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静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乔尔·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综述：成就、问题与展望

胡静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乔尔·斯普林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史学家、激进派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意识形态操纵、文化战争和消费主义是其教育思想的关键词，批判性地思考历史是其对教育史的基本态度。作为当今美国教育史学界的领军学者，斯普林的教育思想备受关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有关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可拓展的空间。

乔尔·斯普林教育思想 意识形态操纵 研究综述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28

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于1940年出生在加州的圣迭戈，是美国著名的激进派教育史学家、多元文化教育家。其学术经历丰富，1964年于罗斯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1965年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社会学及心智史硕士学位，1969年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教育政策研究博士学位。如今，斯普林被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和研究生院骋任为教授。

斯普林著书甚丰，截至2015年，已出版著作78部(包括著作再版),涉及教育政治学、教育哲学、教育史等内容。多年来，斯普林发表论文百余篇，不仅美国境内多所大学及教育机构邀其前往演讲或主持会议，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自1985年起，斯普林曾受邀前往西班牙、匈牙利、法国、新加坡、芬兰、土耳其、中国、越南、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发表演说。作为美国激进派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斯普林的思想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其主编的教材《美国教育》，自1978年以来，先后更新了17版，足见其教育思想的受重视程度。

一、研究概况

(一)我国学界研究概况

1997年，史静寰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史专业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时，开设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专题讨论课就把斯普林的一些作品当作重点阅读和讨论对象[1]。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朱旭东教授在《杰斐逊教育思想的现代性阐释》一文中论及杰斐逊教育现代性思想的优异性特征时，援引了斯普林在《美国学校：1642—1993》中的观点作为佐证[2]。至此，我国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的序幕便拉开了。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关注急剧升温，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研究数量逐渐增多。截至到2016年5月，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条目下以“Joel Spring”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共检索到296条相关文献。从期刊论文的主题来看，主要涉及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初等教育、行政法及地方法、世界历史、文化、政治学和宪法在内的29个学科或研究方向。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陈露茜、周采、张斌贤、史静寰、贺国庆、傅林等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都对斯普林教育思想展开了相关研究。从论文来源来看，硕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58篇，占文献总数的53.3%；博士论文共38篇，占文献总数的12.8%。

第二，研究深度得到拓展，并取得一定成果。首先，在研究论文上，2010年，清华大学赵琳博士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了斯普林《论教育全球化》的译文；2014年，傅林教授在《教育学报》上发表了《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一文，论述了斯普林作品汉译本及其传播、我国学界对斯普林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待拓展的作品翻译和研究空间等内容，该文是目前国内对于斯普林史学思想研究最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其次，斯普林著作的汉译本相继出版。2005年，贾晨阳翻译的《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出版，该书是斯普林最重要的教育哲学思想导论性质的代表作，包括专制教育与民主教育、教育中的分歧传统、文化政治、性别政治和教育与人权五个部分。斯普林解释了该书标题的来源：“该书献给麦克斯·施蒂纳，他的那句话‘大脑中的轮子’被用作此书的标题。”[3]此译著流传甚广，是斯普林作品汉译本中引用频率最高的一本[4]。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张弛、张斌贤教授翻译的《美国教育》一书出版发行，该书内容丰富、篇幅较长，汉译本字数达45万字，对于中国学者系统了解美国教育的现状及运行体制十分有益[5]。同年，史静寰教授团队翻译的《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一书出版发行，该书前言部分对斯普林的学术经历、族裔身份、研究领域及学术著作、以及斯普林的教育史观关键词“意识形态操纵”、“文化战争”等进行了简略地梳理。该书汉译本为国内学者系统、全面了解美国学校的传统与变革提供了极大便利。

斯普林的两次中国访学也激发了我国学界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兴趣。2010年，斯普林应傅林教授的邀请前往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四川省多元文化研究中心讲学，随后赴北京参加其作品《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汉译本首发式，与我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演讲《论教育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在中央民族大学发表演讲《全球问题：学校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Global Issues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Languages)。2012年，斯普林再次访问中央民族大学，并发表演讲《全球多元文化教育中的问题》(Issues in Global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二)国外学界研究概况

早在1969年，斯普林的学术观点便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1969年，斯普林在克利夫兰的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并开始与伊凡·伊里奇保持信件往来。1970年，斯普林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的跨文化档案中心(Center for Intercultural Documentation,简称CIDOC)与伊凡·伊里奇、保罗·弗莱雷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伊里奇的推荐下，斯普林的《教育与公司化国家》(Beason Press,1972)出版，伊里奇为该书题写了序言。

《教育与公司化国家》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一方面，国内的某些组织如人文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加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开始主动联系斯普林，正如斯普林所说：“1972年《教育与公司化国家的兴起》一书出版后，一些自由主义者组织开始与我联系。”[6]另一方面，学界开始关注斯普的教育思想，马文·拉泽逊(Marvin Lazerson)于1973年、西德·吉尔伯特(Sid Gilbert)于1974年分别在《哈佛教育评论》和《当代社会学》上发表对此书的评论，直到2001年，仍有学者陆续发表评论。斯普林的教育思想一直备受关注，截至到2016年6月，笔者在JSTOR西文过刊数据库共检索到斯普林书评等近百篇。以2009年为例，一年内便有9篇书评性文章，最新的研究是2015年12月克斯克书评(Kirkus Reviews)刊登的对斯普林《完美生活》(A Prefect Life)一书的评论。

二、取得的研究成就

(一)国内研究成就

国内有关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如表1所示，此外，周采教授在《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一书的第5章“激进派教育史学的冲击”中用13个版面来介绍斯普林的《美国学校》，从批判性地思考历史、意识形态操纵——斯普林的教育观和教育史观、文化战争——定义美国故事三个方面对此进行阐释[7]，是目前我国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剖析最有见解的成果之一。

表1 国内已有的专门性研究成果

通过梳理汇总，发现国内有关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1.学术经历与著作研究。我国学界对斯普林学术经历与著作的研究，主要以傅林教授的《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史静寰教授的《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张弛、张斌贤教授的《美国教育》为代表。傅林教授在《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一文中介绍了斯普林的学术背景、学术著作，斯普林自1972年至2013年以来出版的28部著作做出了总结，并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归纳了著作的出版时间、作品名称、出版社、版次和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信息，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斯普林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张驰、张斌贤教授在《美国教育》一书的序言部分简单梳理了斯普林从1964年至2010年的主要学术经历，并列举了斯普林有关全球化、教育政治学、教育哲学、教育史、美国教育的著作和教材这几个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史静寰教授在《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一书的序言部分也对斯普林丰富的学术经历进行了简略地介绍，并指出斯普林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史、教育哲学、跨文化教育、美国原住民文化、教育政治学、教育全球化和人权教育等[8],并对斯普林的《美国教育》等著作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2.族裔身份研究。就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而言，最有代表性是史静寰教授的《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和傅林教授的《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美国部落学院的兴起与发展研究》。史静寰教授在翻译《美国教育》一书的译者序部分简要地介绍了斯普林独特的生活经历，讲述了其印第安人血统、其高祖和祖父在乔克托族部落的领导者地位，并突出了斯普林对自己美国印第安人身份的认可。史静寰教授认为:“斯普林非常强调自己的印第安人‘血统’和‘登记在册’的美国印第安人身份，可以说这是他关注美国种族及多元文化问题，倾心研究美国原住民历史及印第安人文化教育的重要基础和动力。”[9]傅林教授在《斯普林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中的贡献在于她将《美国学校》与《美国教育》两部书中对斯普林族裔身份的研究做了一个汇总。在《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美国部落学院的兴起与发展研究》一文中，傅林教授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中提供了有关斯普林族裔历史的情况，叙述了“哭泣之路”上的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虐杀和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教育被蔑视和摧毁的史实，突出了美国印第安人当时的悲惨处境[10]。

3.激进派教育史学研究。周采教授的著作《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陈露茜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三大教育思潮概述》和柳艳鸿的毕业论文《美国教育史学流派研究》是该研究的代表。周采教授在书中总结了激进派教育史学兴起的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并概括了激进派教育史学的主要特点：现实政治关怀、批判性趋向、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开放性。此外，周采教授批判性地分析了激进派的不足，并将温和派和激进派与传统派的联系作了比较性总结[11]。陈露茜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三大教育思潮——新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新进步主义。其中，陈露茜将斯普林作为激进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分析了以斯普林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基本学校观：市场机制干预公立学校，导致了“公司制”学校的出现；国家权力干预公共学校，使学校成为了现有社会阶级结构的卫道士。学校与社会一样，都已经成为机构化、制度化、官僚化、商品化、特权性、垄断性、异化人性的“分类机器”，因此，激进主义者要求“去学校化”。陈露茜在论述激进主义基本学校观的同时，批判性地指出激进主义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去学校化”之后的教育改革或改造的措施，这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12]。柳艳鸿在论文中也突出了激进教育史学派对政治的密切关注，认为该学派是以“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此外，作者指出该学派的理论基础——社会冲突论，该学派总的特征——对以前的教育史学派进行全面反击，并且在研究的出发点上有别于正统教育史学派和修正教育史学派[13]。周采和刘艳鸿两位学者都将激进派教育史学与传统教育史学进行了比较，都认识到了激进派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并批判性地总结了该学派的特征。陈露茜则更多地是关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三大教育思潮，并指出了这三种教育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

4.多元文化史学思想研究。国内对于斯普林多元文化史学思想的研究以两个方面为基础：一是斯普林的演讲，二是斯普林著作的汉译本。傅林教授在论述对斯普林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研究时，更多地是直接引用斯普林演讲和著作中的内容，并未提供他人已有的相关研究，这也反映了国内学者对该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国外学界研究成就

截至2016年6月，笔者在JSTOR西文过刊数据库检索到的斯普林书评类文章近百篇。在这近百篇书评中，1973年至1989年间共有35篇，1990至1999年间共有20篇，2000年至2015年间共有39篇，涉及到斯普林的著作40余部，几乎囊括了斯普林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4个方面。

1.对斯普林写作特点的研究。国外学者对斯普林写作特点的研究比较集中。英国学者肯尼斯·斯马特(Kenneth Smart)的《书评：美国教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导入》(Review：America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保罗·麦克布莱德(Paul W.McBride)的《被操纵的学校，被操纵的历史》(Manipulated Schools.Manipulated History)、克里斯·艾希尔(Chris Eisele)的《教育政治学的透彻分析》(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帕特里夏·洛韦(Patricia Galloway)的《书评：土著美国人家庭与部落的文化改造，1763-1995：一篮子苹果》(Review: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 Native American Family and Its Tribe, 1763-1995: A Basket of Apples.)、西德·吉尔伯特(Sid Gilbert)的《书评：教育与公司化国家的兴起》(Review: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等文章都对斯普林的写作特点进行了研究，且对斯普林写作特点的评论褒贬不一，总结如下：述评一体，语言简单,没有大量使用术语[14]；围绕其观点自圆其说[15]；擅长提问，需要读者自己寻求答案[16]；存在着曲解史料、断章取义的现象，并大量运用二手资料[17]。

2.对斯普林意识形态操纵的研究。意识形态操纵是斯普林教育思想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的《书评：美国学校，1642-1985》、格雷戈里·布莱克(Gregory D.Black)的《书评：美国生活图景：学校、电影、广播与电视的意识形态管理》和保罗·麦克布莱德(Paul W.McBride)《被操纵的学校，被操纵的历史》对斯普林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研究。沃伦对斯普林的意识形态操纵观念提出批判，沃伦认为斯普林只看到了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尤其是意识形态受利益集团的操纵)，完全忽略了意识形态对学校在公众知识形成方面的贡献[18]。布莱克指出，斯普林只是讲述了不同利益集团对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和价值观施以影响，但是没有分离出各利益集团的各自目标，只是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而已[19]。麦克布莱德批判性地审视了斯普林关于联邦政府、国家教育政策、利益集团对美国学校教育进行意识形态操纵的观点，并认为美国民众并没有斯普林所暗示地那样易受操纵[20]。三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剖析斯普林的意识形态操纵概念，各有见地。

3.对斯普林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新世纪之后，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移，全球化成为其关注的重点。捷克·列维(Jack Levy)的《书评：教育全球化：导论》(Review: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肯恩·肯普纳(Ken Kempner)的《书评：教育与全球经济的兴起》(Review: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Economy)、默罕默德·阿雅兹·纳西姆(Muhammad Ayaz Naseem)的《全球化与教育权利》(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Rights: An Intercivilizational Analysis)、詹姆斯·托尔弗森(James W.Tollefson)的《书评：全球化教育学：教育安全情形的兴起》(Pedagogies of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the Educ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ok Review))等都与此主题密切相关，其中为列维和肯普纳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列维指出，斯普林在书中总结了全球化对教育影响的综述，并竭力阐述了其自身的激进思想。列维从史学流派的角度出发，总结到斯普林一派的批判性学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世界教育文化被跨国公司强制实施于非西方化社会，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府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都在为跨国公司服务，世界教育文化旨在将学生并入一个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中，目的是保持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21]。肯普纳认为斯普林明确了教育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全球化尤其是教育全球化存在着诸多问题，不应该将全球化视为常态。肯普纳对斯普林的观点非常认同，提倡质疑全球化及其利弊，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是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2]。

4.对斯普林消费主义思想的研究。马克(Mark Swiencicki)的书评《培养消费者公民：学校、广告与媒体的联姻史》和达科(Darko Strajn)的书评《培养消费者公民：学校、广告与媒体的联姻史》是这一主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马克指出斯普林发现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提升并占据市场、并最终产生 “消费者国家”的原因，即学校、美国政府、广告行业以及公司媒体的共同努力(联姻)。马克肯定了斯普林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认为其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美国人如此热衷于购物广场、快餐以及时髦家用物品这一现状[23]。达科指出了斯普林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一系列事件、变化、冲突、争议和欲望[24]。马克和达科都对斯普林的消费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度研究，前者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论述该问题，后者从社会现象角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分析，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我国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讲，我国学术界对乔尔·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不少问题，研究成果数量不足、分量不重、质量不高，除少数成果外，研究视野整体来说比较狭窄、单一。此外，对国外已有研究成果鲜有涉及，了解不够充分，难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新的研究。具体分析如下。

1.一手史料匮乏。“史学界曾有‘史学即史学资料’的断言，这固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至少它表达了一个朴素的哲理，即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史料在数量上的丰富性、范围上的广泛性和结构上的合理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如何进行以及可能取得的结果”[25]。外国教育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史料问题”[26]在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中也在所难免。

由于一手史料的匮乏，我国学界已有研究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研究成果中存在着基本信息的错误。以傅林的《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为例，傅林教授在文章中提到“该书在美国出版于1994年，尽管汉译本的出现晚了11年，但它一经翻译出版，在中国学界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是傅林教授在论述贾晨阳翻译的《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一书中的语句，其错误之处在于傅林教授没有深究贾晨阳教授翻译此书所依据的蓝本。斯普林的《脑中之轮》共有 3个版本，第一版是1984年《脑中之轮-权威、自由与文化的教育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保罗·弗莱雷》，第二版是1999年的《脑中之轮-权威、自由与文化的教育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人权》，第三版是2008年的《脑中之轮-权威、自由与文化的教育哲学：从儒家思想到人权》。贾晨阳是依据该书的第二版(1999年版)进行翻译的，因此，译本的出现应该是晚了6年，而非11年。

此外，傅林教授指出斯普林于2012年秋再次访问中央民族大学，出席该校多元文化中心的成立并发表演讲“全球问题：学校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 (Global Issues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Languages)，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该演讲是斯普林于2010年在该校发表的，当时演讲题目是“全球多元文化教育中的问题”(Issues in Global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视角单一、视野狭窄。任何一种观察和认识都只能通过特定的视角进行，而任何一种视角只能观察和认识到教育思想史的某一个方面或层面，难以真正全面地把握教育思想史整体[27]。目前，国内多数研究者未能将斯普林置于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中加以整体考察，斯普林的族裔身份、成长背景、社会实践等背景情况对其教育思想的构建有着怎样的影响，相关研究是相对缺乏的。此外，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形成受到很多人的影响，例如麦克斯·施蒂纳、伊凡·伊里奇、保罗·弗莱雷等学者，这些学者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最后，斯普林作为激进派教育史家的一员，其教育思想与这一家族的其他成员有何差异，斯普林作为激进派教育史学家的代表性人物，其教育思想有何独特之处，我国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也鲜有涉及。

3.研究方法单一。以历史的方法，尤其是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外交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斯普林教育思想进行历史勾勒的研究还未出现。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美国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外交史和文化史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以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非常有助于全面认识斯普林的教育思想。

4.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目前，我国学界对斯普林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比较零散。此外，国内研究停留在翻译、介绍和引入的层面上，研究缺乏深度，专题研究少之又少，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要求研究者不要过分追求将其归入某个教育思潮或者流派，以免阻碍对斯普林教育思想整体的充分认识，造成削足适履的现象。

(二)国外学界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相对而言，国外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要比国内丰富，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最为根本问题是国外研究尚未梳理出斯普林所思考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教育家所处时代面临的主要教育问题或教育家思考和解决的主要教育问题是不同的[28]。事实上，如果不能清晰地梳理出斯普林所探讨的主要教育问题，那么很难准确地把握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背景，很难历史地认识斯普林在多大程度上解答或解决了这些问题，也难以深入地理解其教育思想。具体来说，国外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成果层次单一，缺乏专门性。国外对斯普林的研究成果，多是各种书评。书评的特点即针对某一本书的写作特点、写作内容、作者观点等进行评论。因此，书评类研究者只是抓住了斯普林思想的某一部分，并不能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研究。

2.研究范围有待拓宽，研究视角有待转换。斯普林作为印第安人的后裔，其身世背景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如何体现的、斯普林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斯普林对于激进派教育史学家的标签有何反应等等，这些问题都尚未被研究到。拓宽研究视野，转换认识视角是目前国外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3.研究呈直线型，未能体现斯普林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不仅整个人类对教育的认识在不同时期经历着变化，教育家个体的教育思想也是一部历史”[29]。研究者不能将特定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静态分析，要注意到其教育思想的变化、发展过程。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研究者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教育家思想的形成过程、思想主体及其历史影响。但是，目前国外对斯普林的研究成果多为书评，书评往往是就教育家教育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评论，这就导致研究的不完整性、间断性和片面性，同时，也很难呈现出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变化与发展。

四、研究的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又都存在着各种问题。对于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笔者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总结了几处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1.核心概念研究。斯普林教育思想中有很多核心概念，例如“意识形态操纵”、“文化战争”、“分类机器”、“教育机会平等”、“人权”等，这些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又是怎么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体现的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研究，将推进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了解。

2.斯普林与传统文化、宗教。斯普林多次提及美国原住民文化、中国儒家文化、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斯普林对传统文化以及上述宗教的态度是怎样的、斯普林对传统文化与上述宗教的研究与其对消费主义的研究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等等，斯普林曾在《论教育全球化》一文中对此有简单的介绍，但缺乏学者对此细致的研究。

3.斯普林与马克思主义者。斯普林的著作中经常出现“阶级”、“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术语，斯普林受到哪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斯普林与保罗·弗莱雷以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思想联系等，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4.斯普林思想变化与发展的研究。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斯普林也不例外。在斯普林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其教育思想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日趋激进还是日渐保守等，这些问题都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1][8][9]乔尔·斯普林.美国学校[M].史静寰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6,2,1.

[2][4][5]傅林.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J].教育学报,2014(8): 88-96.

[3]乔尔·斯普林.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M].贾晨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Joel Spring.Corporatism, Social Control,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in Education: From the Radical Right to Globalization [M].New York: Routledge, 2013:7.

[7][11]周采.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86.

[10]傅林.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美国部落学院的兴起与发展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7-85.

[12]陈露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三大教育思潮概述[J].上海教育科研，2009(9)：26-32.

[13]柳艳鸿.美国教育史学流派研究[D].河北大学，2003.

[14]Kenneth Smart.Review: America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J].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1979(27) :179.

[15][20]Paul W.McBride.Manipulated Schools. Manipulated History [J].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79 (19 ): 257-269.

[16]Chris Eisele.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J].The Phi Delta Kappan, 1989(71):86-87.

[17]Sid Gilbert.Review: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J].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74(3):539-540.

[18]Donald Warren.Review: The American School, 1642-1985: Varietie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J].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7 (27):113-118.

[19]Gregory D.Black.Review: Images of American Life: A History of Ideological Management in School, Movies, Radio, and Television[J].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93 (80) :731-732.

[21]Jack Levy, Review: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J].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9(53):587-590.

[22]Ken Kempner.Review: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Economy[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0(71): 624-627.

[23]Mark Swiencicki.Review: Educating the Consumer-Citizen: A History of the Marriage of Schools, Advertising, and Media[J].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006(39):1250-1252.

[24]Darko Strajn.Review: Educating the Consumer-Citizen: A History of the Marriage of Schools, Advertising, and Media[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2005(51):560-562.

[25][27][28][29]张斌贤.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与视野[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4)：2-17.

[26]张斌贤，林伟，杜光强.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2010-2014年[J].教育研究，2016(1):109-125.

(责任编辑：平和光)

Achievements, Deficiencies and Trends of the Review on Joel Spr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HU Jing

(CollegeofEducation,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48,China)

Joel Spring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histor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Spring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belonging to the radical groups of educational history. Ideological management, cultural wars and consumerism are the key words of Spr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As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Spr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get much atten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status of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to point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pace.

Joel Spr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review

2016-06-28

胡静(1990-)，女，山东德州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

G40

A

1005-5843(2016)10-013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