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城中村研究综述

张静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摘要：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城中村成为近年的学术热点，既有研究极为丰富。对城中村所做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类型，其一是直接把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从相对宏观和综合的角度进行探讨；另一种做法从相对微观和具化的视角出发，把城中村当作场域，研究以此为背景，发生在其中的各种议题。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改造；外来人口

一、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

一类文献是直接将城中村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关注的问题包括城中村为何产生，什么是城中村，以及城中村未来等。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这其中贯穿了一条时间线索。这类研究多数聚焦于城中村的产生，特点，改造等方面。

(一)城中村的形成。城中村，最早出现于80年代的珠三角地区，是城市不断扩张，蔓延到农村地区的直接结果。中国城中村的概念，区别于西方城市语境下“乡村类型”的城市社区；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居所”不同，这个概念通常指移民居住的非法占有。而中国这样的情况极少。

中国的城中村是在国家转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和社会形式，因而必须要放在中国语境中理解。由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管理制度，城市土地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归属集体，国家保留特殊征用的权力，因而造成了城中村这个模糊不清的过渡形式。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外围郊区农村的土地不断纳入城市范围。为避免补偿和重新安置村民，通常情况下，农地以一种比较低的价格转为国有，而农民的宅基地却被搁置不管。因此，中国的城中村被城市形态包围，居住区域却呈现典型的农村样态。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市中心和城乡结合部两块地方。

中国城市化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形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然而，城市并没有为这些人提供足够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恰恰是城中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基本的落脚点。

(二)城中村的状况。城中村现象自90年代就引起学界关注。早期学术研究把城中村视为一个由移民的地方意识社会网络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项飙的“浙江村”。他试图在“地方”力量这个理论框架下追溯城市中国移民社区的形成，分析影响这类社区产生的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研究证明北京移民是被“地方”这个纽带连接起来的，而“地方乡土”是血缘和地缘关系培育和发挥作用的地方。

近来的研究更多放在城中村扮演的角色、功能和特征上。如，吴缚龙将城中村的本质定义为过渡的社区。他的研究认为城中村是城中村本土居民共同利益的社区，是低房租的移民聚集区，以及城市中自我组织的草根单元。

Pu Hao等人，使用弗里德曼五维度，归纳了城中村的特点。管理上，城中村具有城乡二元性；物理特性，由不恰当的土地使用、低质量的房屋、匮乏的基础设施及恶化的环境构成；政治体系包含村委会或居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活动主体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本地村民、外来人口和其它。社会文化方面，城中村依然在传统社会文化规范和网络的延续之下。

(三)城中村的改造。城中村，是不完全城市化的体现与表达，同时也是需要思考城市发展方向和可持续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然而，政府部分更多把城中村看作城市问题而非社会经济现象。因此，改造城中村是早晚的任务，这其中主要牵涉的是当地政府、房地产发展商和本地村民三类主体的博弈。

对政府而言，城中村的改造是出于改变城中村容貌、解决城中村滋生的问题，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于开发商来说，衡量的只是成本和收益。而本地的居民，则关注补偿金和改造后长期的生活安全保障问题。

广州，最近出台了“三旧改造”的计划，以重新利用空间，将之整合进城市发展系统中。尽管这个政策面临诸多挑战，但值得学习的是“一村一策”的逻辑。事实上，城中村的改造没有固定的模版，更新需要依据每一个村的实际情况进行。

二、城中村作为研究场域

除了直接把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另一类文献是将城中村作为各类事件发生的场域。这类研究涵盖范围更广，也更加具化，如本土村民的市民化，外来农民工的融入等。换句话说，城中村是研究这些问题的背景。

(一)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转型、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人口控制的松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使得城市并没有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准备足够的住房、公共设施和服务，所以农村移民来到城市时，多数都面临着异乡人或局外人的境地。

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时，绝大多数只能选择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或向本地居民租房居住。在有限的几种选择中，低廉的房租和临近工作地点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城中村，作为城市扩张的延伸，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和低廉住房集中的所在，因此是城中村是很多农村移民在城市中首选的落脚点。

(二)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的生活。城中村是重要的移民聚集区。广州的情况最为典型，超过一半的农民工都住在城中村。上海虽然城中村的数量相对少一些，但情况却并没有更好。

一个基于上海的个案研究描述了外来流动人口在城中村的生活状况。显然，城中村的主体人群是农民工。一般来说，城中村的居住条件比较糟糕。居住空间小，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具体来说，配置独立厨房、独立卫生间、空调和网络的比例比较低，独立浴室的比例就更低。更严重的是，这些房子大多都是在90年代以前建成的，比较老旧，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也有学者的调查表明，与恶劣的居住环境比较，城中村农民工的居住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会非常低。多数社会经济学的衡量指标并不是决定因素，真正重要的在于对社区的社会性依附和归属。

(三)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的融入。

移民融入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方式。但融入的主要关注点是在社会层面，比较少和空间联系起来。在吴缚龙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流动人口在城中村这个空间层面的融入，指出城中村提供了一个描绘外来流动人口和本土居民动态联系的机会，揭示农民工融入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融入过程中，制

度性因素的影响正在减弱、而收入、财产权和消费等方面的作用加强。换句话说，市场的力量正逐渐取代制度性的力量。

总体来说，城中村不只农民工的居住所在。同时，城中村也是他们互动交往的社会环境。因此，从城中村入手研究融入问题可能是从空间层面出发的可行的方式。融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土的情况，也就需要更多的田野和个案来补充。

(四)城中村的未来和短暂的城市性。

城中村正在，或将要面临改造的命运。而城中村的租客，没有物业和产权的农民工群体，通常是这个进程中被忽视和遗忘的部分。一方面，农民工被视作需要的劳动力，城中村为他们解决容身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则被认为是破坏和干扰的因素。

城中村改造进程的加快，最终将会清除掉农民工赖以生存的居所。在拆除重建城中村的项目中，农民工处于边缘的地位。如果不能将它们纳入考虑，那么他们城市生活的体验，他们的城市性，只能是短暂而过渡的。

三、总结与思考

在简要回顾城中村的相关文献后，城中村的图景和脉络变得清晰起来，总结如下：城中村最为显著的是在北广深。上海，由于有其它形式居住选择的存在，对城中村的关注相对要少。这并不意味着城中村问题不再重要。相反，应该有更多对于上海城中村的经验个案研究，以便于开展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城中村与农民工息息相关。尤其是现在进行的改造重建，他们的声音是缺失的。许多学者的研究指出，尽管城中村存在各种问题，但其作用却是关键而正向的。因此，思考经过一些升级之后，城中村成为可持续移民居住区的可能。

参考文献：

[1]Ma L J C, Xiang B. Native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 155: 546-581.

[2]Hao P, Geertman S, Hooimeijer P, et al. Spatial analyses of the urban villag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Shenzhe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6): 2177-2197.

[3]Wu F, Zhang F, Webster C.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M]. Routledge, 2013.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190-02

作者简介：张静（1991-10），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