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圆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000）



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分析

张圆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我国正处在社会变迁和转型期，经济发展迅速，利益间的争夺使得群体之间的矛盾逐步兴起。伴随着群体间的利益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城市建设、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社会中涌出，影响着公众秩序，紧绷着人们的神经。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分析；冲突

一、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我国正处在社会变迁和转型期，经济发展迅速，利益间的争夺使得群体之间的矛盾逐步兴起。伴随着群体间的利益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城市建设、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社会中涌出，影响着公众秩序，紧绷着人们的神经。首先我们要清楚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界定：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由特定和不特定的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偶合群体，以一定的目的为基础，带有明显的利益诉求性质的体制外活动，是以合法的或非法的规模性聚集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事件①。本文以贵州翁安事件和昆明晋宁事件为背景，以社会冲突理论为视角，来进一步寻求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方法。

2014年10月14日，晋宁县晋城镇发生一起当地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方人员与富有村部分村民因矛盾纠纷引发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共造成8人死亡和18人受伤严重后果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2008年6月28日16时至29日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部分群众和中小学生，怀疑公安机关对一名女中学生死因的鉴定结果，2万多人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人民政府请愿围观，有极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开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县委政府及公安局多间房屋被烧，数十台机动车被烧毁和砸坏，办公电脑被抢走，县委政府机关公文、档案、办公用具被毁。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人们称为瓮安“6·28”事件，也称“瓮安事件”。

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当前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是与我国现代社会处在转型期这一特殊状况有很大的关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都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新的基层和社会组织涌现，传统社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改变，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也滋生了大量社会矛盾，总之，社会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变动，国家政策的改变，人民群众的生活呈现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中阶层划分的明显确立，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甚至出现了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现象。富人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夺取更多的上层资源，而穷人逐渐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在经济社会中，人们只会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希望自己钱够花，生活富足。然而，社会资源总是相对有限的，当资源被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人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分配不均、不平的现象，进而引发矛盾，这种矛盾在长时间积累后往往会通过群体事件表现出来。

引发群体性事件常发的原因是多样的，不仅仅是贫富差异的问题，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转型的加剧，必然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新的群体性事件，但总的说来阶层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分配不均是核心。基于对群体性冲突事件是一种社会的常态这样一种认识，那么我们的各级管理部门、领导层等就应该看到群体性冲突存在的客观性，要总结经验制定必要的应对机制对群众性突发事件进行积极的处理，其次要对自身加强反思，做到时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

三、基于冲突理论视角对群里性事件的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西方社会学流派。社会冲突理论以率先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而著称。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主要代表有马克思、达伦多夫、科塞等。 达伦多夫的社会观从反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冲突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一种常态，甚至可以说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塞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各种物质性东西的分配不均和对非物质性东西的价值判断不一致。社会冲突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科塞对社会冲突的功能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提出了社会冲突在社会整合和社会变迁等方面的促进功能。从以上可以用社会冲突理论视角来分析类似的群体性事件，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群体性事件本身具有冲突性质。从原因上讲，就是人们对各种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合理产生的矛盾，对他们的认识不一致造成的，在当今社会的突出表现就是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而引发的利益争夺。随着社会转型和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复杂化趋势，社会分配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这更加导致利益的分配不能够平等，而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水平的速度，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二）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中指出，社会冲突有负功能亦有正功能，这取决于冲突的性质及社会群体或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一般而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负功能比较明显，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如：损害政府和国家机关形象、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损失。这些引起社会强烈反应和造成深刻影响的事件会普遍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如今的社会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和政府有着很大程度的关系，其次是对社会的报复心理，对人民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破坏社会和谐，阻碍社会平稳发展的秩序。

（三）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调节的观点，也对政府对解决群体性事件有良好的帮助作用。既然群体性事件客观存在，是由于社会现状导致的，但我们可以从社会调节的角度来处理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也有利于今后对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建立，而不导致进一步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既然有冲突必然有相互对立的利益双方，那么在处理问题时，政府应该紧紧把握住这一矛盾双方，成立必要的专门处理群众性事件的部门，完善预警机制，正确及时合理的处理各类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强建立社会的安全阀管理制度，有效避免影响社会秩序的事情发生。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大众要正确认识并理解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目睹，这样对症下药，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机制，并给予社会力量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必要的启示。

注解：

①宋宝安.于天琪.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5）.

参考文献：

[1]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2]宋宝安.于天琪.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

作者简介：张圆（1993-），性别：女，籍贯：陕西西安，单位：西北大学南校区，学位：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