一）哲学院知识体系的新成分

哲学院的知识体系以古典学术为主导，但也蕴含了新成分，它们是现代学术生根发芽的土壤。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知识性质上，哲学院在语言学、历史学、化学等领域中出现了现代学术的成分。古典语言学早在18世纪的哥廷根大学与哈勒大学就已经形成了学科意识。历史学家兰克于19世纪30年代初在柏林大学开创了现代实证主义史学。而在自然哲学诸讲座中，也开始出现了李比希和约翰尼斯·米勒等自然科学的先驱。

第二，虽然在根本上排斥现代科学，但改革者至少确立了古典学术研究的功能，并使哲学院上升为大学的核心组织，而这正是19世纪初期的柏林大学等“新型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根本特征。这一功能是由哲学院的两类重要改革者，即新人文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奠定的。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进行了理念革新，重塑了传统学院教育即自由教育的观念。传统大学的教育过程一般是封闭的，向学生灌输固有的知识体系与规范。最典型的是牛津、剑桥的学院，个体根据明确的教育模式接受所谓“绅士”教育，只有通过古典文化的陶冶，个体才被统一的社会阶层所接纳。学生在传统学院教育中扮演的是被动接受知识的消极角色。[13]而新人文主义者则试图以自由探究式的主动学习与创新来替代灌输性的传统方式，形成了新学问与新观念。其理念被概括为“经由学术达到教化”。“教化”一词在德文中具有文化、教养、教育等意涵，它源于经典“文本”，是与实用技术和社会政治无关的纯粹精神性的东西。在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教化”被看做是教育学的概念，指每个人应接受的古典自由教育。[14]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自我塑造”（self-design）[13]，通过深入古典文本、精研古典学术，达到新人文主义理想中的完善人格[12]。由此，新人文主义者将传统学院教育的方式从外部规训转向内在的自我完善，“只有通过自由探索来研究新问题，心智能力和广博学识才能被视为高等教育的标志”[15]73。由此，可以理解哲学院初期“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内涵，它实际类似于研究性的教学，理论研究与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规训心智与塑造品格。而这一教育观念是反现代学术研究的，如施莱尔马赫在其《关于德国式大学的随想》一文中指出，学术研究应该是科学院而非大学的任务。学术探究仅仅是训练心智的手段，而这也是他与费希特等唯心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之一。柏林大学建校之前，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之间有一场论战，呈现了两类改革者在某些核心理念上的深刻分歧。

然而唯心主义者最终成为大学改革的主导者。兰德尔·柯林斯指出，唯心主义是支配哲学院运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唯心主义的开创者是大学改革运动的领导者”[16]。他们以新人文主义的新观念为先导，奠定了哲学院古典学术研究的功能。费希特是柏林大学首任通过选举当选的校长，他首先确立了哲学是衡量其他一切知识分支假设与原则的理性标准，重申与实践了康德在《院系之争》中的观点，这一重要著作论证了哲学学术研究作为哲学院的核心功能、哲学院作为大学中心机构的正当性。于是，哲学院从低级学院上升为核心组织。其次，唯心主义者塑造了新型大学哲学院的研究范式与内容，与新人文主义所设想的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情形不同，哲学院被唯心主义哲学认识论所统摄。此时，德国大学“对于学术目标的表述仍然倾向于包容一切的唯心主义。即使是德国教职员中的自然科学家，在演讲中也不会对非经验主义理念有所不敬”[17]。而这也正是后来现代科学家建立现代学

术体系与组织所面对的最大阻滞力量。

（二）哲学院学术组织的内在张力

围绕古典学术研究的功能，哲学院建设了相应的制度，即推广并完善了习明纳这一教学组织形式和讲座教授制的学术制度。习明纳在18世纪本来是古典语言学的教学组织，它在新型大学的哲学院中扩展到历史学、数学、自然哲学等各个知识分支。[7]212讲座或习明纳是一种适合于古典学术教学与研究的组织。首先，它围绕一位讲座教授建立，为保障其教学与研究上的自主，国家授予讲座教授对讲座绝对的支配权力；其次，讲座围绕某一知识分支建立，由一位导师带领几个学生，形成了一个小而精、师徒式的古典精英教育机构。

虽然讲座制是一种适应于古典学术研究的制度构架，但是从后来哲学院的变革历程来看，这一制度蕴含了独有的特质：有弹性、柔性，对学术的演变具备适应能力，对现代学术的扩散与分化具有促进作用。本-戴维认为，“尽管从经验科学的观点看，德国的大学奠基者的思想是错的，但是这个体制能根据科学探索的需要和潜力而改变。”[11]而这种适应性源于讲座制中所包含的若干张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德国的新型大学在其建立之初就存在若干内在矛盾[18]，这种张力使古典学术组织包含了现代学术及其建制的重要元素。第一，讲座虽然强调知识的整全性，但却以知识分支为核心建立。这就为19世纪30年代之后各个知识分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确立独立的学科意识创造了制度上的条件，学术变革已经在哲学院中悄然酝酿。第二，教授的绝对权力会导致学术权威垄断本领域的危险。柏林大学模式对学术权威的强烈屈从，容易使讲座成为所谓的“个人领地”（personal fieldoms）。[19]然而正是由于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个教授，而教授的地位又难以撼动，这就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形：后辈学者为了获得教授职位，只能努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因此，这一制度在客观上反而具有刺激知识分化与创新的作用。可见，这种因应古典学术而设置的旧制度中，隐含着现代学术萌芽与成长的可能性。

三、革新：新体系对旧制度的改造

现代科学要在哲学院中获得合法性地位，必须对抗自然哲学的研究范式，并建立适应现代学术研究的组织制度。为此，现代科学家发起了两场争论：第一场是古今学术之争，即现代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之间的论战；第二场争论实际并没有形成真正交锋，它是19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家内部出现了两类关于现代学术如何在大学中建制的不同观点。[20]57-83第一场争论确立了实验室和研究所等现代学术组织的正当性地位，第二场争论奠定了哲学院组织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

（一）新旧对抗：现代学术的全面胜利

19世纪30年代前后，哲学院的第一批现代科学家开始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批判自然哲学研究范式。[21]这些学者的代表人物、化学家李比希最先展开了措辞激烈的攻伐。他把自然哲学比作“瘟疫”，认为它扭曲了普鲁士人关于实验物理学和化学的观念，导致他们把化学仅仅看做一门技术或手艺，主要用于制造苏打和肥皂或炼钢，而未纳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德国大学化学讲座被自然哲学家所占据，教授没有实验室，经费也少得可怜。于是，他首次将被哲学家们认为是无法登大雅之堂的现代化学研究引入哲学院。[22]柏林大学生理学教授赫尔姆霍茨对现代科学家们的批判总结道：可以断言黑格尔哲学完全无力解释自然界，其自然体系在自然科学家眼中是绝对的狂妄，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都反对他的主张。现代科学家们不断强调，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扫除唯心主义哲学的所有影响。[23]经由批判、争论与清理，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逐渐取代了自然哲学的方法。特别是黑格尔去世之后，现代学术在哲学院中逐渐确立了正当性身份，并占据了哲学院学术的主导地位。[24]

（二）旧瓶新酒：现代学术制度的建构

19世纪中后期，对于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制度应如何建构，在现代科学家内部产生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哲学院分裂为人文学院与自然科学学院，为自然科学单独建制；第二种观点主张将现代学术在哲学院中建制，实行以自由教育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教学与研究。两种不同的观点源于科学家对学术知识性质与功能的不同认知，以及由此引发的在组织建构上的观点差异。前者认为大学应该以学术性专业教育为主，后者认识到学院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内在统一性，认为自由教育的心智规训有利于学术研究，意图形成以自由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

第一种观点以德国生物学家雨果·冯·摩尔为代表。他认为，自然科学与其他所有知识地位平等，必须以自身的方法和逻辑追求特定目的，因此，应该将自然科学从哲学院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自然科学学院，哲学院传统的“教化”任务只能由人文学院来完成。基尔大学的物理学家卡尔藤也主张，德国每所大学都应该设立数学和自然科学学院，建立物理学研究

所，教学与研究应该由受到过专业训练的学者承担。[9]502而在制度层面，科学家们尖锐地指责道，自然科学家和古典人文学者处于同一组织中，后者会凭借其人数优势滥用权力，禁止学校为科学家购置实验工具和教学设备。更有学者颇有远见地指出，既然现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导致学科分化，哲学院将会急剧膨胀而难以管理，所以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院中分裂为独立的学院。

但实际上，这一派科学家的观点至少在19世纪中期并没有得到推广。除了1863年，图宾根大学最早单独设立了自然科学组织之外，大部分大学在变革初期还是按照另一批科学家的构想，保留了哲学院的统一建制。这批科学家以赫尔姆霍兹、化学家奥格斯特·霍夫曼和生理学家博伊斯·雷蒙德等人为代表。他们不认同摩尔等人与传统结构决裂的组织建构设想，认为现代科学不同知识分支之间的割裂与独立将把大学变成专门的职业学院或技术学院。这些科学家之所以坚持应将所有基础理论研究统整在哲学院中，是源于对学科分化潜在危机的深刻思考和对传统概念“wissenschaft”的重新认知。霍夫曼于1864年开始，先后担任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化学教授，对哲学院分裂与瓦解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过系统思考。[25]而赫尔姆霍兹认为，所有学科都必须由现代科学统领，现代科学的评价标准、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必须延伸到其他一切学科。“wissenschaft”这个德国古典学术的核心观念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被重新定义：曾经它是指整合一切知识的一般哲学理论，而在赫尔姆霍茨等人的概念中，它是指所有学术都要在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下展开。在此基础上，赫尔姆霍兹论证了现代科学各基础学科必须统一于哲学院中的原因。首先，他们重新确认了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即大学是能够发展学生心智、平衡学生兴趣的唯一机构，过于专门化的学科教育会导致学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贫乏，使人失去进行整全性思考和心智规训的机会，无助于科学研究和教学。其次，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专注于高度专门化的科学研究，闭门造车而不涉及其他学科领域，也不利于青年学生对本学科知识的掌握。赫尔姆霍兹指出，学生参与到实验室的合作项目中来，本身也是某种程度的道德和心智规训。[26]再次，将所有学科置于同一组织中，能够促进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了解科学的最新成果，促进本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科学不断分化与深耕的情况下，这种交流更加必要。总之，保留哲学院的组织架构，就是既要保证所有知识在理性上的统一，又要保证他们在制度上的统一。[9]455

学者之间的观点冲突贯穿了19世纪30至60年代。这些纷争产生的结果是：第一，科学家们获得了教学楼和设备来扩大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哲学院中开始出现以实验室和研究所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学术组织。这三十年可以看作是现代学术特别是自然科学进入哲学院的初始时期。变革最先始于化学等领域，实验室德文为“laboratorium”，其原意是“化学实验室”[9]503。李比希在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建议下，于1824年受聘为吉森大学化学副教授，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标志着实验化学和现代科学真正在哲学院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组织。第二，德国大学为现代科学研究建构了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独特组织结构，现代科学机构以“旧瓶装新酒”的形态仍然依附于古典讲座制度，且一开始并未以独立学院的形式建制。传统古典学科与现代科学同属于哲学院[20]64-65，科学家们仍在旧大学模式下开展研究活动[27]。

四、颠覆：现代学术制度的扩张与哲学院的消亡

至19世纪60年代，现代科学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之后，实验室和研究所开始普遍建立。哲学院的组织演变过程逐渐超出了赫尔姆霍茨等科学家的设想，现代学术组织的发展和膨胀最终瓦解了哲学院。

第一，当学术知识的性质发生变化之后，要延续传统的学院功能，必须对哲学院的旧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但哲学院的科学家并未做这一组织层面的思考和实践。赫尔姆霍茨等人原本认为，虽然知识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传统的组织架构依然适用于现代研究型大学。哲学院能够在组织形式上将各个分化的基础文理学科统合起来，促进学生的心智规训和学术交流与创新，这一组织制度本身是有利于现代科学发展的。

但实际上，这些科学家只是在理念上论证了保留哲学院统一建制的必要性。学术范式转换之后，古典学术统一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不复存在，且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分化和深入，学者们必然更加专注于专业化研究。因此，要保证哲学院自由教育的功能在现代研究型大学中的延续，就必须对组织制度与构架进行重塑。[15]38正如理查德·斯托所言，学院本来就不是为促进科学研究而设计的组织模式，知识的增长和相应的学科发展，与心智规训并不相同，它不是学院的框架所能容纳的。[28]结果，赫尔姆霍茨等人并未在实践中践行其理念。一方面，科学家们表面上继承和改革了“wissenschaft”的传统，但其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统领一切学术的唯科学倾向，实际是把高等教育目的窄化为

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赫尔姆霍茨等人虽然在理论上论证了实验室的合作项目所具备的道德与心智塑造功能，但事实是，只有那些最顶尖的学生有可能加入这些项目。他本人也只与少量极具天赋的学生一起进行研究工作。由此可见，德国大学虽然此时依旧保存了哲学院作为囊括一切知识的组织，但现代科学研究天然具有分化倾向，专业程度只会不断加深。哲学院的传统结构不能整合这些分化的学科，也难以处理好自由教育与学术性专业教育、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即便是赫尔姆霍茨本人也无法在这一结构中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只能专注于本领域的研究工作。伯恩·维特洛克站在洪堡的立场对此断言：新的研究型大学“接受了专业化和学科秩序的观念，劳动的学术分工随之而来，且它无法将高水平的研究与教学模式同品格塑造相结合，而这恰恰被19世纪初的人文主义者看作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根本原则”[29]。

第二，讲座教授这一独特的制度，在工业革命和大学人才竞争的外部刺激下，对哲学院现代学术的扩张产生了促进作用，现代学科不断分化，且不断取代传统学科。哲学院的框架无法容纳大量的现代学术组织，最终走向消亡。

19世纪60年代之后，实验室和研究所在哲学院的快速扩张得益于这一阶段德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和高涨。外部的刺激导致在具有多所新型大学的德国高等教育场域中，出现了一个对科学研究和科研人才具有大量需求的学术市场。由于当时的德国处于各邦国分裂对立的状态，德国的大学系统处在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中。政府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使各大学在科研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5]99国家分权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广泛的学术互动与竞争市场的存在，为刺激现代科学的跨越式发展、新型大学完全变革为现代研究型大学提供了外部条件。

讲座制这种极具张力的组织，其潜在的促进现代科学分化的作用在此时被真正激发出来。它与快速扩张的现代学术之间的耦合作用产生了两种后果。首先，虽然讲座制本是围绕古典学术研究所创设，但是它师徒式、小而精的组织特点，十分有利于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其次，由于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个讲座教授，为了获得教授职位，学者们不得不努力开创新的研究领域。生理学、卫生学、精神病学等学科就是这样创造和发展起来的。[5]而当现代学科在哲学院的制度框架与职位供给中趋于饱和之后，又不断侵占此时已较易获取教职的哲学领域，将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哲学中来[30]，如冯特经此路径创造了实验心理学。这就形成了一种零和博弈的态势：现代学科的分化与增长，导致了哲学等传统自由学科的衰落。由此，科学家们虽然意图延续哲学院的传统建制与功能，但却并没有根据现代学术的特点对哲学院的组织制度与结构进行重塑。哲学院变革的过程，其实就是以旧的组织结构与制度逻辑容纳现代学术建制的过程。当现代学术组织迅速扩张，哲学院这种古典学术组织也就无法再适应与包容新机构。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斯特拉斯堡（1872）、慕尼黑（1873）、乌兹堡（1875）、海德堡（1890）、弗莱堡（1910）和法兰克福（1914）等大学分别取消了统一的哲学院，建立了自然科学的独立组织。而至20世纪60年代，最后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院也消亡了。[9]455当代的德国大学，例如柏林洪堡大学，就主要以专业学部为主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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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 to“Humboldt Myth”:An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Approach to Scientific Achievement of German Universities

CUI Nai-we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Jiangsu,China）

Since the 21th century,the“Humboldt Myth”issue in European academic circle has suggested that 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of German universities in 19th century cannotbe interpreted by“Humboldt Model”.It was a result of the mutual coupling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academic systems.Modern academic institutions were stillattached to classicalorganizations named lectures which contained tensions in the transitional age.Such a bizarre structure produced two results.Firstly,the modern elements contained in lectur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in German universities.Secondly,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could no longer support the enhance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its institution,which disorganized the faculty ofphilosophy.A carefulexamination ofthe historicalprocess explains the confusion ofthe Humboldt Myth: the ability to better adapt to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knowledge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i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of German universities.

Humboldt Myth;Faculty of Philosophy;Scientific Achievement;Lecture

2016-09-27

崔乃文，1985年生，男，山东青岛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学校组织与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