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中 效

﹙陕西理工大学 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陕西 汉中723001)



【《史记》地理研究】

司马迁对秦蜀栈道的体验与书写

梁 中 效

﹙陕西理工大学 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陕西 汉中723001)

秦岭南北的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雄踞于河、渭与江、汉的上游，背靠西部辽阔雄奇的高原，面向东部坦荡如砥的平原，高屋建瓴，形势险要，是秦汉王朝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刘邦帝业的成功、汉初三杰的智慧和汉武大帝的向西开拓、丝绸之路的开通，都不约而同地利用了秦、蜀一体化与农、牧一体化，而这两个一体化的大动脉是联系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千里栈道。司马迁的栈道之旅，是他对秦蜀千里栈道的第一次系统考察和完美展示，对建构自己以栈道为轴心的西部文明生成发展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印证和促进作用。

司马迁；秦蜀栈道；天府之国；西部文明；体验；书写

中国西南的蜀汉大地，不仅是秦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更是西汉王朝发祥的圣地，还是司马相如等汉代文学大家的生长之地。因此，“少负不羁之才”“耕牧河山之阳”的司马迁，渴望沿着秦蜀栈道考察大西南，解读秦汉成功的奥秘。

一、一山两盆的“天府之国”

秦岭南北的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雄踞于河、渭与江、汉的上游，背靠西部辽阔雄奇的高原，面向东部坦荡如砥的平原，高屋建瓴、形势险要、居高临下、虎视东方，是秦汉王朝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司马迁对秦陇与巴蜀在文明发祥和秦汉帝国发展壮大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

首先，司马迁从秦之崛起，发现了秦蜀“雍州积高”战略地位的重要。《史记·六国年表》云：“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1]537由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到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江、河上游的秦陇与巴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司马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从天人关系上追寻其中的答案。他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1]1156实际上自先秦以来，就流行着“天道多在西北”的观念，《左传·襄公十八年》曰：“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2]212天道，有宗教、命运、道义、自然等方面的含义。有人本意识、天道自然的意识；另一方面明确表达了“人法天”的观念，即人应当效法自然的天道。“西北”在地理文化上亦大有深意。古人为避水害，多择丘而居，天长日久，自然对山岳别有情怀，衍生出许多令人神往的山岳崇拜和神话。西北地高，故多神山。昆仑就是古神话中最重要的神山。“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3]1“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4]225古人认为天门就在西方，“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5]86昆仑之巅，悬圃之地，天门九重，其名阊阖，是上通天庭唯一途径。凡欲问道通天者，无不神往西北。华夏始祖黄帝，治理天下，“西至于空桐﹙崆峒山﹚，登鸡头”[1]5。黄帝为求“至道之精”，问道于广成子。《庄子·在宥》说：“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6]41透过昆仑山岳神话，可以发现对“天道多在西北”的另一解读：通天之道在西北，即“天门在西北”。 《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西北为天门。”《文选·谢惠连〈雪赋〉》注引《诗纬含神雾》亦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也。”[7]138从“天道多在西北”到“西北为天门”，虽然尚未离天，但已落地。同时，西北还是阴间地之“幽门”。《淮南子·地形》：“西北方不周山，曰幽都之门。”[8]134《史记·律书》说：“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1]1084诚如史家所言，天人之际，关乎兴衰，不可不察。西北秦蜀之间，冈峦绵亘，为“天道”“天门”“幽门”之地，又是四岳古族居地。“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9]645山岳育人，维岳降神，可以说是形成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最重要因素。降至汉代，司马迁仍称“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1]1163。甘肃天水至陕西宝鸡之间，是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水经注·渭水》：“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牺所生之处也。”“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羲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渭水支流)又西北入泾谷水，乱流西北出泾谷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成东七十里轩辕谷。”渭水经陈仓县西，“《地理志》曰：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冢祠”，“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3]278-288这似乎表明西北地域文化已经积淀为足以影响历史的持久传统。这里密集分布着太皞、女娲、黄帝、炎帝、舜妻等远古神灵和圣王的遗迹。天水至宝鸡间既是“神明之隩”，更秦、陇、蜀三大版块的结合部，是九州咽喉、天关地机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章俊卿有言：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10] 2501-2502川、陕挈南北之轻重，制南北之命者也，而联系川、陕的咽喉正是千里秦蜀栈道。

其次，司马迁从秦、汉更替，发现了秦蜀“天府之国”战略地位的重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1]223项羽没有采纳定都关中的建议，虽有客观上的因素，但在战略上给刘邦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他和范增密谋之后，封刘邦为汉王，同时又立章邯、司马欣、董翳为三秦王，企图防止刘邦一统秦蜀，像秦国那样高屋建瓴统一天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1]224但事与愿违，刘邦集团早有占据秦、蜀，统一天下的战略。第一，刘邦从武关进兵关中时，就派郦商统兵控制了巴蜀与汉中。《汉书·郦商传》：“从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西定汉中。”[11]1604“旬关”，颜师古注曰：“汉中旬水上之关也，在今洵阳县。”“先言攻旬关，定汉中，然后云沛公为汉王，是则沛公从武关、蓝田而来，商时别从西道平定汉中。”[11]1604也就是说，刘邦主力在进占关中的同时，郦商也占领了汉中与巴蜀，证明刘邦比项羽更重视秦蜀大关中的战略地位。第二，萧何劝刘邦先到汉中为汉王，再夺取关中争天下。“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11]1554证明萧何也极为重视秦、蜀之间咽喉要地汉中的地位。第三，张良帮助刘邦取得了汉中郡，打开了消灭三秦的门户。《史记·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正是由于有了汉中，才有了汉王，才有了四百年汉室天下。第四，西汉定都关中，是秦蜀“天府之国”制衡天下的伟大实践。《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身边多山东人，主张定都洛阳。同样是关东人的张良力主定都长安。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1632定都关中的主要理由是：秦、蜀一体发达的农耕文明，“胡苑之利”广阔的游牧文明，“三面而守”“顺流而下”的险要地形。对此，首倡定都关中的刘敬讲得更形象。“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2098汉六年刘邦借游云梦而执楚王韩信，田肯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1]269刘邦帝业的成功和汉初三杰的智慧，都不约而同地利用了秦、蜀一体化与农、牧一体化，而这两个一体化的大动脉是联系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千里栈道。对此，司马迁有深刻的认识：“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因此，司马迁经行过栈道，对秦蜀栈道的认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二、“无所不通”的千里栈道

中华古典文明有一个自西向东、由西北到东南的推进过程，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有一个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南到西北的推进过程。汉唐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极盛时代，这一文明的轴心就是秦、蜀千里栈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史记·河渠书》及相关人物传记中，对千里栈道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首先，司马迁认为秦、蜀千里栈道是战国秦汉“天府之国”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秦、蜀、陇右作为大关中的“天府之国”：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2467

司马迁将战国秦汉时期的华夏经济地理分为山东地区、山西地区、江南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四大地区，而大关中所在的山西地区，又分为关中盆地、巴蜀、陇右三大板块，在全国所占土地不到三分之一，人口不到十分之三，但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而在大关中的“天府之国”中，褒斜栈道是沟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将“膏壤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与“巴蜀亦沃野”的四川盆地密切联系起来，“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将大西北与大西南贯通起来，打破了秦岭南北两大盆地的封闭，“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1]2467。

其次，司马迁记载了汉武盛世开凿褒斜道，促进南北交通的盛况。褒斜道作为沟通西北与西南的官驿大道，在战国秦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关东与关中、南方与关中的交通受制于“黄河砥柱之险”，“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索隐”曰：“谓从山东运漕而西入关也。”因此，有人建议开凿褒斜道水路，实现水陆大联运，将关东黄河中下游的漕粮赋税运到南阳，再由汉水支流唐、白河运到襄阳，将南方的漕粮赋税由长江溯汉江而上运到襄阳，再由襄阳溯汉江而上输送到汉中，然后再经过褒斜道水运、陆转到国都长安，这样既可避开黄河干流上东西交通的“砥柱之险”，又可以将汉中、巴蜀钱粮、物产顺利转运到长安。这是一项涉及西汉国家经济大动脉、确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安全的大战略，也是栈道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凿褒斜道漕运，所以汉武帝格外重视，亲自下令实施。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翔实地记录了开凿的经过。“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穀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正义”引“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襃城县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县西北九十八里衙岭山，与褒水同源而派流。’汉书沟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山东，谓河南之东，山南之东及江南、淮南，皆经砥柱运，今并从沔，便于三门之漕也。”[1]1199这是秦蜀千里栈道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凿水运通道，虽没有达到漕运的目的，但陆路更加畅通，成为南北方的经济大动脉和国都长安的生命线。

再次，司马迁在秦汉帝王《本纪》和多个人物传记中，描写了秦蜀千里栈道与秦汉帝国创建发展的关系。由《史记·秦本纪》来看，秦国在春秋末、战国初年已开始向秦岭之南渗透。“(秦)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史记·六国年表》：“左庶长城南郑。”秦躁公二年，“南郑反”。 秦惠公元年，“蜀取我南郑”。 《史记·秦本纪》：“(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惠文君)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昭襄王十三年，以大力士“任鄙为汉中守”。十九年，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汉中”。证明秦人由西北进入西南时，充分利用了栈道。《史记·张仪传》记载：苴蜀发生矛盾后互相攻击，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正义”引《华阳国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为雠，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于秦。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御之，败绩，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秦遂灭蜀，因取苴与巴焉。”实际上是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伐韩，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夺取了巴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1]1800因此，《史记·蔡泽列传》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1]1894刘邦由子午道就封汉王，由陈仓道出定三秦。千里栈道成就了刘邦的千秋帝业。公元前206年的春天，项羽与刘邦等诸侯各归封地。《史记·项羽本纪》：“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史记·高祖本纪》：“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正义”韦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南十五里。汉杜陵县，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庙记》云故杜伯国。”《集解》李奇曰：“蚀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蚀，入汉中道川谷名。”由上述记载可知，刘邦“从杜南入蚀中”，所经行的可能是子午道。在汉中褒斜道入口处的石门隧道中，有一块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摩崖石刻明确记载：“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12]18刘邦“出散入秦”，由故道攻入关中，学界已是定论。张家山汉墓竹简则进一步证明《史记》记载确凿。《张家山汉墓竹简·行书律》：“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中五邮，邮人勿令徭戌，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勿令出租、刍稾。”[13]46(简268)这条律文印证了刘邦由汉中挺进关中，行军路线为故道，因而才免除了故道线人“邮人”的徭役，也证明汉中是刘邦的根据地。

三、“兴于蜀汉”的大汉雄风

战国秦汉时期的汉中，由于千里栈道的畅通，从而有效地联系起秦陇与巴蜀，使得秦岭南北的关中盆地、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成为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 “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这里不仅成就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大秦帝国，而且也成为“高祖受命，兴于汉中”的汉家发祥之地。对此，司马迁有清醒地认识，提出了“汉之兴，自蜀汉”[1]537的观点。

高帝元年(前206)二月，项羽分天下王诸将。“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路。”夏四月，汉王刘邦之国，八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章邯迎击汉陈仓。刘邦实际在汉中的汉国为汉王的时间不到四个月时间。时间虽短，但刘邦集团干了五件大事：其一，转危为机，奠定了奋发有为的大汉雄风的基础。汉初名儒陆贾曾说：“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刘邦没有被项羽的气势和遏制的形势所压倒，正如司马迁所言：“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1]2495刘邦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也受到司马贞的称赞。其二，还定三秦，一统天下的战略完成于汉中。控制关中、汉中与蜀中，争夺天下是刘邦的既定战略。而这一战略的设计者是张良，推动者是萧何、韩信，决策者及实施者是刘邦，最终完成在汉中。在未入汉中前，张良通过项羽的叔父项伯，为刘邦争得了汉中郡这块战略要地，为走出栈道、夺得天下奠定了基础。进入秦巴山地后，张良又提醒刘邦：“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1]1629也就是通过烧毁栈道这种军事行动来麻痹项羽，隐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大战略。这一战略，在刘邦集团内部逐渐形成共识。其三，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行军谋略形成于汉中。萧何对刘邦说：“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韩信的《登坛对》坚定了刘邦的信心，“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1]2026-2027。其四，募发賨民，西汉王朝的民族融合政策奠定于汉中。巴人“天性劲勇”，是刘邦兵定三秦的急先锋。《华阳国志·巴志》说：“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故世谓‘三秦亡，范三侯’也。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14]37由此看来，刘邦军队的“前锋”是由賨民、氐羌等少数民族组成，他们既是还定三秦的功臣，又是刘邦民族融合政策成功的范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其五，在汉中、蜀中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足食足兵，建立了可靠的后方基地。《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萧何在汉中盆地汉江支流褒河之上主持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山河堰，使汉中盆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粮仓。《华阳国志·蜀志》：“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14]214汉中及蜀地丰盈的粮草和充足的兵源，为刘邦击败三秦、统一天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以上五大战略举措，实施的关键是“千里栈道”。司马迁在世界交通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示了栈道的独特魅力，雄辩地证明了汉中成为西汉王朝的发祥地。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东汉摩崖《石门颂》也说：“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 司马迁向历史和未来证明西汉王朝的建立与统一，与秦蜀千里栈道有密切关系。

四、“西征巴蜀”的栈道之旅

西南巴蜀大地不仅是司马家族的发祥地，是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建功立业之地，也是司马迁生命历程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最为风光的历史时期。刘邦君臣在蜀、汉大地崛起奋斗，建立汉室天下的历史传奇以及号称“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走出西南的成功范例都深深地吸引着司马迁。于是，在汉代文学文化史与中华文明史上，汉武盛世二司马都在千里栈道上留下了他们跋涉的足迹。难怪鲁迅先生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15]49司马迁家族与西南大地有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太史公自序》说：三皇五帝时代，“颛顼帝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隐”引张晏云：“南方，阳也。火，水配也。水为阴，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职。”[1]8“正义”引司马彪序云：“南正黎，后世为司马氏。”夏商时代，“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的远祖世掌天文、史官。在西周，“司马氏世典周史”。而颛顼高阳帝与西南巴蜀关系密切，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1]《史记·夏本纪》记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1]37扬雄《蜀王本纪》则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1]37这一切皆证明颛顼高阳帝及其子孙皆发迹于西南巴蜀大地。有意思的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1]1387。但在秦楚两国较量中，司马迁的先祖司马错在秦国夺取巴蜀、吞并楚国的统一大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马错的栈道之旅，是从谋划吞并巴蜀开始的。《太史公自序》说：“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1]2484从《史记·张仪列传》来看，“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袭秦”，秦惠王犹豫未决之时，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征韩。司马错以“得其地是以广国，取其财是以富民缮兵”为主要理由，说服了秦惠王伐蜀。夺取了巴蜀，将关中盆地、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通过千里栈道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秦国立足西部，虎视东方的战略基地。“蜀既属秦，秦以益彊，富厚，轻诸侯。”[1]1800在巩固大西南的过程中，司马错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昭襄王六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司马错却是杰出的战略大师，目光深远，谋略过人，他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灭蜀，平蜀，治蜀。在守蜀、攻楚的过程中，千里秦蜀栈道，是大秦帝国夺取西南、灭楚统一全国的战略大通道，大将司马错功勋卓著，让司马迁无比自豪，因此而写进了《太史公自序》，也让青年司马迁对奇险富饶的大西南极为神往，对秦蜀栈道格外着迷。

司马迁“西征巴蜀”的栈道之旅完成于汉武帝时代。《太史公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1]2499《史记·河渠书》云：“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1]1202这是司马迁栈道之旅最明确的两次自叙记载。二者相互印证，证明司马迁的栈道之旅是确凿无疑的。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在元狩五年(前118)，时年28岁。[16]19-23司马迁的栈道之旅在元鼎六年(前111)春，《汉书》记载武帝在这年“春，至汲新中乡(今河南汲县)，得吕嘉首，上便下令征西南夷”[11]134，35岁的司马迁作为郎中，正在侍从武帝，奉使出发“西征巴蜀”就在此时。[17]12向汉武帝复命时间为元封元年(前110)三四月间，奉使前后约为15个月。这个时间正处在汉武帝积极向四周开疆拓土的时段，就在司马迁出使西南之前的10年间，武帝开通了西域(前122)，驱逐了匈奴(前119)，平定了南越(前111)，现在又下令征讨西南夷，为司马迁经由栈道认识西南，破解刘邦与“汉初三杰”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奥秘创造了条件。35岁的司马迁进入了人生事业的巅峰时期，他满怀着对祖先功业的自豪和对君王的感激，自信地踏上了千里栈道的途程。他由洛阳还长安，取道褒斜道经汉中入巴郡，与集结在且兰地区的汉军汇合，首先经略且兰(今贵州省黄平县)，接着随军西进，经略夜郎，他到达汉军未到的昆明夷地区。然后北上经略汉军刚征定的邛、笮等地，抵达成都。经略冉、白马夷后，返回复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这是司马迁青年时代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司马迁的栈道之旅收获颇丰，不仅详细地考察了秦蜀“天府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西南，而且亲身体验了西北与西南之间的千里栈道，对秦岭南北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物产资源等方面的差异都有了切身的感受，为他撰写《货殖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得出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的明确结论，加深了对秦汉帝国崛起于西部的认识。

五、结语

司马迁生长在中华文明大整合与大融合的汉武帝时代。秦岭南北“一山两盆”的天府之国，是中华文化进行域内整合和面向丝路融合西域文化的大舞台；“无所不通”的千里栈道，是大秦帝国与西汉王朝统一全国的战略大通道，是秦蜀“天府之国”的经济文化大动脉，是连接由长安向西和由成都向南的南北丝绸之路的纽带；“兴于蜀汉”的大汉雄风，既培育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汉兴战略，又孕育了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的高尚品德；“西征巴蜀”的栈道之旅，不仅完成了经略西南，设置郡县的直接任务，而且考察了汉中与栈道、成都与都江堰，进一步清楚了汉中、成都平原在秦汉大一统过程中的地位，明确了“栈道千里，通了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奥秘，确立了“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等一系列中华文明起源并发展于西部地区的观点，坚定了自己“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的明确结论。刘邦帝业的成功、汉初三杰的智慧和汉武大帝的向西开拓、丝绸之路的开通，都不约而同地利用了秦、蜀一体化与农、牧一体化，而这两个一体化的大动脉是联系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千里栈道。所以，司马迁的栈道之旅，是秦蜀千里栈道的第一次系统考察和完美展示，对建构自己以栈道为轴心的西部文明生成发展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印证和促进作用。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春秋]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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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海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 楚辞[M]．长沙：岳麓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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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启华．诗经[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1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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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薛凤飞．褒谷摩崖校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3] 张家山汉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4] 常璩．华阳国志[M]．成都：巴蜀书社，

[15]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6] 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17] 张大可．史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责任编辑 朱正平】

Comments on the Eff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Qinling Plank Roads to Shu by Sima Qian in His Writing

LIANG Zhong-xiao

(Institute of Han Dynasties and Three Kingdom Cul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 China)

Guanzhong Basin and Sichuan Basin, which ar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Qinling Moutains respectively, are located in the upstream area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Wei River,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Han River, are backed by magnificent plateau in the West and are faced with the eastern huge plain. Thus, this kind of geographic position makes Guanzhong Basin and Sichuan Basin strategically situated in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difficult to be accessed and became the strategic base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for unifying the country. The success of Liu Bang’s reign of emperor, Three Outstanding heroe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and exploration toward the western area by the Great Emperor Hanwudi and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Road, all take advantag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Qinling and Shu,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herding. Moreover, the core of these two integrations is the Qingling Plank Roads to Shu, which connect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west. Sima Qian’s experience of the plank roads is the first time of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perfect display on the Qinling Plank Roads to Shu. This experience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rroborat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theory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Sima Qian; Qinling Plank Roads to Shu; Land of Abundance; western civilization; experience; writing

K207

A

1009-5128(2016)21-0060-07

2016-07-25

梁中效(1961—)，男，陕西武功人，陕西理工大学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与文学、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