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松

1909-1924年间《字林西报》中的体育史料整理

张维松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又称《字林报》，前身为《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6年创办于上海，是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也曾经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份英文报纸。以《字林西报》中的体育信息为主，试图勾勒出当年以英国人眼光为基点的体育活动，钩沉出《字林西报》中相关的体育信息，对体育史料进行翻译以供汉语学者进行研究探讨，并适时地再现驻沪西侨的体育生活方式以及弥补近代上海体育史研究者的相关的空白点。

近代上海；体育信息；字林西报；外侨生活

《字林西报》的英文名称是“North China Daily News”，又称《字林报》，其前身为《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6年由英国人创办于上海，是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船期新闻和商业新闻闻名于世，洋行和航运业是报纸的主要订户，“所谓长年定阅之各家，究系何人，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洋行有关系之各商店为多”[1]。在其发行初期，报纸内容几乎不涉及任何有关体育的信息，更多的是在沪英侨动态、船期公告、商务情报等以为旅沪外侨直接提供信息服务为目的的新闻。然而，就如同美国报人普利策所言，体育与绯闻、犯罪一样是传媒吸引受众的三大法宝。因此随着西侨体育活动开展的不断壮大，为了丰富和满足外侨社会生活的需要，《字林西报》开始增添了体育专栏，对赛马、足球、板球、棒球等开展较为广泛且影响力较大的体育赛事进行报道。《字林西报》中关于19世纪后半叶的体育报道版块所占篇幅较小，因此，笔者以1909年为起点，整理并探究1909-1924年期间《字林西报》中所刊登的部分体育新闻报道，并对其进行了翻译和分析。《字林西报》的纸质版现已封存不再外借，因此笔者所能接触到的资源均来自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字林西报》数据库，由于报纸年代久远，部分字迹模糊不清，在翻译中可能存在错漏不到之处。通览《字林西报》中的体育信息，主要分为两类：体育赛事预告和体育赛事报道。因而，本文也将从这两个方面呈现《字林西报》中的体育史料。

1 体育赛事预告

体育赛事预告意即在体育赛事进行之前对于体育赛事进行的时间、地点、参与项目以及参与者的预报。《字林西报》作为一家旨在为在沪外侨提供信息服务的报纸，体育赛事预告信息在其体育信息篇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字林西报》中所刊登的体育赛事预告新闻分为两类，一类的结构形式十分简单，无非是比赛准确的相关信息。另一类加入了现代报刊体育赛事前瞻类新闻中会出现的对于比赛形势、双方实力对比的分析。

“本次比赛的半决赛于周二晚在乡村俱乐部结束，Ed White和J.R.M urray以1：6、6：4、7：5逆转击败了J.Elmore和K.H.Martin组合。

J.L.Beanmont，G.C.Dew和E.White和J.R.Murray之间的决赛将于明晚在上海板球总会球场进行。”[2]

这一条有关草地网球的赛事信息就属于典型的第一种，将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等赛事相关信息简单明了地展现，没有多余冗长的叙述，给读者以非常直观的印象。以下这则有关春季赛艇会的赛事预告新闻则属于第二种。

“上海赛艇总会春季赛艇会现已确定将于5月27日周六举行，举办地点和去年一样选在了浦东河畔面粉厂沿岸。赛艇会比赛项目如下：

1.Hong四人赛

2.Griffins四人赛

3.高级四人赛

4.海军竞赛

5.高级和初级八人赛”[3]

这条赛事新闻的前半部分在传达的信息内容方面与第一条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在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赛事的基本信息。主要的区别体现在后半部分。

“对于这些赛事，除了初级八人赛以外，其他的项目现在都已经开始了人员的选拔。四组参赛者参加了Hong四人赛，他们是Butterfield&Swire（G.A.Robinson尾桨手），Carlowitz&Co.（E.Rochrecke尾桨手），渣打银行（W.J.Ralphs尾桨手），以及Mustard&Co.（J.A.T. Thomas尾桨手）。尽管Carlowitz&Co.的队员十分有希望取胜，但是从现在的Butterfield&Swire的形式来判断，去年的冠军将在此次比赛中享有优先机会的荣誉。虽然由于招入了一些新人，他们没有表现出像他们的对手那样强劲的实力，但是他们或许会依靠这批年轻人上演一场精彩的比赛。”[3]

在第二部分中除了对于参赛队伍信息的介绍以外，还有作者建立在对场内外相关信息的了解的基础上所发表的关于参赛队伍实力变动对比以及预期比赛场面的相关评述。

2 体育赛事报道

在沪西方侨民对于近代上海体育的发展具有极大地推动作用。“体育首先是作为西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出现在国人面前的，而这种娱乐方式最为重要的载体是竞赛。”[4]客观而言，在沪西方侨民所从事的体育活动首先是一种娱乐活动，用以丰富业余生活，并以此为基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在沪华人对于现代体育运动的认知。

现代体育运动在上海的普及和发展十分迅速，“19世纪中叶，随着上海租界的不断扩大，外国侨民也日益增多，国外流行的近代体育活动逐渐在侨民中开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上海已出现了室内保龄球和室内墙手球活动，以后陆续开展了划船、赛马、板球、健身体操、网球、足球、田径、游泳、棒球、高尔夫球、帆船等运动项目”[5]。“当时欧美社会流行的大多数体育活动都已在上海西侨社会中露面。而体育赛事则给上海民众更多了解现代体育提供了机会，较早开展的体育赛事有万国运动会、万国越野跑、万国竞走赛、莱盾国际羽毛球赛、西青排球公开赛、西青篮球邀请赛、史考托足球赛、埠际足球赛、万国篮球锦标赛等等，这些体育赛事的举行为现代体育项目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开展提供了先决条件”[6]。

2.1 赛马

一个名叫朗(H·Lang)的西方人在其所著“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上海社交》，1874年出版）一书中这样写道，“一个英国人能长期待在国外而不作设立跑马赛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上海租界的早期记录表明这种英国传统消遣早就存在。”[7]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到1850年，外国侨民霍格等5人在成立了上海跑马总会，并以每亩不足十两银子的价格永久租下了80余亩土地建立了第一个跑马场——老公园，最早的赛马运动从此开始。“对于近代上海赛马运动来说，每年4—5月举行的春季赛马会以及10月下旬—11月中旬举行的秋季赛马会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赛事。每年的春秋赛会，被视为上海盛大的节日。在举行比赛的时候，一切商业活动停止一周，中国人和外国人身着新衣，观看赛马，并下赌注。”[4]对于这样的重大赛事，《字林西报》自然不会放过，每到春秋赛马举行期间，《字林西报》总会留出大篇幅的版面对其进行连续跟踪报道。以下这条刊登在1909年5月4日的新闻叙述了春季赛马会的情况。

“昨天上午天气晴朗温暖，赛道又是坚硬且易于快速比赛的质地。昨天上午所创造出的最快1/4圈是来自于Gemini在1.25英里距离的赛马中创造出来的。他开始的时候很慢，速度并不快，但是最后半英里跑到了62.4秒，而且最后1/4赛程跑到了29.3秒。Pegasns在德比距离中用均衡的步调跑出了3分22秒2，但是他的最后1/4赛程用时为34.2秒。Sirins在同样距离的情况下跑出了3分26秒3，但是最后1/4赛程只用了32秒。”[8]

《字林西报》的赛马新闻多以对比赛环境的叙述开头，然后是对于赛场比赛成绩的陈述。对于比赛过程激烈场面的描述并不多见，整体的基调较为平稳。下面一则是对于1911年举办的秋季赛马会第二比赛日的新闻报道。

“昨日，第二比赛日较为平静，一方面比赛本身少有振奋人心的时刻，另一方面昨天一整天的上座率都相对较少。到了下午，看台废弃的外表产生的沮丧情绪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坐在看台上实在太冷，没有任何舒适可言，很明显即使身着皮草和大衣也一样，当市乐团像往常一样演奏精心挑选的乐曲活跃整个大会时，在比赛之间在草坪上进行的轻快的运动倒是颇为受人欢迎。”[9]

这段描述透露出并非每一个比赛日都有激烈的、抓人眼球的比赛场面，时而会有一些无聊。而跑马总会举办的赛马会并不仅仅只局限于赛马活动，还有各种文娱表演活动用以活跃现场气氛，调动观众情绪。

“在上海大奖赛上，Royal Rose以4个身位的优势轻松击败Persimmon Tree，从而进入了香槟赛（Champion Sweep Stake，香槟，Champion的音译，意为冠军）。虽然，Johnstone凭借2个第一、3个第二的成绩再一次获得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其他的骑手也都得到了均匀的分配。同时，C.R.Burkill和Moller以2个第一和1个第二共享了第二的荣誉。”[9]

此处的香槟赛就是西方侨民用来吸引民众购买赛马彩票的一个重要的招牌。跑马厅在每场比赛开赛之前兜售彩票，其中就以香槟票销售最多。

“至于所有者，在第一比赛日大获全胜的F.B.Marshall先生尽管在今天仍然拿到了许多个人荣誉，但是必须接受1个第一以及3个第二的成绩。他的矮种马第一比赛日St.Leger的获胜者Cypress Tree没有再次出场比赛，推测可能是为今天香槟赛做准备。在各项赛事中，名列前茅的矮种马都是公众的最爱，一整天的彩金股息都比较少。”[9]

由于交通运输，水土不服等种种原因，西方人所采用赛马并非来自欧洲本土，而是中国内地，“那时，他们在上海骑的不是大马，而是小种马，这些小种马来自蒙古大草原，在长江下游的马市场出售。它们体型虽小，却强壮有力，一匹50英寸左右高的小种马能驮一个体重140磅的大汉”[10]。起初是西方侨民用以休闲娱乐的一项运动，但随着规模的日渐扩大，在群众中热度的不断攀升，赛马博彩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并且成为了近代上海体育中一种主要的经济形式。在当时，不论是富商还是平民，对于赛马博彩可谓趋之若鹜，其热情甚至逐渐远超赛马运动本身。“赛马总会的效益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从会员会费、赛马会门票、赛马博彩抽成等中得到丰厚的回报，后来跑马总会也开始出售彩票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赛马门票每张5元，一场可售数千张，加上各种彩票，每天净收入数以万计。根据民国九年至二十八年（1920至1939年）的统计，香槟票、独赢票两种彩票的收入就达14 139万多元，合计每年700多万元。到抗战前夕，赛马总会积余2 000多万元。”[5]

除了以上的这种速度赛马之外，另一种赛马被称为撒纸赛马（Paper Hunt），又被称为跳半涉、猎纸等。“‘撒纸赛马’既是一种运动，又是重要的英国民俗事象，它导源于英国之‘狐猎’：Fox Hunt。玩此游戏的人，骑骏马，携走狗，逐狐而驰，不恃枪弹，以先得狐者为优胜，后来改作撒纸之戏，预先把纸匿榛莽中，骑者循纸前进，越涧渡泊，以先至者为优胜，由于这种游戏经常有损农田，曾一度加以禁止，后来参赛者保证自己会赔偿损失，才得以复行。”[4]虽说撒纸赛马与速度赛马同属赛马一类，但是撒纸赛马比赛并非由上海赛马会举办，而是由独立的猎纸会举办，第一次正规的撒纸赛马会举办于1863年。“约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比赛大多安排在冬季举行。每年12月至次年2月底，每逢星期六下午即举行一次，除非有雨雪等情况不能比赛外。此外在圣诞节和外国人新年中也常常举行猎纸活动。如偶尔不在郊外，而是在跑马厅内举行的话，则常在3月中。”[7]下面这则刊登于《字林西报》1911年1月23日的新闻呈现了许多比赛的具体细节。

“周六的比赛显示出如果这些比赛负责人不怕麻烦去做，在一个相对较新的乡村进行撒纸赛马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夹带着精彩的跳跃以及一个让‘攻击’充满乐趣的水沟障碍，适宜的浅滩和充足的水源，本次比赛的设计者Springfield先生为大家献上了一场十分赏心悦目的午后运动。起始点设置在M iss Johnson线，纸片被立刻放置在左侧，同时向七浦的奔袭也即众所周知的猎犬跑使得树木和M r.Soyka障碍保持在右侧，双胞村在左侧。在七浦，纸猎者跨过徐家汇河，跨越上文提到过的水沟障碍，上演了十分精彩的一个回合。建设在中国人挖掘河流地方的大水坝再次穿过徐家汇河。纸猎者发现自己回到了临近双胞村的卢比孔村。然后，来到了M r.Soyka障碍和临近10号树的涉水区；从这里开始比赛进入向位于M iss Johnson线底部的终点发起冲击的阶段。”[11]

撒纸赛马举行之前会指派数名马夫在赛前一日携带碎纸沿既定路线抛撒，并无特定的规律。到比赛之时，选手出发先至纸尽处者为胜。选手若想在比赛中取得胜利不仅仅只取决于速度，尽量避免误入歧途也同样至关重要。

2.2 足球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其在中国的发展可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它带来的不仅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还有包括足球在内的西方现代体育运动。“根据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根据地，足球运动首先在这里开展。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香港举行‘特别银牌’足球赛，1903年上海组织‘史考托杯’足球赛（Skottowe Challenge Cup），这两次比赛，都是有组织的足球锦标赛。”[12]史考托杯足球赛以上海足球的先锋引领者西方侨民厄内斯特·史考托（Ernest Skottowe）的名字命名。这项赛事由上海足球联合会举办，开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结束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共计举办了41届。每届球赛由上年秋开始至次年春结束，为淘汰赛。“英侨史考托（Skottowe）捐赠银杯一座，每年的冠军，刻名于杯上。该杯赛开始时，上海足球尚在启蒙时期，并无华人球队，参赛者均为外国侨民队。民国15年（1926年），上海乐华足球队获准参赛，竞然胜了得过9次冠军的腊克斯队，该届乐华队虽败于西商队未得冠军，但改变了华人球队在租界的地位，此后华人球队每届均参加该杯赛。”[5]《字林西报》基本上对于每一届史考托杯都做过连续性报道。

“这场比赛是‘斯考托’杯第一回合，于周六下午在上海足球总会的主场进行，有大批球迷冒着寒冷的天气和湿滑的路况到场观看，当然球员们也为之献上了一场快速且激情洋溢的比赛。尽管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比赛以警察足球总会2：1小胜结束，但是赛果公正地体现出了比赛的过程。”[13]

《字林西报》中足球报道的开头通常以介绍背景信息和赛果开始，随后才会展开比赛的具体情况，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此类新闻的一个固定套路。

“下半场开局阶段十分轰动，因为在前两分钟内Westcott通过在左翼的一记精彩的世界波为警察队攻入第二粒进球。接下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控配合之后，由于警察队门将违规持球，上海队在危险区域获得一次定位球的机会。Cliford主罚，然而射门被门将挡出。上海队保持住了强烈的压迫态势，在Howells做出了一系列精彩的扑救之后，他的防线最终被Collins渗透。当时比赛仍然还有25分钟，警察队的后防线能否持续抵抗上海足球总会中不断有精彩表现的Leslie坚决的进攻成为疑问。然而，他们能够力保球门不失，而且在一两次回合中发起了十分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尤其有两脚射门都是稍稍偏离目标。”[13]

这一段有关双方上半场激烈攻防场面的描写可以称得上是较为精彩，不仅渲染出了紧张的比赛氛围，同时能够给读者以强烈的画面感。

除去史考托杯以外，上海足球联合会组织的另一项重要的足球赛事名为国际杯（International Cup）。“光绪三十四年-民国二十九年，共办33届，由上海足球联合会主办，按侨民的不同国籍组成代表队，实行淘汰制。参赛队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葡萄牙、犹太、德国等队，俗称万国足球赛。”[5]以下这则刊登于《字林西报》的新闻是对于1912年国际杯足球赛决赛的报道。

“国际杯足球赛决赛回合于周六下午在上海足球总会球场进行，爱尔兰队在半小时加时赛中以3:2的总比分击败了英格兰队。在双方球队在裁判R.McLay先生面前列队的时候，现场有大约五六百名观众到场观战。”[14]

这则新闻接下来的部分对于两队的参赛队员都一一进行了介绍。

“英格兰——A.Anthony（Customs），Worley（S.M.P.），J.R.Weeks（S.F.C.），W.J.Gande（S.F.C.），J.E.Needham（“A”Co.,），G.A.Robinson（S.F.C.），Mitchell（Navy），W.C. G.Clifford（B.A.T.），G.F.Forshaw（“A”Co.,）；替补：L.R. Wheen（S.F.C），F.Bonlton（B.A.T.），L.H.W.Crockw ell（“A”Co.,）。

爱尔兰——Elliott（Police），J.Hanraham（Navy），D’A. W.Heron（Customs），W.Disturnal（Customs），P.Doyle（Customs），R.H.Gale（S.R.C.），O’Grady（Navy），H.Mullin（Custom s），O’Hall（Customs），C.Bell（“A”Co.,），A.Burt（Navy）；替补：Davies（Xavier’s），Hamilton（Police），Burkor（Navy）。

裁判：McLay先生”[14]

上文提到国际杯是按照各国侨民的国籍组队参赛的赛事，本条新闻说的是在沪的英格兰侨民与爱尔兰侨民的一场足球对决。新闻的开头是有关双方队员及裁判的介绍，括号里标注了每名球员来自哪支球会。由此看来当时的国际杯大有一种类似于后来世界杯式的国际足球赛事的风范，球员在平时替各自的球会征战，等到国际杯开打时再依据国籍集结，为国征战。《字林西报》对国际杯比赛细节的报道同样十分详尽。

“当Forshaw在开场不久为英格兰打入第一粒进球时，比赛才算有所进展。他在15码开外接到队友漂亮的传球，紧接着一脚快速的低射，乘着风越过了Elliott的十指关钻进了球门的远角。随后不久，O’Grady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扳平比分的机会，但在打门的时候脚滑出现了失误。爱尔兰前锋进行了另一次冲击，Burt在中路位置卡的很好，并试图向前移动。Worley将球放进了自己的球门，打进了一个乌龙球。因而，在开场仅仅5 min内双方各入一球。在一段时间内，爱尔兰人占据着比赛的优势，前场进攻线组织默契，并且对英格兰队的球门制造了几次威胁。Elliott机敏地将Grande的一脚远射双拳击出，在另一边，Burt的一记单刀直入被Anthony机智地化解。”[14]

在参与国际杯的球队之中，英格兰算得上是头号强队。在总计33届的国际杯比赛中，英格兰队拿到了15次冠军，苏格兰队6次，葡萄牙队5次，爱尔兰队1次。民国十三年（1924年）中华足球联合会成立，中华队也于同年参加了国际杯的比赛，并获得了第二十七届、二十八届、三十一届以及三十二届的国际杯冠军。

2.3 棒球

棒球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晚清洋务运动。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正是这批留美学生和归国华侨首先引进了棒球运动，后来在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下，棒球运动逐渐开展普及起来。上海的圣约翰书院是最早开展棒球运动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于1879年在上海西郊成立，1906年正式命名为圣约翰大学。由于1895年檀香山华侨学生来圣约翰书院就读，如麦惠安、杨锦魁、刁排力、邱道生等，他们都很熟悉棒球运动，加之该校留美学生回校联欢时又带回棒球和球棒，因此圣约翰大学开展棒球运动在我国也是比较早的。”[15]下面这则刊登于1911年5月25日《字林西报》上的新闻对于棒球联赛在上海初开阶段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棒球季现已正式开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当地的运动员们将会获得所有的鼓励与支持，这令人非常满意。已经进行的训练出勤率良好，与往年相比有大批的运动员出现。去年培养出了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绝大多数的比赛取胜者都是主场球队。尽管失去了投手Hadly，二垒手Sneed，和游击手Benedict，但是仍然希望在本赛季能涌现更多实力均衡的球队。仅就上海目前已有上海队、圣约翰大学队以及英美烟草公司队3支球队。”[16]

从这一条新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棒球运动在上海正处于一个从兴起到快速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优秀队伍不断涌现使得上海棒球联赛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在周二，一场有趣的比赛在上海棒球总会与圣约翰大学队之间展开，尽管后者培养球队的时间很短，但是仍然在那个夜晚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对于一群大学生来说，上海队实在太强大了，最后的比分是10：4上海队获胜。在击球方面上海队做得更好，他们的得分包括Seymour的一次全垒打，同时Cobbs有三次安全打。在投球方面，Cobbs同样表现的十分具有实效性。圣约翰大学队中有四名中国学生出战，包括表现不错的投手Li，他是一名檀香山华侨，现就读于医学专业，预期他在本赛季将会有令人称赞的表现。”[16]

圣约翰大学是在中国传播棒球运动的先驱。根据这条新闻中的描述，圣约翰大学当时在与西侨的比赛中还是稍稍处于下风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由西方人组织的棒球比赛中，还是能够看到中国人的身影。随后棒球运动在上海得到了不断的普及和发展。“至民国三年（1914年），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成立时，棒球已成为各大学重要的比赛项目，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结束，共进行过6届比赛，圣约翰大学得了3届、交通大学得2届、沪江大学得1届冠军。”[5]

2.4 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作为一项贵族运动源于14、15世纪的苏格兰，一直以来盛行于西方上流社会，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上海高尔夫总会于1894年成立，并与上海跑马厅内建造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之后在江湾建立了一个18穴的球场，在虹桥、虹口公园等地也陆续建立过一些球场。随着高尔夫球各项设施的完善，这项运动也逐渐在上海得到了普及。然而，高尔夫球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延续，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由于参与该项运动的绝大多数成员为外侨，因而这项运动也就此中断了。《字林西报》对于1912年举办的虹桥冠军赛是这样报道的。

“虹桥冠军赛的最终回合终于要到来了，考虑到天气状况比较良好，比赛将会在周日一触即发。决赛对阵双方分别是O.T.Beath和H.Martin Little。通过赛事追溯他们的档案，我们发现Beath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中击败了N.Hay Bolton，第三轮击败了P.Peebles，半决赛淘汰了W.J.Hawking。Martin Little连续击败了H.G.Elliot、C. G.Humphrys和C.M.G.Burnie，因而为他赢得了比赛型选手的美誉。正是这些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极具威胁的对手。也使得他在几年前的江湾冠军赛中发挥得如此出色。在他和Beath之间展开的决赛将是一场十分开放性的赛事。虽然从纸面上来看Beath看起来更好，但是Little的冷静和旺盛的斗志可能将使得这样一场比赛显得更均衡一点。”[17]

虹桥高尔夫球场是当时上海较好的一个高尔夫场地，它位于虹桥路罗根路（今哈密路）西北角，旧址现位于上海动物园东南部分。“1910年，16个西人合资，以1 6000两银子的价格购下了此处230亩土地，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会员有限的乡村联谊会（Social Country Club），其中以一个9穴的高尔夫球场作为主要的设施。不久联谊会改成虹桥高尔夫球俱乐部（Hung-Jao Golf Club）。”[18]

3 结语

直至20世纪初，在沪西方侨民已在这里生活了数代，而与之伴生的体育生活方式同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各项体育赛事频繁开展。体育不再是西方侨民在租界中供自己消遣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在更大程度上影响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的聚会活动。海派文化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中形成的，上海近代体育也同样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不断走向成熟，《字林西报》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以文字的形式将这一过程固化，为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1]汪幼海.《字林西报》与近代上海新闻事业[J].史林,2006(1): 78-82.

[2]佚名.Lawn Tennis[N].North China Daily New s,1911-07-08:8.

[3]佚名.Spring Rowing Meeting[N].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1 -5-19:8.

[4]郎净.近代体育在上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1,42,41.

[5]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680,682-683,693,228.

[6]何春林,平越.西侨与近代上海体育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 2009(5):101-104.

[7]吴志伟.旧上海西侨的赛马活动[J].档案春秋,2007,(6):29-33.

[8]佚名.Shanghai Spring Race Meeting[N].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09-05-04:8.

[9]佚名.Shanghai Autumn Race Meeting[N].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1-11-08:8.

[10]《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

[11]佚名.Paper Hunting[N].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1-01-23:8.

[12]蒋湘青.中国近代足球运动史话（上）[J].文史精华,1998(3): 51-58.

[13]佚名.Skottowe Cup Competition[N].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19-02-11:8.

[14]佚名.International Cup Final[N].North China Daily New s,1912-03-18:8.

[15]陈显明.棒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与早期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1,17(2):21-25.

[16]佚名.Baseball[N].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1-05-25:8.

[17]佚名.Hung-Jao Championship[N].North China Daily News,1923 -01-17:11.

[18]吴志伟.旧上海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及球场[J].都会遗踪,2012 (4):103-107.

（责任编辑：杨圣韬）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North China Daily News between 1909-1924

ZHANG Weisong
(School of Sports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North China Daily News was founded in Shanghai in 1856.Its predecessor was North China Herald.It was an oldest English newspaper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and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English newspaper published in China.Based on the sport information appeared in North China Daily New s,the article tries to depict the sports activities from the eyes of the then English people,pick out the relative sport information in the newspaper and put the spor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o Chinese for the research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It aims to duly reproduce the sport lifestyle of the Western nationals in Shanghai and makes up for the related blank spots of the modern researches on Shanghai sports history.

modern Shanghai;sport information;North China Daily New s;lifeof the foreign nationals

G80-05

A

1006-1207（2016）03-0034-05

2016-04-18

张维松，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史。E-mail：zhangweisonglove@163.com。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上海200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