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凤忱

月盈月亏，不惑之年的秋天，我——一个村小代课教师，下岗了。

我和我的工作，就像肿瘤，被从肌体内剥离出来。老实说，我在这个岗位上摸爬滚打二十个年头，多少还是有感情，说没有疼痛是假的，说没有依恋也是自己欺骗自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学生一年比一年少，镇政府从经济从资源等等因素考量，做出调整：村小并校。我们八盘岭村小学被并到马坊村小学。这么一来，教师严重剩余。办法只有一个，减员。公办教师理所当然不能减，能够减的，只有和我一样的代课教师。不过，上面还是讲感情的，给我们这些代课教师一次考试转正重新上岗机会。我没有报名，当然也就没有考试，就像手中沙，机会从我张开的指缝间漏过了。

我是有过深刻思考的。靠我当代课教师拿到的那几枚钢镚，只能巴巴急急养家糊口。即使公办了，又能有多少改变？我不能困在村里一辈子，早就想翻过八盘岭走出八盘岭，给自己一个新天地，新活法。过去的二十年里，我曾经多次跟父亲说，不干了。每次都弄恼父亲，大声骂我，你那腿是不是站得不舒服了？想躺炕上！我就这么一次次在父亲伟大的不容抗拒的声音里，妥协。

这一年的秋天，八盘岭修路了。

八盘岭。名字的由来，我不说，你也能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判断。前提是你要了解我们村里人对数字的偏爱。不管给山给溪流起名，还是给土地起名，都喜欢用数字，简单好记，朗朗上口。比如三道梁，八道河，九十垄地。给孩子起名，甚至用孩子出生时的钟点。比如杨四点，李十三。这么一条走出山外的环绕七座连绵山坡，最后斜入第八座山峰的盘山小道，叫八盘岭是自然不过了。我第一回走上八盘岭去三十多里路的社里中学念书，整整走了一小时零二十三分钟。汗水流了多少我说不清楚，只记得脱下衣服拧，拧出的汗水就像憋了一泡尿。

和往年一样，第一场寒霜降下之后，乡亲就陆陆续续开镰了。我也是，并且是村里第一个拿起农具的人：扒苞米、割大豆、起地瓜，一直到边角小块地里的小豆、苏子、芝麻以及棚架上的南瓜都弄回家……收完地了，我也要走了。那天傍晚，素芹老早把饭菜做好，一直默默无语。我和父亲都喝了酒，父亲早早回了西屋歇息，素琴为我端来热水，说，麻溜点。我说我的手给镰刀割破了，不好沾水。素琴就蹲下来，为我洗脚，一双泪珠子，“噗噗”滴进盆里……

我要闯世界了。闯得出闯不出，对我，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父亲牵出三儿，坚持要送。我没有阻止，知道起不了点点作用，随他愿意。父亲每天都早早地牧放三儿，风雨不误。父亲说，吃挂露水的草，长膘。有露水没露水，和长膘有啥关联，我不知道，也没想知道。不过，三儿膘肥体壮却是事实。父亲的舌头探进鼻孔，把一滴就要流出鼻孔的清鼻涕抹进嘴里。“牛鼻子”三个字立马在我的眼睛里有了形象。在村里，老一辈少一辈的，说找迟雨田有人摇头，不知道。说找“牛鼻子”，三岁娃都晓得。

父亲爱牛。

父亲手里牵着的这头叫三儿的牛，已经是父亲养育的第二个三儿了。前面那个三儿，是无疾无病老死的。因着爱牛，父亲硬是别着母亲，把我哥和我的乳名叫大牛二牛。并且把喂养过的两头牛都叫三儿，排在我哥和我的后面。明摆着把我和我哥跟牛画上等号。我倒是觉得，父亲对三儿的好要胜过对我和我哥的好。这是因为三儿是村里最高大最有力气活干得最牛的牛，而我和我哥怎么看都有些瘦弱矮小，干不了出力气的农活。比如往地里挑粪，上山砍柴。特别是我，在父亲跟前说话的声音总是低低地，没有底气。老实说，父亲活在这个村里七十九年了，并无多大作为。当然，父亲也的确没想有多大作为。有的只是以村里没有谁人的牛超过他的三儿作为活着的乐趣。

父亲露脸的机会是每年的秋收，父亲挺胸昂头，三儿争气，拉回的苞米要比别人家的牛多出很多，甚至一车顶两车。并且还能一路领先。

父亲为人厚道，做事巴心巴骨，有求得没求得，都没得二话，口碑不错。可是，不是我故意揭短，在村里，父亲的心里总跟一个人过不去，这个人是木瓜，养羊的。一个露水很重的清晨，木瓜叔甩着半截牧羊鞭，哼哼唧唧晃过来，在和父亲错身时，“吱”了一声：放牛噢。父亲没吭声，勾起身子，像吞吃了苍蝇，使劲咳，大声地吐了一口浓痰，又吐了一口。还拿眼睛恶恶地盯住木瓜叔，直到木瓜叔的身影消失在河流拐弯的地方，才收回无缘无故盯在木瓜叔身上的目光。

我琢磨不透父亲的内心到底藏些啥，想些啥。或许是每个人都有的虚荣心吧。这种隐藏的虚荣的念头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相对父亲，那一定是木瓜叔养的羊多，走起来浩浩荡荡，散开在河滩上，白茫茫一大片。咩叫声推着咩叫声，一浪一浪地；犄角砸着犄角，“砰砰”地，好不热闹欢腾。使得父亲和三儿，咋看都有点儿势单。

村里人爱算计，品评着一只羊能出多少多少绒多少多少肉换回多少多少柴米油盐多少多少砖瓦木料；说父亲的三儿能卖到怎样怎样的价码。父亲听见，都会悄悄地悻悻地离开。这叫我看着很不是滋味，很为父亲担心，怕由此带来某些想不到的情况来。这是有根据的，我亲耳听见父亲自个儿给自个儿说，这人咋的哩，整日价地瞎豁豁！咋把么好的生命看成钱？不用心庄稼，就知道闲扯，……你就老老实实下田种地嘛。

引起父亲更大更多不愉快的事情接着来到。

一年前。半年前。或者一夜之间。村里人家，好像有约，全都卖掉自家养的牛、马或驴，一下子换回了好多铁家伙，“突突”地在村道上在田地里跑。换上扒齿就打茬子，换上犁铧就犁地，换上拖斗就运庄稼。农闲时，拉着山上采的蘑菇、榛子、核桃和自家地里的农副产品，追撵一个又一个集市，四处找人家叫卖。不吃草不吃料，想跑哪儿跑哪儿。这些，在父亲眼里，可是了不得的不务正业。农民不像农民，商人不像商人，农村不像农村，镇街不像镇街，父亲彻底糊涂了。

天黑了，母亲叫我找父亲回家吃饭。

朦朦胧胧地，前面有一坨黑影移动。看样子，应该是三儿。近前，左右却没找到父亲。踮起脚跟、伸长脖子，眼睛越过三儿的脊背，我看见跟在三儿后头的父亲，头顶比三儿的脊背还要低，显得小小瘦瘦。其实父亲，也曾人高马大，只不过几十年岁月磨损，无可避免地老态了。正是伏天，父亲光着上身，时不时甩手，打落身上的牛虻、蚊子，这和三儿左右甩尾巴的意思没有两样。

瞧瞧！偌大的庄子，咋就转眼剩了三儿。父亲看我。你朝两面瞧瞧，哪块地场儿能听见牛马叫唤。

我知道父亲的心结，知道自己无力打开父亲的心结。就默了一秒，或者两秒，小心翼翼地，说，可能……是畜耕方式向现代化种植的转型吧。

屁！狗屁！你晓得鸡子哪里尿尿？农民就是种地的，哪朝哪代都变不了，地才是命根子。种地，就得养牲口，用牛马犁地，那地才能长好庄稼……

我知道自己不能往下说了，那样，会勾出父亲更多更大的恼怒。

父亲最开心的时候，是一个人牵着缰绳，在田间地头，河边坡脚牧放三儿。在父亲的眼里心里，三儿是伟大的，至高无上的，不可替代的。相对别人，那叫放牛。相对父亲，完完全全两码事儿。父亲坚持认为这是带三儿下饭馆子。父亲知道三儿最爱吃、吃得有滋有味的一道菜，是自个儿在极好的青草上浇洒的一泡尿水。瞅着三儿大口大口吃草的样子，恨不得生出更多的尿水浇上去。父亲摸着三儿的犄角想了一会儿，一个想法叫他情不自禁地拿手拍打脑门……这以后，父亲的手里除了牵着的缰绳，又多了一个两斤装的塑料瓶，里面全是他夜里尿出的黄浊浊的尿水。

母亲见了，说牛儿他爹，咱能不能不这样？一把老骨头啦。

父亲扭着脖颈，老骨头咋着哩。

不哩，不好那个意思哩。要不，咱化些盐水？

盐水？白花花的盐粒天上掉下的？不用钱？父亲的声音明显高了，火气往上串。

就是这样，父亲在这一年半载里，脾气很大，没有理由和原因就张口骂东骂西。有时甚至还要摔点啥。我从来都不敢大声给父亲说话，怕哪声高了，招惹父亲。在家里，父亲是至高无上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吐口唾沫就是一颗钉地的钉子。一来二去，我就很少和父亲言语。见了面相对看一眼，或者低头错过。这就使得我和父亲之间有些闷闷的拘谨，不怎么流畅。

父亲把我往道边拽，让过拉土石的卡车后，说，走道别老低着脑袋，会出事故哩……出外步步难哩，照顾好自个儿，遇事儿别急别慌，别低三下四，给咱山里人丢脸面，孬了就回，咱有土地怕个鸟儿……望着父亲慢慢远去的背影，我的思绪停留在三儿身上。仿佛两个我，其中的一个我站着没动，另一个我，正一点一点走回到一九七六那年。

正月十五刚过，六指姨家的狗开窝了。三只小家伙一只比一只可爱，撵着蹦跳着耍欢儿。我每天都要看几回，和小家伙唠嗑儿玩上小半天，央求六指姨不管怎么着也要给我一只。六指姨刮着我的小鼻子，说叫你妈拿钱来。我说拿钱就拿钱。六指姨就笑。我没拿定主意抱哪只，带白花的黑的黄的哪只都好。只要能够跟我玩跟我乐跟我野地里跑，就成。

阳光很亮很暖，我站在小家伙旁边，认真挑选。就在犹豫着没认准抱哪只的档口儿，那只像涂了一层墨的小黑跑过来，用身子很亲切地蹭我，小爪子挠着小舌头舔着，痒痒地心里就醉了。无限爱惜地抱进怀里，把脸贴近小黑的脸蹭着。我偏就选中小黑。六指姨摸摸我的脑瓜又摸摸小黑的脑瓜，说真是缘分。啥叫缘分，我不明白，也没想弄明白。

我天天守着小黑，甚至夜里尿尿儿，也要把小黑抱会儿，跟它说上几句。小黑在我的心情里吃着耍着睡着长着，享受我给予的温暖关爱。这天放学，妈妈给我一个油腻腻的纸包。打开，是只鸡大腿。我蹦跳着跑出屋，撕一条一条的小块儿给小黑吃。小黑把两只小爪子搭我手上，抱着吃。不多一会儿，小肚子就圆起来，舔着我油腻腻的小手，前腿举着站起来，像是对我说，哥们儿，谢谢啦。前滚翻，后翻滚，左右扑卧耍起来。

头一月，小黑小巧，箱笼里翻转腾挪，游刃有余，磕不着碰不着。第二月就有变化了，小黑在里面不那么安心了，转着圈儿，不跳也不耍欢儿。我就拿出二姨妈过年给的五毛钱压腰票子，央父亲给买根铁链子，拴小黑在苞米仓房下面。

五个月后，小黑已然是一只大狗。我可以领着小黑到处玩了。

山坡、河流、辽阔田野，绿绿的苞米叶子在风里快乐，向我和小黑招手致意。我踮起脚跟都看不到边儿。我和小黑跑一气儿走一气儿坐一气儿，快乐着我和小黑的时光。撵着天上飞的蜻蜓蝴蝶，扑着地上蹦跳的蚂蚱。我撵，小黑也撵；我扑，小黑也扑。我干脆解下小黑脖子上的铁链子，把帽子拼命抛出。叫小黑，去！去！小黑几个腾空弹过去，在空中接下帽子，很是自负地摆着腰肢晃着尾巴跑回来，送我手里。往后的日子，我和小黑形影不离地在山脚或坡地里拾柴，割草，放牛放猪。玩累了，野够了，就躺草地上，看风吹叶子，看飞来飞去的鸟儿。小黑这时候蹲坐旁边，长长的舌头伸出来，喘着气。

这样快乐的时光没有持续太久，我就得像大人一样干活了。

我是早晨六点多一点推开于老师家柴门的。我跟于老师说，这两天不去上学了，要给我爸把蚕窝进窝茧场里。于老师说，抓蚕窝茧是大人的事，跟你小屁孩没关系，请啥子假？我说，现在是我的事，跟我有关系了。于老师开始拿一只眼睛瞅我，又拿另一只眼睛瞅我，我赶忙低下脑袋躲着。在于老师还没有拿两只眼睛一起瞅我之前，我已经转身，抬起脚跑了。小黑也跟着我跑，我们跑出老远之后才停下。我是怕自己在于老师的眼睛里软下来，坚持不住说出我父亲的事，我不想叫于老师那么早知道我父亲的事。

父亲昨天晚上七点多一点被公社民兵指挥部的两个人带去学习班的。所谓学习，就是反省，接受批评教育。

民兵指挥部的两个人进我们家时，我们一家人正围着饭桌吃饭。当时我嘴里存着一大口稀稀的小楂子粥，呆瞅那两个人，竟然忘记吞进肚里。父亲赶紧放下碗筷招呼，来啦！吃了么？两个人都没说话。父亲转回脸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吃饱了吧？去，外边玩儿吧。我想说我一碗粥还没喝完呢。可是，没敢。赶紧把剩下的稀粥几口灌进肚里，连咸菜都来不及吃。我走到外屋地就要跨出门槛时，听见父亲对母亲吩咐，快去添碗筷，叫两位兄弟吃点。

我站屋檐墙根，扒窗户往屋里看。我看见母亲从被垛里抽出父亲的被褥，叠齐整，用塑料布包着，捆结实之后，转到外屋。一会儿工夫，母亲端着洗脸的小铝盆，盆里放一条毛巾和一小块肥皂回来。把小铝盆别在捆行李的绳子上。

父亲一边穿鞋一边喊我和我哥。你俩要帮着你妈把山上的蚕窝进窝茧场里。我没吱声，我哥更没吱一声。我想说蚕是生产队的，和我们有啥子关系，管得着么！只是没说，只拿眼睛瞅父亲。这时父亲抬起两只手摸我和我哥的脑瓜顶，说，你俩都快要大人了，记着爸的话，照着去做……啊！然后拎起行李跟指挥部的人走了。

父亲走了之后，母亲一屁股坐门槛上，默着不说话。我站母亲旁边，问，我爸啥时能回？我看见母亲的眼睛里蓄着泪水，转呀转呀转了好久也没转出来。最后把比哭还难看的一张笑脸转给我，该回时就回了。吩咐我，去一帮妈把碗筷收拾了。

这一晚，母亲再没说一句话。这一晚，鸡叫头遍了，母亲还翻着身子。

父亲放柞蚕，是把好手。

父亲做事走心，对自己做的事情喜欢观察，用心琢磨。就拿柞蚕说吧，从选种茧到选种蛾到出蚕到蚕一眠（眠是我们村人的说法，就是蚕蜕皮。）二眠三眠到老眠。老眠之后就得把蚕从幼蚕场搬移到窝茧场里，没几天蚕就在柞树叶子上结丝作茧。每一阶段的养护都不能有一点马虎。比如茧出蛾那段时间的温度、湿度；洗蛾籽用药的药水浓度，甚至周围的气味，都在父亲的监控范围里。我最喜欢做的，也是父亲唯一叫我做的时段，是蚕起过一眠到起二眠这几天里。这个时段蚕的天敌太多，比如刀郎，鸟等。需要更紧时间看护。有一种叫红头山喜鹊的鸟，在这段时间里，从树林子里成群结队飞出来。大群有五六十只，小群也有一二十只，精灵一样：你要在山脚，它们就在山梁，你要在这面坡，它们就在那面坡，跟你周旋，打着游击。你要不留神叫它们进了幼蚕场，那就是小鬼子进了村。因此，这段时间里，柞蚕场很是生动、热闹。乡亲为了赶鸟，想出了各种法子：有人敲锣，有人吹哨子，有人点魔术弹。父亲用二踢脚，对准鸟的方向，“咚——”飞出去，“咣”炸响在鸟背后。那鸟吓得没了性命般狂逃而去，一两天再不敢回来。小黑乖巧聪明，它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沿着幼蚕场边沿，一遍一遍巡视赶鸟。它的叫声比我的喊声大多了，又高又长，效果不错。这使得我和父亲能够腾出更多时间捉刀郎。刀郎，它们隐藏在密密的叶子里，颜色和叶子一样绿，又小，捉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大多数被吃掉的蚕，是被刀郎吃掉的。因此，捉刀郎是这个阶段顶要紧的事情。父亲捉刀郎，可是一顶一的好手。左右前后一瞅一瞧，周围几米范围里，哪墩柞树棵子里有刀郎一清二楚。父亲不让我自己找，叫我跟着他，指挥我。近在身旁的，自己捉。远的，叫我。我听着父亲手指的指引，走过去，不用扒拉叶子，伸手就拿出来。我和父亲捉到的刀郎都不丢掉，装进母亲缝的小布袋里，带回家给母亲。母亲先用剪刀一只一只剪掉刀郎的翅膀，用盐水漂洗，消毒之后，放柳编的笊篱里控干水分。然后抽出炒完菜的锅灶下明火的火头，往铁锅里点水试过温度，放刀郎进锅，一边用铲子翻动，一边用刷锅的刷子点盐水。瞧吧，炒出的刀郎焦黄焦黄的，酥酥脆脆，满嘴都是淡淡的咸浓浓的香，喝进肚里的稀粥就比平常多出好多。这时的母亲，就用筷子打我夹刀郎的筷子，说别撑着了，好吃也不能吃到肚皮外。

我们要把北面山坡的蚕抓到南面山坡的窝茧场里。蚕身上毛刺扎手，要命的是，这些蚕们，抓到手里就开始吐像荔枝皮颜色的口水。时间一长，那些口水就顺着毛刺扎破的地方进到肉里，蛰得两只手生疼生疼的，连两只胳膊都疼。更厉害的是一种叫洋拉子的毛毛有毒的虫，手要碰到它，它就脑袋和尾巴同时翘起，把背上有毒的毛刺顺着毛孔扎进肉里，痒痒得很难受，忍不住拿手去挠，皮都挠破了，还是痒痒的，叫人恨不能把那肿起来的肉包包割掉，才解痒……蛰得次数多了，手就麻木了，不听使唤了，抓蚕的速度就慢下来，弄得我呲牙咧嘴，差一点把眼泪流出来。小半天了，我才抓满一筐，用肩扛着，翻过山梁，顺盘坡道进窝茧场里，一墩挨着一墩放结茧的柞树棵子上。坡陡，山梁又高。一筐蚕窝进蚕场里，我得双手抓地爬坡，得用全身的力气，才能爬上山梁。弄完一筐，就累得喘了，满头满脸往下淌汗。劲儿就没了，扛不动筐了，爬不动山梁了，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积点力气，继续抓蚕，继续扛筐爬坡。尽管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一上午下来，我才抓一筐多一点儿的蚕。一下午下来，我连一筐蚕都没抓满。

这一天夜里，我尿炕了。尿得那么彻底，一泡尿水一点没留。

早晨起来，母亲一边往晾衣绳上晾我尿湿的褥子，一边冲正在洗脸的我喊，今儿个不要上山了，去地里割草吧。我说蚕不抓了？母亲说抓，不用你抓。我说，我爸走时叫我帮你。母亲说，你有这个想法就行了。我说不行我得帮你。母亲说你姐和你姐夫说了，这几天晚儿有月亮，几个月亮地儿就差不多抓完。叫你这两天把你和你哥交学校的任务草割了。

我姐是十八岁那年结婚的。嫁给比自己大四岁的李前酉。李前酉是个孤儿。队里人家的饭他都吃过，尤其我们家，他吃得更多。我有时觉得父亲对他比对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还要好。李前酉呢，他对我父亲的爱戴和尊重比我们几个强多了。这种爱戴和尊重，体现在不管多大多小的事情，他总是听我父亲的。父亲咋说他就咋听，叫他咋做他就咋做，一点反对的声儿都没有。不像我们，即便是听了，也要磨磨蹭蹭拖着时间才去做。李前酉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也就是说我们生产队的大大小小所有物事，都在他们两个的计划、处理和掌握之中。确切地说，是在我父亲的股掌之间。

我管李前酉叫哥，不叫姐夫。

姐姐家离我们家只隔两栋房的距离。父亲有事要喊哥和姐，或者叫家里吃饭，吩咐我招呼。我就站墙头上，两只手合并，弯成喇叭，放嘴上一吹，哥和姐就听见了。

我拿着镰刀和草绳走在大窝子沟的路上。

大窝子沟里有一块谷子地，草可多了。这是前几天周重九跟我说的，说时还神秘兮兮地叫我不要跟别人说。我一边走一边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一只鸟儿往道边的灌木棵子上落，我赶紧把手里的镰刀往那棵子上打。真巧了，我的镰刀和那只鸟同时落在那棵子上——这是我打死的第一只鸟，也是我活到现在打死的唯一一只鸟。

谷地里的草已经被人给割了，窟窿巴眼的，剩的草没多少。我有些失望，有些被人给捉弄的感觉。可我不能空着手回呀，咋说也得割两捆扛家去。我找草找得仔细，割得认真，在小黑没命地狂叫声里，校长和于老师站到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