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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书院基址的选择

2016-11-07倪文吉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6年9期
关键词:宗教儒家文化因素

倪文吉

摘   要:儒道释三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三教文化的相互抗衡与融合也使得儒家书院的选址深受其综合作用的影响。其中儒家文化经孔子和后世倡导与传承的同时,对传统的儒家建筑与景观环境选择等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儒家文化中包括“礼制思想”、“隐逸文化”、“天人合一”、“堪舆文化”等对书院整体环境择址影响深远。

关键词:儒家文化;宗教;书院基址;因素

中图分类号:TU-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6-0182-02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儒学由春秋时期经孔子创立以来,经历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经学等诸多历史阶段的变迁流逝,形成了一股宏大的思想文化洪流,有力的培育了中华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①。

一、儒家文化的特征

“仁”、“义”、“礼”是儒家文化中的外在准绳形成基本的道德观和逻辑概念,在实践中,“仁”、“义”、“礼”之道和天道联系在一起,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尤其以“注重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创新之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离开环境,不说创造与发展,就连生存也是个严重的问题。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仁”、“义”、“礼”之道也融会贯通于儒家典籍之中,“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比德山水”体现尊重与热爱自然并想与之学习的态度;孔子的“隐居以求其志”教育我们隐居山水,以山水的高雅之气取代入仕的世俗之心等。

二、儒家文化对书院择址的影响因素

儒家文化深刻源远,其教义或典籍中所体现的儒家景观选址考虑因素如环境因素、文化因素、宗教因素、历史因素及风水因素都直接地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精髓。

(一)书院基址选择的环境因素——对自然山水与名人胜地的推崇

书院这一具有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包含自由讲学、启发自学、开门办学、学术研究以及会讲和讲会等作用,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作为传承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书院的环境选择显得尤其重要。

书院有别于传统的官式建筑,亦不是绝对的私有化建筑,也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因此书院的环境选址有一定的自由性。为了寻求环境的安静,以及在功能上有一定的开放性,山林之地往往是个佳选(图1)。在儒家的典籍中就有关于人类尊崇山水的描述,据《汉书》记载,汉代李寻提出“五行以水为本”,表明古人对水的重视;《国语》中“川,气之导也”②,表现了古人对河流的生态作用的认识。而《国语·晋语》提出“国土山川”,是说山川是国家的主导、依靠和根本。孔子《论语·雍也》中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达到天人合一的高度。如白鹿洞书院(图2)的“居山水为上”的选址理念深刻的体现了儒家士人的理想环境观。

古代中国文人寻求历朝名士的治学养性之所,以期收获点滴前辈的顿悟灵感,成就自己的学问,正所谓“还尘俗之器,验清幽之胜,踵名贤之迹,与尚友之思”③,其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名人的纪念以及对历史古迹的追寻。如嵩山是北方人士隐居读书的好地方,曾在庐山隐居读书的李渤后又徙居此山。

(二)书院基址选择的文化因素

儒家书院择址所考虑的因素除了山水等环境因素,古代的文化因素也有力的作用于书院基址的选择。

1.对隐逸文化的追求

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十分热衷于“隐逸”二字,因此自古以来就流传“大隐隐于市,中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孟二人的意思都是在窘迫或困境之时,隐居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在唐朝时期,士人隐居各有所求,“有粗通经业,择一闲雅安静之处读书自修,待业成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者;有“学已有成,借隐居读书而博高名,以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者;有并不怀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不把入仕作为唯一愿求,恪守清雅高洁品行的“道隐者”;亦有“因树为屋,读书自娱”者④,而有些隐居者如汉代儒生隐士包咸、刘淑、李恂等人那样,授徒讲业,也是隐居生活的一种方式,更是书院产生的重要渊源之一。

2.对比德文化的向往

儒家学说中的“比德说”最早见于孔子《论语·雍也》中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君子比德于山水。”,在儒家学士的眼中,比德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相互感应,达到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

两千多年来,书院的教育内容一直以儒学为主,书院的老师将“山水品德”融入到教授课程中,士人通过比德山水来省视自我,陶冶情操。因此书院往往择址于在文化内涵上与儒家“天人合一”相统一的环境之中。如山水秀丽的自然风景之中,隔绝尘世的喧嚣,营造旷达悠远的环境氛围,让学子在安静之中伴随着大自然的气息疑问解惑,以大自然为师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

(三)书院基址选择的宗教与历史因素

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使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儒家在斗争中求生存,不断的自我完善,融合了佛道两家文化,并与之相辅融合与补充,甚至在书院的选址上也深受佛道两家文化影响。佛教讲究心灵的修行,打禅是他们修行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打禅时则需要十分安静的外在环境和内心环境,出于这些宗教活动的需求和教义的规定,所以佛教将名山胜水处看成修行的胜地和净土,认为远离尘世的清幽境界有利于僧人的修行。在环境的最终确定上,佛家往往通过“山林古刹”的形象展示给士人,而道家则以“洞天福地”的模式作为其理想基址环境,二者在一定程度都表达出对山水环境的推崇。这都对书院选址因素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在书院形成以前,寺庙亦是读书人交友学习的重要场所,因此很多书院的前身都是由寺庙发展而来的。

(四)书院基址选择的风水因素

儒家文化的堪舆文化与书院的选址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堪舆也称风水,是中国古人独创的理论体系。风水说主要来源于儒家经典《周易》的理论思维,其追求“自然、平衡、和谐”的天人感应之说,几千年来易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世人所学习与尊崇。总的来说,风水说对于书院择址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有时甚至是颇为深刻的。而在风水上,书院对环境的利用主要是山和水,大多数书院的环境类型是背山面水型,即背靠着山脉,前面临着溪流或湖泊(图3),如义宁至城书院就是如此。这类在风水学属于“吉形”,第二类书院为三面环山,一面向水型(图4)。如湖南的岳麓书院、云山书院、洞溪书院等,都是此类.这种环境是风水里较推崇的方式,可谓“山屏水障”,“钟灵汇秀”,

为最佳吉形。第三类为依山傍水型,山水分别位于书院的两侧(图5),这与风水所谓阳宅“枕山襟水,或左山右水”亦是相通的。第四类是三面环水,一面背山型(图6),外部环境以水为主。如义宁仁义书院,在风水里,这种形式是以水为龙脉的,水抱之势亦为吉形。此外,有的书院地理条件并不是很理想。为了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人工环境的构造便显得尤为重要。这种人工环境的构造也受到风水学说的影响,“以地气之兴,虽由天定,亦可人为”,如引水补基、挖塘蓄水、筑坝造桥等⑤。

三、小结

书院包含与蕴藏着优秀的儒家文化,也展现着其光芒四射的儒家思想文化,这体现在书院的环境选址上又有诸多特点。儒家所赞扬的文化如“隐逸文化”、“比德思想”、“乐山乐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院外环境的选择与内环境的营造,提供给了古代儒士以宁静幽静的环境以从事儒家活动。

注释:

①程孝良.论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D].四川:成都理工大学,2007.

②乔清举.儒家生态思想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46-1

47.

③姜海鱼.吴地书院园林艺术研究[D].江苏.南京农业大学,2009.

④丁钢.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90-194.

⑤占瑶.江西古书院园林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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