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小光

“一带一路”远古猜想及未来设计

文/詹小光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由此产生了“一带一路”的概念。然而，这一造福人类的伟大工程构想，由于文化文明的误解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并不完全被世人所理解和认同。本文试图从“一带一路”的构成对远古人类起源地作一些猜想，并从历史的经验及学者和领袖的阐述中归纳人类共同价值观，提炼新的发展理念，以期指导“一带一路”未来的设计，从而为人类塔、人类驿站描绘蓝图，为达到形成地球共识和重塑人类精神的目标提供中国方案。

一、人类起源于“一带一路”核心点——塔里木盆地

人类起源于非洲，作为“西方中心论”的佐证，也只能算作是一种科学的猜想；而笔者从古神话线索和古籍中提炼出的人类起源于塔里木盆地，作为对“一带一路”远古的猜想，也算是人类起源地的一种人文猜想；人文猜想，可能并没有像科学的猜想那样有说服力，但它对融合东、西方文明和扶正人类精神文化根脉，可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一）中国古书中记载

《周礼·大字伯》：“以黄琼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昆仑在何处？《尔雅》：“河出昆仑墟。”《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心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据此，如今的塔里木河（古阗河上源）至和田市（多玉石）一带，应该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

《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由，乃之阬隃之阴，取竹于懈溪之谷”。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上称他作大夏，似乎就是这同一个大夏。由此，阿姆河流域，似乎也应是古代汉族的居地。

根据以上两种说法，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这一带地方，据人种学、历史学家考究，原来就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

据此，处于昆仑、天山之间，西接帕米尔高原（葱岭），有塔里木河等汇聚之地的塔里木盆地，既是汉族人的发源地，也可能是古人类的重要发源地。

（二）地球演变理论

1.生命从海洋中来

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之后，逐渐形成了星球。直到30～40亿年前，地球上有了水、细菌和藻类的出现，原始生命诞生了。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最早的复合生命体出现于海洋中，4亿年前海洋生物开始适应陆地，历经磨难和毁灭，2亿年前第一个哺乳动物出现。之后，出现了人类，以及现在流行的“非洲是人类之源”。

无论东方的神话还是西方的宗教，人类之初的猜想都是洪水滔天、宇宙洪荒。所以，人类从海洋里来，首先得找片高地落身。

地球上最高处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形成的青藏高原，当海洋的洪水滔天退去时，留下的生命最好的陆地生存处应该在这些地方。这片地方里，在人类之初最为丰水草美，适应人类繁衍生息的应属《山海经》中记载的位于昆仑、天山之间的塔里木河地带。

从塔里木至东边海（中国的渤海湾）、西边海（地中海东侧）、北边海（北冰洋）的最近直线距离均都在4 000公里左右；而距南边海（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的最近直线距离都均在2 000公里左右。

迄今，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大海退去的痕迹，有最咸海水湖，曾经是地球上的另一个“地中海”。无论是“大洋盆地是地球表面上永存的形态”，还是“大洋最初是在大陆内部孕育的，并开始于大陆岩圈中的裂谷”，塔里木盆地都可能是远古洪荒之后洪水退去时人类生命最好的寄存地。

2.人类从中间高处走向四周

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和南部，海拔1 200米～1 500米；东部和北部，海拔800～1 000米。而现流行的人类起源地“东非大裂谷”则位于东非高原，平均海拔在1 200米～1 500米。所以，这个海拔（1 200米～1 500米），可能是适合人类生命发育扩散的较为适宜的地带。

从东非走出的人类则要穿越沙漠和东非荒漠区、欧亚大草原，还得吃顿“海鲜盛宴”才能走到澳大利亚。而从塔里木盆地走出的人类，向东，自不必说，中国、日本、东南亚到澳大利亚；向西，则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至非洲；往北，走进欧亚大草原，至印欧人发源地；向南，出青藏高原到印度。

自然的历史进程，人类更应该是从中间高地走向四周。

（三）与人类起源于“东非大裂谷”的比较

1.夏娃与女娲

人类起源于“东非大裂谷”，最直接的科学证据，是美国伯克利大学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线粒体DNA和人类的演化”，发现最早的分离从线粒体mtDNA开始，媒体命名为“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他们的研究证实，人类线粒体多样化发生在20万年之内；发现的化石是在非洲丢进水里的，所以人类起源于非洲。之后，又确定大约6万年前，“亚当”出现在非洲。

亚当和夏娃，是《圣经·创世纪》记载的耶和华造就的一男一女。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的，夏娃则是耶和华取亚当身上的肋骨造成的，二人住在伊甸园里。夏娃偷食了禁果，二人遂被耶和华逐出伊甸园，成为人类的祖先。《古兰经》记载的大致与此相同，因为它们的思想来源于犹太教，犹太教文献就是这么说的。

找到亚当、夏娃尸骨化石并进行基因分析，经过计算机复杂的计算，得出的结论就是夏娃在东非大裂谷，还给传承基因起了个代号M168。进行这项研究的人是在美国的欧洲人后裔，而欧洲人的祖先是来自中东的农民，而中东的农民就是出埃及的那帮人的后代。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们确实找到了他们的祖先，证实了《圣经》的真实性，还给全人类猜想了一段旅程：非洲—中东—欧亚干草原—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大陆桥—北美洲—南美洲。这就为西方文明中心论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华夏民族的人文是怎么开始的。创世女娲（也就是我们盘古帝之后三皇之一，伏羲）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开世造物。女娲以泥土仿照自己造人，创造并构建了人类社会；又替人类立下了婚姻制度，使男女两性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女娲可不像夏娃一样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她与盘古一样都是劳动人民一员；女娲更没有像夏娃那样去偷吃什么禁果，她慈祥地创造了生命，又勇敢地照顾生灵免受天灾。

那么，如若我们这些劳动人民的后代，恰巧在塔里木盆土的大沙漠深处找到了女娲的化石，进行基因分析、计算机计算，也有个线粒体女娲，再命名个“M158”之类的，再设想个人类从塔里木盆地向四面八方走去，走向亚非荒漠区，走向欧亚大草原，走向印度，走向西伯利亚……。所以，我以为，人类就是起源于塔里木。

2.亚非荒漠区与欧亚大草原

“人类摇篮”的东非大裂谷，位于非洲东部。这里走出了M168、L3a，欧洲人的祖先，也成了人类的祖先。

图1　东非大裂谷位置

图2　塔里木位置

而塔里木作为人类起源地，则处于欧亚大草原和亚非荒漠之间。

3.人类迁徙路线猜想

所以，尽管说“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旅程不是化石告诉我们的，而是电脑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设想，处于非洲荒漠区、欧亚大草原之间的塔里木，与“东非大裂谷”比较，在人类之初可能是生物多样性和多态性的最为丰富的地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化石和进行计算。况且，靠海鲜盛宴，人类从东非走到澳大利亚，并不比如下线路接近自然逻辑：靠“战车”，一路，人类从塔里木沿中亚向西穿越“亚非荒漠区”走向欧非；另一路，沿中国和西伯利亚向东，穿越“欧亚大草原”走向亚洲、美洲、大洋洲。

蓝线：塔里木起源；红线：东非起源图3 人类迁徙路线猜想

4.基因、化石与传承

人类起源于东非，是通过基因分析技术和在非洲的化石、考古发现，求证了上帝创造人，找到了亚当、夏娃存在非洲的证据，用“科学”印证了“西方中心说”和“西方优越论”。

人类起源于塔里木，是通过神话和人文的线索，以及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记载，分析和猜想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尽管没有科学的求证，但它更接近人类文明演变和传承的现实。

（四） 人类起源地的远古猜想

现代人类最为集中的活动带在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而不是北纬0度至30度之间；人类古文明最主要的也集中在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而不是北纬0度至30度之间。

所以，我们有历史的理由、现实的依据和未来的设计，来猜想人类起源于塔里木盆地。

我们人类曾经从这里出发，创造了人类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挑战和开拓中融合了人类各民族，并将继续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和开拓，保护我们的人种，建设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

二“一带一路”契合了人类发展的开拓融合线

人类从起源到现在，走过的就是一条不断开拓和融合的道路。从塔里木盆地向四周走去，形成东、西两大文明，比从东非大裂谷走向全球的单向文明发展，更符合自然的进程。人类不断地发现，不断地进取，不断地征伐，不断地融合，创造出了多个文明发源地，但最集中地体现在葱岭东、西两侧的东、西方文明之中。

（一）中国历史的记载

1.盘古开天辟地

徐整《三五历》：“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数极高，地数极泽，盘古极长。”

“在其中”是哪里呢？塔里木盆地也。盘古那么大的身材，桐柏山估计躺不下他，可能只有在塔里木的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容得下他。他迷迷糊糊一睁眼，一斧辟下去，从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那里，把天地给分开了。

《春秋纬》及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尚书序正义》引《广雅》，说是二百七十六万岁。古人的时间观念，很不发达，我们姑且听之，认真不得，总之，是个地老天荒的岁月。

不仅我们的汉书上这么记载，南方的苗、壮之地，也记载盘古是我们人类地球的祖先，并且是地道的劳动人民。黄现璠著的《壮族通史》记载桂西一带《盘古开天辟地歌》：盘古开天地，造山坡河流，划洲来往人，造海来蓄水；盘古开天地，分山地平原，开辟三岔地，四处有路通；盘古开天地，造日月星辰，因为有盘古，人才得光明。

《山海经》对开天辟地之后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有详细的描述，并与现代世界地理有惊人的吻合。《山海经》记述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及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如果孔子之后整理的《六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的话，而《山海经》则是我们的圣经，是产生源头的源头。

据有好事者考究盘古“祠在桂林，墓在南海”。我以为，盘古在塔里木开天辟地之后，到我们的南海（国际上通称“南中国海”）潜身休息去了。人类劳动不止，盘古自然也不会死。

2.三皇五帝

盘古之后，自然是三皇五帝了。

《尚书大传》：“燧人为燧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白虎通》“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所以，我们姑且认为三皇为燧人、神农、伏羲吧。按吕思勉老先生的想法，各给他们领300年风骚，三皇时期有900年历史。

《史记正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我们姑且以太史公的说法为正统吧，按吕思勉老先生的计算，五帝共领风骚350年。

三皇五帝都干了些什么呢？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开始繁衍人类并进入“游牧”和“耕稼”社会。这期间“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奠定了黄河、长江两流域一统华夏和炎黄子孙生存空间的基础。同时，还发生有“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这样美好的人文故事。这个时期的记载是点状的空间分布，尚形成不了明显的线索。

3.夏殷西周的“三王”时代

大禹治水开启了夏朝的历史。夏朝历经少康中兴至桀而灭亡，大致有432年。夏亡的原因，是由于桀沉湎于酒，又好饮食，又好音乐，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夏的活动范围大致从西北沿黄河流域往东。空间线索就比较明显了。

图4　夏朝（商朝）的开拓融合线

商汤率兵以伐夏桀，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汤伐桀，桀步步往东南退，汤自然往东进，先都商县（陕西），再都偃师（河南），再都邻葛（河南）。灭夏，是汤一个人干的。商朝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中原，与夏的开拓融合线大致相当；商存在时间大约629年。

周朝灭商纣，是武王、周公、成王三世相继东征、伐淮夷才成功的。周兴之地在西北，武王周公东征自然与商灭夏的东西开拓融合线大致相同；但成王和周公冲突有“周公奔楚”及西周时“昭王南征不返”的事件，由此，自西北往东南的另一条开拓线初现了。

图5　西周的开拓融合线

所以，周朝受封于陕西（犬戎的根据地），向两方面发展：其一，出潼关，至河洛，渡孟津伐纣，营建东都；其二，出武关，向汉水流域（南阳、南郡），与周公奔楚所走路线相同。但昭王南征而不复（“南巡宁涉汉，船坏而溺”），便是对于南方一条路权力的不振，到周幽王时，东南（今南阳方向）的“申”和西北的“犬戎”相合，西周就此灭亡。至此，东方文明的融合、开拓线的雏形已现。

4.周平王东迁与春秋战国

幽王烽火戏诸侯、伤百姓，周朝自然在西北呆不下去了，至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平王东迁后，一些诸侯国做大；东迁之后49年，即公元前722年，入春秋时代。长江流域的开辟，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先从中游，次到下游，再至上游（四川）。春秋之后历经257年的战国时期，天下才重归于秦汉统一。

所以，平王东迁至春秋战国这500年的历史，无论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都是对西周开拓融合线（图5）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并且得出一个道理：凡接近异族的藩国，因竞争磨砺而强，拓土易广；而居于腹地的诸国都弱。这也可以从秦国能灭掉六国的三大优势中看出：（1）竞争优势，秦国和戎狄竞争最烈，以磨砺而强。（2）拓土优势，秦国和商周先世一样，出函谷关、潼关攻河南、山东，出武关攻南阳、襄汉；秦国攻楚的路，和楚国先世拓土的路，以及刘邦攻入秦的路线，都是一样的，即南北（东南）开拓线的形成和强化，与东西融合线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开拓融合线。（3）后发优势，秦国开化较晚，风气朴实，国力较六国充足，又没有李斯《谏逐客书》中列举的淫奢之事；秦国既不是文明已久而有暮气的如韩、赵、魏、楚等，又不是文明程度太浅尚缺强盛元素的如吴越等，而是属于新进于文明的野蛮国家。

5.融合开拓线与“一带一路”

从中华民族形成的人文、历史、地理的脉络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1）位于北纬35°线上下的由西北至东（抵连云港）的融合线，历史上是中华民族东西、南北融合的脉络，与当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轴相近。（2）自北纬35°线沿东南方向发展至沿海宁波、泉州、广州等地的开拓线，是黄帝战炎帝之后南进的继续，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历史的起点。有意思的是，无论东方（葱岭以东）还是西方（葱岭以西），东西方向历来是征战、和平（融合）、再征伐、再和平（融合）……的过程；南北方向历来是拓土、发现、再拓土、再发现……的过程；总的来说，暗合了当今世界东西求和平、南北求发展时代逻辑，也与地球地理演进的大格局相一致。

图6　融合开拓线与“一带一路”示意

至此，我们按吕思勉老先生的算法来计算一下中华文明史的年代：三皇（900年）、五帝（350年）、夏朝（432年）、商殷（629年）、周朝（867年）至秦统一于公元前222年，大致可推算出燧人氏元年在公元前的3 400年，再加上公元后的2016年，所以中华文明 5 000多年（3 400+2 016=5 416年）的历史大致就是这么来的吧。我们的文明史只所以没有西方文明史记载的年代久远，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西方从楔形文字算起，比我们的甲骨文出现得早，所以文字历史记载较晚；二是西方建筑用石头，而我们东方房屋用柴草、木料，所以历史遗迹较少；三是吕老先生把盘古开天地后的三皇五帝年代估算的太少了，不如西方有犹太教之后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书（《圣经》的旧约、新约，《古兰经》等），把历史编排的那么久远。我的猜测，东、西两边的文明历史大概是平衡的，都应从塔里木盆地迁出开始计算。

（二）世界历史的记载

1.葱岭以西文明的演变

葱岭以西文明演变的路线，大致为出葱岭（帕米尔高原）往西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最早出现苏美尔城市文明、巴比伦文化、美尼斯第一王朝等，从现今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沿地中海北侧至埃及等，往南至印度，往北至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英国，形成了葱岭以西的融合、开拓线。

图7　葱岭西文明演变

葱岭以西最早出现楔形文字，比中国的甲骨文早1 000多年，因此记载了更丰富的古人类文明历史的演进。

2.地中海南侧的融合线

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市文明、古埃及王国的金字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的出现，到蛮族战车、铁器时代、骑兵革命，融合线上先后出现了赫梯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其融合开拓的场景，颇有类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融合线最终形成的阿拉伯地区，兴起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撕裂了社会进程。

3.地中海北侧的开拓线

地中海北侧兴起的米诺斯文明，经历巨石建筑的传播之后，出现了亚该亚人的迈锡尼文明，发生了特洛伊陷落、多利安人、荷马人……，产生了华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智者，从而兴起罗马帝国之后，与中国的秦汉相通，把全球人类首次连为一体。

（三）东、西两大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干

1.东方文明的开拓融合线（见图5）

融合线自塔里木盆地至陕西咸宁、西安一带之后，出潼关至洛阳往东，抵连云港一带，再往前延伸至古日本文明。往北融合了北方各民族，延伸至朝鲜古文明；往南融合南方各民族，延伸至东南亚古文明。

开拓线自咸宁、西安一带沿东南方向出武关至南阳，一路向东南，过郢都（江陵）、长沙至宁波、泉州、广州一带，再往海南及越南等东南亚一带延伸至澳洲，乃至穿越印度洋至大西洋。

2.西方文明的开拓融合线（见图7）

融合线自塔里木盆地出帕米尔高原，至叙利亚阿勒颇一带之后，沿地中海南岸往非洲埃及开罗、亚历山大方向延伸，融合了整个阿拉伯地区乃至南亚印度地区。

开拓线自叙利亚阿勒颇沿地中海北岸，出土耳其，往雅典、罗马乃至英伦三岛方向发展，以及延伸美洲，乃至后来欧洲对美洲的殖民。

3.东、西方开拓融合线对接于塔里木盆地

见图8。东、西文明开拓融合较对称之于塔里木，形成了人类文明的主要部分。

图8　东、西文明开拓线融合对接于塔里木

4.东、西方文明中的宗教

宗教是人类文明现象的重要特征或首要特征，既可以说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也可以说是人类生活的核心本质。休斯顿·斯密斯在《人的宗教》一书中谈了八种宗教，基本上对称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周边。东方文明中主要以道家、儒家和佛教的合流为主要宗教特征，同时也包容了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西方文明中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冲突为主要宗教特征，还有印度教及存在于非洲、澳洲、东南亚、太平洋岛屿、西伯利亚和北美以及南美的原住民之间的原初宗教。西方的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斗争发展史，而东方文明中更多的是宗教融合交流史。宗教的终极诉求和关怀，提示人们生命取向要高、生命体验要深、生命能量要强，表现出了对人类一体性的渴望。

5.东、西文明演变自古贯通相连

东、西方两大文明主干对称分布于塔里木盆地两侧或周边，无论是“中国人源自古埃及”，还是“古埃及文明是中国人祖先所创立”，都说明古人类起源地可能同处中间高地，符合人类从高地迁移到底地的自然史进程。东、西两侧人类文明都经历了社会不平等、生命不平等、两性间不平等的历史进程，都经历了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的历程，都经历了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武士贵族集团军事上优势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征服民族。但不同的是西方文明曾数次割裂或决裂于自己的古文明，而华夏文明则基本上持续不断。古典文明时期欧亚非大陆已渐呈趋于整体性，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在公元1世纪就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连贯为欧亚非大陆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商业联结、文化联结等各方面能够相互影响。这便是“一带一路”形成的自然的、历史的根源。

三、“一带一路”蕴育了“和谐自由敬业”的人类共同价值观

在古今中外文明的开拓融合过程中，制度、秩序、发展是人类创造文明的重要条件。和谐是制度设计的基础，不和谐的制度难以长久；自由是秩序设计的基础，不自由的社会难以维持长久稳定的秩序；敬业是发展设计的基础，没有对过去、现在、未来负责任的人民敬业精神，发展是不健康和不可持续的。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秩序、发展都不会一劳永逸的，都需要适度和不断地修正，正如当福山他们欢呼自由民主制度终结历史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了民主的失败。价值观念是用来作为追求价值实现的激励，一般不是用来达到和概全的；达到是暂时的，不达到和有缺陷的是永恒的。这也才是价值观的可用之处。所以，我们提出的国及国与国之间、社会及社会与社会之间、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由、敬业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既是试图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总结，又是一种新的提示和取向。但终究世界是多极的，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人是多样和多态的，一切皆要有“度”，一切终究要平衡，这既是过程，也是目标。

（一）对世界秩序和人类价值观的一些认识

赛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师徒二人：一个写了《历史的终结》（福山），一个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个以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将终结历史，一个以为不同文明的冲突是当今世界秩序混乱的根源；后来，学生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成就，觉得还是老师教训的对，又写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作为对“历史终结”的纠正。汤因比、基辛格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观察研究中，对世界秩序的形成、发展及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行阐述，给我们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习近平主席博览古今，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多次提出和阐释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并以“一带一路”作为构想的具体落实抓手。

1.福山的认识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指出，社会会受困于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动力多样的环境下。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向往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这样的社会里，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是把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社会规则越来越正规化，变成书面法律。制度代替了领袖。这些法律，最终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是法治。人类之遵循规则，主要根植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过程。合法性意味着，社会成员大体上承认制度是基本公正的，愿意遵守其各项规则。但在历史上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人类自由的基本涵义是自治，即避免隶属于不配的外人。人类虽然自私，但却是理性的，为自利而学习互相合作。政治力量最终以社会凝聚为基础，凝聚源自自利。

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国家。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第一批国家出现得原因可能包

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因此，国家也并非普世共有。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既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也不受法治限制，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而印度历史上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即使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权力也没有完全集中于国王，不能以中国方式集中权力，其根源就是印度宗教。部落制是阿拉伯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而非常奇特的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贵不过一代”原则），让穆斯林创建了国家。欧洲社会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的，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亲戚团队；个人享受实质性自由，无需承担亲戚的社会义务，先有这样的社会，再来建起国家，这样的国家必然源于社会的契约。

法治意味着：社会产生共识，其法律是公正和既存的，能约束其时统治者的行为；享有主权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法律；统治者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法律，方才享有合法性。欧洲的法治根植于基督教。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生产和军事的单位，以领主的城堡和土地为中心——变成整个欧洲的统治来源。中国没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历史基础，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皇帝颁布王法。印度统治者则必须向身处顶端的祭司取得合法性的社会支持。伊斯兰教的中东与基督教世界的欧洲有相同之处，法律都根植于宗教，真理和正义的源泉是上帝、安拉，先知的故事和训话可作人们的行为指针。

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负责制的获得可源自于道德教育，如中国君主接受儒家教育，树立民为邦本思想，深感对社会的责任，接受经邦纬国的咨询；也可从程序上获得，政府愿意屈服于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如选举、代议制等。英国国王与议会争斗（1688—1689年）的结果是光荣革命，成为了现代民主发展的主要分水岭，导致了政治合法性思想大改变；光荣革命不是某个统治者或一群精英从他人手中夺得国家和租金，而是定出如何选择后续统治者的原则；光荣革命使政治负责制和代议政府的原则制度化；光荣革命建立了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让后人再去拓宽政治意义中的“人民”的范围。英国成为了三大组件——强大且有能力的国家、国家从属于法治、政府对所有公民负责——聚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大国。

共享的本性不能决定政治行动，但可限定可能的制度性质；人类政治取决于人类重复的行为模式，既横跨文化又纵越时间。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中生态；人类天生喜欢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人类遵循规则的本能，往往基于情感，而非理性；人类天生具有暴力倾向；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承认，并且，人类政治活动的大部分都以寻求承认为中心。

如果不把思想当作原因，便无法打造政治发展的理论。为了使世界更清晰、更可预言、更容易操纵，所有的社会都能制造现实的心智模型。共享的心智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进大规模集体行动方向至关重要。信念和文化的分享会增进合作。如果没有在大英国家图书馆奋笔疾书的马克思，20世纪的历史可能会相当不同，他对早期资本主义作了系统性的批判。同样，共产主义在1989年遭遇挫折，多半是因为很少人继续信奉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无法兑现关于现代化和平等的诺言，反使自己名誉扫地。人类平等思想有很深的根源：学者如黑格尔、托克维尔和尼采，把现代的平等思想追溯到圣经中以上帝形象造人的说法。19世纪的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和韦伯，他们倾向于现代化是个整体，强大的集权官僚国家、亲密的村庄群体变为不近人情的城市群体、公共的社会关系变为个人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汇聚。当代，哈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希望建立跨学科的社会综合科学，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冶于一炉，以期提供更好的人类现代化思想。

2.基辛格的认识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中国建立了等级分明、理论上具有普世性的秩序中心。伊斯兰教憧憬建立一统天下，消除战乱的单一神授政权。而欧洲则以独立国家体系为基础，大体均势遏制野心；美国则希望通过传播民主原则来实现和平……。每一个地区都把自己的秩序视为独一无二，把其他地区视作“未开化之地”；每一种秩序都把自己界定为合法组织人类社会的标准模式。

建立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特点，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的渴望”的秩序，须有自由的恰当保障和维持和平的框架。秩序和自由是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处在中间的应是平衡中的和谐。

秩序是通过对国内的统治建立的，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建立的。帝国权力所及之处，也是和平所及之处。国力所致，边疆就稳。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点，“国家理由”才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信仰不同宗教和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国际事务则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从没形成一个稳定的区域和世界秩序。

欧洲在德国小镇产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均势框架），也未阻止人类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体系，也未形成人类和谐相处的景象；伊斯兰教则认为给予了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亚洲则是多元化的，中国、日本、印度、印尼等则有不同的世界秩序主张。中国历来认为是天下文明昌盛的中心，是启发教化其他地方人民的“中央王国”；美国则认为自己“代表全人类行事”。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本质。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维护。

秩序不应高于自由，但是对自由的肯定不应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更应上升为一种战略。为了追求人类价值，表达崇高的原则是第一步，之后在处理人类事务内在的模糊和矛盾时必须贯彻这些原则。分享信息和公众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崭新方面。新技术开启了无限可能性。需要深化和优化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以适应国家长远目标和培养价值观的终极目标，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抛弃偏见，提高道德评判力。

美国把传播民主作为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认为人类天生理性，倾向于互谅互让，讲究情理和公平交易。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扩展，全球通信和金融网络实时运转，人类难以想象的大规模人际互动成为可能。美国为全球提供了融资、市场和大量创新。国际秩序面临一个悖论：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而这个过程经常产生不利于实现夙愿的政治反应；全球化的经济管理者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的政治进程。重建国际体系，均势概念应当重新评估。一种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是激励我们的动力。为此，美国要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拥抱普世价值，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这就是和谐。

远古的神秘历史碎片揭示出，人类社会无可救药地充满着变化和冲突。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

3.汤因比的认识

汤因比历经20多年的《历史研究》，对人类诸文明（他归纳了21种社会或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总的人为，一种文明的成长，是由于没有创造性的多数人，组成了易受影响的队伍，他们通过模仿尾随着领袖（少数有创造力的人）的足迹；一种文明的解体，没有创造性的多数人，是由部分易受影响的队伍和部分少数统治者组成，这些人中除了误入歧途的个人有所反应外，其余的人都顽固而傲慢地作壁上观；而文明衰落的本质，是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随后整个社会出现分裂。

文明是教会（宗教）诞生的序曲。米诺斯文明在后期非利士人、亚该亚人的冲击下，分别形成了叙利亚文明及其伊斯兰教（叙利亚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创造），希腊文明及其基督教（希腊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创造）、大乘佛教（希腊和印度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创造）；印度河文化在雅利安人的冲击下产生的印度文明及其大乘佛教（希腊和印度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创造）、印度教（印度文明的内部无产者）；而华夏民族在大融合、大交流中形成了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人与人之间相互倾扎乃是人类生活的顽疾；要实现人类和谐，必须有上帝（宗教）的合作。追随上帝，永远不会令献身上帝的心灵失望；仿效凡人，哪怕是被奉为神明的人，也往往会带来幻灭感，这种幻灭感一旦形成，桀骜不驯的无产者就会从内心疏远少数当权者。理智和宗教互不能压倒，都属于人的本能，各种文明、哲学、宗教在相碰撞中产生和解，便是和谐。

文明开拓中产生新的天地，开拓、斗争中需要创新、创造。“只有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他们的子孙才去发明了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和乐器。”艰苦地区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民族的大迁移、打击的刺激，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平衡到平衡，需要人类的开拓创新。产生于西方文明之兴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斗争性，更接近对西方社会秩序的彻底批判，是对西方社会解体的钥匙；马克思太平盛世的新社会里，最后和永久幸福的完美境界，将不仅能够摈弃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能摈弃其他的每一种支撑机构，包括国家本身。斗争中产生和谐，和谐中孕育着斗争。实现社会正义，拯救人类品质堕落之中，解放西方人的心灵，实现人类真正的目的及社会和谐。

自由应在中庸之处，挑战刺激力的最高值出现在挑战不足和挑战过度间的临界点上。埃及建造金字塔，施加它身上的无法容忍的重压而被摧毁；而缺失的刺激、压力、挑战，也永远产生不了伟大的文明。有一些挑战虽然击败了一两个敌手，但是终究还是会刺激一个胜利的应战的。希腊对于叙利亚世界的入侵断断续续地激起了叙利亚人五次应战——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应战、犹太人（马加比人）的挑战、聂斯托利教徒的应战、基督一性论教徒的应战以及伊斯兰教徒的应战，但只有伊斯兰教徒的第五次应战取得了成功。最大的挑战并不总是产生最优的应战。流产的文明可能失据中庸。穆斯林伊比利亚人过于猛烈的冲击，直接刺激了叙利亚人利奥试图重建罗马帝国。如果一个打击持续的时间很长，它带来的挑战就会变得过度严酷。自由应该足够而不应过量，否则，自由就会毁灭，文明也不复存在。

人类文明的业绩是在挑战与应战、暴力与平静、阴与阳、放任与自制、归隐与复出、复古与未来的反复中产生的。西方世界的天堂比现实好，因为人类有原罪，悔过、纠正才能减轻负罪感；东方世界需要通过修行、修炼达到内心的安详与平静。人类不忘初心，诚实悔过，为后世留下了精神遗产；人类立足现实，创造有为，为当下建功；人类跨越时间、创造未来，为后世“留德”。这便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孕育的“敬业”精神。大一统的国家、大一统的教会、蛮族强大的军事组织，都是人类的“业”；知识分子作为文明社会的联络阶层，起着改变适应外来文明的“变压器”的作用；政治能力不是少数统治者共同特征中的唯一创造力，还包括哲学、行政机制、科学、天文学等。敬业，诚实是最好的办法，温柔者将拥有世界。

人类政治目标就是在势不两立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既摈弃地区性国家之间可悲的杀伐斗争，也不要通过建立致命一击所强加的可悲和平。人类能够掌握自然规律并为人类服务，人类的事务服从“自然规律”。每一个文明都有可能死亡，包括西方文明；通过研究文明的衰落和解体，进而又指引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起源和成长。人类文明的进程犹如艰难地攀登陡峭的悬崖，向着人迹未至、云雾缭绕的顶峰进发，人类的前途显然取决于恢复已经丧失的攀登能力，取决于能否处理好各种人类关系：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关系。

4.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和谐关系，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自由交流，发扬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尊重自然、绿色发展、共建共享的敬业精神。

人类之间的和谐需要文明的自由交流。习近平指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自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唐代与中国通史交好的国家达70多个；到明代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沿东南亚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明末清初，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入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司俗等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使佛教又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2 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中国的造纸术、火药、

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依靠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进，肯干、实干、巧干，发扬勤劳勇敢、诚实友善的人类敬业精神，共创人类美好明天，共建人类地球家园。习近平指出，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连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与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相通、民心相通，与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为人类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做好周边外交理念，提出的对非合作“真、实、亲、诚”理念，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的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无不闪耀着人类正义、智慧的光辉。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现代诠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扬，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阶段性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和指向。我们倡导的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境，既是我国新的发展时期的理念，也是引领人类未来发展设计的新理念。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享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立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二）和谐自由敬业为新的世界秩序形成提供价值观

自从有人类文明史记载以来，人类从起源到现在，与自然的斗争、与人和社会的斗争、与部落的斗争、与国家的斗争、与宗教的斗争、与文明及制度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可喜的是，人类的认识、行动和精神正趋于统一，这既是历史经验丰富的表现，也是人类对命运共同体的渴望，同时也是随着当今人类知识极大的丰富和科学的迅猛发展、技术日益进步，对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把握能力的自觉性、自由度有极大的提高。和谐是达到富强、民主、文明之后终极目标；自由是人自身、社会与国家之间相处的终极诉求；敬业是对集体、组织、国家的热爱，是对人的友爱和诚信，是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和谐、自由、敬业，既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也应成为对人类共同价值观和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而贡献的中国智慧。

1.和谐的制度观

人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需要平衡和和谐；人在社会中的争斗过程里需要适度与和谐；人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需要归隐（休息）与复出（工作）的间歇与和谐。人既要敏感而温和，社会需要不断纠正错误，自然需要生态平衡，总体上需要恢复人、自然、社会间的和谐。对多样性、多态性的尊重，才能持续，持续就是一种平凡和和谐。人类数千年文明兴哀成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国（社会、组织）之间、人与自然（山、海、湖、地乃至宇宙）之间的持续和谐，是人类力量强大的表现，是国家富强文明的表现，是国家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也是世界大家庭协商相处的文明表现。所以，和谐应成为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民主是达到和谐的手段，富强是和谐的保障，文明是和谐的表现。

2.自由的秩序观

个人的自由必须放在社会中来考量和规范。任何个体的绝对自由都可能对社会中的其他个体造成自由的损害。因此，自由是有限度的，过量和缺失都会丧失自由；自由是有秩序和道义的，不公正、不平等和没有法治的社会公共空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自由就如飘在空气中的气球，个体气球的过量充气会爆掉气球自身，气球内气体的缺矢会使气球失去升空的能力，而空气状态不稳或气球过度拥挤都会使自由飘移的气球受到干扰甚或破坏。因此，对个体自由最好的保障是有良好秩序的自由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自由人的联合体，要有自由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国家关系作为保障。

3.敬业的发展观

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须依靠人自身的良好敬业精神。敬业需不断认识和反思人类走过的创业历程，纠正其错误，总结其经验，发扬其成绩，实现人类良好的积累；敬业需踏实地立足于现实的环境中，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建功立业，实现人类良好的生存；敬业需创造性地规划未来，为子孙后代留下道德和遗产。因此，敬业是对人自身、对自然及对人处在的集体、社会、国家的热爱，是诚实的付出，是友善的共处，是可持续发展的真实基础。敬业的发展观是人类现代文明中人性光辉的体现。我们已经摈弃暴力杀戮的功业观，摈弃掠夺自然、欺诈同类的功业观，而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诚信、友善的建功立业思想，以经得起检验的发展成果和工作成绩，回馈我们的人民和国家。

四、创新绿色共享的理念引领“一带一路”未来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钉钉子精神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并就推进“一带一路”提出8项要求：（1）思想统一，共商、共建、共享；（2）规划落实，抓好基础建设、能源开发、经贸产业、技术研发等；（3）陆海、内外等统筹协调；（4）关键项目落地；（5）金融创新；（6）民心沟通、人文合作；（7）舆论宣传、学术研究；（8）安全保障。结合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和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遇到障碍与问题的思考分析，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要更加注重“和谐自由敬业”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沟通、诠释和宣传弘扬，要更加注重用“创新绿色共享”的新理念去引领“一带一路”未来的设计，要更加注重立足国内大项目建设来作示范，以此带动沿线国家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为对“远古猜想”的总结，笔者为“一带一路”未来设计提供一套项目指向，以期化解“一带一路”的瓶颈，引领“一带一路”的未来走向。

（一）修复古人类发源地

1.再造“塔里木”海

塔里木盆地东西长1 500千米，南北宽600千米，面积达53万平方千米。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大约33万平方千米，平均年降水量不超过100毫米，而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 500～3 400毫米，昼夜温差可达40℃以上，酷暑最高温度达67.2℃。

据有关资料和测算，盆地水系年循环量大约800亿立方米，实际保有量400亿立方米（每年周转两次）。要使盆地变成为同纬度线上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一样的沃土、粮仓和鱼米之乡，就要打破目前的水系平衡，增大系统内的水循环量。目前每年水蒸气被带出盆地的量不超过10％，大约在80亿立方米上下，若维系平衡，则每年水蒸气被带入的量也要有80亿立方米。

有一个测算提议，每年若从外部调入80亿立方的水，那么就可使系统内的循环水量达到1 600亿立方米（提升两倍）。如若当塔里木盆地内年循环量达到2 000亿立方米时，盆地内的气候将会明显的变化，可使夏天气温降低，冬天气温升高，地表温度降低，导致降雨大幅增加，恶劣风沙天气将大幅减少。

据远古历史记载，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带曾与咸海、里海相连，有“第二地中海”之称。目前，咸海也近成干海，而塔里木盆地的罗布泊也近干涸（最大水面积曾有5000多平方公里），曾经辉煌的“古楼兰国”仅存史籍之中。又据科学家最新研究显示，塔里木盆地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地下海洋”，可能的蓄水量是北美洲五大湖总和的10倍。但由于蓄水层水质盐分太高，无法让居民使用，但对吸收和储存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有重大意义。

图9　塔里木盆地

为此，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建议将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的10％修复为海洋，即造海3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0米，即增加水量600亿立方米，分10年调入，静态计算年调入是60亿立方米海水。同时考虑引调青藏高原淡水补充周边河水径流面积，再造1万平方公里以上人类宜居用地。

2.引水工程

修复“塔里木海”，需要引海水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初步设想沿“一带一路”分东、西两侧引水。

东侧： （1）自辽宁兴城沿海取水，沿内、外蒙边境线至新疆，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2）经广西东兴市沿海取水，穿贵州、云南、四川、青海入新疆，进塔克拉玛干沙漠。

图10　塔里木海东侧引水线路

西侧：（1）自巴基斯坦卡拉奇沿海，取印度洋阿拉伯海之水，经阿富汗瓦罕走廊入新疆至塔克拉玛干沙漠。

（2）自叙利亚拉塔基亚沿海，取地中海之水，穿伊拉克、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经喀什至塔克拉玛干沙漠。

图11　塔里木海两侧取水示意

每一条取水线路，设计为六条直径4米左右的钢筋混凝土管道组成的综合生态管廊。

综合生态管廊，集聚当代先进的绿色设计理念和先进的制造技术，起着交通互联、设施互联、输送海水、传输能量与信息、传播人类文明等多种功能作用。每条线路日调海水是1千万吨，沿线分布建造核能电厂、太阳能电厂、风能电厂为输水（也可部分输油、输气等）提供能源保障；沿线分布建设各类文明融合式的宜居城镇，进行海水淡化及海矿综合开发利用，相关产业发展示范，传播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态性；沿线植树造林、修复植被、疏浚水系、生态保护等，营造绿色长廊，传播生态文明。综合管廊设计、建造、运营、维护及沿线发展，充分体现创新、绿色、共享的理念，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等大发展战略的“供给”提供需求，合理引导过剩产能、库存的消化，引领未来新技术研发集成发展。

同时，可以配套考虑“藏水北调”，扩大罗布泊的湖泊水面，形成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库容600亿立方米以上的大湖，与“塔里木海”遥相呼应。（图12）

所有引水线路方案，都须充分进行勘探、论证、比较后确定，既要大胆假设，又要小心求证。

3.人类塔

在“塔里木海”“罗泊湖”修复过程中，寻找合适地方规划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全人类发展备用地，并在上面修造一座雄伟的“人类塔”，不忘人类初心，纪念人类起源地。

人类发展备用地，可提供给日本一部分作为其防灾后备用地，以免日本民族遭日本列岛滑入海槽等大型灾难之后的种族灭绝危险；可提供给以色列犹太人作全球发展合作用地，以纪念犹太人为人类历史做出的宗教的、文明的、创新的贡献，并与之合作海水淡化开发等系列项目；可提供给中东作为难民救助地，培养新伊斯兰教合作共处精神；可提供给全人类作为建造“百花园”用地，以倡达中国人的天下观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修复“塔里木海”“罗布泊湖”及修造“人类塔”，由中国政府提供启动备用金，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申请融资，同时，可用1万平方公里人类后备发展用地及中国外汇储备信用，向全球发放1万亿美元的“全球绿色债券”作为建设启动资金，并以此撬动社会投资。

图12　藏水北调示意（来自网络）

（二）修建海上绿色国家

1.共享南中国海

假如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关键环节和瓶颈的话，那么南中国海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关键环节和瓶颈。南中国海东连太平洋，西出印度洋，是“一路”的交通枢纽。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多国有重叠的海洋权益主张，牵涉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关系，事关中美大国博弈，牵涉重大地缘政治格局。

化解南中国海纷争，变瓶颈为平台，应成为各声索方共同的愿景，东盟十国及域外美国等，都应为此起积极的作用。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共享南中国海”，淡化主权争议，着眼合作共赢大局，多从积极的方面来推动共同开发，让南中国海周边人民在共同开发与和平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实现共享。

2.共建的人类驿站

南中国海，是我们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潜身休息的地方，理应共建为人类的驿站，成为我们人类未来发展的海上绿色家园。

海上绿色家园，首先注重的是人类与海洋和谐共生。我们的生命来自于海洋，海洋从来就是我们归宿的家园。其次，海洋是我们的能源库、食材库和各类矿藏资源的储备库，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第三，修建海上绿色家园，是当今世界上海洋装备产业和海洋研发利用技术的集大成，是人类陆、海、空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要以共同开发的原则为指导，运用创新、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我实际控制的、争议不大的南中国海区域，率先邀请东盟十国及其争议声索国，来共商、共建、共享“海上绿色家园”修建计划，增进多方互信，造福周边民众。我们以“人类驿站”为目标，修建海上绿色家园，体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抱负和设想。通过“人类驿站”的兴建，表达中华民族的“礼让”文明，“让他三尺又何妨”，化纷争为共享平台，达到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

修建海上绿色家园作为人类驿站，是人类21世纪巨大的海洋工程。三亚南中国海开发创意研究会曾提出建设海上浮城设想，最近报道的“桁架式超大型海上平台技术”已经成熟，这些都为“人类驿站”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海上绿色家园——人类驿站，在中国的积极倡导下，可以作为全人类合作共建的示范项目，协商设计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尤其是声索方的利益共享分配机制，切实推动共同开发行动的落实。

（三）以人类塔、人类驿站为节点形成“一带一路”开发环

人类塔、人类驿站的建设对“一带一路”开放环的形成至关重要，是对人类合作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考验。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及其人类塔、人类驿站的建设，还为中国及至世界提供了持续发展动力，创造了巨大市场需求空间，是重启经济发展速度、拉动世界经济恢复性增长、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标志性工程项目。

近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基本的逻辑是：先释放了人的积极性，再逐渐释放出了巨大市场需求，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双作用。这个逻辑过程，首先从解决衣、食、住、行的市场需求入手，接着启动游、购、娱、奢的市场需求；先启动国内市场，后启动国际市场；这是需求第一波，由此产生了高速度、大产能、新技术、新需求、新业态、新理念。新常态及其五大发展理念，以及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布局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发展战略，就是要通过重启需求第二波，校正供给侧结构，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强劲发展奠定基础。修复人类起源地建造人类塔，修建人类驿站建设海上绿色家园，正是中国和世界的新巨大需求，可以作为三大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大市场需求抓手。

图13　“一带一路”中心人类塔、人类驿站位置示意

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就是形成人类共同的地球意识的过程，就是重塑人类精神的过程。“人类塔”，作为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标志，扶正人类起源的根脉，记录着女娲、夏娃、安拉等创造人的功绩，不忘人类发源初心，共建人类地球家园。“人类驿站”，作为连接世界七大洲、四大洋的枢纽地，我们应该记住盘古、上帝、真主等的功德，秉承和谐、自由、敬业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秉持创新、绿色、共享的人类发展理念。因此，对人类远古的记忆，对人类未来的设计，就是我们对“一带一路”的远古猜想和未来设计。

（作者为三亚市社联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