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

(宜宾学院体育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7)



组织理论视角下新农村体育的嬗变
——以四川珙县农村体育兴衰为例

张杰

(宜宾学院体育学院，四川 宜宾644007)

采用文献资料法，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追踪四川省珙县农村体育近40年来的两次兴衰历程，揭示出珙县农村体育兴盛与衰退的本质以及带给新农村体育发展的重要启示：“他组织”难以保障农村体育持续兴盛，新农村体育建设必须走自组织道路。为我国后期新农村体育建设途径提供参考。

农村体育；自组织；他组织

珙县在上世纪后30年间被誉为“篮球之乡”。它位于四川省南部，濒临云南省昭通市，这里山高地不平。2001年前的珙县县城，位于两座高山之间的珙泉镇，常住人口约四万人，经济十分落后，把它定位于农村是比较准确的。篮球之乡不但出高水平教练、队员，群众的普及程度也很高，一时间成为四川乃至全国体育学习的先进和榜样。但2002年以后，随着当年那位主要发起人的离开(2002年竞聘四川女篮主教练)，珙县篮球迅速出现衰退现象，虽然民间篮球及体育仍然在举行，但珙县农村体育的整体衰退却成为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珙县农村体育的衰退？本文从“自组织”理论出发，通过对珙县农村体育兴衰本质的揭示，旨在为当前新农村体育建设提供理论参照。

1　自组织理论对研究农村体育具有方法论意义

自组织理论是由“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超循环论”等新兴学科构成的，研究复杂事物或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的学科群，对社会系统进化研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自组织理论认为，事物或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进化到较高级有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这种方式叫做“自组织”；另一种是依靠外界的特定指令或干预来推动，从而被动地实现从无序向有序的进化，这种方式叫做“他组织”或“被组织”。自组织是自然界长期演化选择和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其原因，一是自组织具有更强的驾驭复杂性的能力。二是自组织具有更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三是自组织具有更强的自行趋优的能力[1]。人类社会也在自己探索的、试错式演化过程中证明着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方式[2]。如经过近百年的经济演化，几经反复，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优于计划经济，而前者的思想方法基本是自组织的，后者的思想方法基本是被组织的[3]。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国家不占主导的社会生活领域，实际上存在另一种人类关系的协调机制及自组织机制，而且自组织是成本最低和收益最大的一种治理机制[4]。”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不能没有公共管理[5]。”公共管理的实质就是自组织管理。当今，自组织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正深化着人们对世界图景的认识，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

农村体育作为我国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复杂性关系系统，它包含农村体育主体和农村体育环境等内部因子，也涉及政府、体育职能部门等外部因子，还关系农村经济、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等外围因素。自组织理论作为研究社会复杂事物或系统进化的方法论，对农村体育发展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2　珙县农村体育兴与衰的本质揭示：系统规律

2.1珙县农村体育的兴起是珙县农村篮球运动“序参量”形成的结果

1970年后，一位随父母南下的待业青年和几位“知青”，带动当地少年组建一支篮球队，开展了自娱自乐的篮球运动，随后，篮球运动在当地渐渐盛行开来。

耗散结构论认为，一个系统要有可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结构跃迁，该系统必须与外部环境持续地交换物质能量，即系统必须是开放的。[6]同时，协同学认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是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不是外部指令。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通过竞争而协同，从而使竞争中的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势化，最终形成一种总的趋势，即“序参量”，进而支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即自组织起来[2]。

人们对体育的需要和参与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向往与追求，这种群体活动与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的自觉能动性，正是社会体育群体发展的重要基础。体育活动中的群体心理是一种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它是不系统的，也不象事物的发展那样按照一定的规律而运行。体育群体心理是自发地反映体育群体的社会存在，自发性是较低层次的社会心理，个体在与他人或群体接触的过程中，心理总是有意、无意地受到感染，引起与他人或群体相同的心理变化，最终形成与他人或群体相一致的某种心理。在现实生活中，体育群体心理之间、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之总是相互影响的。

珙县农村体育的兴起(准确的讲是篮球运动的兴起)是珙县农村篮球运动自组织条件的成熟——“序参量”形成的结果。一方面，从珙县农村体育的外部环境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体育与“革命样板戏”一样被视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工具，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农村体育由此获得了超越常规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从珙县农村体育内部各因子看，一位待业青年和几个“知青”，在珙县相对狭小的空间和枯燥的文化生活中，以篮球运动为媒介而协同起来，构成了开展篮球运动的“基核”，在一部分青少年和矿工的自觉参与下，逐步形成了以篮球运动为手段改变农村枯燥文化生活的“序参量”， 珙县农村篮球运动开始实现了由无序到有序的结构性跃迁。这种结构性跃迁此是自组织的结果。因为，此时的珙县农村篮球运动是系统内部各因子为改善枯燥文化生活而自行组织和协同起来的，系统外部没有给篮球运动开展下达特定的“指令”或实施“他组织”。

2.2“自组织”机制的缺失是珙县农村体育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根源

在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领导进一步关注下，借助一系列行政手段造就了珙县农村体育的“兴盛”局面。90年代末，因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篮球之乡体育花”凋谢了。

协同学创始人哈肯指出，“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2]”相反，当系统的结构或功能在构成过程中是外界借助组织力施与或强加的，该系统的有序化和结构化过程就是“他组织”或“被组织”的。从珙县农村体育发展进程看，当珙县农村篮球运动基于内发性动力以自组织方式演进时，因政治需要，县级政府组织开始介入珙县农村篮球运动，并借助行政手段强行推动珙县农村体育“全面发展”，开创了“在街边、村头，会前会后甩几球，早早晚晚练几球，各单位各乡镇联赛，逢年过节赛赛球，男女老幼都看球”的“兴盛”局面，呈现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农民达八千人，占有活动能力人的三分之一壮观场面。但是，此时“兴盛”的珙县农村体育已不再具有“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自主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自组织特征，“他组织”成为了推动珙县农村体育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后果，导致了系统内行为主体行为初衷与行为结果的背离，以致“频繁的比赛和表演占用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产产量，使农民产生了厌倦情绪”，珙县农村体育自组织进化生态被严重破坏。进入80年后，“人民公社”解体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施行，90年代后，市场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社会发生结果性改变，推动当时农村体育发展的“他组织”不复存在，具有更强的驾驭复杂性能力、适应环境能力、自行趋优能力的自组织又未能生成，珙县农村体育衰退成为必然。正如自组织理论在社会领域研究结果所指出的一样，“完全以他组织力量管理简单系统具有很高的效率，但在复杂系统面前往往力不从心，其根本原因在于线性的管理模式不可能适应非线性作用的复杂事物[6]。”

2.3第二次兴衰证明，没有与外部环境保持足够的物质能量交换，农村体育“自组织”演进难以持续发展

2001年珙县县城搬迁到地势更为平坦的巡场镇，借助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的喜讯，珙县农村体育活动又悄然掀起了一股篮球热潮，农民集资修建场地，自发组织比赛。但两年后便潮落声息。

自组织理论认为，要保持系统既有结果的稳定，该系统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的控制参量必须始终保持在某一阈值之上，控制参量一旦低于该阈值，系统将立即失去稳定，并退回到较低级有序乃至完全混乱无序的初态[6]。全民参与奥运对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珙县农村篮球运动的再次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仅仅一届“奥运会”的社会影响毕竟是有局限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也会逐渐衰竭。此时，从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时空处所来看，虽然成立了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开展了“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和“全国体育先进县评选”活动等，但都未能给珙县农村体育注入直接的物质能量和提供足以维持奎湖农村篮球运动稳定开展的持续动力，“控制参量”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体育系统与其他系统的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使刚刚兴起的、具有自组织特征的珙县农村篮球运动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嬗变，以青年农民为主的、篮球运动有生力量的大量流失，导致了推动珙县农村篮球运动发展的动力缺失，以致二三年后珙县农村篮球运动便潮落声息。

3　珙县农村体育兴衰对当前新农村体育建设的启示

3.1新农村体育建设必须走“自组织”演进道路，农村体育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近十年来虽然实施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和“乡镇体育健身工程”，有效地推进农村地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加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力度。但截至2015年，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只覆盖全国74%的行政村， 50%的农村行政村建有体育健身设施；仍有9个省(区、市)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未达50%。少数民族、边疆或贫困地区适应群众需求的公共体育设施还存在空白，政府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扶持力度不足，特别是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相对缓慢、数量偏少、作用发挥不够[7]。

珙县农村体育的兴衰历史表明，“他组织”模式在促进农村体育发展过程中往往是力不从心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不可否认，高度集权的“他组织”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发挥过“繁荣”农村体育的作用。但是，也正是高度集权的“他组织”管理制约了农村体育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分化，抑制了具有更强的驾驭复杂性能力、适应环境能力、自行趋优能力的农村体育自组织的生成，造成了农村体育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高度依附，以致在农村内外部条件改变的情况下无所适从而陷入无序状态。因此，珙县农村体育的兴衰表明，农村体育发展必须改变计划经济时期他组织管理模式为自组织演进模式，农村体育才可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3.2找准“突破口”和“多管齐下”，才能促成自组织机制的生成

考察珙县农村篮球运动的两次兴起，其自组织生成既有单项性特征又有复杂性特征。所谓单项性特征，就是农村体育自组织生成是以某运动项目为纽带，在起点把相关性差的因子联系起来，通过竞争与协同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结构的体育活动系统。正如珙县农村体育的兴起，是以篮球运动为纽带，通过系统内各因子的竞争与协同，构成一个具有参与篮球运动功能的初级群体及其系统。单项性特征表明，要促成新农村体育自组织机制的生成，首先要找准“突破口”——确立在当地具有纽带意义的运动项目，以促进农村体育内部各因子的竞争与协同。所谓复杂性特征，就是农村体育自组织生成不是某一个因子的独立作用，而是通过外部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入与内部各因子相互竞争与协同所产生的合力——“序参量”形成所引起的。正如珙县农村篮球运动的兴起，不仅仅是外界提供了一个开展体育活动的社会环境，还在于输入了开展篮球运动的“基核”—— 一位待业青年和几个喜爱篮球运动的“知青”，更有参与篮球运动愿望的主体存量——青年农民。“复杂性”特征表明，新农村体育建设不能只注重某一个因子的作用，应从系统内、外部入手，采取多种措施、多管齐下，才能确保农村体育自组织系统的生成。

3.3转换政府职能部门的社会服务角色，新农村体育建设与发展才可能获得自组织演进的良好生态

新农村体育走“自组织”发展道路，不是要取消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组织管理与指导，也不是让农村体育陷入混沌状态、自生自灭，而是要转换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会角色，合理发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新农村体育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显然，“闭关锁村”不可能实现农村体育从无序走向有序，只有通过与外界持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农村体育才可能实现有序化跃迁，这其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就是系统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入的主角。在这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扮演的不是珙县农村体育“兴盛”时期的、发出“特定指令”或“干预”的“他组织”主角，而是为新农村体育自组织生成和运转提供服务和指导的“服务型”主角。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会角色的转换要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就是在农村体育的宏观层面上“掌好舵”，在微观层面上“服好务”。在宏观层面，制定适宜的农村体育政策，进行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建立农村体育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体育自组织立法等；在微观层面，为农村基层体育自组织生成和运转营造良好的社会体育生态，提供体育政策指导与支持，提供必要的体育物质支援等[8]。所谓“有所不为”，就是在农村基层开展体育活动过程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充分尊重农村体育自组织运转的规律，尊重农民的体育行为选择，尊重农民“自下而上”形成的体育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决不能采用行政手段越位“命令”、“指示”和“干预”。只有当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成功转型，新农村体育才可能获得自组织演进的良好生态。

3.4外哺性体育社会支持与内发性体育需求刺激相结合，才能保障农村体育自组织机制的良性运行

自组织理论认为，对一个处于非实验控制下的系统，必须保持控制参量的不断增长，才有可能在与其他系统的竞争中保持既有结构的稳定性[1]。珙县农村体育的“兴盛”表明，来自外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具有巨大的助推作用，如果在遵循和尊重自组织演进规律的前提下，这种助推无疑是有益的，如果缺乏外力的助推，正如珙县农村篮球运动第二次退潮一样，农村体育自组织机制也是难以运转的。因此，从本质上讲，珙县农村体育的兴衰是农村外部条件改变导致的内部需求结构性嬗变而引发的必然结果。为此，农村外哺性体育社会支持与农村内发性体育需求刺激相结合，形成上下合力、内外互动，才能保障农村体育自组织机制的良性运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只有少数农村地区(主要是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有内发性体育需求，对这类地区的体育社会支持，重点应放在维持其需求的稳定性上，以提供农村体育自组织运行的持续动力；多数农村地区内发性体育需求不足，体育社会支持应重点放在刺激农村体育需求上，通过培育参与某运动项目的“基核”，尊重系统内各因子相互作用，促成农村体育“序参量”的形成，使农村体育逐步成为一个具有自组织演进功能和结构的系统。

[1] 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2-13、9-10、6.

[2] 樊纲. 作为不同思想方法的“计划”与“市场”[J].科技导报，1993(5):6-7.

[3] 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0.

[4]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

[5] 胡皓，楼慧心.从自组织理论看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协合[J].新华文摘，1996(4)：43-47.

[6] 吴彤.自组织，被组织？——一种管理方法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1996(4):68-69.

[7]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4月7日在全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sport.gov.cn/.2016-04-08.

[8] 张红坚,段黔冰.农村体育组织方式选择与农村体育组织建设——基于自组织理论视角[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9，32(2).

The Evolution of Road to Sports Building of the New Countryside under the Self-organization Theory——Tak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Rural Sports in Gong Country.Si Chuan Province

ZHANG Jie

(Departinent of P.E., Yibin University, Yibin 644007, China)

Based on the two sports waves in Gongxian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over the last 40 year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consultation, discloses that the nature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sports in the rural area conforms to the systematic law: the pursuit in “Other- Organization” path can hardly ensure an sustainable flourishing of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area; as a result, the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rural area must head in the path of “Self-Organization”.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opin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the rural area in China.

rural sports; self-organization,;other-organization

2016-06-08；

2016-07-18

四川省宜宾学院校级课题(020343050)。

张杰(1974-)，男，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体育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G812.4

A

1672-1365(2016)04-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