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可人

历史的伤痕是否能通过空间的转换得以弥合？当下愈演愈烈的移民潮、留学潮，似乎向国人证实了在跨国空间中解决历史与代际矛盾的可能性。然而旅美作家陈谦的短篇小说《虎妹孟加拉》却以奇谲的想象力揭示了这一方案的吊诡。陈谦此前的作品多以在移民梦中求生、疗伤的文革后一代为题。然而《虎妹孟加拉》将视角拓展至新一代小留学生，不但推进了移民史书写的范畴，更突破了海外华人文学的空间范式。在文本中，社会空间的转换最终是无效的，它无法补偿主人公玉叶与家庭及社会格格不入的疏离感受。唯一能与玉叶建立情感纽带的是其美国监护人、上一代移民老树。而老树与玉叶的关系又完全围绕后者所饲养的孟加拉虎而展开。人与动物之间晦暗不明的张力，在此取代了大洋两岸间的文化张力。而人对动物之他者性的渴望，取代了对于他乡的向往，成为海外移民生活史的新寓言。

尽管秉承悬念类型小说的形式，《虎妹孟加拉》中真正的悬念乃是玉叶对猛兽的迷恋。文中的老树通过心理学“移情”机制，模糊体认到老虎给予玉叶的情感补偿，但小说留给我们的问题不止于此：为什么要选择移情猛兽？为什么玉叶未如众多同龄人那样，在宠物猫狗身上获取家庭所缺失的关爱？为什么作者并未选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家畜来折射人性的困境？为什么要选择老虎，与人性全然相异的他者，威廉·布莱克笔下造物的未解之谜？

在表面上，独行的老虎标志着玉叶在中美两个社会所遭遇的隔阂。但玉叶对猛兽的认同，还包含了有关文明与进化之主流观念更为含蓄的反抗。其父博林正是这种进化观的代表者。尽管在文革的虎口下余生，在中国经济起飞期发达的博林，仍然试图以大跃进的节奏获取身份与财富的各项标配。尽管摆脱了广西山区贫穷的野蛮，他以下一代移民美国为目标的直线“进化”却实践着另一种野蛮。这不仅体现于博林在投机与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行为，而在总体上表现为与其“进化”速度成正比的遗忘倾向——一种对于历史与苦难不知痛痒的叛逃，以及对于所谓文明与进步不知反思的追逐。玉叶在成长中所遭受的忽略，只是这种遗忘之代价的冰山一角。陈谦在这里并未框定记忆与反思的对象。她以象征的方式揭示了埋葬记忆、拒绝反思这一直线进化本身的暴力属性。与其父对进步的盲目迷恋相反，玉叶选择了一种有悖于移民之初衷的逆向进化——不但退出象征文明之巅的美国社会，更退出人类文明本身，在离人性最为遥远的兽性身上寻找充实人性的其他可能性。认同猛兽的暴力，本身是对文明的暴力最有力的否定。

猛兽不仅仅为玉叶提供了自我认同的另类对象，更是其愤怒的替代性表达方式。老树眼中的玉叶只是一个镇静、自律的素食少女，其蚊子般细弱的声音似乎无法承受雷霆万钧的精神能量。但正是这样羸弱的玉叶，以其青春期的感性，同时捕捉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异化之处——一种是改革开放前的伦理价值灾难所缔造的对人性的否定，一种是改革开放后资本原始积累所引发的对人性的漠然。反讽的是，玉叶正是这两种社会原罪的产物。她的愤怒之所以无法得以表达，正是因为她同时也是这两种原罪的既得利益者与遗产继承人。玉叶从来不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在中国不是，在美国也不是。社会舆论的同情向来不会关照所谓 “富二代”们身上微妙的边缘人属性。与此同时，处在社会化阈限期的玉叶，既无法理解，也无法表述加诸她身上的各种历史因果。在此意义上，玉叶是完全失语的。文本以她在父辈们饭桌上无言却充满憎恶的表情，暗示了这种喑哑的愤怒。在人类语言丧失效力的时刻，只有动物原始的狂暴才能彻底宣泄，并抗衡这笔负面遗产的重压。

随着玉叶与老虎的出逃，小说似乎向我们展现了一条进化与继承的新链条，在其中孩子变成猛兽，成人变成孩子——谁又能说老树在四下寻找玉叶之时，没有领悟到一丝冲破樊笼的快感呢？然而猛兽的解放与人类文明实在两相龃龉。一旦放诸荒野，猛兽必然以人性的对立面登场，而人向着猛兽的逆向进化只能以死亡收场。与陈谦作品中常见的“出走”主题相异，《虎妹孟加拉》中的出走注定是不可能的。然而面对这种不可能性，玉叶仍然作出了选择。她在老树的指导下向饥饿的老虎开了枪，却决定走向丛林陪伴受伤的孟加拉。与其说文本结尾的不确定性是玉叶的生死未卜，不如说它代表了老树所面临的危机。究竟是应该学着玉叶一起彻底走向丛林，还是应该回到移民所代表的进步迷思之中？在“文明”与猛兽之间是否存在一种人性得以自新的位置？一个世纪之前，鲁迅笔下的狂人作出了回归“文明”的无奈选择，但却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号。一个世纪之后，在我们已经救不了孩子的时候，而孩子也救不了我们的时候，陈谦的小说迫使我们回到一个必须自救，以及必须重新定义文明的时刻。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