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淼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探析《在路上》在中国译介的形象构建

张淼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异国形象。翻译在此研究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翻译过程通常被认为是对作品形象的再塑造过程，而形象的再创造无不受到译语国家意识形态、译者的翻译行为和读者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活动；形象；构建

形象学起源于法国的比较文学，主要是研究一国文化中的异国形象。形象学认为，作为他者的注视者在描述异国形象时，受到原语文化和自身的原因的影响，会对异国形象进行再塑造，而在再塑造他者形象的过程中同样也言说了自我。在译介异国作品时，作为注视者的翻译者不仅起到了沟通原语和译语文化的桥梁作用，同时也在对他者形象进行再塑造。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被认是为“垮掉派”文学的代表作，其在美国文学界和在中国的译介都经历了从边缘化到经典化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国家意识、翻译活动和读者因素等方面探究《在路上》在中国译介如何经典化的过程。

一、国家意识

翻译的过程不仅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彰显文化权利的过程，具体表现在控制作品的选择、翻译的政治化、译者的身份等方面。在译语国家塑造他者形象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在路上》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是在1962年，由石容和文慧如合译，经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路上》是作为政治目的来译介，用来塑造美帝国主义国家颓废、腐败的形象，从而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90年，陶跃庆和何晓丽合译完成《在路上》第二本汉译本，由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由于此书中存在一些不符合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删去了这样的描写。但是这一次的正式出版发行，为以后“垮掉派”文学在中国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1998年，文楚安翻译的全译本《在路上》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除了原作内容，该译本还附有“垮掉派”作家的照片、凯鲁亚克的年谱、美国学者对《在路上》及“垮掉一代”的评论，以及译者所写的关于“垮掉派”文章。作为专门研究“垮掉派”的学者，文楚安的译本更接近原著，文字处理也相当到位，很好传达了作者的思想，被广泛认定为经典译作。1999年，梁永安翻译的《在路上》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样是全译本。2006年，受邀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著名翻译家王永年翻译了《在路上》的第五个版本。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家政治政策的宽松程度均能在《在路上》的五个汉译本中找到痕迹，由一开始作为内部发行到后来公开出版，译本由边缘化到公开化，其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二、译者的翻译行为

译者在译介国外作品的时候，也是在隐喻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不同的译者对同一部作品的翻译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版本。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自己能动性操控翻译行为，达到预期效果。那么，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就和译者的翻译行为有着直接关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和美国正处于敌对阶段，阶级斗争仍是国家政治任务。1962年，施咸荣和黄雨石分别署名石荣和文慧如，第一次将《在路上》译介到中国。黄雨石将“垮掉的一代”译为“被打垮的一代”。上世纪90年代，陶跃庆在评论“垮掉的一代”时，使用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坚”等带有赞扬的词汇，为他们树立了正面形象。作为“垮掉派”研究型译者，文楚安撰写了大量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文章，并做积极宣传，消除之前国内对他们的误解。之后，译者梁永安称《在路上》是“永远不灭的名著”，这样在读者阅读译作之前，就已经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形象。翻译过程中将一些关于性和同性恋的描写删掉，这样加深了《在路上》在中国的正面形象。王永年在谈到译介《在路上》时，说他并不喜欢这本书。但从内容上讲，未做过分的信息删减，而且还附有相关权威文章和作者的水彩画，比较真实的还原原作内容，对于修正《在路上》在中国的形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三、读者因素

一部作品能否长久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作品越能满足读者的需要，那么它就越能存在下去。而影响读者接受能力的大小是由其文化程度来决定，而文化又是通过教育沉淀于人脑的知识积累。所以译者在翻译一部作品时，首先要考虑读者是否接受、是否能被读者理解。

20世纪60年代，《在路上》的翻译是为了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堕落、腐朽形象，但与事实相反，其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却得到广泛的流传，成为当时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知识青年们的精神食粮。到了90年代，中国充分享受到了国门打开带来的成果。处在发展道路上的中国愿意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译介国外文学作品。人们在思想上也得到了很大解放，能更容易接受《在路上》带来的对未来探索的冒险刺激经历。这一时期，共有三个译本出现，成就最大的当属学者文楚安的译本。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压力也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喜欢徒步旅游，纵情于山水风景之中，忘掉世俗烦恼，释放生活压力。《在路上》的精神旅行已经影响中国的青年甚至少年。“驴友”、“背包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等等，已然成为时下时髦用语。

结语

《在路上》在中国的译介绝非偶然，从开始国家政治的需要，到人们争相阅读；从国家批判的对象，到成为经典化的过程中，《在路上》的每一次形象的变化，无不渗透着国家意识、译者的翻译行为和读者因素的影响。《在路上》受到国内的关注，其精神旅行成为广大知识青年效仿的对象，并付诸行动。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路上》对国内知识青年人的影响将日益深远。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石荣,文慧如.《在路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2.

[3]陶跃庆,何晓丽.《 在路上》.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0.

[4]文楚安.《在路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1998.

[5]张晓芸.《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张淼（1986-），女，汉族，河南焦作人，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学号：2013000089。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