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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间谍之桥》的人物形象塑造

2016-12-07毛辉

电影文学 2016年19期
关键词:形象塑造斯皮尔伯格

毛辉

[摘要]《间谍之桥》是一部较具代表性的“斯皮尔伯格式”电影或“学院派”电影,它在主题立意、场面调度、后期剪辑等方面都体现出了斯皮尔伯格对全片的把握。对《间谍之桥》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探讨,对于深层挖掘传记、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精髓,以及了解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人文内涵是颇有启益的。文章从非二元化的整体人物刻画、个性得以充实的核心人物、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三方面,分析《间谍之桥》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

[关键词]《间谍之桥》;斯皮尔伯格;形象塑造

《间谍之桥》(Bridge of Spies,2015)是美国著名导演,近年来更多转向制片工作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继《战马》(2011)和《林肯》(2012)之后又一部亲执导筒的力作。并且影片延续了上两部的题材选择,继续发扬其作为“学院派集大成者”在拍摄历史内容上的特长,将一个有关美苏两国换囚的历史真实事件讲述得平实中暗藏波澜。可以说,《间谍之桥》是一部较具代表性的“斯皮尔伯格式”电影或“学院派”电影,它在主题立意、场面调度、后期剪辑等方面都体现出了斯皮尔伯格对全片的把握。同时,正如乔治·贝克所指出的:“一个剧本的永久价值终究在于其中的性格揭示,性格揭示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它是在观众中使剧本的主题和人物产生同情的主要手段。”人物塑造既是戏剧的灵魂,也是导演风格的体现之处。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传记电影的拍摄中,人物塑造更是关系到电影的成败。《间谍之桥》改编自美国律师詹姆斯·B·多诺万的自传《桥上的陌生人》,电影中的人物形形色色,并且置身于重大历史政治事件之中,要想进行从容而引人入胜的叙事,人物的形象能够立得住极为重要。对《间谍之桥》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探讨,对于深层挖掘传记、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精髓,以及了解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人文内涵是颇有启益的。

一、非二元化的整体人物刻画

斯皮尔伯格电影最主要的人文特征便是始终能够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在电影中表现他对人类(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同情。从《辛德勒的名单》(1993)中便可看出斯皮尔伯格探索着人在困于特定历史环境时的生存问题,《拯救大兵瑞恩》(1998)则唤起人们重新审视生命与人性、人情的价值。斯皮尔伯格很清楚,人是同时兼具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的生物,人性的内涵是复杂的,因此他很少会简单地为电影中的主要角色贴上善或恶的标签,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去。如在以一匹马的经历展开的《战马》中,战马先后更换过多位主人,他们立场、背景各异,但大部分都不无值得同情之处,电影最后战马为铁丝网所困时,原本敌对的两军士兵甚至通力合作营救战马。这些都是斯皮尔伯格对于人生存状态有着某种终极关怀的体现。在《间谍之桥》中亦是如此。

主人公詹姆斯·多诺万只是一名普通的受雇于保险公司的律师,在事业上,他为自己客户的利益据理力争;在个人生活上,他有着颇为幸福的家庭,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中年人形象。而在苏联情报员鲁道夫·阿贝尔被捕之后,多诺万被公选为阿贝尔的辩护律师,一个平凡的美国公民与神秘的苏联间谍两种反差较大的人物角色就此产生联系,多诺万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电影中却给出了这样一种对比:“冷战”导致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极端对立,除却在国际关系上的摩擦(如电影展现出来的两国在德国的角力),在军备上的竞赛之外,情报上的互相渗透也始终没有间断,这种两极对抗的局面也导致了两国民众中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多诺万与阿贝尔这两个具体的人的关系中,他们却达成了一种彼此理解和欣赏,甚至还产生了他人所难以具有的默契。对多诺万来说,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这些宏大词汇并不会妨碍他完成自己的工作,因此他才能够不卑不亢地拒绝美国特工关于提供阿贝尔交代内容的要求,“国家安全”并不是他违背作为律师的操守的理由。总之,在电影整体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斯皮尔伯格所遵循的原则是提供给观众二元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复杂、多元、一言难尽的人物。

以美苏两国民众群像的塑造为例。多诺万及其家人的其乐融融是美国民众的一个缩影,但斯皮尔伯格还提供了这个群像的另一面。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氛围中,一个人如果被指认为共产党,将有可能面临家破人亡的危险,而多诺万敢于为人人都想将其送上电椅的苏联间谍辩护,这无疑激发了“民愤”。在电影中,斯皮尔伯格使用了“多诺万之子上防核教育课”这一情节来交代时代背景,又用“多诺万家的窗被持枪者打破”这一情节来渲染民众对多诺万这一“走狗”的愤恨之情。前者表现出的是人们对苏联的恐惧,后者则表现的是这种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狂怒,甚至连本应该惩罚开枪者的警察都对查案毫无热情,甚至认为多诺万罪有应得。而苏联人作为群体出现时是在审判鲍尔斯时整齐划一地站立鼓掌,似乎毫无个性,这反映出了高压政治下人们个人情绪、意志的被压制,然而电影刻画出现在东德使馆的阿贝尔妻女时,又表现出了她们情绪、情感丰富,对美国并无敌意的一面。除此之外,在柏林墙逐渐筑起,或观望徘徊(如普莱尔的女友),或积极出逃,或堕落为街头抢劫犯的东德人,也是斯皮尔伯格表现的对象。斯皮尔伯格在以人物带出历史时,又注重对人物的去标签化。

二、个性得以充实的核心人物

电影的核心人物无疑是詹姆斯·多诺万。尽管电影有其自传作为参考,但是为了使人物更有血有肉,导演依然要对人物的个性进行一定的丰富。从叙事主线来看,多诺万具备正直、勇敢、重视生命这一个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在他为阿贝尔据理力争,积极推动用阿贝尔换回被苏联俘虏的飞行员鲍尔斯,以及受CIA之托,只身一人远赴东德,斡旋于东德与苏联政府之间,力图再换回美国大学生普莱尔等情节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导演所要做的便是将这些主线之外的信息加以完善,于是观众在电影中可以看到,多诺万与另一律师的对手戏以及和大法官的交锋,这里斯皮尔伯格使用两段对话又赋予了多诺万机智、敬业和维护美国宪法的特征。在与另一律师关于车祸赔付的对话中,多诺万寸步不让地维护他所代理的保险公司,并且举了飓风灾难“一座房子多件家具”的例子来类比“一次车祸多个伤者”的案情,让对方无言以对;而在面对代表国家机器的大法官时,多诺万明确表示对方先入为主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坚持为当事人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护。电影中借助多诺万的尽职和对宪法的坚守、表达的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冷战的最终胜利,正是因为其宪法和无数个多诺万这样维护宪法的人。

而作为美国“对立面”出现的阿贝尔,斯皮尔伯格也继承了好莱坞学院派不吝于刻画某一敌人伟大之处的传统。相较于个性已十分沉稳的多诺万而言,作为训练有素的间谍,阿贝尔则被刻画得更为镇定和睿智。斯皮尔伯格为了突出他的这一个性,在阿贝尔与多诺万的三次对话中都让阿贝尔以同样一句话来应答,即“那有帮助吗?”,第一次是在多诺万例行公事地对阿贝尔介绍完为其代理后的一系列注意事项时,阿贝尔都回答得十分淡然,多诺万忍不住说:“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惊慌啊。”阿贝尔回答:“那有帮助吗?”庭审时多诺万又说了一次“你不担心吗?”最后交换人质时,多诺万和阿贝尔都不知道后者回到苏联人手中时自己会是怎样的结局,阿贝尔神态依然镇定自若,多诺万真诚地问:“你真的从来没有担心过吗?”阿贝尔依然淡淡地说:“那有帮助吗?”这一句数次让多诺万哑口无言的反问已经成为阿贝尔标志性的台词。它对电影开始时阿贝尔娴熟地收集硬币中的情报,在美国探员袭击寓所时有条不紊地将证物毁掉等情节起着辅助性的作用,这一切都是为充实、深化阿贝尔冷静、看淡生死、忠诚于国家的个性服务的。也正是因为阿贝尔身上有着这样的闪光点,他和多诺万之间才能够建立起微妙却深厚的情谊。正因如此,多诺万才会在辩护词中表示,抛开间谍这一工作不谈,阿贝尔仅仅是在履行自己为苏联政府工作的职责,在被捕之后,他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从一个“好士兵”的角度来看,阿贝尔毫无过错,他的错误仅仅是在于为美国的敌人工作。斯皮尔伯格还在完善阿贝尔个性时为他添加了一个画油画、听交响乐的技能,这两项能够跨越国家与意识形态的艺术形式也为阿贝尔与多诺万之间搭了一座桥(电影中对多诺万妻女唠叨于旅游特产、爱看肥皂剧等的表现暗示了多诺万在家庭生活中找不到这种艺术上的共鸣)。在最后的诀别时,阿贝尔甚至还送给多诺万一幅肖像画,观众无不为多诺万打开卷轴的那一幕动容。

三、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

非核心人物的塑造尽管不必如核心人物那样鲜活立体,但也必须能够体现出导演的思考,为观众呈现出电影的主题。电影是从多诺万的角度来叙事的。斯皮尔伯格显然是对这一人物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他有意淡化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对多诺万的意义,如当多诺万的小儿子煞有介事地告诉他苏联一直想着给美国投放原子弹,甚至稚气地学着大人的口吻为父亲讲述红军攻占美国时的战术意图等,多诺万明确地告诉儿子,这不是他需要担心的问题。在多诺万(同时也是斯皮尔伯格)的眼中,最重要的是独立的个人,无论这一个体是美国人抑或是美国人当时的敌人苏联人,同时还包括那些与多诺万素不相识,因柏林墙而生活大变,与亲人骨肉分离的东德人。正如多诺万的台词:“每一个人都重要。”然而对小人物的重视并不代表在电影的叙事中要对其分配与主要人物相同的描写比重,而是赋予其身处群体的代表性,导演所想要表达的是某处穿越年代的对该群体的凝视。

如前所述,浸淫在冷战教育中的多诺万之子便是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除此之外,斯皮尔伯格还通过数次多诺万在电车上对车内及窗外的注视,带出了两类无名无姓的小人物,一类是思维受刻板印象和传媒影响,前后态度有天壤之别的美国芸芸众生;一类是前赴后继冒死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前者存在于电车内,通过阅读报刊而给先是“败类”后是英雄的多诺万投去不一样的目光,这两种目光都是让多诺万感到不自在的。斯皮尔伯格有意选取了一位中年女士来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一是因为女性心思更为细腻敏感,二是因为女性的内心变化能够更大限度地在外在的服饰、妆容的变化上表现出来。后者则象征着某种不停歇的反抗之声。人们在夜幕下冒着机枪的扫射靠近、翻越柏林墙,仅在多诺万乘坐电车经过柏林墙的几秒钟内,就有数人倒在血泊之中。机枪在皑皑白雪上打出四射的雪花,这一场景无疑给予多诺万和观众极大的刺激。这两类人很显然是出自斯皮尔伯格的虚构,但是他们与多诺万一起身处汹涌的历史浪潮之中,他们不是孤胆英雄,无法为后人所铭记,但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斯皮尔伯格将他们遴选出来,依靠神态或动作将其塑造得直击人心,也使主线叙事张力十足。

斯皮尔伯格的“斯氏”电影特征除了在选材上有意识地拍摄历史或震撼人心的事件,在运镜上隐忍克制、不耍花腔,在叙事上节奏平稳而格局宏大、气势磅礴外,还体现在人物塑造上的情怀与深度。在《间谍之桥》中,斯皮尔伯格表现出了他对人性、社会以及历史时代背景的深刻认知。让观众在感到特定年代的沉重时,又让人感受到人性与“美国精神”的伟大。一言以蔽之,斯皮尔伯格通过《间谍之桥》贡献了教科书一般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式,将导演创作化为一种水到渠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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