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麟德

月旦一时 是非千古——二轮《兴化市志》纂修刍议

◎陈麟德

东南古邑兴化，虽僻居淮海一隅，然人文不乏，斐然可观。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不烦覼缕，只要举出雄据一时的明代兴化三阁老（高谷、李春芳、吴甡）、明清兴化文化三杰（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就足以令人气豪而赞不绝口。不宁唯是，自宋迄明清，时见文德双馨者来宰吾邑，若宋代范仲淹、明代胡顺华、欧阳东凤、清代张可立、魏源、梁园棣等，皆召父杜母，为弘扬兴化文化底蕴不遗余力。而博雅君子为官一方，必先入境问俗，查询志乘善否，久废者则倡修之。兴化陈氏五进士之一的陈以恂，康熙时尹平遥，即主修《平遥县志》。兴邑之令若胡顺华、欧阳东凤、张可立、梁园棣皆视修志为远大要务，亲执其劳，全力以赴，不特开其局且董其成，更敦聘致仕名宦、饱学鸿儒为载笔，于是，《嘉靖兴化县志》（《胡志》）、《万历兴化县新志》（《欧志》）、《康熙兴化县志》（《张志》）、《咸丰重修兴化县志》（《梁志》）应运而生，留下了相沿不坠的地域性、资料性、真实性并重的官修信史。更由于载笔者的殚心竭虑，兴化志乘得以蜚声学界、名噪史坛。因而载笔者之贤愚，成了衡量志乘优劣的重要标识。清道光泰州学者夏荃在《退庵笔记卷一·泰州志》中称：“凡修志乘，当事不过提倡其事，其贤者尚肯留心，否则视为具文而已，故秉笔者最重要。”

民国以来，神州板荡，外侮入侵。《续修兴化县志》上承清代咸丰初年，下迄民国三十年左右，由国学大师李详（字审言）主纂，始于民国八年乙未，迄至民国十七年戊辰基本完稿。由于经费、局势等种种原因，迨至民国三十二年由邑人魏儁（字克三）、任乃赓（字厚生）联袂完成后付梓。此志不乏学术价值，如将小说家施耐庵生平事迹入志，得风气之先，开小说家入志之先河。

抗战军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生灵涂炭，尔后，陵谷沧桑，改朝易代，不遑启处，何暇修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编史修志，束之高阁，尘封久矣，无人问津。直至改革开放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昭代盛世，始将修志提到日程之上。上世纪80-90年代，各地方志若雨后春笋先后问世。如首轮《扬州市志》付梓于1987年，首轮《大丰县志》付梓于1989年，首轮《兴化市志》稍晚，梓行时已1995年，与《续志》间隔垂50年。首轮《扬州市志》《大丰县志》《兴化市志》皆不约而同步《续修兴化县志》之后尘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立传。《扬志》传文较简括，从“故居兴化”加引号再品读似已将出土文物《施廷佐墓志铭》所述化入。传文有两点谬误必须匡正：一为三提“白驹场”，第一、二处概念尚准确，但“（今属大丰县）”是错误的，第三处“白驹场”系“白驹镇”之误。“白驹场”素隶兴化，即使1951年将白驹镇析置入大丰县，但白驹场大部分如施家桥、施家庄、清水湾仍属兴化，向为施氏后裔聚居之地；《辞海》第6版“白驹场”词目解释准确、严密，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一为施耐庵墓始建于明初，民国三十二年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仅为复修并立坊碑，墓前牌坊中门上刻隶体“耐庵公坊”，墓碑正面由苏中第二专署专员陈同生手书“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碑北面镌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蔡公杰撰书的碑文。传文后加4注，注与文联系似不够紧密，令人有附赘悬疣之感。尤其是注①引《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施惠》所载称：施惠即作《水浒传》的耐庵居士，横生蛇足，节外生枝，无补于事。

继《扬州市志》后问世的《大丰县志·施耐庵》传后附录王道生《施耐庵墓志》。2006年二轮《大丰市志》，除删去传后附录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外，传文稍有压缩，内容略见增减：①考定原籍苏州阊门施家巷，孔门施之常后裔；②考定施耐庵名彦端，耐庵其字，略去子安、肇瑞；③考定母族卞氏与盐城便仓卞氏同宗；④考定施耐庵与刘伯温为同榜进士；⑤略去《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传文明显系吸纳历年社科研究成果编撰而成。

较为晚出问世的《兴化市志·施耐庵》传，传文较《扬志》稍饶而略于《丰志》。三志的共同特色为：吸纳、博采、兼容多年学界研究之成果，参酌纸上资料、地下文物、民间传说，已将施耐庵其人身世粗略表述出来，就《兴化市志》所立之传而言，系据《施氏家簿谱》《施廷佐墓志铭》及《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等编纂而成，得来殊为不易。物换星移，二轮《兴化市志》（1991～2010）修纂时，鉴于浙江部分学者主要依据施耐庵的杭州情结（地理态势、气候物象、土语方言）断言《水浒传》作者为钱塘施耐庵。虽然见仁见智，然为避免鱼目混珠，贻人口实，笔削《施传》时，可不必转引明 · 高儒《百川书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有关资料作证，也不必转述，充其量，可揣摩其意而用之。其二，白驹场原属兴化，1951年大丰建县后，白驹镇改隶大丰。场、镇概念迥异而极易混淆，外地学者不察，动辄以讹传讹。吾邑对析置决定，恪守不渝。白驹镇虽隶大丰，但白驹场大部如施家桥、施家庄、清水湾仍属兴化，施家桥更是施墓所在地，耐庵故里当分属兴化、大丰，应载明史册，以免是非千古。其三，施家桥耐庵墓应在传中作适当表述：除标明为江苏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外，他如抗日民主政府所建坊碑、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题“施耐庵墓园”、赵朴初先生撰书《重修施耐庵墓记》、康有为弟子书法家萧娴女士题施公画像“一部野史，千秋才人”，以及出土文物施让“地照”、《施廷佐墓志铭》（砖质）、施奉桥“地券”等均须载入史册。此外，首轮《兴化市志》纪年似与约定俗成有悖。如《兴化市志·施耐庵》载“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起兵”。我国过去用干支纪年，从汉武帝到清末又兼用皇帝的年号纪年，民国因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规定一律采用公元纪年。遵循这一规定，“元至正十三年（1353）白驹场盐民张士诚起兵”这样表述，即使用朝代年号纪年在前，后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可与其他志乘体例一致，规范而已。

二轮《兴化市志》纂修，不仅要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新出现的重大事物充分表述，而且还要“稽旧之失，汰旧之繁，增旧之阙，订旧之讹”。（清·邢澍《两汉希姓录》）衡量志乘之优劣，除真、善、美外，搜罗全面，避免逸失亦不可或缺。决不为后世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而遗千秋憾事。应循名核实，彰其所长，不弃涓滴，分款隶人以昭示其功业。应仿效乡贤震华法师修纂《兴化佛教通志》时，遍搜曩昔佛教文献，视断简、残碑、破卷、劫灰为鲁殿，博考访录，不留遗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兹以民国人物为例，不特随国民党去台者有逸失，即留居大陆者亦有不少失载。去台定居失载的如余井塘，祖籍兴化北安丰镇，后迁居小海镇，曾考入复旦大学，后留学美国，《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外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余井塘，美国爱我华大学经济科”。民国十二年加入国民党，曾参加反对孙传芳的斗争，险遭杀害，后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从政不忘家乡兴化，据《续志 · 善举志》载：民国十八年兴化全境旱灾，余井塘与李详联名发表《乞赈启》，呼吁救灾。民国二十三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有政声，于任内严禁销吸鸦片，组织40万民工参加导淮工程。抗战期间在重庆两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去台后任国民党“内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逸失的不仅有政界人物，而且有科学家，如兴邑著名学者、教育家、书画家张道中先生长子、上海市农委主任张燕之令尊张鸿吉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院物理系，与钱学森先生同班同学。毕业后，被聘为以严济慈先生为所长的北平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与钱三强先生同事，后由资源委员会派赴美习电子计算机，留任美宇航局太空核能研究所所长兼几所著名大学教授、博导。1994年回国获胡锦涛同志接见。还有医家。陈太羲先生流寓港台多年，创办香港中华医学院任院长，东方医学研究所任所长，创办《东方中医杂志》，后被选为香港中医公会永远名誉会长。1975年应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陈立夫先生之邀，赴台中任中国医药学院教授兼中国医学研究所所长。他爱国、爱乡，1996年秋在安阳出席两岸医学研讨会时溘然长逝于旅次，震惊港、台、大陆甚至海外。陈立夫先生在台闻耗题“医泽长昭”以挽之。《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善举志》还记载他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参与救济委员会兴化支会的活动。惠及苍生，不遗余力。

留居大陆失载的如刘循程，字序堂，刘熙载之从子，廪贡，《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内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刘循程，上海广方言馆算学专科”。序堂先生负笈沪上时，刘熙载长子刘彝程（字省庵）为广方言馆算学主教，得兄之助甚多，游沪时与黄炎培、沈钧儒诸公为友。按《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学校志·学堂》载光绪三十一年“以学堂林立，师资缺乏，禀请开办师范传习所”聘刘循程为教员。光绪三十三年秋奉部章设劝学所。继孔宪荣后刘循程任县学训导、劝学所总董、所长、县视学，三任教育局长兼教育会长，《续修兴化县志》襄理，为逊清而民国的文化、教育名流，社会贤达。首轮《兴化市志》未立刘循程传，殊甚可惜。

客岁偶阅《法制晚报》，读到《蒋介石自损威信帮周佛海减刑》一文，后来2015年6月25日《中国剪报·人物春秋》也剪辑此文。文中称：“周佛海及周妻杨淑慧急请名律师戴修缵及杨嘉麟”。杨嘉麟为兴化著名法学家杨天寿之侄，民国元年杨天寿曾任兴化教育会长。《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内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杨天寿，北平法政学校”；“杨嘉麟，北京朝阳大学法科”。上世纪30年代，杨天寿在京、沪与沈钧儒、史良等法学界知名人士过从甚密，经法官考试及格，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庭长，抗战前后擢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曾参与审理陈公博案件。杨嘉麟得其叔杨天寿提携，经法官考试及格，抗战时在大后方某省军法处任职，后充律师，参与周佛海案件。新中国成立后流寓南京夫子庙，旋病故。民国期间，兴化周旋、浮沉于司法系统者除杨氏外，尚有石氏。《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内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石凌汉，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宦海浮沉，终出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会计长。其时提倡会计独立，地方法院会计均由部放，权重一时。1949年后侨居美国，虽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眷念乡邦。曾有诗寄其四弟凌河，诗曰：“遥念乡关入梦中，风光似与旧时同；北公园里花如绣，拱极台前夕照红”。游子思乡，归期若梦。从存史角度看，兴化杨、石二氏是否立传，应权衡利弊得失，审慎思之再酌定。

民国时期，刘庄、白驹隶兴化县第六区，区公所设白驹镇。白驹籍著名生物学家喻兆琦先生于民国三十年四月溘逝。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梓行的《民国续修兴化县志》除在《人物志·文苑》为喻教授立传外，在《国外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喻兆琦法国巴黎大学动物研究系”。在《艺文志·书目·子部·农家类》载：“《中国蝦类志》《生物论文》以上喻兆琦著”。1951年刘庄、白驹析置入新建大丰县，但刘、白乡贤及学术界仍归宗兴化，矢志不渝。虽然1989年问世的《大丰县志》已为喻兆琦先生立传，然《兴化市志》亦不应略去。

白驹籍中国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李春芬先生上世纪90年代中作古，2010年4月第6版《辞海》即为其立词目，称“江苏兴化人”。权威工具书言必有据，释词时必按档案资料再三斟酌而定。李先生早年在兴化县中学求学，兴化中学校史知名校友有载。《民国续修兴化县志·选举志》中记载他游学英国系加拿大、美国之误，中央大学海外校友会一直记载他籍贯江苏兴化。权威工具书称其为“江苏兴化人”，如果有按图索骥翻《兴化市志》查阅不获，岂非天大笑话。何况首轮《兴化市志·文化篇》已将其著作《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 《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列入。揆情度理，《兴化市志》应为其立传。

小海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袁同功，是兴化县中学第三届毕业生，《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内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袁同功，中央大学林科”。为著名学者、共和国林业部部长梁希先生高足。后留学加拿大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南京林学院教授，福建林学院副院长，偶兴化任氏——任乃赓先生侄女。其亲朋故旧多在兴化，且《续修兴化县志》有载，《兴化市志》也应为其立传。

刘庄籍佛教居士、慈善家高鹤年一生的主要活动都离不开兴化，虽然方志恪守生不立传的原则，但兴化志乘为存史之真，在他生前就留下了不少记载：如《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善举志·赈济》有载；兴化著名诗僧震华法师编撰的、1944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印行的《兴化佛教通志》亦有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居士在刘庄建贞净院。按《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舆地志·贞节净土院》载：民国十年高鹤年居士游滇粤归来倡建，程德全题额，冯煦（号蒿庵）、李详（字审言）均有碑记。吴兴书画家王震（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撰碑记。贞净院毁而复建，居士生前旧居大觉精舍犹存。这样一位功在当代、泽在桑梓、亮节高风、德隆望重的哲人，首轮《兴化市志》竟交臂失之，不能不算是一大憾事。

不唯高鹤年居士应入志立传，即编纂《兴化佛教通志》、《兴化方外诗徵》的震华法师也应入志立传。神州之大，为一邑编纂灯史者唯震华一人而已。何况《佛志》是在漫天烽烟的抗战后期问世的，震华英年溘逝，与其呕心沥血有关。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1987年成书的《扬州市志·民族宗教界人物》已为震华立传，而1995年成书的《兴化市志》仍寂若无人，不亦奇乎！纂修志乘，《县志》立传者，《府志》可立可不立；而《府志》立传者，《县志》必立传，不可逸失。

二轮修志为首轮修志稽失、汰繁、增缺、订讹乃顺理成章之事。按冷欣先生一生主要贡献在抗日战争，大致为抗日、办学、受降三方面。抗战时任江南行署主任，在宜兴张渚镇胥井村设立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自兼校长。为了回报父母养育之恩，冷欣先生在桑梓以个人名义经费由他自筹，借用吴家祠堂创办念劬中学，虽然历时仅二年，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桃李中不乏共和国将军、知名教授、高工、专家、特级教师，在科教、工业、文苑、医卫等界各领风骚，硕果累累。不管从“存史、资政、教化”哪个角度来说，念劬中学在《兴化市志·教育篇》中不应阙如，应有一席之地。冷先生不特在自己的家乡和辖区内办学，还倾力协助袍泽故旧兴办教育。应顾墨山之邀，兼任江苏学院理事会常务理事。该院初建时选址福建崇安武夷山，后南迁三元，皆不在冷欣主政的江南行署辖区内。《兴化市志·冷欣》传称：“冷欣主江南行署时，曾在辖区内举办第五联合中学及江苏学院，收留沦陷区流亡学生”。举办五联中确有其事，而江苏学院系顾墨山创办而非冷欣，校址亦非江南行署辖区，应予匡正。此外，襄助何应钦在湖南芷江与今井武夫晤商投降事宜未录，去台后学术研究成果亦未载。

《兴化市志·刘韵琴》传中，生年标1880年即光绪六年，而在传文中称“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6岁时”，以此推算，则生年应为光绪十年（1884）之误。笔者上世纪80年代在兴化富安桥畔表兄刘百川先生之寓所获知，韵琴姨母溘逝于抗战胜利狂欢之夜，享年六十周岁，确证其生年为光绪十年。

为了提高志乘的资料价值，不妨全面梳理、筛选、甄别，爬罗剔抉，提要钩玄，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然后对资料再分析、归纳、提炼、综合、概括，融学术性于资料性之中，庶几提高方志的知名度与学术性，如稽失订讹，乃行之有效的办法，《明史》对兴化历史人物若宗臣、吴甡评价不当。“兴邑先正见于《明史》者，褒贬半失其实：宗副使臣风节功勋，卓然可纪，反付李攀龙传末；吴相国一代能臣，乃与杨嗣昌合传”（李福祚《昭阳述旧编·蟠根述上》）；成廷珪系元季昭阳古邑爱竹成癖的诗家，而《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元诗选》《元诗纪事》及《施耐庵传》的编撰者称其为“芜城人”或“扬州人”；李春芳（文定公）为明代中后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世俗却讥之为“青词宰相”，明明兴化三阁老之一，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均误载为福建兴化人；清代画家禹之鼎，《辞海》似据《嘉庆扬州府志》作“江苏江都人”，而稍后由刘熙载领衔编纂的《咸丰重修兴化县志·文苑·附录》后加按语：“府志作江都人，实邑人也”；“广陵五宗”为明清之际扬州骚坛五位宗氏著名吟家，即祖籍义乌、后移上元、复徙兴化、再迁江都的宗元鼎及其弟宗观、宗元豫从子宗之瑾、之瑜是也。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历代论史绝句选》中之宗元观实为宗观之误。不少学者行文不加细察，以讹传讹，贻笑大方。二轮《兴化市志》不特稽失订讹，还要增缺，古今著述，均须兼收并蓄。如陆容（号式斋）《菽园杂记》中有关高谷资料，顾一平《扬州名医录（上、下）》中兴化名医等等，特别是《辞海》第6版问世后，增加不少名人词目，如李春芬、钮经义、朱亚杰等皆可遴选入志以补缺。

兴化地灵人杰，钟灵毓秀，群星灿烂，名士辈出，各领风骚，斐然可观。明清时为“扬八属”中之佼佼者，“七子”“八怪”兴化皆有，“扬州学派”兴化则贤彦因仍，代济不绝。“泰州学派”兴化韩乐吾乃人中之龙也。当代如李继侗、钮经义、李春芬、朱亚杰诸先生皆为驰名中外的科学家。二轮与首轮修志具连续性，应载而未载者必增补阙失，搜罗要全面深入，切忌挂一漏万，但要坚持标准，以求达到不缺不漏，不枝不蔓，详独略同，厚主薄次。要善于运用资料显示志乘时代的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水乡风光，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地方志志地方”不可或忘。语言要信（果真确实）达（通晓明白）雅（优美不俗），出言有据，叙事具体。一言以蔽之：二轮《兴化市志》纂修应为兴化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过渡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翔实而可靠的依据。刍荛管见，未必有当，幸高明裁之。

（作者联系地址：兴化市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