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明德

《讲真话的书》出版始末

龚明德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四川人民出版社《巴金近作》及其陆续出版的三本续集的责任编辑退休后，我接手责编该作家近作系列的第五册。我不想再按老路子搜集巴金发表的文章编小册子了，计划出版巴金“文革”后复出十多年的著译全编之类的巨卷；因为像巴金这样坚持写作且出手不凡的高龄大作家当时已不太多，还常遭主流媒体舆论的异议，应该重拳出击以正视听。作为一个有追求的编辑出版家，就必须引领出一方新的天地。进入出版界五六年来，我已排除种种阻力为巴金搜集出版了并不赚钱的《巴金书简（初编）》，正整理注释《巴金书简（二编）》分批送请巴金审阅；那几年我还在紧张加工编辑大型《巴金年谱》和组织巴金的老朋友们写《我忆巴金》系列回忆录。——我觉得，四川出版界要把巴金研究大业主动承担过来，虽然我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也才三十四五岁。

《郭沫若学刊》要专辑纪念《讲真话的书》正式出版25周年，恰好前不久在炎热中清理乱糟糟的书库，找出了一封28年前巴金写给我的相关的书信原件，正巧就是谈《讲真话的书》最初动议的。

前几年在上海出席巴金故居的落成仪式，一位工作人员亲口告诉我，说他刚整理完我写给巴金的所有书信原件。但是很奇怪，巴金故居编印的《点滴》上发表的论及《讲真话的书》之版本的一篇长文章，是今年刚写出的，却没有使用我当年书信中的现场记录内容，硬性史实叙述方面出现了不可容忍的虚构，如今我来正式公开巴金写给我的相关书信手迹并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当是另一种对于这部提倡且身体力行“讲真话”大书的实实在在的纪念。

这封28年前巴金写给我的信，有一页半，要算长信，谈了五个问题，摘录如下。

明德同志：

信悉。十封旧信的抄稿寄还，请查收。《书稿》希望再寄十本来。在这信里简单地答复您提出的几个问题：

……

五、我不赞成出《著译辑》之类。编辑我最近十年的文章出一个集子是可以的，不过用不着把译文也收入凑数。

祝

好！

巴金六月四日

这封巴金写给我的书信没有注明写作年份，相对应的信封也没有与书信放在一起，无法从邮戳来确定年份。我费了一点儿时间，找到了与此信直接有关的我当时的日记，是1988年6月15日的日记，照录如下：

我真想一气之下，离开出版社。但一想到这个职务可以发挥自己为社会效劳的作用，一切恼怒都烟消云散，只有事业永存！因此，今晚十二点后，坐下来抄足了十封巴金信，拟明日寄与巴金……收巴金信（两页），巴金索要《书简（初编）》十册，请小何挂号快件寄。

日记中的“抄足了十封巴金信”应是又从巴金书信手迹整理抄录注释了十封，拟再交给巴金审阅，巴金书信中说的“寄还”给我的“十封旧信”是前一批请他审阅的整理抄件。“小何”，是当时我们单位的收发员。有了我的日记，巴金这封写给我的书信的写作年份应该是1988年，可以确定下来了。

在我这一年的日记中，没有找到我的拟出版暂定书名为《“文革”后巴金著译辑》的有关记录，想来我给巴金写信说此事是在出版社办公室，晚间写日记时是在家中，没有写下这件公务琐事。希望巴金故居的工作人员将来出版《巴金与龚明德往来手札》时，能不加删改地印行我写给巴金的书信文字，我也乐意提供巴金写给我的全部可以找见的书信。

根据巴金“编辑我最近十年的文章出一个集子是可以的”意见，出版社特约了熟悉巴金的李国飞、丁秀涓担任这项工作，将巴金最近十年的文章搜集整理，编辑成册，定名为《讲真话的书》。我为什么没有成为《讲真话的书》的责编呢？凡五六十岁左右的同行都知道我在世纪之交那一年因为极力要求印行王若望回忆录而被“停职反省”的处分，按上级和本社“双清工作组”的规定，在未“解脱”之前，我只可以看校样，不能接编新书稿。近30年前的旧往，无所谓是非曲直了。但，我还得感谢那个时段，我最终躲进中国现代文学考据和版本研究而不问世事，以至于末了靠此在大学谋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谨此纪念巴金《讲真话的书》公开出版二十五周年！

（责任编辑：王锦厚）

2016-07-27

龚明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