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伦

内容摘要：模式识别解题策略体现了化归的思想方法，所谓化归是指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即想要解决问题A，可将它转化为解决问题B，再利用解决问题B的解答去完成问题A的解答。将一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将问题的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由此将复杂的问题化为简单的问题，把陌生的问题转为熟悉的问题。虽然语文教学囿于学科的特性，较少使用这样的解题思想方法，但我们有时也不妨借用数学化归思想方法来解题。

关键词：语文教学 模式识别解题

在语文教学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教师自以为已讲清楚了一个知识概念，然而一旦放手让学生运用这个知识概念解决具体问题时，依旧会产生辨识不清因而难以解题的窘境。问题出在我们分析归纳一个知识点的时候，往往是从认识的角度去定义这个问题，较少从方法的角度去寻找运用的抓手。学生在解题时，没有一个可参照的模式，自然会失去解题的方向。

语文教学囿于学科的特性（工具性和人文性），较少有数学那样成熟的解题思想方法，比如模式识别的解题策略。模式识别解题策略体现了化归的思想方法，所谓化归是指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即想要解决问题A，可将它转化为解决问题B，再利用解决问题B的解答去完成问题A的解答。将一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将问题的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由此将复杂的问题化为简单的问题，把陌生的问题转为熟悉的问题。将复杂的问题化为简单的问题，容易把握；把陌生的问题转为熟悉的问题，易于牢记。就此形成一个模式，作为辨识同类问题的参照，进一步联想曾经解决过的问题路径，采取相应的方法来解题。

虽然语文和数学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学科，但不妨语文教学可借用数学化归思想方法来解题。

例一：“象征”。对于“象征”这个较难理解的问题，可将它转化成较易理解的“双关”问题解答，利用解答“双关”的问题，完成对“象征”问题的解答。比如史铁生的散文名作《合欢树》，“合欢树”有象征意义，因为“合欢”二字双关：既是一种树木的名称，又有相爱的人欢聚之意。作者期盼有朝一日能和母亲一起享受自己成功的快乐，可如今在“我”成功之日，特别想与母亲（昔日一直为他的身体和文学创作辛勤操劳）共享快乐时，母亲已不在人世，以此折射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愧疚与悲伤。

由于“象征”和“双关”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即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因此把“双关”作为“象征”的一个重要属性记忆，就能识别和解决其他作品中出现的“象征”问题。例如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百合花”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百合”一词“双关”：既是一种植物的名称，又是“象征”了纯洁的情感，是通讯员和新媳妇的美之化身，他们的品质和心灵就像百合花一样洁白无暇，当然也有因为不能百年好合而带来的感伤。再如舒婷的诗《双桅船》，“双桅船”是一种“象征”：它既是一艘带着“双桅”的船，又是借用“双桅船”这一具体形象，来表现诗人自己对爱情与事业双重的心态与复杂的感情。

例二：“寓言说理”。因为“寓言说理”涉及到“寓言”，比较复杂，所以可将它转化为较为简单的“托物言志”来解答。“托物言志”就是通过对“物”（人物、事物）的描写与叙述，表现作者的思想。例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通过记叙郭橐驼所说的种树之道，表达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并因此借题发挥，指出为官治民也应顺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法则，抨击了中唐吏治扰民伤民的弊端，反映了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政治的愿望。将《种树郭橐驼传》的“寓言说理”，转化成“托物言志”的解答，从而解决“寓言说理”的问题：就是通过简短故事的描述反映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以此运用于庄子的《秋水》（节选）的解题：《秋水》（节选）描写了河伯和海神的对话，阐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生有涯而知无涯”；“要谦虚，不能自满”等的思想。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序言》则是通过叙述一个漫游者的遭遇，表达了对于异见需要宽容的道理。

例三：“起兴”。“起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但这样的解答对于一般学生来说比较陌生，可将此转化成熟悉的“伏笔”问题解答。“伏笔”有许多实例，比如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就有好几处“伏笔”，暗示玛蒂尔德借用好友佛来思节夫人的项链是假的：其一，它混杂在众多的饰物当中，而且好友很爽快地就把玛蒂尔德认为的名贵项链借与她；其二，这串价值昂贵的项链居然没有与之相配的盒子；其三，当玛蒂尔德忐忑不安地将替代项链还给佛来思节夫人时，她竟然看都不看。再如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画在墙上的叶子竟然未被年轻画家琼珊看出，其实有着诸多原因：如琼珊患肺炎病得厉害，她正发着高烧，卧病在床；墙上的画叶距离她比较远，在二十英尺外（六米多）；老画家贝尔曼用心作画，非常逼真等。最后结局的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正是“伏笔”的妙用。“先言他物”有“伏笔”的属性，起到暗示和联想的作用。比如《诗经·关雎》以“起兴”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为紧接着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伏笔”：以“雎鸠”雌雄在一起的和谐，暗示君子淑女的匹配。通过解答“伏笔”的问题，解决了“起兴”的问题。又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起兴”，因为孔雀是雌雄两个前后一起飞的，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会发出悲鸣，以此联想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命运。而《诗经·蒹葭》的“起兴”，则以最能代表深秋悲凉气氛的白露蒹葭作为“伏笔”，暗示并联想人物凄清、惆怅和寂寥的心境。

能够相互转化的问题之间一定会有相似的属性。比如“象征”就有“双关”的属性，但“双关”只是“象征”的重要属性，并非唯一的属性，所以不能反过来说有“双关”属性的就是“象征”。例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其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中的“晴”，一语“双关”，但不能说它是用了“象征”。“寓言说理”和“托物言志”同理，比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运用了“托物言志”：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以及压制、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不能就此认为文章是“寓言说理”；“起兴”和“伏笔”也是如此，孙犁的小说《荷花淀》构思“助夫杀敌”这一情节时，“那一望无边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就是“伏笔”，暗示了荷花淀里埋有伏兵，当然不应将此说成是“起兴”。

仔细观察一下上述三个例子就会发现：“象征”是表现手法，“双关”是修辞方法，表现手法的问题可通过修辞方法来解答；“寓言说理”是表达方式，“托物言志”是表现手法，表达方式的问题可通过修辞方法来解答；“起兴”是修辞方法，“伏笔”是表现手法，修辞方法可通过表现手法来解答。表达方式、表现手法和修辞方法同属写作手法，从表达方式而言，有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从表现手法而言，有托物言志、烘托象征、借古讽今、想象联想、欲扬先抑和欲抑先扬等。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有些方面是兼容的，比如表现手法中的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和情景交融等是表达方式中抒情的细化，而表现手法中的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白描细描、由远至近、从上到下、动静结合和虚实相生等则是表达方式中描写的细化。从修辞手法而言，有比喻、比拟、对偶、借代、反问、设问、顶真、回环和互文等，有些修辞手法也可当作是表现手法，如对比、起兴和用典等。正因为表现手法、修辞方法和表达方式同属写作手法，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似属性，遵循化生为熟的“熟悉化”原则和分解为基本问题的“简单化”原则，运用化归的思想方法，构成解题模式，将其有意识地记忆下来，作有目的的归类，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就可以识别它们分属哪一类模式，联系曾经解决过的问题思路，按图索骥提取相应的解题方法来解决。

作为一种结构和类型的模式，需要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加工。知识的积累，就是要有尽可能多的实例可供操作；经验的加工，则是在应用过程中精益求精。比如“虚实相生”的写法，其实质是寓实于虚，即用虚拟的场景来表现人物（或是作品中的人物，或是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想象中的环境里实现人物的所思所想。“虚实相生”的关键是“虚”，虚写的要义是想象。想象当然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对象的限制，具有无限的宽度，以此拓展情感的深度。因此看作品中的描写是否有“虚实相生”，就看它有没有想象，当然想象的角度可以多种多样：有立足于现在（从己方的角度设想对方此时的行为和心理，以此来表达自己现时的内心情感）的；有立足于未来（想象以后双方会面时，再来述说自己当时的所遇以及思念对方的心理）的；有想象过去的情景（包括人和事）显示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等等。如杜甫的《月夜》是立足于现在的想象：“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表现离家在外孑然一身的诗人，这时正望着天空清冷的月亮，于是便想象在鄜州家中的妻子，此时也正倚在窗前，抬头望月思念着在长安的自己，以此表明自己思念妻子儿女的心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立足于未来的想象：“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因为“巴山夜雨涨秋池”，阻隔了诗人回家的路径，心情焦灼的诗人只能以想象宽慰自己：将来回家和妻子相聚，当妻子问起自己为何延误了归期时，再把今天所遇的困窘和思念之情向妻子倾吐。李商隐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想象过去的情景（包括人和事）来显示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其中“画楼西畔桂堂东”写的是地点（精美画楼的西畔，桂木厅堂的东边），但并没有具体指明是在哪里，仅以周围的环境来烘托，是实境虚写。在这旖旎的环境、美妙的时刻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诗人只是在心中自个独自回味。“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一联写宴会上的热闹情景，则是虚境实写，这曾是诗人与他的意中人共同参加过的一个聚会。在此诗人从对方处境展开想象：宴席上的人们，玩着隔座送钩、分组射覆的游戏，灯红酒暖，觥筹交错，其乐也融融。昨日的欢声笑语犹在耳畔回响，今日的宴席或许还在继续，但已经没有了诗人自己的身影。宴席的热烈衬托出诗人的寂寥，颇有“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也没有”的凄凉。大量的实例，都可按照虚实相生→转化→虚→目标→想象→解答→虚实相生这样的步骤来操作，以这样的解题经验应付千差万别的“虚实相生”表现。比如不少“虚实相生”中的“虚”是以留白的形态展现，留白其实是未能展开的想象，或是没有完成与中止的想象。王昌龄的《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此诗没有写正面战场的激烈搏杀，却是以胜利的结局来表达喜悦之情，只写了开始作战和战斗结束两头，中间即战争的场面是空白，只有靠想象去填补。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回家以后会看到听到何种情景与故事，一切都是想象，有无限种可能，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得到验证。

如此说来，语文教学中运用模式识别的解题策略，对知识的丰富和系统提出较高的要求，而且在实际解题过程中，与数学的可用符号或数字来作替代阐释相比，语文更需要联系具体实例来证明。比如很多作家及作品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的问题，用符号或数字很难说明，必须联系实例来谈。如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不全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情，也不全是“人比黄花瘦”的自怜，还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迈。同样陶渊明的诗，除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语句之外，又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之句。另外《故都的秋》的作者郁达夫，既有惊人骇世之作《沉沦》，也有独具一格的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教材中的李白的诗文，大多是描写祖国山河壮美奇景或是蔑视权贵的作品，诸如《望天门山》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而绝少会有《与韩荆州书》这类颇有吹捧媚俗之辞的文字。多样化的作品就像作者曲折跌宕的人生，怎几篇作品就能了得。我们知道的鲁迅，大多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但他还有“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一面。曹操临终，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并留有《遗令》。因此很让一些名人雅士看不起，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东坡先生认为只有“临难不惧，谈笑就死”，才称得上是英雄。像曹操这样，临死之前，哭哭啼啼，“留连妾妇，分香卖屦”，算什么事呢？按照苏东坡的逻辑，只有昂首挺胸，慷慨赴死，才是英雄，而悲悲戚戚，有损曹丞相形象。这正说明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

模式识别的解题策略，利用化归的思想方法，的确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模式识别的解题策略不是万能的，何况语文的解题思路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数学解题的思想方法。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高中语文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既然是基础性，就要保证学生在掌握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也要掌握基本的语文思想方法。不同学科的思想方法，都有其共性，即对学科知识内容的本质认识，对所使用方法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是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所以借用数学方法研究和解决语文问题，不失为是一种可以开拓语文解题思路的途径。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