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

[摘 要]朝鲜是现存的唯一与中国有过同盟关系的国家，对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中国一直维持着中朝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中朝两国从同盟关系变为伙伴关系后，双边关系仍具有超过一般国家间关系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受到了朝鲜核试验影响。由于中朝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加深，双边关系也逐渐向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变化。文章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分析朝鲜核试验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朝鲜核试验；朝核问题；中朝关系；成本效益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2.133

从纯经济学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因而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针对某项目标，提出若干实现该目标的方案，运用一定的技术方法，计算出每种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比较方法，并依据一定的原则，选择出最优的决策方案。国家对外关系一般不能通过对诸多可替代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数字量化比较，选出最优方案。国家对外关系选择往往更接近谢林的“情景选择”，即领导人根据其所处的场景和环境所做的理性选择。[1]本文尝试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国家对外关系选择的无形成本和无形收益，并且依据理性原则，来分析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国家对外政策。

中朝两国都是冷战后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与中国有着1300多千米的陆地边界线，对中国安全和对外战略意义重大。中朝关系发展过程中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不和谐的一面。自21世纪，中朝关系摒弃了以意识形态划分来处理两国关系，转而以共同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发展两国关系。基于安全战略和传统友谊，中国对朝鲜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的效果有限，朝鲜核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自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朝鲜一意孤行，先后进行了四次核试验。朝鲜核试验不仅影响了东北亚地区安全，也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朝鲜核试验使中朝关系中的特殊性逐渐消失。

1 朝鲜核试验的动因

关于朝鲜核试验的动因，西方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源于美国强硬政策而被动选择；寻求优于韩国的军事优势而主动选择；对国际环境误判的选择；以及出于综合考虑的选择。

笔者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主动选择的结果。从历史动因来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朝双方处于敌对状态，朝鲜不断受到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朝鲜停战后，美国与韩国在1953年8月签署《韩美共同防御条约》。根据条约，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开始在韩国驻军和部署核武器。朝鲜事实上处于美国的核威慑之下。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认识到朝鲜作为一个无核国家将无力对抗核大国的威胁，被迫确定了发展核武器的目标。

从现实动因来看，首先，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俄罗斯正式成为独立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俄罗斯出现了极为混乱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危机。为了解决国内问题，俄罗斯从1991年到1993年采取了疏远朝鲜的政策。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尽管当时《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但是，中朝两国事实上只有形式上的同盟关系。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在朝鲜看来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同时，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中国与韩国在1992年8月建交，中朝关系跌入低谷。最后，自2002年底以来美韩同盟再定义的磋商取得了某些实质性的进展。其中，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取得使美日韩“铁三角”形成实质性同盟，美国借此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战略威慑。2001年“9·11”事件使布什政府工作重心从内政转向反恐外交。2002年1月，小布什在其国情咨文中，将朝鲜、伊拉克、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缺乏核保护的朝鲜开始积极主动地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

2 朝鲜核试验的成本与效益

2.1 朝鲜核试验的成本

朝鲜核试验阻断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可能性。自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以来，朝鲜和韩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笔者把朝鲜和韩国的政策选择设想成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两国最大效益的选择是双方都选择“合作”，即朝鲜放弃核武器，韩国放弃境内的美国驻军及美国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甚至两国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半岛统一的高级目标。但是，这种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乎不能实现。在囚徒困境中，最差的解是自身选择“合作”，而对方不愿意“合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每个国家为了使自己的情况最优，只好“不合作”（或背叛）让对方的情况变得最坏，最终形成了稳定的纳什均衡。

在囚徒困境中，朝韩博弈的结果是两国都选择 “不合作”。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并把核武器视作在当今不利的政治军事环境中用于抵抗的“最后手段”。韩国则是联合美国进行更大规模军事演习。伴随着2016年初朝鲜氢弹、核弹的“双弹”齐射，美韩展开了自201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关键决断”和“鹞鹰”两场军演。由此带来的朝鲜半岛安全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

朝鲜核试验使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被搁置。朝鲜和韩国都为消除南北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缓和半岛极度紧张的局势、促进南北统一等问题做出过许多努力。1972年7月朝韩发表了《南北联合声明》，意义深远，是南北关系发生转折的一个里程碑。2000年6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与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平壤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了《南北共同宣言》。2007年10月，朝韩两国实现第二次首脑会晤。朝韩首脑会晤促进了南北交流与合作，带动了一批重大合作项目的实施，其中包括离散家属会面、金刚山旅游合作、开城工业园区合作等。但是，由于朝鲜核试验，这些朝韩合作项目不可避免都受到影响。

朝鲜也因为进行核试验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严厉制裁，失去了放弃核武器获得经济技术援助的机会。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史上最强力的对朝制裁决议〔2270〕号，并开始史无前例的联合制裁。由于朝鲜放弃停止核试验，朝鲜也受到来自美、日、韩等国的经济制裁，外国资本的投资受到影响。例如，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2016年2月，韩国关闭了开城工业园区项目，将近五万四千名朝鲜人因此失业，朝鲜失去了过去每年从开城工业园区得到的约1.2亿美元外汇。因此，核试验对朝鲜经济造成的损失远比表面更多。

2.2 朝鲜核试验的效益

在巨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下，朝鲜以政治和经济成本为代价，一意孤行地进行核试验，这对从根本上改善自身安全处境有好处。

首先，朝鲜核试验对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尽管与美国这个核大国相比，朝鲜的核力量不能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达到和美国相互确保摧毁，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构成核威胁。朝鲜实质拥核，可以防止再次遭遇像冷战时期那样的来自美国的核讹诈和核威慑。因为稍有不慎，美朝之间就可能在朝鲜半岛上爆发“准核战”。核武器从根本上确保了朝鲜的国家安全。

其次，核试验为朝鲜增加了对美和对韩关系中的砝码。虽然朝鲜还未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上不能打击美国本土，但是朝鲜拥有直接摧毁韩国的核力量。韩国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意义重大，所以美国必须顾忌这一点。既要确保自己盟友的安全，又要防止韩国和日本开展核试验。由此才能保证美国主导下的核不扩散体系不被破坏，履行美国作为“世界领导”的职能。

最后，朝鲜核试验对巩固金氏政权具有积极作用。朝鲜战争后，朝鲜只有开始的几年经济领先韩国。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南北差距拉大，朝鲜领导人利用核武器增加自己的国内政治威信。2005年朝鲜宣布拥核时间选在2月10日，朝鲜此举的目的，除了有威慑美国的意图外，也是由于2月16日是金正日的63岁生日，在领袖生辰之前宣布“有核”来提高民族自信、强化国内凝聚力，以及增强领袖个人威信的动机显而易见。[2]金正恩上任后，为迎接金日成诞辰100周年，2012年朝鲜成功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为其执政增色不少，这表明了金正恩继承祖辈发展核武器的意志，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朝鲜自金日成时期开始就确立了先军政治路线。先军政治占用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源。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2016年2月20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正式回应美国经济制裁，认为美国的目的在于全盘扼杀朝鲜国民经济，推翻朝鲜政治制度，并表示朝鲜将实施“经济与核武”并行路线。冷战思维的僵化使朝鲜难免对国际和周边环境产生误判。朝鲜作为目前极少数仍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经济体，坚持发展核武器阻碍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对于改变朝鲜的经济处境没有好处。

3 中国维护中朝关系的成本与效益

3.1 中国维护中朝关系的成本

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国和朝鲜是“唇寒齿亡”的共生关系。朝鲜核试验不仅使半岛局势动荡，而且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兰普顿就公开表示“如果朝鲜走上核大国，对中国的麻烦要大于对美国”[3]。

为了维护中朝关系，中韩关系不可避免受到影响。2015年是中韩关系发展最好的一年，中韩两国战略互信进一步加强。中韩双边关系经过睦邻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上升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最高层级的合作定位。但是，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韩国一改在美国意向部署“萨德”问题上的保留态度，与美国开始商议此事。中韩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受此影响，不再一路高歌猛进。

维护中朝关系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由于中国50多年前挽救了朝鲜现在的政权，以及由此造就的鲜血纽带，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超过一般国家的影响力。但是，中国对朝鲜影响的手段和效果始终有限。美国企图夸大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希望中国承担起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曾表示：“中国的支持是解决朝核僵局的关键，美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取得合作。”[4]事实上，朝鲜一直以来试图摆脱中国的影响。无论是1996年美韩的“四方会谈”提案，还是1997年朝鲜提出的美朝韩“三方会谈”，朝鲜都主张在停战协定的实际当事者之间讨论和解决问题，并不主张中国参加。美国关于朝核问题错误的责任划分破坏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朝鲜核试验同时对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朝鲜目前已知的6个核武器秘密试验点，有3个邻近中国边境其中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地点——咸境北道丰溪里试验场距中国吉林省的延吉、珲春等地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100千米。，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核泄漏。[5]从生态环境角度看，朝鲜核试验带来的核辐射和可能带来的核泄漏将威胁到中国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安全。从经济角度看，由于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的中心位置，朝鲜核试验使朝鲜半岛的传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东北亚地区将成为潜在的战争策源地。这将改变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不利于中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3.2 中国维护中朝关系的效益

尽管中国为维护中朝关系付出了代价，但另一方面，基于地缘环境等因素，笔者认为中国维护中朝关系仍具有一定效益。

维护中朝关系有利于中国维护东北地区安全，促进整个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朝鲜紧贴东北重工业区。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大批难民将涌入中国东北地区，使得中朝边界安全难以保证。同时，朝鲜半岛居于东北亚中心位置，没有朝鲜半岛的合作，就没有东北亚区域完整的经济合作。自1992年实施的图们江区域开发计划是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一项重大工程。但由于半岛的分裂，使其朝韩双方难以合作共同开发图们江，并开展其他地带多边开发区域合作。例如，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韩国在2013年提出“欧亚倡议”。中国维护中朝关系，并致力于朝鲜半岛统一。如果朝韩双方实现良好合作，使东北亚地区人流物流畅通，将会极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朝鲜战争以来，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博弈从未停止。21世纪，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虽然中美努力避免两国之间出现修昔底德陷阱，但也不能改变美国将中国作为其最大潜在敌人的预设。2011年，希拉里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宣称：美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持续增加在亚太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投入”，以“保障和延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提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2020年前，将把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部署已经对中国构成事实上的军事威胁。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中心，对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朝鲜“悍然”进行了第三、第四次核试验后，尽管中国就对朝制裁问题与美国达成协议，但是，维护中朝关系发展，保持一个与中国友好又与美国合作实现了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符合中国的利益。[6]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朝实现合作困难重重。朝鲜仍然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重要的伙伴，维护中朝关系，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益处。

4 核试验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自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以来，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前，中朝关系是形式上的同盟关系，但是双边关系仍具有超过一般国家间关系的特殊性。然而自朝鲜核试验后，中国开始反思对朝政策，中朝关系演变为“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朝鲜核试验成为一个阻碍中朝关系发展的长期性因素。

关于“正常的国家关系”，学界还没有确切定义，但有一点普遍存在共识：国家利益是第一考量。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7]朝鲜秘密发展核武器，频频进行核试验，这与中国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政策产生冲突。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2013年 3 月 8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说明，“中国和朝鲜是正常的国家关系”。[8]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国商务部在2016年4月9日发布第11号文件，明确规定对朝鲜禁运的部分矿产品清单。朝鲜核试验暴露了中朝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给两国现任领导人实现会晤造成了重大阻碍。

21世纪，综合的国家利益成为处理中朝关系的重要原则。随着正确义利观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中国对朝政策正从过去的因“义”轻“利”向今后的“利”“义”并重调整。朝鲜核试验仍将是中朝关系基于共同国家利益发展中需要克服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08.

[2]吴鹏.朝核危机：朝美各拨什么算盘[J].财经，2005（5）.

[3]王俊生.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47.

[4]王晓波，唐婉.中美对朝政策中的共识和分歧及前景展望[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9（3）：34.

[5]王俊生.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46.

[6]王晓波，唐婉.中美对朝政策中的共识和分歧及前景展望[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49（3）：31.

[7]刘胜湘.国际政治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019798.shtml[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