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农业科技日语术语汉译适应化现象分析

2016-12-04红夏建新卢冬丽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0095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5009

中国科技术语 2016年2期
关键词:汉译

李 红夏建新卢冬丽(.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0095;.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 5009)



农业科技日语术语汉译适应化现象分析

李 红1夏建新1卢冬丽2
(1.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2.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 225009)

摘 要:以农业科技(以下简称为“农科”)日语术语汉译为范例,首先探讨了触发翻译适应化现象的互联关系,其次从语素、语法功能、词汇系统三个方面阐明了翻译适应化现象,并分析了这种现象对翻译活动的促进作用,实证了适应化翻译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农科日语术语,汉译,适应化

引 言

适应化研究是近年来翻译学界较新的关键术语之一,它源于20世纪末以来归化与异化、浅化与深化、对等与优化、全译与变译等的翻译理论探讨。目前受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推动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适应”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等)”;《商务现代中文词典》释为“‘适合'或‘适宜'新环境、新情况等”;《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则定义为“生物学上,动物或植物适合其环境的过程。这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可遗传变异的结果”。可见,“适应”的本义在于说明主体通过自身调节达到满足客体要求的适宜状态。据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巧妙地移用到翻译文本中,它主张“翻译是译者不断自我适应、优化选择的循环过程。这一循环过程的内在机制是:适应的目的是求存、长存,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 1]。这一论点成为以胡庚申为代表的生态翻译学派的核心观点,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兴趣,成为当下较为瞩目的研究热点之一。

目前,学界对适应化现象的阐释除上述翻译适应选择论外,还涉及语境顺应论、翻译适用论和本土论等几个方面。这是由它们内涵中的一些共性因素所决定的。即:重视国际知识、历史文化知识、民族知识、体裁类型、语篇层面、共享空间等非语言知识的主客观众多因素、突出译者在“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强调翻译交际的顺应和译文选择对翻译效果的重大影响等。汉英翻译实践已经对适应化现象做出了尝试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描述了中英语言间从陌生到适应、从选择到淘汰、从封闭式语言符号到开放式语言交际的翻译过程。而这种翻译路径的选择并非是特殊或个别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汉日翻译中也应该存在。

一 互联关系与农科日语术语汉译适应化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来看互联关系的存在是翻译适应化现象得以出现与维系的前提。互联关系将翻译、语言、文化、人类、生物界连接成相互关涉、相互通融的“生物链”。生物界一端的结点沿着这条“生物链”将“适应/选择”法则传递到了另一端的翻译结点,它揭示了环境变化、人类活动、文化迁移与翻译的互动关系[ 2 ]。

中日两国共处汉字文化圈。古代日本靠借用汉字改变了“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①的历史。而日本传统农业的发展与中国渊源深厚、关系密切。不少农科汉语词通过农业文化的交流活动传至日本,使其一开始就带有和中国文化相通的特殊背景。如,“鍬、鋤、耖耙、耙、斧、鎌、磨、臼、杵、箕、槌、籠、土笈、打棒、竹篦、鉄搭”等的通译通用[ 3 ]。

明治维新后,由于汉字体系具有很大的柔软性和灵活性,汉字本身又具备抽象性,便于命名外来新概念,所以日本出现了用汉字造词翻译新事物、新概念的潮流。这些汉字在清末民初伴随着“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4 ]的劲风被输入中国。近代以后,由于发展农业近现代化成为中日两国的基本国策,故而,“同为汉文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在发展现代农业科技的语境条件下,通过对等译介实现了农科术语相互间的流通与共享”[5 ]。如“农艺”“农林”“农场”“农产品”“玉蜀黍”“农业经济”“园艺学”“土壤物理学”“密腺”“作物生理学”②等术语。这说明在农业科技领域汉译适应化现象是存在的,较之汉英翻译,中日术语的关联度更高、互联关系更强。

二 语素适应化现象

语素又称“词素”,是语言中不可分割的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是构成词语的最基本材料和最小语言符号。语素是语言组成的微观世界,对它的分析易于把握词的内部结构规律。一般可从语音、语义和功能三个角度来考察。从农科日语术语的汉译适应化现象来看,突出表现在语音音节的对等、语义等值和构词词缀的引用三个方面。

1.语音适应化现象

在语音上保持单、双音节的对等关系。如接头语素:制(sei;zhi)、性(sei;xing)、生理(sei-ri;shengli)等,结尾词:机(ki;ji)、法(hou;fa)、现象(gennsyou;xian-xiang)、作用(sa-you; zuo-yong)、反应(hann-nou;fan-ying)、因子(yinn-shi;yin-zi)等。由于日语ぇ(e)段之后接i,ぅ(u)段之后接u,均读为长音,而n与n音结合,发成拨音h,虽然占一个音拍,实际上与前一音节浑然一体,构成一个音节,所以译文基本上保持了语音上的等量关系。当然所有音节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如学(ga-ku;xue)、型(ka-ta;xing)、分析(bunn-seiki;fen-xi)等。不过学(ga-ku)、析(seiki)的读法是汉字音读,分别按当时传入日本的吴音发声,保留了古代汉语上古韵-k的收声特征。型(ka-ta)则没有采用(kei)的音读方式,而是训读,即用日本固有语音读汉字,这是比较少见的。原因在于突出作为“その種類な特徴づけるもの”(具备某类特征的事物)的意义上的语法机能。需要指明的是,绝大多数日源语素本身就保持着汉字的音读方式,虽然时过境迁,已不尽相同,但是近似同音的关系仍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2.语义适应化现象

主要表现在直接引进汉字同形词语素,以“语素-语素”“词-词”“词组-词组”的对应式直译方式译入日语术语,据形显义,以表意系统为依托,直接实现语义对等。如:栽培-栽培、木枠栽培-木框栽培、殻果栽培-坚果栽培等;法-法、病-病、现象-现象、黄化処理法-黄化处理法、稲青枯病-稻青枯病、黄白化現象-黄白化现象等。

解释性意译表达由于非常有利于中国读者理解接受,因此被大量使用。译者一般本着“翻译要传达的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和“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6 ]的原则,按照中国读者的理解方式,逐步调整、修改部分日语语素,将“回転除草機”“栄養要求体”“一倍体”“液剤”“殻果栽培”等词调整为“旋转除草机”“营养缺陷体”“单倍体”“液体剂”“坚果栽培”。

3.引介新的词缀式语素

汉语属于孤立语,简洁含蓄,规则少。表现在词汇方面,近代以前单音语素多,词形短,词缀语素少,造词能力弱。如,“阿~”“老~”“~子”“~儿”“~头”等典型汉语词缀数量有限,而“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使用汉字构造新词意译了大量西方语言的词语。以某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汉字对译印欧语言中的某个词缀,形成一系列拥有共同词素的词群,其中有不少进入了汉语”[6 ]。这一新式构词法在农科日语汉译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最为典型的是形成了特殊术语群的固定表达符号。如农机具词汇逐步形成了“~机”“~器”“~具”“~机械”的表达方式,如:播種機、剪草機、水田除草機、廻転除草機、動力耕耘機脱穀機、脱穀電動機等;製乳器、噴霧器、動力噴霧器、玉蜀黍加工器具、大豆精選器、米選器等;米麦加工器具、畜力用農機具等;酪農機械、農業機械等。这些词语的使用在语义上明显表现出有别于传统农具的现代化信息,既客观反映了现实事物又概括出人们对这一类事物的命名和认识,“在新词构造上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能量,对现代词汇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7 ]。

三 语法功能适应化现象

首先,运用“自然选择”基本原理,通过赋予新意的构词方式对译、组合新式术语。所谓“自然选择”就是“生命体要‘适应'自然环境、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8 ],这一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中就是“译者(译品)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8 ],通过译者对典型要件的选择性翻译和对选择结果的适应,实现双语最大程度上相互对等的互动与互补。在文体表达上要求更加适应汉语表达,主要将日语的原“N+V”结构调节为汉语的“V+N”结构,如“養分欠乏-缺乏营养”“播き溝切り器-播种开沟器”;脱落日语词尾假名,如“濁り度-浑浊度”“混ぜ播-芽接”“二重接ぎ-二重接”“選り抜く-选拔”;摆脱修饰性词尾,如“立地的変種-立地变种”“理財的輪伐期-理财轮伐期”;取消格助词“の”,如“落蕾の害-落蕾害”“揚水試験の解析法-扬水试验分析法”等;借鉴日语的名动结构作为术语的新构成方式,将“緑枝剪定”“乳酸発酵”“種子選別”“葉面施肥”等译成“叶面吸收”“卵管切除”“乳牛业经营”等。

其次在构词方式上尽量保持译语与源语的一致性。主要采取同义关系与近义关系的结构对等方式,即以相同的语义成分为共同基础,将其关系明确固定下来。如采用日语“~法”“~类”“~芽”“~体”“~病”“~肥培”“~反应”“~装置”等新式表达对术语概念进行分类命名;引介“~形”“~型”“~化”“~性”“~中”“~用”等日式构词法,对性质、形状、状态、用途等进行限定修饰。

四 词汇系统的适应化现象

所谓“生态翻译”就是利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着眼于翻译系统的整体性,以健康平衡、和谐共生为原则,对翻译内容、方法、本质和现象进行描述和解读的翻译理论学说。在农科日源词汇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有意或无意地注意到了翻译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平衡性,即以“翻译的生态”关注日汉双语之间的适应与和谐,逐步涉及现代农学学科建设、农机具、农田水利技术、肥料技术、选种育种与栽培技术、耕耘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栽桑与养蚕技术、园艺技术、畜牧养殖技术等农业领域的各个环节的词汇。最突出的表现是涌现了大大超出了政治、法律、医学等一般性领域,甚至是计算机、生物、新材料等新兴高科技领域的体系性词汇。如,农机具:脱穀機-脱谷机、稲打台-打稻台、精米機-碾米机、炒葉機-炒叶机、粉砕機-粉碎机、乾燥機-干燥机、自動給料機-自动给料机、質量分析器-质量分析器、打谷具-打谷具、収穫用器具-收获用器具、抱持立犁-抱持立犁等;

农田水利:暗渠排水-暗渠排水、節水灌漑-节水灌溉、冬季灌水-冬季灌水、水利土壌環境-水利土壤环境、局部灌漑-局部灌溉、灌漑管理-灌溉管理、地下水灌漑-地下水灌溉、給水量-给水量、弾性給水度-弹性给水度等;

肥料:化学肥料-化学肥料、自動給料技術-自动给料技术、等値酸度-等值酸度等;

选种育种与栽培:圧条-压条、塩水選種-盐水选种、水選種-水选种、寒水浸-寒水浸、栄養系統選抜育種法-营养系统选拔育种法、倍数性育種-倍数性育种、圧条苗-压条苗、集約栽培-集约栽培、稲作改良法-稻作改良法、温床-温床等;

耕耘:区劃-区划、改良-改良、区劃整理事業-区划整理事业、乾田化-干田化、乾田馬耕-干田马耕、多肥栽培-多肥栽培等;

病虫害防治:一浴法-一浴法、内巻法-内卷法、沈殿法-沉淀法、乾燥法-干燥法、黄化処理法-黄化处理法、核置換法-核置换法、青枯病-青枯病、稲赤枯病-稻赤枯病、炭疽病-炭疽病、黒穂病-黑穗病等;

栽桑与养蚕:突然変異-突然变异、発生遺伝-发生遗传、蚕飼育標準-蚕饲育标准、安楽育-安乐育、温暖育-温暖育、折衷育-折中育、条桑育-条桑育、放任育-放任育、全芽育-全芽育等;

园艺:果樹園芸-果树园艺、運送園芸-运送园艺、近郊園芸-近郊园艺、蔬菜栽培-蔬菜栽培、半促成栽培-半促成栽培、生理性落果-生理性落果、花芽形成-花芽形成、感温性-感温性、移植摘芯-移植摘心等;

畜牧养殖:悪臭防止法-恶臭防止法、悪性貧血-恶性贫血、血液型遺伝-血液型遗传等;

现代农学:農作物病理学-农作物病理学、園芸学-园艺学、農芸化学-农艺化学、家畜育種学-家畜育种学、家畜飼養学-家畜饲养学、家畜気候学-家畜气候学、家畜気象学-家畜气象学、農業経済-农业经济、農事試験場-农事试验场等。

五 适应化翻译的促进作用

目前,随着科技的国际交流与发展,翻译活动日趋活跃。日文农科汉译资料数量也明显上升。虽然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翻译,但翻译主体水平的差异往往造成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致使不少农科术语与目的语对接失当,使其无法进入汉语系统内循环,“只能昙花一现,起不到规范学术用语的作用,也削弱了汉语的文化创造力”[7 ]。因此,强调主体责任、重视“提高文本质量必须依赖译者的能力及其创造性的劳动”[9 ]的适应化翻译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参考和选择。

1.重视翻译活动的主体作用

翻译活动的主体是翻译者,他对翻译行为和过程、翻译结果有重大影响。由于篇幅及主旨所限,本文无意在此讨论译者中心、译者主体、译者主导等问题,只想说明“译者主导翻译过程、协调‘三者'关系、践行生态理性、落实‘四合'规范、对话一切‘他者',其‘中心'地位无可替代,其译者职能责无旁贷”③。

科技术语概念性、专业性、知识性很强,译文在概念描写、专业表述、信息传递上要求更精确、更严格,也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近年来,由于不少非语言领域的农学学者加入了农科术语翻译的行列,以及语言学界尤其是日语学界对农业科技知识的交叉研究尚不成熟,造成对农科术语,尤其是专有名词的翻译,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直接引用式翻译方式,如,“木实方”“高机”“改租额”“西洋农法”“地租改正法”“抱持立犁”“离农”“集落”等术语。这种做法,虽然省事,却忽略了汉语的使用习惯和特点,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阻滞了汉语系统的受容进程。所以,强调译者的翻译主体责任、努力提高翻译质量,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重视翻译活动的客观作用

语言对系统内的混乱状态有重新组合的能力和保持自身相对平衡的能力。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发展初期,由于现代汉语系统中缺乏相应的术语符号,只好借用现成的日语表达通过筛选、调整和定型等强制性方式大量进口,以平衡语言内部的空缺。因此,术语的引进与受容是与现代汉语本身的补位要求相适应的。如在农业学科建设领域形成“農業遺伝学”“農作物生態学”“農業生物病理学”“園芸学”“農業経済学”等学科专用领域的术语群,就是现代汉语系统快速补位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系统进行自我调节,整合、过滤那些交叉、混乱、过剩的材料,以便保证词汇意义与形式的统一,维持语言自身的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译者自身的选择行为会逐渐趋于认同语言系统的自我调节,就好比人类行为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当前者主动迎合、适应后者时,就会出现稳定和谐的局面,当前者背离后者时,就会出现紊乱甚至崩溃的危险。

六 结 语

目前,有关日汉语言间的翻译比照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深度也在不断增加。不少学者从具体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到跨文化交际行为、从语言对比到文化对比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对一些翻译现象的解读和分析,或是对语言背景的文化因素探讨,概括性、一般适用性较高,很少结合翻译理论对特殊典型领域尤其是农科领域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这里,笔者试图通过适应化现象的分析线索,找到相关翻译理论对特殊专业领域一脉相承、理一分殊的指导作用,从而引导读者思考现象背后的理据,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为翻译实践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适应化现象的分析由于暗合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语境顺应论中“语言选择”“译者为大”等观点,为今后打破“文本研究”的独霸局面,从“‘静态的'文本到‘能动的'译者”[9 ]、突出“人”的劳动作用和价值等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实证参考。笔者相信这种研究转型将是我们今后努力尝试的重要课题之一。

注释

①斎部広成《古語拾遺》序言。

②上述术语“农艺”“农林”“农场”“农产品”“农业经济”“园艺学”的来源考证参见《近现代词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555、554、913、409、917页;“土壤物理学”“密腺”“作物生理学”的来源考证参见日本原著《近代語の成立―語彙編―》,东京:明治书院, 1991年版,第264和77页。

③“三者”关系指文本生态、翻译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的关系;“四合”规范指一个和谐的有活力的翻译生态体系内部总是体现着合理、合法、合情、合意四种规范。见《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29页。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59-63.

[3]農業発達史調査会.日本農業発達史(2巻)[M].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17.

[4]梁启超.农学报·序[J].农学报,1897(1).

[5]李红,卢冬丽,王薇.现代农科术语日汉翻译对等模式再探讨[J].中国科技术语,2014(5):33-37.

[6]李彦洁.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117.

[7]李红.农机具日源外来术语零度翻译之阐释——基于汉译适应化嬗变的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45-150.

[8]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9]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 2014(1):29-35.

On the Adaptation i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Agricultural Terms

LI Hong XIA Jianxin LU Dongli

Abstract:Exemplified by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agricultural terms, we discuss the interconnections triggering adaptation in translation.Then, we proceed to elaborate on the adaptation from the morphological,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perspectives.Finally, we analyze the promoting role that adaptation plays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empirically reveal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adaptive translation.

Keywords:Japanese agricultural terms, Chinese translation,adaptation

中图分类号:N04;H059;S-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 j.issn.1673-8578.2016.02.008

收稿日期:2015-11-0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业科技日源词汇汉译受容实证研究”(12YYB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语借词的适应化翻译与语言的自我调节效应分析”(SK2015024);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级课题资助项目“日语借词的汉译演变及本土化研究”(KT2014003);南京农业大学2015年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高级日语”

作者简介:李红(1971—),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应用及中日科技语言文化。通信方式:lihong@ njau.edu.cn。通讯作者:卢冬丽(1980—),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汉翻译及日语语言教育。通信方式:ludongli@ njau.edu.cn。

猜你喜欢

汉译
《李尔王》汉译的序跋研究
希腊国名汉译探源
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术语汉译及其概念渊流
论英语音乐文献中的术语汉译
西方译学术语的汉译现状与思考
谈谈柯尔克孜语中“bay”、“-bay”和“bek”、“-bek”的汉译
适应与选择:俄语“关于”类复合式标题汉译模式
汉译莎士比亚第十八首所遗失的艺术魅力
再谈日军编制和军衔名称的汉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