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普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中国的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搞，这个道理简单又明了。但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弄清楚搞明白，僵化、机械地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只言片语来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结果“水土不服”，吃了大亏，走了弯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4年的成功实践，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指明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方向，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光辉旗帜。

毛泽东的未竟之业

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任务是1956年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之所以要提出这个课题，概括说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搞建设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意。不满意的心情，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表露过。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62年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说：建国头八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不满意”怎么办？“不舒畅”怎么办？那就要探索自己的路。

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苏共二十大后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1956年2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对此，1956年4月4日，在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正是适应这样的要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国情，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取得了一系列宝贵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和决策、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正确思想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依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三是针对照搬苏联的弊端，提出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四是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五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重要设想。此外，还有党和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论述、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论述、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关于学习外国和扩大对外交流的论述、关于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政策的论述，等等。这些成果，涉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主要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作的第一次回答。独立探索的开局良好。

但是，中共八大以后不久，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党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探索开始受到挫折。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随后领导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曾谈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政治上的“左”发展的极端，是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表明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偏离了正轨而陷入歧途。1969年2月，在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谈话时，毛泽东再次说到，对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反而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虽然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搞的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总的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自己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开创性的艰辛探索，但没有取得成功。

打开“搞建设的新路”

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乘专列赴四川访问。途中，在同金日成单独会谈时，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藩篱的基础上实现的。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经济上，仅1974—1976年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就损失1000亿元，一些地区和部门，工厂停工停产，农村田园荒芜，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中国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这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相当于全国40万个工交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文化大革命”10年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1957年以后20年“左”的错误，导致20年停滞，把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已很大的经济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而中国周边原来发展水平相当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则在此期间实现经济的快速腾飞。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竞争压力，要求人们不得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邓小平复出伊始，1977年12月，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就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3月，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又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令人警醒、发人深思，要求人们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就这样提出来了。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只是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要根本消除长期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左”的错误认识，是很不容易的。“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就给当时稍稍有了一点独立思考空间的人们的头上套上了新的精神枷锁，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严重羁绊。要重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首先必须破除个人迷信，开展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适应这样的形势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它的最大贡献，是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从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当代思想解放的先河，奠定了党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在思想解放基础上，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并论述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并在推动这个伟大历史转变中， “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命题的提出

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年多新的探索，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布，“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对这条道路的“主要点”从十个方面作了系统概括：

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四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五是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六是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七是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八是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把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九是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十是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历史决议》虽然还没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来指称这条新道路，但这条新道路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已经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有了根本不同，已经是具有了显著的中国特色、为实践所初步证明了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正是在此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鲜明地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题图 1960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谈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责任编辑 /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