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双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我国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的内隐模型构建

徐景双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当前，我国中职教育的内涵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这些困难的解决与障碍的突破需要一支高水平的中职教师队伍，这离不开合理的中职教师政策及其价值取向的指引。通过模型构建，可以发现价值取向变化的机理。在假设的基础上，以模型变量来验证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化，提出当前中职教师政策应该体现的价值取向。

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分析；内隐模型

一、我国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分析的内隐变量模型构建

要想清楚回答价值取向在我国中职教师政策决策中是怎么发挥作用以及中职教师政策决策是如何改变决策主体选择结果的问题，就需要打开政策决策者行为的黑匣子，因为政策决策者的行为会受价值取向影响。而探究价值取向无法回避其中的内隐因素，就需要构建价值取向的构成模型，可以说，价值取向模型研究是打开政策决策者价值取向变化黑匣子的钥匙。为此，本研究认为价值取向调整的动因取决于不同价值主体的信念一致程度，提出了隐含着价值取向的价值标准，以及这些标准是否已经达到完全信息的状态。若价值主体处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通过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目标是否存在分歧，就可以推断出价值标准是否处在的价值取向调整的窗口期。

（一）行为经济学与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的价值标准

人类所做的价值判断是分等级的。“价值等级”［1］这个概念是米塞斯为人类贡献的智慧之一，但并不是每个价值主体的“价值等级”与其他价值主体在表达与合作中都是同步的，因此人类还需要伦理规范来调和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等级”。一个行为所追求的结果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说的目标，这个目标来自“价值等级”，所以，我们推论说，价值目标是一个行为者（或多个价值主体）在决策之前首先需要确定的。个人的价值目标与团体的价值目标性质相同，如果说政府是一个团体，政府的价值目标也来自其心目中的“价值等级”。不同政府部门，作为价值主体，拥有不同的价值等级。“价值目标不是价值取向，具体来说，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对价值标准选取的指向；价值取向是指价值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2］。

“人的价值取向具有实践性品格”［3］，而价值目标则具有观念品格，或者说，价值目标为人类行为提供的是信念，而价值取向为人类行为提供实践的动力。为阐述得更加透彻，我们以汉字源来考证“价值取向”的“取”，在汉字的六书中，象形字“取”是会意字，表示人的一只手在一只左耳边，古代打

仗，以割取敌人的左耳计数报功，本意是割取左耳，引申为“拿”［4］，在这里价值标准是“左耳”。“拿”的本意是握持、动手，动手就是实践，实践的内容是动手拿敌人的左耳。从实践价值哲学出发，结合米塞斯的行为经济学，我们推导出：价值取向内隐模型的第一个变量是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内隐模型的第二个变量则是价值选择（见图1）。

图1 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调整内隐模型的变量（一）

价值选择是针对价值标准而言的，价值选择可以选择“左耳”、“右耳”、“首级”，为什么在这里价值选择是动手取敌人的左耳呢，因为价值标准决定了价值选择的指向。

（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中职教师政策的价值选择

马斯洛1943年把人类需要由下而上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他在自我需要前面增加了认知需要和审美的需要。人类需求层次表明，各种需要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低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一层的需要才能起优势作用；随着时间和外界条件的变化，人的需求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同一时期内，可能同时存在几种需要，因为人的行为是受多种需要支配的，但是，每一时期内，总有一种需要是占支配地位的。作为人本主义的核心理论，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根本主旨是关注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潜能和自我实现，由此引导人类健康积极的价值观。自我实现的首要表现是自我选择，人类主观上有了自主的需求之后，才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价值选择是基于自我实现的价值指向，因此价值选择是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内隐模型的第二个变量。

由于不同价值主体的价值标准不同，他们的价值选择也会不同，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各异，通过上述模型图，我们可以观察到，价值取向内隐模型是个内嵌结构。在这个内嵌结构中，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都隐含着价值取向，需要价值取向对他们进行提炼和表达，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需要借助价值取向的平台将两者外显。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都是价值取向调整的变量。

（三）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说与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的价值目标

价值取向模型的关键在于把价值取向作为中介，其发挥的作用如同火箭的推送器，把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推送到价值目标的高度，这时价值取向则把内隐变量（价值标准和选择意向）外显为价值目标（见图2）。

图2 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调整内隐模型的变量（二）

价值取向体现的是谁的价值目标？价值主体是谁?如何确定价值主体所表达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有效性？在公共服务领域，政策主体的价值取向调整是怎么发生的?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政策主体是政府，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代表的是政府的意志，政策价值取向研究的是政府的价值取向，政府既然是合法政府，主体如何获取政策决策的合理性？因为狭隘的政府主体价值取向是从政府本身的利益，或者政府部门的利益出发。比如，教育部出台中职教师政策，同时，人社部也出台中职教师政策，两个政府部门的价值等级不同。教育部的中职教师政策侧重在教师入职时的身份背景，在职管理时教师的教学与研究能力。而人社部的技校教师入职时，学历学位与职业资格（技师、高级技师）并重，以及根据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说，政府部门也是具有寻租和逐利本性的“经济人”，因此，他们极有可能基于本部门的利益而出台政策，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冲突”或“政策打架”。

在中职教师政策决策中，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作为政策主体，都具有有限理性“经济人”属性。“经济

人”理论告诉我们，凡是那些利益相关者都是“经济人”，都怀揣各自的价值取向。面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资源稀缺，价值取向必须面对价值选择，选择项有若干个的矛盾或同质，如何选择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价值选择是处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框架下讨论价值选择的倾向性。这使得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如前所述，价值取向既然具有实践品格，既然是各个“经济人”面对稀缺资源的“拿”，那么我们就得到另一个推论，即价值目标是价值取向内隐模型自变量的第三个变量。而价值目标提供给价值主体的是信念和行动方向。价值目标被价值取向外显为提炼、简化成为两个字——信念。

二、我国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分析的内隐变量模型成立之假设

（一）假设：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我国中职教师政策价值目标存在分歧

1.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政策主体依据价值等级确定价值目标

所谓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场参与者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如新凯恩斯学派认为，不完全信息经济比完全信息经济更加具有现实性。在现实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依据价值等级进行价值排序来确定价值目标。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道：“在行政官个人身上，可以区分出三种本意上不同的意志，首先是个人固有的意志,它仅只倾向于个人的特殊利益；其次是全体行政官的意志，这一团体的意志就其对政府的关系而言则是公共的，就其对国家——政府构成国家的一部分的关系而言则是个别的；第三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者的意志，这一意志无论对被看作是全体的国家而言,还是对被看作是全体的一部分的政府而言,都是公意。”［5］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官员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寻求“个人的特殊利益”是天然的，而寻求政府部门利益则是出于“团体的意志”。作为不同政府部门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寻求团体意志，那么就有可能在是否代表“全体的国家意志”的价值目标方面存在一些分歧。

当中职教师政策不同的价值主体有了明确的价值目标，即有了信念之后，信念并不会静止不动，随着时间压力的来临，政策决策环境会发生变化，从而引发信念变化。在资源有限的社会条件下，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价值取向会形成竞争，一种价值取向会挤压另一种价值取向以达到新的平衡。在描述意义时，我们注意到语言规则的作用，每一个个别的单词都如同一个完整的句子一样具有影响认知的倾向。对词语中的语素进行排序，同时也说明了价值取向的排序。

牛奶——奶牛 语法——法语 鸡蛋——蛋鸡牙刷——刷牙

校企合作——企校合作 职业技术教育——技术职业教育

由于语言存在线性表达的限制，不同的价值主体都会在描述价值目标时进行意义描述，那么出于主体的价值追求，将对价值目标进行排序。多元价值主体描述事物时，其所采用的词序往往透露着他们各自的价值取向，比如，消费者要判断的是“牛奶质量如何”，而乳品企业要判断的是“奶牛的质量如何”，尽管“奶牛和牛奶”之间存在价值关系。这说明不同价值主体，价值取向不同。在我国职业教育的价值实践中，对“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职业教育”的排序，透露了两种价值取向。教育部的政策决策者，以表征学历学术“教育”为主要价值取向来界定职业教育，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技校以“技术”为主要价值取向的首要排序。在我国大陆，我们用职业教育来指代“职业技术教育”，从价值等级的排序上看，我们简称其为“职业教育”，而在我国台湾地区，职业技术教育被称为技术职业教育，他们的价值等级排序上以技术为第一。因为教育支撑着技术的发展，两者截然对立，就引发了“公地悲剧”，此时“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将转化为“以人的技术为本”的价值取向，因为是人的教育出现了问题，社会现实必启动价值取向调整的引擎。

由于价值主体不同而造成价值取向多元。价值选择与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目标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他们相互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价值取向内隐其中，价值取向对现实的价值活动发生动态的调节，因为价值选择、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目标必须通过价值取向的粘合作用才能够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互相提升，共同推动着价值关系的发展（见图3）。

图3 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影响因素

（二）假设：时间管理作为价值标准对中职教师政策价值选择存在影响

对于时间价值的认知，我国政治家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论述，现代人时间管理的目的是实现价值，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有效性是现代管理的精髓，时间管理是有效性的前提。因为时间对于政策价值取向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没有弹性的，都没有替代品，任何主体完成每一件事都无法脱离时间的隧道。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政策决策也因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加而与时间相挂钩，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与中职教育相关的制造业政策直接冠以时间名词的限定。

价值选择是在若干个选项中进行单选，而每一个选项都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没有时间压力和时间限制下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小到一场标准化的纸笔测试，琐碎到挑选一件自己满意的衣服。“在无时间压力情形中，决策者常常采用以选项为主的信息搜索策略，而在时间压力情形中，决策者更倾向于以属性为主的信息搜索策略，即时间压力导致决策者的选择策略从基于选项的搜索策略转换为基于属性的搜索策略。所谓以选项为主的搜索策略是指决策者针对某一选项的各个属性加以查看和全面了解后，再对下一个选项进行同样的考察，以期提高决策的质量。”［6］正因为我们是在确定价值标准下进行选择，所以价值取向调整常常面临着时间压力。否则，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就不会避免有意滞后和无意滞后两种状态的出现。政策滞后大部分的原因是决策主体的价值取向没有及时调整好。政策滞后则会使政策对教育实践产生负价值。

（三）假设：不完全信息下中职教师政策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存在分歧

不完全信息来自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缺乏有效信息沟通。包括在国内与国外的产业技术水平方面的沟通和国内各行业协会、企业与职业教育教师政策之间的信息沟通。在西方发达国家，行业协会的重要职责就是传递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沟通两者的需求，作为中介的桥梁和纽带来发挥作用。西方一些行业协会在向政府反映会员单位诉求和政策制定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独立于政府且非盈利性质的行业协会对政策制定产生有针对性的影响。因为这种来自市场对政府政策需求的信号，首先是被代表最先进技术水平的行业协会所捕获。行业协会代表着全体会员企业利益诉求来与政府发生联系，而不是个别企业直接与政府发生联系，从而能革除腐败滋生的机会。

第二，非独立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教师政策产生影响。因为中国的行业协会具有非独立的官办背景，被戏称为“二政府”。经过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了一部分工业部门，成立了10个全国性的行业组织，这些行业组织下面还聚集了众多的国家级的专业学会、协会，由此构成了完整的行业组织体系。但是，这些行业协会所提供的信息是来自政府的声音，而不是全球化市场条件下对中国技术人才的需求变化的声音。如果行业协会的成员都来自与政府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的组织和个人，行业协会对市场释放的政策需求信号就不会那么敏感。由于对市场需求不敏感，政策扶持的职校所培养的职业学校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认知发生迟滞，除了升学，职校生的就业问题将逐渐演化为民生问题。

第三，行业协会指导对中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掌握了核心技术的社会精英对于安邦定国的经济贡献，胜过荒蛮战争的攻城掠地。技术发明和技术进步是一种社会累积的过程，是集成了“技术工人/技师—学者—企业经营者”三者共同完成的。中职学校教师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有追求学术的发展空间，也不是企业经营精英，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原材料、资本为技术发明提供物质基础和研

发环境，有保守企业技术秘密的责任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他们也不是企业一线的技师或技术工人，相反，中职校教师要通过技术教育对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推广和传播，使得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以增加整体经济效率。中职学校与企业合作，企业却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数据交给中职学校教师，解决问题的关键需要独立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强调“产—学—研”结合，中职教师在通过学术研究来增强理论探究水平，并促进技术进步，但这样做又会使得他们脱离教学实践。如何协调这一切矛盾，办法就是首先增强行业协会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技术指导，减弱中职教师在技术上对企业的依赖。

三、以内隐变量模型对既有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的验证与分析

（一）对民国时期中职教师政策价值目标存在分歧的验证

1.“科技”与“民主”还是“科学”与“民主”

在职业教育领域，关于职业教育是什么，是一个价值信念问题。如对于民国时期，救国的秘钥是“民主”与“科技”还是“民主”与“科学”就存在一个不完全信息，此现实没有被当时的利益相关者注意到。在1919年，出于“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急需，中国的青年精英提出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可以解救中国人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德先生”就是民主，而“赛先生”就是“科学”。那个时代缺乏由技术精英阶层发出的声音，没有人提出“泰先生”(这个“泰先生”是“technician”)对救亡图存的意义。职业教育发展一百多年来，人们甚至认为“科学/赛先生/science”里面天然地包含了技术。然而，科学发现并不等同于技术发明，爱因斯坦的贡献是很大，但是爱迪生所做的技术发明，爱因斯坦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仅是关于科学与技术在语言中的排序问题，并不能说技术附会于科学。长期以来对“科学的春天”这一信息的价值解释为“科学技术的春天”而不是“技术科学的春天”。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承认人类的技术实践，概括了科学的起源：“古代人的科学，表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许多文明技术中，如，建造房屋、织造织物、锻造兵器、用船舶航行、耕种土地。”［7］因为早在1867年和1877年，作为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德克斯和卡普，两人曾先后发表了《发明哲学》和《技术哲学》，而我国“科学的春天”直至1978年才由郭沫若首次提出，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是区别对待的，甚至认为技术是科学的奴婢。这里的完全信息是：技术本身具有独立性，“热力学毕竟不等于蒸汽机，电磁理论不等于发电机”［8］。限于民国时期的中国缺乏技术人才——工程师为主的社会阶层，技术人员缺乏政治地位的表达渠道，这些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全信息对我国的中职教师政策也产生了以偏概全的影响。“一些现代西方知识分子错误理念的最严重后果，还不是出现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而是出现在接受了他们思想影响的非西方世界中。”［9］民国政府通过政策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作为科学知识与应用技术的开发，乃是重要的公共资源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10］，在职业教育领域同时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进行传播是教育政策公平的体现，民国教育政策中对科学与技术的价值排序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却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这一点恰恰是民国时期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因为政策决策的价值主体单一造成的。

2.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民国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的确认

在1912年至1927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虽然当时的教师政策不连续，中国社会传统有着重教的定势思维，加上私塾教育仍然存在，地方政府和民间职业教育机构仍然维持新学堂正常的日常教学，因此，当时的教师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事实上仍然还是工具取向。民国时期中职教师的教学内容如果是技术技能，那么技术技能就可能在职业学校和产生技术的现场（民国时期的实业）之间转移，职业学校教师政策的高频词汇就是“技术”。如果是非技术，那么教师政策的高频词汇就应是“学校课堂教学”，学校课堂并不是产生创新技术的现场。在本研究的第三章我们考察了民国二年（1913年）《实业学校规程》乙种实业学校教员之资格，有三项规定中“学校”出现了5次以上，而对于“技术”的出现概率为0。通过对民国中职教师政策文本分析，我们验证了民国时期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内隐变量中，关于P与非P存在信念分歧。从而分析得出民国时期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是

科学发现或科学发现的载体——书本理论知识。

（二）对我国若干知识分子政策中时间管理作为价值标准对价值选择存在影响的验证

价值标准随时间因素变化而对价值选择产生影响从而迫使价值取向发生调整。晚清于1866年底到1867年初，由洋务派兴办了中国第一所职业学校——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校的师资是高薪延聘法国的匠首工头。二十年时间才使清朝政府的价值取向彻底发生了变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称西方为“夷”转向称西方为“洋”。“夷”是鄙视而“洋”却为仰视，从“夷”到“洋”称谓的变化，说明清廷的价值取向经过了长时间的价值选择以确认了自己的价值所在，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必须经过洗心革面的“舍”才能够平衡未来的“得”。由此，我们确认晚清时期的职业学校教师政策为“工具”价值取向。因为清廷所有政策都是围绕方便封建君主对臣民的管理，而作为工具的臣民没有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是仅供皇帝使用的工具。

1949年后，出于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新中国的建设应快速发展“技术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来说，技术是最根本的……技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本土化，并使技术在整个制度中扩散”［11］。1949年6月，刘少奇从前苏联带回200名技术专家，并开始借鉴苏联的五年计划编制经验。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的宏观政策就建立了时间管理意识。时间管理作为价值标准，对政策主体的行为选择，发挥了巨大的政策效用。

1949年作为一个价值取向必须调整的时间压力，政策制定者必须把革命和建设区分开来。闹革命和建设分别处于不同的时代，政策所承担的任务也不同，应该及时调整政策的价值取向，确认价值目标。从良好的动机出发，经由正确的价值取向，制定政策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从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讲话我们可以发现，彼时政策价值标准仍然是斗争与革命，不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冷战，而且与插手各国内部事务的共产国际斗争。而经济建设的价值标准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制定政策，反映出当时政策的价值目标。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要么选择前苏联的价值标准，要么选择美国的价值标准。由于当时缺乏实践价值哲学的指导，缺乏自己的价值标准，在政治上一边倒向前苏联，并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去寻求确认、实现、创造、分配价值，则是考察公共政策得失、优劣的前提。”［12］20世纪50到70年代，历史并非没有向中国提供科教兴国的良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或对良机视而不见，或与良机擦肩而过，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未能及时确认本国的中职教师政策价值标准，也未能调整政策的价值取向。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教师政策始终徘徊在政治与科学技术的选择中。

（三）对当今中职教师政策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存在分歧的分析

1.中职教师政策主体实然价值选择

1999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中职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变得引人关注。于是帮助学生追求高学历成为中职教师的工作内容之一，而不是把技术技能的提高作为教学工作的重点，相对于升学，中职教师传播和推广技术是“不值得”努力的事。“不值得定律”反映了中职教师的实然价值选择。中职教师是高考成功者，他们认为向中考失败者和自律能力差的学生提供教学服务是不值得的。因为自己是当年高考成功、从大学校门走进中职校门的聪明人，而中职校的教学对象无论在智力水平和学习行为习惯上都差人一等。中职教师的群体教学行为可能是对学生冷嘲热讽、对教学工作敷衍了事、最后形成对体制的路径依赖。

2.中职教师政策主体的应然价值目标

中职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有技术技能的中等专业人才。技术精进而不是学术精进应该成为教师的专业发展目标。现有中职教师的管理政策是比照普教教师的管理办法。即以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来晋升职称。这种价值目标与价值选择分歧造成的价值困境，给潜在竞争者留出了市场。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编写组《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驾驭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对世界经济的现实情况和未来状况做了短期的展望分析，同时也对决策者在改善未来的经济状况方面所面对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来自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人的低工资竞争（不仅是商品贸易中如此，而且服务贸易也是如此），将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产生新的压力。尤其是那些缺乏技能的工人将被远远地

拋在后面。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将增加国家决策者的负担。2007年，因为中国和印度加入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国职业教师政策决策者将在新一轮商业全球化的舞台上，遭逢自己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的管理机遇。大卫·李嘉图曾认为，自由贸易对世界各国有利，因为所有国家都将专注于生产他们最擅长生产的产品。在这种商品生产国际分工的前提之下，中国企业的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取决于是否拥有更多技术精湛的劳动者。

3.现行中职教师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

在教师政策上价值取向的错位引导使中职教师认为他们此生的教学工作只是为了那些考试失败、不听话、品德有问题、高考无望的“差等生”服务，如果不是有教师编制所提供的福利待遇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不值得的。

在具体职称管理政策上存在错位。职称晋升的管理方式，以学术研究为导向，而非以技术精进为导向，引导教师认为自己在教师管理序列上朝普通教育看齐，使职业教育的信念发生动摇，教学信念不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懂技术、会操作、会管理”的技术人才，而是为“差等生”参加成人高考和三校生高考服务，从而通过帮助中职生取得更高文凭来实现中职教师的人生价值。

引起中职教师政策价值取向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心理和读书做官的强大思维定式；二是制度锁定效应，中职教师个体对编制的目标锁定，形成中职教师群体的“编制价值取向”；三是行业精英、企业师傅、中职教师三方疏离，“二政府”性质行业协会也没有能够发挥在教育部门和企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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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 翔；责任校对：李作章）

Building the Implicit Model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al Policies’Value

XU Jingshu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Nowadays，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High quality teachers are important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It is hardly to achieve without the appropriate value orient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ers’policies.Through the model building，we identified the change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ers’policies.Then we verified the hypothesis and proposed the appropriate value orientation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ers’policies.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ers’policies；analysis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implicit model

G40-011.8

A

1674-5485（2016）11-0051-07

徐景双（1972-），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