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波

(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司马迁思想研究】

司马迁与班固音乐史观的比较研究

李 波

(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司马迁《乐书》之可信部分简要记述了尧舜禹直至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历史，涉及音乐事项相对有限。而班固《礼乐志》则侧重记述了汉代制乐历史，其音乐史涵盖内容较为丰富。两部史书记载音乐历史相关内容反映出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政治音乐史观与以朝廷制乐活动为重心的雅乐史观的不同。其原因与史家的写作思路、文化思潮影响以及社会音乐生活变迁等因素有关。

司马迁；班固；音乐史观；比较

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342，而班固《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四库馆臣齐召南给以“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2]跋的极高评价。司马迁与班固作为两汉时期前后相继的史家巨擘，其实很早就被相提并论，“班马”“《史》《汉》”已成为被人熟知的史学概念，恰如万国政所言：“从晋代张辅写《班马优劣论》开始,散见于各类文集中的‘班马优劣论’、‘班马异同论’等代不乏人。”[3]35也就是说后世对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其实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所以有人认为：“近年来，班马比较渐热，已经成为一门学问。”[4]1在音乐研究领域，学界对司马迁和班固进行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但在“班马”比较趋热的背景下，却还没有出现对两者音乐思想的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何谓音乐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对音乐历史的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观点与主张。它可以是对宏观音乐历史的认识，也可以是对某个音乐历史时期的具体看法，当然还应该包含对音乐历史发展相关问题的认识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对司马迁与班固音乐史观的比较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开展。

一、对音乐历史的记述及其反映观念

在中国音乐史上，对音乐历史的最初阐述实际上是由史家来完成的，在这方面，司马迁与班固的贡献尤为突出。《乐书》开创了正史记载音乐的体例，《礼乐志》则确立了后世史书乐志的基本范式。然而作为记载音乐历史的史书就不可避免地对音乐发展的历史有一番描述性的记载，那么史家所记载的内容以及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就构成了音乐史观的重要方面。

音乐历史记载怎样的内容，这是认识主体音乐史观呈现出来的直接形式，也是我们考察史家音乐史观的关键依据。司马迁对音乐历史的描述和认识主要集中在《史记·乐书》(以下只注篇名)一篇当中，相应地班固对音乐历史的记述也主要集中在《汉书·礼乐志》(以下只注篇名)一文中。司马迁对音乐历史的描述首先是从古代君臣戮力治国的感人事迹开始的，这竟是他书写音乐历史的开篇之语。实际上司马迁感佩的是与音乐活动相关的古代君臣尽心国事的贤明政治，至于当时的音乐活动却是隐含其中的事项。而“成王作颂”的事迹，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君王音乐活动的记述。继之是司马迁对古代圣王音乐活动的评价：“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5]1175尧舜禹、西周时期的有德政治及其音乐活动正是司马迁推崇的典范，故而他以史见论，发表了对音乐本质的看法。随着春秋战国乱世的开启，音乐史进入“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5]1176的时代，所以《乐书》记载的是仲尼正乐与六国乱世而终归于秦的历史。而对于秦国的音乐历史，司马迁只是记录了一段秦二世与李斯及赵高的对话，但这却是对秦国统治者音乐活动的最好说明。至于汉代音乐的历史，司马迁除了提及汉高祖创作《大风歌》，还相对细致地记述了汉武帝任用李延年制作新乐的情况。从司马迁所撰《乐书》可信部分内容来看，他对音乐历史的记述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司马迁对先秦以前的音乐历史的描述其重点并不是与音乐密切相关的事项，更多的是与君王政治统治紧密联系的相关活动；对秦汉时期的音乐历史则以帝王的音乐活动为记述重点。无论怎样，司马迁对音乐历史的记述始终以最高统治者为中心，这是以帝王为中心的音乐史观的充分体现。另外，在这段音乐史记述当中音乐与政治的表里关系是清晰可见的，尽管司马迁对秦汉君王的政治统治并没有直接论及，但是音乐活动背后的社会政治状态却依旧可以“据乐判断”。故而，从某个层面来说，司马迁眼中的音乐史与其说是一部音乐变迁史毋宁说是一部社会政治更迭史。显然这样的音乐历史是较为模糊粗概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司马迁音乐史观的分析考察。音乐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音乐发展的历史与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形成同质同构关系，可以说，这是司马迁音乐史观的基本前提，当然也是其音乐史观的重要方面。

在音乐历史构成之主要内容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班固《礼乐志》对音乐事项的广泛关注。如对作品的大量收集和记载便是一个显例，音乐作品可以说是构成《汉书》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志》对五帝三王时期音乐历史的记载：

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6]140

虽然并不是班固首次记述这些古代音乐作品，但是将历代音乐作品前后连贯起来并标以作乐者的历史时期且围绕作品展开记述，其历史意识显然更为突出。仅从这段文字来看，可以说音乐作品构成了音乐历史的基本脉络。这一思路与司马迁《乐书》仅仅在抄录《礼记·乐记》时提及古代作品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班固《礼乐志》呈现出来的音乐史是以作品为纽带连贯起来的音乐史，显然更具逻辑性。同样《礼乐志》对汉代音乐历史的记述也以作品为主，它甚至在正史中专门摘录了《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的歌辞内容，这一点仅仅从音乐史角度来看无疑是一个进步。《礼乐志》对汉朝制定雅乐的名称也一一予以记载并与古代音乐作品进行了类似的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班固《礼乐志》记载汉代雅乐(作品)情况表

除音乐作品外，《礼乐志》还对宗庙使用的乐舞作品也予以详细记载，另外还对古代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功能、音乐风格，尤其是汉代的朝廷制乐、用乐及其变化、乐议乐仪、用乐规模、社会音乐生活等方面都有较为翔实的记载。这样的音乐史内容显示了班固音乐史观的丰富内涵。所以仅从音乐史观的内涵层面上来看，无论司马迁与班固音乐史观的基本面貌是怎样的相近或相似，他们的具体所指都是存在较大差别的，至少从他们撰写的史书上来看存在较大差异，这是比较两人音乐史观必须予以阐明的。那么，与司马迁的政治音乐史观相比，班固《礼乐志》记载音乐历史的多样性是怎样的一种音乐史观呢？如果依旧以内容来界定的话，因其始终以朝廷雅乐为中心展开记述，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雅乐的音乐史观。

二、对音乐发展历史的认识与评价

尽管史家记述历史的目的并不在于评价，但是记述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因此史家对音乐历史描述便难免会带上主观色彩，而这样的主观色彩就是他们对音乐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司马迁与班固通过对音乐历史的记述或显或隐地表达了他们对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历史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也是构成其音乐观念的重要方面。

(一)对汉以前各代音乐历史的认识

司马迁《乐书》对音乐历史的记载尽管相对简单，但是他的批评态度却相当明确。由于以社会政治优劣来审视音乐历史的缘故，司马迁对古代贤明社会的音乐历史予以推崇，如他将尧舜禹时代、西周成王时期的音乐奉为典范，而对某些末代乱世帝王如商纣王滥用淫乐则有所批判。但总体而言，司马迁对春秋之前的音乐历史仍以肯定为主。春秋战国之时，则是“治道亏缺”的时代，音乐成为淫逸享乐的工具，这是司马迁极力批判的。所以司马迁记述的音乐历史总是与社会政治治乱相关，故而他有将先秦音乐历史划分为“雅颂之音”与“郑卫之曲”的倾向。舜禹时代、西周时期正是“雅颂之音理而民正”[5]1176的时代，而仲尼不容于鲁，六国贵族颓废享乐的时代就是“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5]1176的时代。

《汉书》虽然是一部断代史，但是在其十志中却采用了通古今的思路。因而班固《礼乐志》除了对汉代音乐进行重点记述之外，对汉以前的音乐史仍有记载。他对这段音乐历史的认识与评价与司马迁别无二致，如对五帝三王时期作品的记述，通过肯定他们的作品来肯定他们的音乐。对商纣王“断弃先祖之乐”[6]140的行为以及春秋战国“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6]140的音乐生活状况，班固依旧持批判的态度。

所以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至少在审视汉代以前音乐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两位史家对这段音乐史的认识和评价基本一致。尽管司马迁与班固生活的时代相距百余年，但是从音乐历史进程来看，他们都处在中国音乐美学成型期的汉代。“诸子百家提出的大量音乐美学范畴在这个时期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整套礼乐理论体系。”[7]68所以他们对音乐历史的认识显然都受到儒家音乐思想的影响，这一点从《乐书》《礼乐志》对《礼记·乐记》的大量转载就能得到充分体现。

(二)对汉代音乐历史的认识和评价

相比于司马迁《乐书》的记载，以汉代为记述重心的《礼乐志》对此期音乐史的记述尤为详尽，这些记述颇能反映班固的评价态度。首先是对汉高祖时期“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6]141的评价。这里的评价态度当然也是潜在的，但是并不妨碍它的明确性，如“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6]141。这里看似客观的描述，实际上是有态度的。班固把汉高祖时期的音乐作品与古代的宗庙乐相提并论其推崇之意显而易见，对《永至》《登歌》等雅乐作品的评价亦是如此。

对汉高祖后继者的制(雅)乐历史，《礼乐志》的记述有所侧重。对汉惠帝和文景时期的音乐，班固以为仅仅是循旧而已，这与司马迁在《乐书》的记载也完全相似。而对汉武帝时期的郊庙音乐，《礼乐志》记述更详。从音乐使用场所到音律、音调的创作以及歌词的写作都有详细的交代，更难能可贵的是班固在《礼乐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音乐歌词，这些歌曲是汉代人创作的，但是班固将其悉数记载于史，就让人领会了他的推重之意。结合班固推崇汉代，不以后代为薄、具有反对崇古非今的意识倾向，我们似乎可以相信班固对汉武时期郊庙音乐的推崇态度。但是《礼乐志》随后对汉武雅乐的评价与这样的结论又难以吻合。

在详细记载了《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之后，班固《礼乐志》突然笔锋一转，写道：“其余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6]146看来班固对郊庙之外的音乐是比较轻视的。然而他对汉武帝时期制作的郊庙雅乐是否推崇呢？汉武帝任用李延年创作新歌的事迹在司马迁《乐书》当中同样也有记载：“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5]1177因为崇尚节乐，司马迁对汉武帝制作繁缛新乐的做法颇有微词。那么，班固对汉武帝制作新雅乐到底持什么态度呢？一方面他对汉武帝制作反映巡狩福应之事的音乐作品忽略不论，另一方面他又将包括《太一之歌》在内的郊庙新乐记载于史。班固在《礼乐志》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评价，但是他的批判态度却是鲜明的。《礼乐志》记载了汉武帝对河间献王所献雅乐的态度：“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6]146原来汉武帝只是将传统的雅乐用来充充数而已，在郊庙场合仍使用他新制的音乐。至此，班固对汉武帝制乐行为的批判之意也就溢于言表了。只不过与司马迁直截了当的批判相比，班固的批判态度要隐蔽得多，但是其批判态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对音乐历史发展相关问题的认识

音乐发展的历史为何如此，音乐历史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史家审视音乐历史时也许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在对音乐历史的描述中往往能反映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

(一)音乐历史发展根本原因

史家的职责不仅仅在于记述历史，还在于他们以揭示史实的方式总结历史规律，引人思考。司马迁与班固对音乐历史的记述其实也有规律性总结。对于音乐发展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决定因素，《乐书》指出是“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5]1175，这就是司马迁所揭示的音乐发展变化历史规律，即音乐发展变化的历史最终还是要由社会道德水平和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来决定。尽管司马迁将这个决定的关键因素限定在了最高统治者身上，但是他通过广阔的社会文化来揭示音乐艺术发展走向的论断的确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见解，班固《礼乐志》对音乐历史的记述虽然繁杂丰富，但也始终以统治阶层的音乐活动为中心。他尤为强调统治者对音乐的主导作用，并将《礼记·乐记》中的制乐言论奉为圭臬。所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8]539。经学时代的班固当然深信礼乐的教化功能，而教化功能的实施又是由统治者来决定的。 所以班固对各代尤其是汉代的制乐过程记载尤为详细。那么，在班固看来音乐历史的推动因素当然就集中在统治者身上。

(二)音乐历史发展的趋势

既然决定音乐历史发展的终极因素确定了，史家对各个时期音乐的评价态度也清晰了，那么认识、了解音乐历史发展的趋势也就有章可循。司马迁认为音乐发展的历史正是社会政治道德变化的反映，因而古代贤明政治时期是雅颂音乐昌盛的时代。相反，社会政治混乱的时代则是郑卫之曲泛滥的时代。而决定音乐发展趋势的关键又在最高统治者。所以司马迁实际上是把音乐发展的方向维系在最高统治者身上。所谓“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5]1176,就是想建构一个天子示范于上，百姓感化于下的音乐(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理想世界。班固对音乐史发展趋势的看法大致如此，但是他更加强调的是音乐历史的继承性。除了在《礼乐志》中以《礼记·乐记》为立论依据外，他还处处以先王礼乐制度为准的。他在对汉武帝制作新乐表达不满时，也是以“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6]146来进行批判的。所以班固对音乐历史的发展更加注重历史继承和延续性，这当然是他尊经崇圣思想在音乐史观层面的反映。

四、音乐史观异同及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对司马迁与班固在音乐史观方面的异同已有了解。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位史家，他们的音乐史观必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下面略作分析。

(一)音乐史观的异同

尽管我们在对比性分析中侧重于揭示司马迁与班固音乐史观的不同，但是他们的相同、相近之处还是显而易见的，如他们都以雅乐的视角来审视音乐历史，都以政治决定论来看待音乐的发展，都是在礼乐文化的影响下来评价音乐历史等等。当然比较研究更容易发现两者的区别。司马迁的音乐史观是以天子为观测点、以社会政治道德为评判依据的相对粗概的音乐史观，它的音乐观测内容是较为狭窄的。而另一方面，班固音乐史观是经学影响下的、以朝廷音乐活动为中心、以继承先王制乐传统为目的的、历史脉络清晰的雅乐音乐史观，它的音乐观测内容是相对丰富和多样的。

(二)音乐史观不同的原因分析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同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两者写作方法的不同。关于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写作方法的不同，早在古今各种班马之论中就有许多阐述，本文仅对其音乐史部分的写作进行简单比较。司马迁《乐书》中的音乐史除了记述音乐的历史，他还发表自己对音乐及音乐历史的看法，因此他对音乐历史的记述是史论结合，甚至是“论中见史”，这样的写法显然不会有太清晰的历史脉络。相反班固以经书的记载为依据，将大量的音乐事件以时间为顺序前后缀连起来，历史脉络由此凸显。

其次，为何他们的思路有这样的不同，当然还有文化背景的不同。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为创作目的，他对历史事实包括音乐历史的“乱道”是满怀人文关怀的，因此他看重的是音乐于人的根本意义。班固生活在经学思想已趋鼎盛的时代，他受经学思潮的影响也在所难免，故而他对音乐历史的审视总是离不开经书和圣人的原则。所以郑祖襄先生指出：“《汉书·礼乐志》的雅乐音乐史观，不只是班固的音乐学术思想，它是西汉以来在政治社会的影响下儒学思想的发展在音乐史学中的体现。”[9]155这个结论是很恰当的。

再次，马班音乐史观不同还有社会音乐生活变化的缘故。司马迁《乐书》记载音乐史内容的相对单一和班固《礼乐志》记载内容的相对丰富，如前所论，既是两人写作思想的体现，也是音乐观念的反映，当然更是社会音乐生活变迁的有力折射。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汉代音乐生活由简入繁，音乐生活日渐丰富的时期。与文景之时“乐府习常肄旧而已”[5]1175相比，汉武帝立乐府，制新乐的行为显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音乐时代。“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盖亦远矣。”[10]1262汉武帝的音乐爱好及其创设音乐管理机构——乐府的行为影响是深远的。而从汉武帝时期直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尽管乐府在汉哀帝时期一度被废止，但是官方的音乐机构却始终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所以不难理解班固《礼乐志》对汉代音乐历史的描述较司马迁《乐书》更为详尽，除了观念上的区别，当然还有社会音乐生活变化的客观原因。

[1]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

[2] [汉]班固.前汉书(四库全书电子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万国政.《史》《汉》繁简之我见[J].承德师专学报，1988，(1):35-40.

[4] 周婷婷.史汉比较研究专著专论叙录[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5]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 杨赛.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 郑祖襄.《汉书·礼乐志》的著书内容与音乐史观[J].文化艺术研究，2011，(2)：151-156.

[10]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 朱正平】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ma Qian and Ban Gu’s Idea about Music History

LI Bo

(Moscow Art School,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The credible part of Sima Qian’s “Music Book” i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music history of Yao, Shun and Yu until the Han Dynasty. Ban Gu’s “Ritual Music”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ystem of music making in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music history covers a lot of contents. Two historical books about music described in the content refl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mperor as the cente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usic history and the court system about the music activities as the center. Writing ideas, the impact of cultural trends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life of music are the reasons that lead to their ideas are different.

Sima Qian; Ban Gu; idea of music history; comparison

K207

A

1009-5128(2016)21-0027-05

2016-09-24

渭南师范学院特色学科建设项目：秦东音乐舞蹈传承与创作(14TSXK012)

李波(1980—)，男，重庆永川人，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与音乐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