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斌

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区域。闽东游击区是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之一，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不仅牵制消耗了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有力支援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而且对于新四军的组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正确开展独立自主的对敌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随即抽调重兵对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实行全面的军事清剿，压向闽东苏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八个师，连同地方反动武装达10万之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尤其是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致使苏区大部分沦入敌手。

在闽东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中旬，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在福安洋面山召开紧急会议，就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保卫苏区、怎样坚持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果断作出了转变斗争方式，“把苏区变成游击区，用游击战争对付敌人”的战略决策。

根据洋面山会议精神，闽东苏区各县、区、乡干部和游击队战士上山打游击，分散隐蔽在宁（德）屏（南）古（田）、福（安）寿（宁）、霞（浦）（福）鼎等边界地区坚持斗争，从而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闽东独立师则在柘荣县西竹岔予进攻之敌以迎头痛击后，迅即分两路突出重围，转移到苏区外线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到1936年底，不仅巩固发展了闽东游击根据地，还开辟建立了政（和）屏（南）游击根据地和闽浙边一带新区。整个游击区北达浙南、南抵福州、东濒东海、西接闽北，范围遍及闽浙两省23个县境，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支撑点。到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闽东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1300余人，成为新四军组建时的重要来源。

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又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审时度势，果断作出了符合斗争实际的正确决策，顺利实现了从苏区到游击区的转变，独立自主领导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这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之一。

创新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始终把游击战争作为基本的军事斗争形式，这是闽东革命斗争的一大特点。反清剿斗争失利后，以叶飞为代表的闽东苏区领导人，主动及时地转变斗争方式，按照游击战争的传统和经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

为了总结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1935年5月，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召集坚持各地斗争的负责人在寿宁县含溪举行会议，作出了恢复健全中共闽东特委机构，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决策。会议确定了“一方面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

游击队充分利用闽东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广大山区为依托，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术，避强击弱，避实就虚，昼伏夜行，声东击西，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行踪。在组织方式上，游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有计划的分散行动。在具体作战中，从实际出发，施展娴熟的设伏诱敌、化装智取、长途奔袭、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等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术，有把握就打，没把握就走；与敌小分队遭遇，相机歼之；同敌作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勇猛快速的战术围而歼之。就这样，红军游击队在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在广阔的战场上与敌周旋，化被动为主动，出奇制胜，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新区的开辟和老区的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条件，建立海上红军游击队，是闽东党组织在军事战略上的一个创举。从1934年春开始，党领导下的海上游击队共有三支：一支在霞浦西洋、浮鹰、北礵一带；一支在福鼎秦屿、大嵛山一带；一支在连江可门口一带。其主要任务是开展海上斗争，截击敌人海上交通运输、封锁海口，为红军购买武器、粮食、医药，运送红军伤病员，配合陆上部队作战，成为闽东苏区对敌斗争的重要支点。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之初，海上游击队凭借闽东千里海疆的自然屏障，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掩护连罗红军西南团突围，成为山地红军游击队的战略策应。叶飞同志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我人民海军的前身”。“真正说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海上游击队，唯一的只有闽东这个地区有海上红军游击队。”“最早的海上红军和游击队可以说就在我们（闽东苏区）这里。”

倾情培育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

如果说依山靠海是游击战争得以广泛开展的外在环境条件，那么依靠群众支持则是党和红军克敌制胜的内在本质要求。研究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党和红军游击队总是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当作首要任务，最后达到武装群众，开辟新区、恢复老区的战略目标。

尽管处于极其残酷的环境中，闽东党和红军游击队仍不忘密切联系群众，把紧紧依靠群众作为坚持斗争的最重要途径，把积极发动群众作为开辟新区的最根本措施。首先，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在敌人清剿期间，游击队白天隐蔽在山上，晚上下山分散到各村找群众做工作，使群众了解红军的性质和党的各项政策。其次，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规定向群众借东西要归还，向群众买东西要付款，绝不允许侵犯群众丝毫利益。再次，注重将游击战争与争取群众经济利益的合法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进行“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斗争。每当青黄不接，群众生活困难时，及时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分粮斗争，解决贫苦农民的口粮问题等等。

党组织和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从而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有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瞒过敌人的严密搜查，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省下来的粮食、盐巴和各种日用品送到红军游击队手中。有的群众主动为进村的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一发现敌人来袭，便发出警示暗号。有的群众以各种办法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正因为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才如鱼得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全国畲族人口最大的聚居地，闽东畲族群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有1442个畲村（占全国畲村总数的71%），成为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重要根据地，被称为“堡垒村”。许多畲族同胞为救护伤病员，掩护游击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叶飞回忆说：“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革命斗争支援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掩护才能坚持。”这种在残酷斗争环境中凝聚成的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正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也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坚持下来的力量源泉。

成功实施切合实际的政策策略

中共闽东特委在领导开辟新区、恢复老区的斗争中，一方面在军事上开展针锋相对的游击战争，与几十倍于我的敌军浴血奋战；另一方面根据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对政治、经济等政策策略作相应调整。

采取“白皮红心”政策，巧妙应对保甲制度。国民党在清剿中强制群众登记户口，实行保甲连坐，移民并村，企图困死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党的各县、区委和乡村支部则组织群众干扰户口登记，破坏保甲制度。同时，派一批身份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保甲长、联保主任，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明里应付敌人，暗里进行革命活动。对敌方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则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对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政策有所疑虑，施行不力，而对红军游击队有所畏惧的中间分子，则从政治上瓦解；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有些反感，对红军游击队有所同情者，则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站到革命阵营上来。

改变筹粮筹款政策，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在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下，闽东特委调整了苏区时期的经济政策，暂时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不侵犯富农及小地主的利益，对地主采取按亩征粮的政策。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对缓解闽东党和红军游击队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针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闽东特委采取了“买卖公平，不伤害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政策，鼓励白区小商贩到根据地、游击区经商。这一政策得到白区商人的欢迎，他们经常往来于国统区和根据地、游击区之间，源源不断地提供军需民用物资，还带来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调整“反蒋抗日”政策，促成国共合作局面。1936年冬至1937年春，与上级党组织失联长达三年之久的闽东特委，终于获悉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等文件，了解到国内时局的变化及中央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为此，闽东特委连续发表告民众书、布告、宣言等，号召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友党、友军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闽东特委自觉把政策由“反蒋抗日”调整到“联蒋抗日”上来，向福建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要求。1938年2月，由闽东红军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1300余名将士，挥师北上，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由上可知，适时调整和成功实施切合实际的政策策略，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鲜明特点，也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重要经验。

执着坚守革命到底的崇高信念

艰苦卓绝的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闽东革命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蕴藏着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残酷、严峻的斗争中，面对血与火的洗礼，面临生与死的考验，闽东的党员干部、红军游击队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毫不畏惧，他们用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鲜明地反映出闽东革命先辈斗争精神的优良特质。

1935年初，闽东苏区反清剿斗争失利，红军独立师连连受挫，苏区几乎丧失殆尽，闽东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严重摧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闽东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敌人施行各种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手段，来捕杀共产党干部、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闽东苏区主要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叶秀蕃等先后壮烈牺牲。

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尽管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坚定分子，但大多数党员干部并未丧失信心，他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下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革命总会有困难，有挫折，革命者可贵的品质就是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信念，红军游击队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1936年2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十一支队队长、闽东独立师周墩县独立营营长凌福顺在侦察敌情时不幸被捕，敌人的严刑拷打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之后，凌福顺被押赴刑场，钉在十字架上，割肉挖心。他在就义前高呼：“我凌福顺会绝代，革命永远不会绝代。”

闽东独立师突出重围后，转战于深山野泽中。游击队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缺医少药，处境异常艰难。然而，战士们仍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他们自编自唱歌曲：“深山岩洞是我们的房，青枝绿叶是我们的床，草根野菜是我们的粮，……哪怕敌人再围剿，头断血流也不投降！”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奇迹般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为英雄的闽东苏区人民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荣誉。

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闽东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之一、闽东第一支革命武装的创建者詹如柏被捕后，敌人企图用“团长”的官衔来收买他。詹如柏不为所动，历数敌人的滔天罪行。在刑场上，他发出最后的誓言：“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我死没关系，还有其他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表现出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铮铮铁骨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阮吴润等“百丈岩九壮士”宁死不降，舍生取义的壮举，堪称闽东英雄儿女的最光辉典型。施脓禄与“九家保”的群众，为保护革命力量，不惜舍已舍家，慷慨就义，更是谱写了一曲人民群众的英雄赞歌。据不完全统计，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中，仅闽东特委、闽东苏维埃政府领导，闽东各县委及所属区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东红军独立师和游击队营以上干部的牺牲人数就达120多人。先后有2100多名官兵牺牲，25000多名群众被杀害。闽东党、红军和人民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信念、坚韧意志和牺牲精神，无疑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它的独特价值将会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珍视。

通过全方位、多视角地考察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闽东三年游击战争饱藏着厚重的历史容量，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