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婷婷（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文化冲突下的身份认同危机
——《向北迁徙的季节》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

黄婷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摘要：本文从身份认同角度解析苏丹著名作家塔依布·萨利赫代表作《向北迁徙的季节》，指出小说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悲剧命运的根源正是他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下应对身份认同危机的失败。

关键词：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冲突；《向北迁徙的季节》

所谓身份认同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 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苏丹著名作家塔依布·萨利赫在其代表作《向北迁徙的季节》中深刻揭露了东西方文化冲突，成功塑造了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丰满而深刻的人物形象。穆斯塔法·赛义德出生于英国殖民期间的苏丹，长期在欧洲留学、生活，在欧洲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饱受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煎熬，他奋力在身份认同危机中挣扎，但是终究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成为了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一、危机的产生

穆斯塔法的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危机的产生与他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等各方面因素相关，总的说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源于他本土文化根基的缺失。穆斯塔法从小便与众不同，他父亲早逝，母亲疏于管束，成长环境并不健全，也未得到充足的文化传统熏陶。他天资聪颖，5年便在喀土穆念完小学和初中，3年在开罗念完高中，年仅15岁就远赴欧洲留学。他在知识学习方面称得上天才，但他的心智却不成熟，内心冷漠，毫无欢乐。尽管他是一个苏丹人，一个阿拉伯人，但他对本土文化却没有特别的眷念，“我略微思索了一下我已离别的家乡，感到它好比一座山头，我曾在它脚下支起帐篷过夜，翌晨便拔出桩子，备好驼鞍，继续我的旅行……”“我想到开罗，在我脑海里它又是一座山，一个更大的山头，我将在那儿过上一两夜，然后继续赶路，走向另一个目标。”他并没有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他向往的是北方，循着陌生的呼唤，一路向北。一个本来就属于弱势文化群体的青年，缺失了文化根基，在北方那个强势文化的国度迷失自我，也就有理可循了。

其次，源于他融入欧洲文化的失败。尽管穆斯塔法凭借聪明的头脑，24岁就获得了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并留校任经济学讲师，拥有很多英国上层社会的朋友，受到很多欧洲女性的青睐，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他是一个黑皮肤的阿拉伯人的事实。他在欧洲遭受的仍是歧视，是对东方文化的神秘化和野蛮化的误解。并且，在他生活的时代，欧洲殖民者正需要豢养一批苏丹本国人作为其殖民统治的工具，并以此炮制出他们宽厚、开明的假象，“看来他只是一个橱窗，是那些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标榜自我解放的贵族老爷们亮出来的。”“仿佛他们想告诉人们：瞧我们多么宽厚！我们多么开明！这个非洲人不是和我们平等相处、共同工作嘛！甚至还娶了我们的姑娘，和我们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他不过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产物。就算成为了“黑皮肤的英国人”，他也无法被真正地接纳，真正融入欧洲文化。

既丢失了自己本土文化的根基，又无法融入欧洲文化，穆斯塔法成为了一个“虚幻”，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让他经受了巨大的精神磨难。

二、危机的应对

面对这种身份认同危机，穆斯塔法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欧洲生活期间：他既不能守住自己的根基做个非洲阿拉伯人，又不能摆脱自己的出生完全成为欧洲人，他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身份的模糊造就了他灵魂的空虚，灵魂的空虚致使他风流不羁、欲壑难填、几近疯狂。他以特有的方式来报复造就了他虚妄人生的欧洲文明，反过来利用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神秘化、原始化的误读，用自己刻意渲染的东方风情来引诱欧洲女人，最终导致三位女士的自杀，唯一一位他无法驾驭、让他受尽侮辱和折磨的英国妻子也死在了他的匕首之下。这一阶段，他应对身份认同危机的方式是激烈的、暴力的，他以殖民式的暴力来进行破坏，以入侵者的身份来进行复仇。他本来希望在法庭上寻求毁灭，却在法庭各色人等道貌岸然的博弈下，未能达成希冀的结局，这一阶段也以他被判入狱七年而告终。

第二阶段是在苏丹小村镇隐居期间：穆斯塔法刑满释放后到世界各地漂泊，最终来到尼罗河拐弯处的无名村镇，他隐藏了过去，买田置业，娶妻生子，过上了普通的农夫生活。表面上他回归了本土文化，过上了安适的日子，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但“那遥远的呼喊仍然在我耳边萦绕”，“我的灵魂和我的血液中有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促使我走向那遥远的地方。”他想逃避，想重新开始，但却逃不出过去的梦魇。在这样一个无名的乡间他独享着一间纯英式的私室，里面满是各种英文书籍，“没有一本是阿文版的”，这充分表明他对北方的怀念和向往。当故事的讲述者“我”从欧洲留学归来，穆斯塔法似乎看见了过去的自己，当“我”感觉到穆斯塔法的与众不同，开始一步步探索他扑朔迷离的人生经历，他意识到这种生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决意走向必然的命运，“我不知道苟延残喘与一走了之这两种行为究竟哪一种更自私自利。无论如何，我是无计可施了。”

三、应对危机的结果

穆斯塔法在欧洲时住在精心布置的充满东方风情的寓所，在苏丹农村却喜爱待在英式的满装欧洲文化的私室，他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都摆脱不了身份认同危机，灵魂和血液中的矛盾致使他融入不了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他也无法将二者的冲突调和。毋庸置疑，他自己对身份认同危机的应对均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只有寄希望于自己的两个儿子，希望他们不要染上“这种漂泊他乡的游子病毒菌”，“如果他们能够饱吸本镇的空气，深受着乡村气息的感染和人情世故的滋养，而伴随着关于尼罗河泛滥和收割、耕作那周而复始的记忆长大成人的话，那我的生命就像某种具有多层含义的事物又增添了更深一层的含义一样，算是有了真正的落脚点了。”

东西文化的冲突使穆斯塔法深陷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导致了他无法抗拒无法逃离的悲剧命运。这场悲剧最终以他的覆灭而告终，他不明不白地消失在尼罗河三十年难得一遇的特大洪水中，或许这是他戏剧人生极富戏剧性的大手笔，或许这是大自然恩赐给他的期望已久的结局。“时值七月溽暑正盛，洪水目空一切，30年见所未见。黑暗把世间万物都融成一片混沌，远比大河本身更古老、更傲慢。这便是这位主人公应有的结局。”

在某种程度上，穆斯塔法代表的不仅是他个人，更是苏丹的、阿拉伯的、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在文化冲突中面临身份认同危机的知识青年，甚至代表这些民族和国家，它们在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也面临着文化的定位与重建，如何应对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影响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穆斯塔法抗拒不了悲剧的命运走向覆灭，小说中的“我”却毅然选择活下去。一代代的人在摸索，生活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正如穆斯塔法寄希望于他的儿子一样，成功应对身份认同危机、逃离悲剧命运的希望仍然在未来闪耀。

参考文献：

[1]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2]时延春：《阿拉伯小说选集》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图分类号：I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008-02

作者简介：黄婷婷，女，四川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阿拉伯文学和中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