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艳艳，王素萍，马楠

（1.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夏银川750021；2.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6村10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马艳艳1，2，王素萍1，马楠1

（1.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夏银川750021；2.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基于宁夏土地流转现状的调研，以宁夏回族自治区6个行政样本村102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为例，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人口规模、非农化程度、农户所处区域差异性、农户对土地租金的满意度以及风险预知对农户是否满意土地流转行为都有显著影响。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构建农户土地流转利益保障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加强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从而引导农户明晰其土地产权，提高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满意程度，使得土地流转稳定有序进行。

宁夏；土地流转；农户；满意度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农业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现代农业建设、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基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宁夏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在各方力量共同作用下农村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形式呈现多样化，流转方向也逐渐向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组织规模化集中。农村土地流转已成为当前解决宁夏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抛荒及闲置等问题的有效途径[2]。

在农村土地稳定而有序的流转中，地方政府起到了政策引导和推动的作用，然而土地流转最终要取决于农户的决策，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知态度直接影响土地流转效率和目标的有效实现[3]。农户作为土地流转的主要供给方，其参与土地流转的满意度也是考量政府土地流转政策实施绩效的重要反映。因此，通过

对宁夏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行为选择的调查，分析其满意度以及影响因素，对把握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规律，解决当前宁夏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2015年随机选取宁夏回族自治区6个行政村，分别为隆德县大庄乡红堡村、海原县甘城乡武塘村、原州区炭山乡南坪村、同心县河西镇艾家湾村、大武口区星海镇渠南村和青铜峡市大坝乡沙庙村，主要针对农地转出的农户进行调研，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经济状况、耕地面积、土地流转状况、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以及土地流转后经营状况的认知等。共发放调查问卷12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02份，有效率85.0%。

1.2 调查概况

1.2.1 农户自身及家庭特征由于户主作为家庭主要事务的决策者，提供的相关信息可信度较高，所以本次调研对象为户主。样本农户的个人年龄集中在41～50岁，占全部样本农户的37.3%；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9.2%、初中文化程度占54.9%，与宁夏农村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情况大致相符[5]；本次调研中把农户的类型划分为纯农业户、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以非农为主的兼业户、非农业户4类，分别占全部样本农户的20.6%、51.0%、22.5%和5.9%，这4种类型是按照非农化程度由低往高进行排序，可以看出样本农户非农化程度比较低（表1）。从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来看，70%以上的农户家庭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和经营小本生意，只有13.7%的农户家庭主要依赖于土地收入。

表1 样本农户的个人及家庭特征描述(n=102)Table1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1.2.2 耕地细碎化程度与土地流转规模6个样本村的耕地细碎化程度与土地流转规模差异较大，平均每块耕地面积0.09～0.19 hm2，其中，红堡村细碎化程度最高，渠南村最低；艾家湾村和南渠村流转土地比例最高，而红堡村和沙庙村土地流转比例最低（表2）。且调研发现，艾家湾村和南渠村土地流转形式多样，主要有转包、代耕、出租、互换和入股，其中，以代耕和出租较多，分别占流转总面积的40.1%和41.2%。在政府相关政策引导和利益推动的双重作用下，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以土地入股合作社的土地流转形式也悄然兴起，目前流转面积仅占4.9%。

表1 样本农户的个人及家庭特征描述(n=102)Table1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1.2.3 土地流转价格及合同签订土地流转价格区域差异较大，且整体水平偏低。农户流转土地租金平均为5 887.5元/hm2，其中最低为750元/hm2、最高为1.2万元/hm2。调查数据显示，53.9%的农户对土地流转租金不满意，34.3%的农户表示满意，而11.8%的农户对租金的金额表示无所谓。

对于合同签订方面，57.8%的农户表示在流出土地时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合同。已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规范化程度较高，明确了流转期限、流转价格、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争议的协调处理办法等事项，对于保障农户利益有一定的约束作用。42.2%的农户表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这些农户的土地主要是在亲戚、朋友间自发流转。从信任关系上讲，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社会关系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凭借血缘、宗族纽带形成和维续，村庄内部农户之间形成的熟人社会可以认为相互知根知底，农户可以利用熟人社会甄别出值得信任的流转对象，且在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签订书面协议的，土地流转的口头协议能够得到很好的履约[5]。

1.2.4 土地转出的主要原因选择“从事其他非农业生产优于农业生产”的农户比例最高，达到了59.8%；选择“土地流转收益优于自己耕种”的农户次之，比例为45.1%；选择“缺乏劳动力”的农户比例为40.2%；选择“土地质量差”的农户比例为19.6%（表3）。数据显示，农户作为理性决策人，追求比较优势，从而有益于形成分工经济，也说明农户转出土地的主要原因仍来自于经济利益的驱动[7～9]。

表3 农户流转土地的原因频率Table3 Frequency of land circulation of farmers

2 实证研究方法

2.1 模型建立

以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因变量为0，表示农户对土地流转不满意；因变量为1，表示满意。由于因变量（即农户满意度）是二元离散型变量，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转出土地的满意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通过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具体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顺利进行。公式为：

式中，Y：农户转出土地的满意程度；p1：对土地转出表示“满意”的概率（%）；p2：对土地转出表示“不满意”的概率（%）；xi：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满意程度的因素；αi：待估计系数；ε：误差矫正系数。

2.2 变量含义和赋值

选择农户个人、家庭特征变量、农户所处区域差异性以及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知程度等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农户个人特征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家庭总人口；农户认知变量主要包括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政策制度认知和土地流转后的收益风险认知。各变量含义和赋值及统计描述值如表4所示。

表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02）Table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3 结果与分析

使用SPSS 19.0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并根据-2对数似然值、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参数进行模型的整体检验（表5）。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模型通过了似然比检验（卡方值为70.077，Sig.值为0.000），且模型的-2对数似然值为68.805，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分别为0.497和0.668，模型整体预测准

确率为87.3%，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预测准确度较高。

数据显示，除农户家庭人口总数、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是否了解、农户是否知道流转土地的用途和农户对土地流转风险的认知4个指标对土地流转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以外，其他指标均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农户家庭人口、农户所处区域差异、农户对土地流转风险的认知、农户对土地流转租金的满意程度5个指标均达到显著水平（表5）。

表5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Table5 Regression results of Logistic model

3.1 正向影响因素

3.1.1 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主要指农户家庭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在不同程度上从事非农产业的趋势。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X3）对其土地流转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显著性水平达到10%，表明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小，则对流转出土地的决策更加满意。本次调研的样本农户中，以农为主兼业、非农为主兼业和非农业农户中对土地流转表示满意的农户占比分别是50.0%、56.5%和100%。

3.1.2 农户所处区域差异本次调研的样本地区主要分为川区和山区。区域差异性对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意味着山区农户相比于川区农户对土地流转更易于满足。此次调研数据显示，川区农户对流出土地表示满意的比例是51.4%，而山区农户对流出土地表示满意的比例达到了73.3%。山区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多，但细碎化程度高，很多农户经营土地靠天吃饭，无法进行有效灌溉，收成难以保障，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使得农户外出打工时间充裕或转而经营其他非农生产，因此山区农户更易于满足。而川区土地流转市场活跃，农户耕地面积虽少但细碎化程度低，大多为水浇地，土地大面积连片经营可能性高，农户流转土地的条件较高，因此川区农户相比较山区农户对土地流转难以满足[13]。

3.1.3 农户对土地流转租金的满意程度农户对土地流转租金的满意程度对其土地流转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意味着农户对土地流转的价格越满意，其对土地流转的满意度越高，反之越低。单位面积租金的提高改变了农民对土地转出收益的预期，外出务工的优势更加明显，农户更倾向于将土地转出。因此可以认为土地租金是驱动农户流转土地的主要动力，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受访农户中对土地租金不满意的农户占总样本农户的52.0%，其中表示对流转出土地不满意的比例为71.7%，对流转出土地表示满意的比例为28.3%；受访农户中对土地租金满意的农户占总样本农户的36.3%，其中，表示对流转出土地不满意的比例仅占5.4%，而对流转出土地表示满意的比例达到94.6%。

3.2 负向影响因素

3.2.1 农户家庭人口数农户家庭人口数对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且显著性水平达到5%，即意味着农户家庭人口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高，对流转出土地越不满意。实地调研中，家庭总人口数少于4人的农户对流出土地表示满意的比例是70.5%，家庭总人口多于4人的农户对流出土地表示满意的比例为48.3%。同时调研中还发现，人口比较多的样本农户家庭人员构成大多包括老、中、青3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在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土地对农户而言，不仅仅是经济功能，还有心理保障功能[12]，而对农户家庭中的老年人而言，心理保障功能远远大于经济保障功能。

3.2.2 农户对土地流转风险的认知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农户对土地流转风险的认知程度对其满意度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

验。如果农户认为项目实施风险越大，则对土地流转满意度越小，反之满意度较高。大多数农户具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对农业企业经营项目比较关心，且大多数农户的“恋土情结”使其无时无刻也在关注土地转入方的经营项目是否有风险，因其风险大小会影响农户对来年土地收益或土地转入方履行合约的预期。本次调研发现，预期土地流出风险比较小的农户有82.6%的农户表示对土地流转满意，预期土地流出风险比较大的农户只有43.3%的农户表示对土地流转满意。

4 研究结论

农户的土地流转满意度决定了农户流转行为能否可持续进行，同时会对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流转行为选择具有引导作用[15]。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较强，但满意度不高，样本农户中表示对土地流转不满意的比例达到42.2%。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要求出现了新的特点：对土地流转模式要求多元化，对土地流转价格要求较高，对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服务管理水平要求增加。从实证分析中来看，主要体现在：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农户的非农化程度以及农户对土地流转价格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作用，而从区域差异性来看，山区农户相比较川区农户而言更易于提高土地流转满意度，同时也反映出农户土地流转中的风险预期对其满意度有负向的显著影响作用。

5 政策建议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为了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户收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5.1 构建保障农户土地流转收益的利益机制，弱化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

目前，在农村地区青壮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加剧，而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与农户劳动能力的减弱并没有成为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的积极因素，“恋土情结”使得农户“离农不离土”，对土地依赖性太强，土地始终被农户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因此，为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和稳定有序流转，亟需构建保障农户土地流转收益的利益机制，但弱化土地福利功能的替代机制同时也需要匹配促进农户身份转换的心理干预机制[14]。

5.2 完善土地流转后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制

当农户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时，其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减少，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降低，农户风险承受能力增强，随之对土地的依赖性也会降低，其土地流转满意度也相应提高。因此，鼓励农户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流转土地的同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逐步完善土地流转后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机制，这样可以改善农户就业状况，提高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例和人均收入水平，同时也顺应了农户家庭对土地功能转化的合理要求。

5.3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稳定有序地推进土地流转

宁夏农村地区土地流转形式已经多元化，但组织化程度比较低。有些农村地区虽然成立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但运行机制并不健全，尤其表现在利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因此可以在推进土地流转的同时，鼓励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进入农业，改善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信息状况与交易环境，加快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发育，强化土地流转的契约化水平，完善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改善土地流转效率。

5.4 加强政府土地流转政策和相关规定的宣传，提高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强度

对土地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必将引发产权的租金消耗与土地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因此在农户转出土地过程中，对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可以提高农户对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意识，引导农户通过合法正规的方式缔结流转协议，保证土地流转双方的收益，提高其土地流转满意度，从而带动未参与农户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在鼓励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时，需加强对土地转出信息的收集及宣传工作，加大推介适合实际的新型实用农业生产项目的力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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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Circul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102 Peasant Households of 6 Villages in NingXia

MA Yan-yan1，2，WANG Su-ping1，MA N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of land circulation and survey data from 102 farm households of 6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Ningxia，this paper makes empirical analysis on behavior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land circulation of farmers’.The survey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atisfaction of farm households’on land circulation has been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by the size of farm household，the degree of farmer non-agriculture，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idence of farmers’，the satisfaction of household on the rent of land circulation and risk prediction.In view of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it puts some policy suggestion to enhance the satification of farmer on land circulation such as building benefit mechanism，improving the systematism degree of land，and completing recognization of farmer on land property right.

Ningxia；Land circulation；Farm household；Satisfaction

F310.0

A

1008-1631（2016）04-0085-06

2015-12-17

宁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SK15003）

马艳艳（1979-），女，宁夏隆德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E-mail：13605756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