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辉

古代议论文“论”“说”文体辨析

曾中辉

在古代议论文中，“论”、“说”都是文体的名称。“论”着重在阐发理论，重在逻辑说理。“说”着重在用动听的言词使人高兴接受意见，重在形象说理。二者在起源、文体特点和表达规范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把握这些不同，对我们阅读理解古代议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有一定帮助的。

论 说 文体 六国论 师说

在古代散文中，有多种文体属于议论文。按曹丕的《典论论文》，已有“奏”、“议”、“书”、“论”的区分[1]，陆机的《文赋》中，“铭”、“箴”、“颂”、“论”、“奏”、“说”大体也属于议论文[2]。区分最全面的，当属刘勰的《文心雕龙》。光是大的议论文体，他就有颂、赞、祝、盟、铭、箴、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议、对、书、记等二十多种划分，小的分法则有几十种之多。这些议论文体，随着时代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今天已大多消亡了。但有一些，比如“论”、“说”，直到今天依然在用。其中有一些名篇经典，代代相传，显示出不朽的生命力。本文拟根据文体的不同规范，辨析古代议论文中“论”“说”这两种文体的异同，以期对理解古代的名篇经典，并指导写作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文心雕龙》对“论”“说”的论述

作为六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篇从词源学的角度，以声训、义训、形训的方法，考镜源流，对“论”“说”文体命名的本义、起源、功用、特点、发展演变进行了质实而又具有深度的阐述，并对这两种文体的写作规范和要达到的艺术效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主要之点如下：

（一）含义、起源不同

《文心雕龙》阐述“论”的起源是：“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3]也就是说，论这种文体，本是为阐述经典义理而产生的，它的目的就是要有条有理、没有差错地阐明圣人经典的含义。但是，这种文体出现以后，并没有受到阐明经典圣意的局限，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种类：“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也就是说，议、说、传、注、赞、评、叙、引八种文体都属于“论”，即所谓“八名区分，一揆宗论”，把论的内容和形式都扩大了。在此基础上，刘勰对“论”作了一个定义性的解释：“论也者，弥论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认为“论”就是要综合论述各家言论，精到深入地研究某一道理。

而刘勰给“说”下的定义很简单：“说者，悦也。”就是说，“说”，就是喜悦的意思。至于“说”的起源和发展，刘勰也有很详细的说明：“说”起源于《周易说卦》里的“兑”，兑就是用口舌说话。历史上用“说”很成功的，有伊尹，他用调味的道理来说明执政的原理，使殷代隆盛；有吕望，他用钓鱼的道理来说明治国，使周朝兴旺；有烛之武，他说服秦军退兵，拯救了郑国；有孔子的学生端木赐，他出使说服齐国，保存了鲁国。到了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善辩游说之士更是不计其数。有时候一人的辩说，比九鼎国宝还要贵重，三寸善于说话的舌头，比百万大军还要强大。苏秦、张仪是当时杰出的代表。到汉朝统一后，游说之术又变成了说服人主的技巧。

（二）文体特点不同

关于“论”和“说”的文体特点，刘勰有更详细的分析。先看“论”。刘勰认为，“论”这种文体，是用来辨析证明事理的是与否的；它深入穷极地研究具体的事物，追根寻底地探讨无形的、抽象的问题。论文的内容贵在周全通达，言辞切忌支离破碎，必须使心思与所说的道理相符合，弥补缝缀得看不见它的缝隙；用词要和所表达的思想紧密相扣，使论敌不能乘机钻空子。就像砍木柴要按照木柴的纹理去剖破，而不能仗着斧头锋利，不顾木柴的纹理而横加砍断一样，写论文也贵在顺着道理去解剖分析事理，而不能仗着能言善辩，即使违反了事理也要强词夺理的去自圆其说。要做到以理服人，而不能凭诡辩歪曲论述事理。

再看“说”。刘勰认为，“说”在内容上的根本特点就是“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就是说文章要有利于时代，有利于社会，思想内容要正确。并且要做到进能达成目的，完成任务，退也不会损害到自身。为此，刘勰认为写好“说”要非常有技巧。这些技巧他也有很好的总结，即：“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词”，“顺风以托势”，“说贵抚会，弛张相随”，“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喻巧而理至”。总体上就是说，要做到言辞机智敏锐，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张弛有度，巧妙比喻，出奇制胜。

（三）文章规范不同

在《文心雕龙》中，虽然“论说”同为一章，但二者的规范还是很不同的。在刘勰看来，“论”作为一种文体，其论证的规范比“说”要严密、复杂、丰富得多。首先，论不太强调用巧喻，因为比喻不管如何巧，都只能说明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特性，是不周全的。“论”要做到“辩证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就是要从肯定和否定两面进行分析，正面和反面都要分析到位。要全面地掌握材料，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穷尽到，对那些无形的、抽象的问题也要追根寻底地去进行探究。要深思熟虑，百般权衡，严密周详，没有任何漏洞，使论敌无机可乘。也就是说，“论”的要求就是全面、系统、缜密。

刘勰在对“说”进行阐述时，把“说”和“悦”联系起来，认为“说”靠的是以口舌取悦对方，所以，只强调“说”要做到机智、敏锐、出奇制胜，可以从侧面入手，以比喻引出论点，而不直接从正面说理。这样，就导致“说”的取材更加丰富，说理更加灵活，但也存在不够缜密，甚至有强词夺理的地方。故而，刘勰认为“说”是有缺陷的，所谓“过悦必伪”，比他更早的陆机在《文赋》中也说“说炜晔而谲诳”。

二、“论”“说”名篇的对比分析

在古代议论文中，以“论”“说”为文体的经典名篇非常之多。仔细对比可以看出，它们在文体上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第一，“论”的内容大多为重大时政，经国大业，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盐铁论》、柳宗元的《封建论》等，都是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或对当时局势所论的对策。而“说”的内容虽然也多涉时政，但相对来说则轻松许多，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韩愈的《师说》、《马说》等，甚至还可以写抒发性情的内容，如周敦颐的《爱莲说》。第二，“论”一般系统周延，正反开合，多为直接推理。“说”则大多以巧喻为纲，推理性质多为间接的。下面以苏洵的《六国论》和韩愈的《师说》为例进行分析。

（一）《六国论》

苏洵的《六国论》，论点鲜明，论证严密，在结构上完美地体现了论证的一般方法和规则，是古代议论文中“论”的杰出代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六国破灭的原因，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不容辩驳地给六国的灭亡原因定下结论。不过从史实看，并不是所有六国都向秦国贿赂了土地，而那些没有贿赂土地的国家为何灭亡了呢？难能可贵的是，苏洵并没有回避这个不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而是用一个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出来，并做了非常合理的回答：“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巧妙地把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转化成了有利于自己的论据。

然后，苏洵以史实为据，首先论述“赂秦”的国家灭亡的原因。秦国的国策就是兼并六国，混一宇内，所以它的侵略欲望根本没有止境。不管诸侯各国采取什么妥协政策，都只能激起它的更大的侵略野心。 用土地贿赂秦国最终使诸侯各国陷于灭亡，那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为了把这个道理讲得更加明白清楚，苏洵引用了古人的一个比喻：“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紧接着，苏洵又论述不以“赂秦”为国策的国家为什么也会灭亡。首先是齐国，距离秦国最远，虽然没有向秦国贿赂土地，但它不敢得罪秦国，在其他国家遭受秦国侵略的时候，采取袖手旁观甚至想分一杯羮的态度，等五国相继败亡，它自然也成了秦国吞并的对象。其次是燕国、赵国，这两个国家不但“能守其士，义不赂秦”，而且敢于用武力同秦国相抗。其中，燕国因为采取极端手段，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因而被秦国报复，尽管比韩、魏、楚这些国家坚持得久一些，但还是难逃败亡命运；赵国在与秦国的五次战争当中还取得了三次胜利，以后也能不断给秦国以回击。可惜赵国不信任自己的良将，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杀掉了抗秦的重要支柱李牧，最后也导致了自己的破灭。说明秦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这一段论述周到严密，把齐国、燕国、赵国这三个国家“不赂者以赂者丧”的观点，论证得无可怀疑，不可辩驳。

最后，苏洵还推进一层，从反面进行进行论证，指出山东六国其实有避免破灭的策略，就是：韩国、魏国和楚国不拿国土去“赂秦”，齐国不要依附秦国，燕国不要对秦国采取极端的个人谋杀手段，赵国不要相信秦国的反间计而杀掉自己的将领。那么，不见得秦国必胜而六国必败。这些假设，笔锋一转，把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道理说得更加透彻，使文章更显雄辩力量。

苏洵的这篇“论”，并不是凭空而论，而是针对北宋王朝当时的局势，苏洵是主战派。本篇即是他所阐发的主战理论依据。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将有利于论敌的论据转化成了有利于自己的论据，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真正达到了“辩证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穷”的境界。这种论证方法，与当代西方修辞学的“把对方的前提转化为自己前提，以对方的道理来论证自己的立场”的前沿学术观点不谋而合[4]。

（二）《师说》

韩愈的《师说》是议论文中“说”的千古名篇。文章一开篇，就先声夺人地用三个判断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对于为师的标准，韩愈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他用对比论证的方法，抨击当时“耻学于师”的人。他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后果；次用人们对自己和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通过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韩愈最后从自己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结论，并用孔子的言行来作证。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语，却将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很具体，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

整篇《师说》，观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被无数后人誉为千古美文。文以气为主，韩愈的文章，往往一波接一波，有一种排山倒海的逼人的气势。正是以这种气势，韩愈把“说”这种文体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但即使如此，《师说》也只是一篇更为经典的“说”，还达不到“论”的要求。韩愈之所以没有把题目取为《师论》，就是因为“论”的要求更高，首先，“古之学者必有师”作为全文的论点句。但韩愈并没有对之加以分析，并进行完备的论证。随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韩愈下的一个定义，是全文的出发点，但作者也没有对之进行论证，就以之为大前提进行推衍，这也是不够严密的。其次，文中至少有“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几个观点句，到底哪一个是中心论点，从文章里是很难看出来的。所以，《师说》非常好地发挥了“说”这种文体“顺风以托势”、“飞文敏以济词”的优长，但以“论”的“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来要求，局限性就很明显。他的另一篇名作《马说》也同样有这个特点。这正是“说”与“论”的区别所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议论文中，虽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论说”放在同一篇，“论”和“说”在表面上是一致的，

但在实质上，“论”和“说”是两种文体，它们在产生的来源、文体特点和表达规范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把握这些不同，对我们阅读和理解古代议论文，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是有一定帮助的。

[1]郭绍虞,王文生．历代文论选[M]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郭绍虞,王文生．历代文论选[M]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刘勰．文心雕龙[M]．长沙，岳鹿书社,2004年9月第1版(以下如无特别注明,本文引文均出自本书)．

[4]刘亚猛．Justify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 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J]．(<以你的道理来支持我的立场：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论辩>),Argumentation,1999(3)．

（作者单位：东莞市广播电视大学）

曾中辉（1964-），男，汉族，湖南双峰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广东省东莞市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成果：《浅论明代文学尊情观的发展脉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01期；《论《西游记》的用人理念及其结果》，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3年02期；《“南洪北孔”遭难的深层原因》，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4年01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