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经济转型与劳动关系规制
——越南加入TPP后的变革对我国劳动关系调整的镜鉴

2016-10-27廖春霞阮氏秋霞梅雪恒李敏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6年11期
关键词:劳工规制越南

· 廖春霞 阮氏秋霞 梅雪恒 李敏

经济转型与劳动关系规制
——越南加入TPP后的变革对我国劳动关系调整的镜鉴

· 廖春霞 阮氏秋霞 梅雪恒 李敏

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自1989年经济革新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此带来了劳动关系规制的变化,而加入TPP则是越南劳动关系新的转折点。本文分析了越南劳动关系规制在加入TPP前后的转型过程和特征,发现其治理模式正由政府主导向劳资自治的模式转型,即政府将转变其角色,在市场失灵后调解劳资冲突,但与此同时有可能带来越南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冲突增多。本文最后建议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施在越投资战略时,需要考虑劳资冲突风险,并制订好相应的应对预案。

越南 转型 劳动关系规制 TPP

引言

自1989年越南实施经济革新政策以来,其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化道路,劳动关系规制制度由此也开始了转变(范明欢,2016)。2011年11月越南宣布加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简称TPP)谈判以后,受TPP成员国、特别是美国劳动关系规制制度的影响,越南的劳动关系迎来了新的转型期(范维义,2013)。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劳动关系规制的变化及其所引起的劳资冲突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林燕玲,2016;郑丽珍,2013;Kaxton Siu & Anita Chan,2015 ),尤其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到越南投资,例如从2014年年底到2015年11月,已经有810家大陆和台资企业在越南52个省市投资①。然而,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越南的劳动关系规制却与中国有所不同,鉴于2014年春季越南发生的针对中资企业的罢工事件,在越的中资企业开始关注其劳动关系的变化,尤其是越南加入TPP后,TPP规则对越南劳动关系规制所带来的投资环境影响,更加值得关注,以促使中资企业在越投资战略目标的达成。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梳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面对外部环境与内部利益平衡的双重压力,越南劳动关系规制转型的核心内容——劳动三权的演进和状况;其次,研究其加入TPP后,政府对劳动关系规制的目标和应对措施;最后,基于越南劳动关系规制转型过程和特征,提出在越南投资的中资企业,需要如何思考以规避其劳动关系冲突风险。

一、加入TPP之前越南劳动三权规制的演进和状况

所谓“劳动三权”是指劳动者享有的团结权(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权(集体争议权)和集体谈判权等三项基本权利,在一些国家又称为“劳动基本权”。“劳动三权”是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中所确定的首要权利,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劳工标准之争的焦点问题(刘超捷,2005)。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对集体劳权的规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没有明确集体劳权中的三权。1982年9月24日,越南首先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第8条明确了劳动者的罢工权,因此1992年越南制定宪法时就在第一次宪法草案中规定了劳动者的罢工权,但在其后的草案中取消了这一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押见善久,1999)。1986年12月,越南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对越南共产党在前几年经济工作上的失误进行深刻的讨论、反省并且提出了“经济革新政策”——通过经济革新发展市场经济,借助对外开放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随后,越南外部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大量的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为当地劳工提供了众多工作机会,工资收入得到相应提高,因此这段时间越南的劳动关系相对稳和。

越南明确承认劳动者罢工权的法律是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该法第7条规定:“劳动者有依法进行罢工的权利”。自《劳动法》明确劳动者拥有罢工权后,越南劳工维权意识开始增强。根据越南总工会,法律政策委员会(2006)统计,从1994年到2005年,越南发生罢工事件共978起,主要发生在外资企业。但总体来说越南1986年经济革新至2006年这段时间,劳动关系相对和谐,处于劳动和平期(Kaxton Siu & Anita Chan, 2011)。

2006年之后,越南企业的罢工数量与日俱增,开始大幅跃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例如,2007年发生的罢工事件比2006年增加了41%,2008年又比2007年增加了30.6%②。根据越南总工会,法律-政策委员会(2012)统计,从1995年至2011年,越南发生罢工事件共4380起,而仅2008年一年就发生了762起,2011年发生978起。Kerkvliet(2011)发现在越南,制鞋业和服装业是罢工频率最高的行业,而且大多数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2005年12月,台湾代工鞋厂“赐昌公司”的劳资谈判破裂,1.8万名越南工人便掀起暴力示威。2006年2月,4万名受雇于数十家台资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③。Clarke等(2007)指出,越南工人的诉求已经逐渐从争取合法权利到争取经济利益的演变,维权意识不断提高。

针对越南罢工事件不断增多这一状况,2006年越南政府曾尝试在劳动法中新增第74条条款,目的是希望通过修改罢工和劳资纠纷条款来控制罢工局势,减少罢工数量,但并没能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其罢工事件有增无减(范翠香,2007)。例如,2014年5月13日,越南全国范围内“排华”事件的中心就在越南南方的平阳省,而早在2008年至2012年,越南平阳省就是台资企业工人罢工的频发区。由此可见,越南南方地区的劳资关系更为紧张。

Tran(2007)认为,越南的罢工事件与日俱增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生产链的剥削性质和越南工会联合会在保护工人的权利上的无能。2010 年4 月,由越南劳动部和国际劳工组织( ILO) 驻越南机构共同举办的主题为“劳动关系的未来与劳动法和工会法的修改”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低工资是导致罢工增加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企业未能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由于越南各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地位均不够稳固,所扮演角色可有可无,甚至很多罢工事件发生时,工会人员都未参与,许多维权活动都是由工人自动发起。对日益增多的劳资纠纷案件该采取何种态度在越南政府内部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一些政府部门担心会影响外国投资者对越南的潜在投资,影响政府税收与经济发展,因而对资方姑息纵容,致使越南劳工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2006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越南的劳资关系也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缓和期。2009 年越南罢工数量显著减少,全国发生罢工事件共216 起,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70% ,规模有所降低,持续时间有所缩短,没有发生打砸等过激行动③。李夏(2010)认为:越南2009年之所以罢工数量显著减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企业破产倒闭,用工需求减少,就业竞争加大,大多数在职工人因害怕失业而不敢参与罢工;二是各级工会组织贯彻执行越共中央和政府的决定,强力推动建设“和谐、稳定和进步的劳动关系”,取得一定成效。

可以看出,越南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劳动关系规制基本上还是呈现以政府为主导的规制模式,其具体特征:第一,越南劳动者只能行使有限的团结权,基层工会需要加入工会联盟,劳动者对其认可度并不高;第二,在行使谈判权时,由于谈判围绕的基准——最低工资的标准过低,导致越南工人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第三,罢工权的明确在越南法律上也出现了反复,政府往往出于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对工人的罢工活动进行抑制。此外,越南的劳动法律实践和监察情况也令人堪忧。总体分析,在这段时间,越南政府对劳动关系规制的主导角色并没有使劳资冲突缓和,反而使得各种矛盾僵持。因此,针对越南现有劳资关系冲突状况,越南政府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其规制模式,而加入TPP是一个选择。

二、加入TPP的动因和劳动关系规制面临的挑战

1.加入TPP的动因与劳动关系规制转型

2011年11月13日,越南宣布加入TPP谈判,其重要动因在于希望通过加入TPP来推动国内劳动关系规制的不断革新与改进,即在外部压力机制下,逼迫劳资政三方关系改革转型,同时借助国际劳工组织的帮助完善劳动法与工会法。越南在申请加入WTO谈判时,曾同意了“一揽子”承诺,并修改了五十多部的相关法律法规(毕晶,2014)。据《越南经济时报》报道:越南2005年颁布的《贸易法》已不适应目前情况,越南工贸部将在2017年将修订的《贸易法》递交政府,并计划于2018年按程序通过。越南工贸部还提出了《外贸管理法》草案④。由此可见,越南正在积极修改本国相关法律制度,以促进国内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据越南《人民月报》报道:由于TPP能带给越南巨大收益,并且TPP正式实施后,越南的国家收入与出口增长水平将可能是12个成员国中最高的,因此越南政府主动要求加入TPP⑤。越南政府主动加入TPP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享受关税减免的优惠,谋求经济的发展。加入TPP使越南享受特别优惠关税,大部分税目削减至少90%,而且国家成员之间的进出口税,一般协议生效时马上进行实施(阮文侠、李金凯,2014)。未来10年,TPP协议将让越南GDP提升11个百分点,约合360亿美元。第二,加强对外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对越南而言,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并扩大在美国市场的占有量是其加入TPP的直接原因,能够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可能促使美国承认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对越南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毕晶,2014)。第三,通过外界压力,倒逼越南国内法律制度的改革,实现越南内部制度的顺利转型。如2015年年初,越南政府颁行了《劳动法》若干内容详细规定及实施指引议定。其中规定,工资发放时间由劳资双方协议,且在每月的固定日期发放③。第四,通过国际市场的刺激作用,引入市场机制,强化市场对劳动关系的调节作用,以转变政府角色和职能。周霖临等(2015)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主导的资本利润最大化和代表会员利益的工会组织主导的劳工利益最大化,通过依法博弈必然会寻找到相对的平衡点,即三方主体共同需要的和谐劳动关系。因此,政府同意加入TPP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引入市场机制,促使政府职能转型,改变以往计划经济中政府过分干预的局面。

加入TPP之前,越南政府在劳动争议处理上,调解的类型多为强制调解,在劳动争议处理上,政府占主导作用(赵晓燕,2006)。在越南劳工的普遍意识里,工会是行政机关,最多作为调解人居中调节劳资纠纷,企业工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实质作用(吴远富,2011)。而真正发挥作用的则是政府,工会只是政府的一个替代品。越南宪法和工会法都规定工会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社会组织,工会组织职能缺失与越南执政党和政府对工会的严密管控有直接关系(吴远富,2011)。因此,在越南加入TPP之前,政府作为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角色,在劳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

加入TPP之后,越南政府为了遵循TPP协定要求,允许劳工自行组织基层工会,劳工享有成立或加入任何工会组织的自由,这对于政府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政府已经不再过多地干预劳资关系问题,而是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劳资关系的调节作用,将权力下放给企业与劳工。当雇主与劳工发生矛盾冲突时,劳工可以通过劳工代表组织(即工会)自行解决,而不再过多地依赖政府,只有当市场失灵,即市场无法有效率的解决劳资冲突矛盾的情况下,政府才出面进行调节,担任居中调节者。政府角色较之前发生了转变。

2.越南劳动关系规制面临的挑战

(1)对政府和工会的挑战

越南加入TPP是越南劳动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越南加入TPP后,劳动关系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劳工条款是越南加入TPP的最大障碍。TPP劳工条款中大部分沿用了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原则与内容。作为“升级版的WTO”,TPP以规则谈判为主,纳入了WTO所没有涵盖的劳工和环境等议题,专门设立了具有约束力的劳工条款和环境条款。要达到协议中的劳工标准和条款,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的越南,将会遇到许多挑战与阻碍。

越南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实际工资仍然过低。2015年越南再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同年9月3日,越南国家工资委员会指出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将调高12.4%,但是越南总工会认为一定要调至14.4% 才能保证劳工基本生活,符合加入TPP劳工条款的规定(南洋,2015)。尽管越南工资水平整体上持续上涨,但仍大大低于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很多周边国家工资水平。协兴(2015)在研究劳工工资现状以及TPP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越南劳工的工资非常低,除了比老挝(119美元)和柬埔寨(121美元)高之外,仍低于其他国家如菲律宾(206美元)、泰国(357美元)等。最低工资标准关系着员工的基本生活水平,若不能制定出合理工资方案,将会给劳资关系和谐发展带来隐患。

为了达到美越的双边协议要求,越南承诺要和其他成员国一样,尊重和保证劳工的权利,允许劳工成立或者加入基层的劳工代表组织。劳工可以选择工会作为自己的代表,也可以通过在国家机构登记,办理相关手续即可自行成立不受政府支配的劳工代表组织,登记申请成功后拥有和工会一样的自由权利。劳工将有权因为工资、工作时长及工作条件等问题与企业进行谈判或者举行罢工。这一举措使越南劳动关系发生巨大转变,对于越南总工会来说,如何实现自身转型以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将是一种挑战。针对TPP给越南工会带来的许多挑战,越南总工会副主席Mai Duc Chinh(梅德正)也做出了正面回应:

“TPP一旦生效是对越南工会组织的巨大挑战。如果工会工作确实有效,大胆反应劳工的压抑,劳工代表的新组织也会加入越南工会组织,使越南工会更强大。反而,如果越南工会工作模糊,没有效率,不是为了保护劳工的权利而斗争,劳工代表的新组织自然不会加入越南工会,而且他们自己的联盟保护劳动者的权利比现有的工会好,因此现在的工会组织只是形式,没有形成真正的力量,所以这对越南工会是个非常大的挑战。”⑥

(2)对企业与劳工的挑战

进口关税的削减是越南本土企业遇到的最大挑战,关税削减,使得TPP成员国商品快速流入到越南市场,越南本土企业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此外,TPP确立了更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当投资利益受到“侵害”时,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可以起诉当地政府。而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或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时,即使受到不公待遇,往往不了了之。由此,加入TPP后,企业间的竞争加剧,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国际资本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劳方可能会受到资本的进一步剥削。此外,TPP协定对劳工环境、工资、工时、安全与卫生条件等方面都做了严格规定,企业在严格实行劳工标准时将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而为了降低劳工成本,一些企业大量雇佣低工资的劳动力,削减劳工的福利与保障,劳工福利得不到保障将会加剧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如何妥善处理劳工与企业之间的双方矛盾,对于越南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目前,越南劳动就业结构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主要集中在农林渔业,就业人数占比44%,其次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33%(阮明风,2015)。说明越南主要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并且以第一产业为主,城乡就业不均衡,以二元经济结构形式存在。因此农民工成了越南的劳动力大军,高素质高技能员工少之甚少,大部分工人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阮进勇(2015)指出,越南劳动力就业水平相当低,2013年,只有18%的劳动者经过就业培训,而2015年也只有19.5%的劳动者经过培训⑦。加入TPP后大量外资企业涌入越南,对劳工技能要求不断提高,需要培训的员工数量增加,而现有的社会上培训员工数量远远不够。若越南劳工还是停留在原有的知识水平,那失业的可能性将增加,就业压力也慢慢变大。随着越南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增多,城市将会吸引大量外来农民工,越南将迎来劳动力转移大潮,农村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外资企业转移,跨地区向城市流动。农民工的涌入,更加剧了城镇居民的就业压力,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将面临新一轮的就业挑战。

三、加入TPP之后越南劳动关系规制转型的应对措施

1.越南劳动关系的规制改革

TPP作为“21世纪的贸易协定”,从谈判开始就保持了高水平、高要求。从参与的国家可以推测出,TPP的劳工标准主要参照了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之前RTA的劳动标准,并保留了“P4”的最初文本精神(郑丽珍,2013)。由于越南的实际情况与TPP劳工条款规定相差甚远。为了符合TPP的劳动条款,越南进行了大幅度的劳动关系规制改革,以此应对国内劳动关系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障碍。

第一,法律层面。在TPP改革以前,越南法律给予劳动者有限的结社自由权。虽然越南工会法的第2条和劳动法典第7条的第2款都规定劳动者有权利自由结成工会。但在越南,所有的工会都依附于越南劳工总会,而劳工总会是一个与政府有联系的“半官方”机构。为加入TPP,越南修改和完善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越南在其2013年宪法第25 条中明确承认了公民有集会、结社及举行游行示威的权利。越南在宪法中规定了劳动者的权益,提高了集会、结社权在法律中的地位。其次,2015年7月1日,越南已修订的《社会保险法》生效后,在新的法律中,由于采取了新的工资标准,劳动者的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⑧。最后,越南还加大了对劳工的监察,确保法律的执行力度,纠正违法行为。

第二,组织层面。在越南,政府允许工会自创、自选和自治,保证了工会的独立性。越南赋予了劳动者更高的权利,工人可以成立不受政府支配的工会。同时,基层工会不用依附于与政府有关系的工会联盟,反而它们可以相互配合,甚至寻求国际组织的协助、培训,有权因为工人的工作时长、工资和其它劳动者权益问题进行罢工。同时,越南还成立了独立于政府的劳工专家委员会,对劳工事件和改革进程进行独立监督、评审,保证劳工改革的完成。

第三,最低工资标准方面。TPP规定各国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越南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于2015年1月1日生效,越南一至四类地区最低工资分别提高到310万、275万、240万和215万越盾,分别约合148、131、114和102美元,比2014年分别提高19、17、14和12美元⑧。最低工资是计算社保、津贴和福利金的基础,最低工资的上涨会导致企业成本和医疗保险支出的增加,而越南劳工的实际收入无法达到最低工资15%的涨幅。因此,越南国家工资委员会应该采纳越南总工会的意见,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幅,尽量达到15%增幅,使得越南劳工的实际工资收入与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相适应。由于近年来因低工资导致的罢工事件增多,引起了政府和资方重视,开始逐步提高了工人工资,越南整体工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上涨。

针对越南劳动关系目前出现的问题,也引起了企业领导人与学者的关注。针对越南总工会该如何应对基层工会对其带来挑战的问题,MTEX 责任有限公司的工会主席Nguyen Van Lai(阮文莱)指出 :

表1 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应对TPP所做出的劳资关系应对措施

“工会要自己完善自己。同时,工会工作要更多走向基层。总之,企业工会要承受来自多方的压力:企业老板、工会领导。我认为,今天工会要先走一步,自己改善自己,要为劳动者付出更多。怎么做能让劳动者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成立另一个劳工的代表组织,来保护自己权利。如果只坐着不动,迫使劳工设立新组织,到时工会也难以维持下去。”⑥

阮文莱先生从工会改革转型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要求工会要不断完善组织结构,深入基层,敢于担当。此外,Pringle和Clarke(2011)研究发现,越南一些工会领导人已经开始交流探讨如何与非正式工人领袖合作,越南人民希望越南劳动总联合会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为劳工发言和维权,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组织。Pringle和Clarke从工会角色方面提出工会职责要求,即应加强与工人联系,切实维护劳工利益。

2.与其他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针对TPP在劳资关系的要求,本文参照了包括越南在内的三个国家在加入TPP时所做的劳工方面的改革,来测量TPP在劳工标准方面的要求,以此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外部制度的影响下,如何实现劳动关系规制的改革。详见表1所示。

与越南相比,马来西亚在TPP的谈判过程中的表现并不积极。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4年访问马来西亚之后,马来西亚针对TPP的改革才得以加快。马来西亚原来在国家层面实施“土地之子”计划,即优待占国民60%的马来裔居民,以换取国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为了实现TPP条款中的对劳工无差别的对待,马来西亚政府修改规定即“允许外国工人承担工会领导权”,同时关注外包和转包导致的集体谈判的限制,以此来保障劳工的平等权益。

文莱作为一个刚刚加入ILO的国家,劳工保护工作基础薄弱,法律也缺少适当保护。来自TPP的压力促使其进一步改革,第一次提出了最低工资,以保护劳工的最基本权益。文莱国土狭小,市场单一。虽然劳工基础薄弱,但仍要改革,文莱加入TPP主要是看重其巨大的国外市场,通过参加TPP以促进经济发展。

为了积极应对劳动关系规制改革中面临的挑战,越南对自身进行了改革,给予原本依附于官方的工会以独立性,并给予工人自行创建工会的权利。在美国的帮助下,越南于2013年就修改宪法,承认了公民集会、结社及举行游行示威的权利,对于“不减损”原则进行了事先确认。越南将TPP条款作为ILO宣言精神的延续,作为ILO成员国积极适应TPP条款。由此可见,越南在外部制度的影响下,就劳动三权规制方面进行了全方面、大力度的改革,以促进越南在TPP谈判中“达标”,实现劳动关系规制顺利转型。

四、针对在越投资的中资企业的建议

1.海外投资面临的劳动关系风险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构想。在“一带一路”推动下,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呈高速增长态势。然而,我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并非进行得一帆风顺,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重重。例如中国首钢集团(以下简称“首钢”)在1992年买下秘鲁铁矿公司时,因忽视了劳工风险,由此导致劳资冲突频频发生。2014年8月,秘鲁公司的铁矿工人由于对薪资、工作条件不满,同时,首钢与秘鲁工会谈判破裂,因此,工人进行了持续20多天的大规模集体罢工⑩。自首钢收购秘鲁铁矿近20多年来,无休止的劳资纠纷成为首钢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的一大难题。2012年8月4日,赞比亚南部省锡纳宗圭的中资私营企业科兰煤矿因劳资纠纷遭到当地工人的冲击,当地工人抗议该煤矿延迟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由此引发骚乱,发生伤亡事件。2014年春季,在越南也发生了排华打、砸中资企业的罢工事件,而遭受类似的劳动关系风险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劳动关系风险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难以逾越的绊脚石,严重影响了海外中资企业的投资收益。

虽然中国尚未加入TPP,但TPP现有的12个成员国中,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与中国具有紧密的经贸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TPP许多成员国预期将成为中资企业新一轮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国。而在直接投资过程中,均会涉及劳工问题,这些国家将在工会组建、集体谈判、罢工程序、工资标准等方面均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法律制定、修改和废止。由此,我们可以预测这一类国家在劳动关系规制转型过程中,将给海外投资企业带来各种潜在风险。

首先,越南加入TPP后,制订和修订的劳动法律制度的劳工标准会变得十分苛刻,劳动关系规制转型,使得部分原有的劳工标准与条款不再适用,而新增的高水平、高要求的劳工条款,对于在海外中资企业来说,将面临潜在的投资风险。其次,TPP要求各缔约国保证在最低工资、工时和劳动安全方面建立可接受的工作条件,而保证了劳工的工资水准和工作环境后,海外中资企业的成本优势将被抵消,加大了对外投资压力,如何处理与本地劳工的劳资关系,实现企业与劳工利益双赢,是当下中资企业需考虑的问题。最后,TPP允许基层工会和独立工会的组建,这使得劳动关系的主体由“政府-企业”转变为“工会-政府-企业”三方关系,政府居于企业与劳工之间,一旦发生劳资冲突,首先是通过劳资自治的模式处理,只有在市场失灵之后,政府才介入冲突进行调解。因此,新增的工会力量利益代表性更强,利益争取方式更加激烈,这会对习惯通过政府部门处理劳资问题的企业带来冲击与不适。

2.关于应对海外投资风险的建议

为降低在越投资的中资企业的投资风险,提高中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并结合越南劳动关系规制的转型特征,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对我国政府而言,首先,积极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提供更多海外投资目的国的法律法规信息。越南加入TPP之后,有关工资、工时和劳动安全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国政府应扩宽海外投资信息渠道,让中资企业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目的国的劳动法律及执法环境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预警机制。其次,构建对外投资风险评级、预警和管理体系,让中资企业能够提前预测、评估其投资合理性与投资前景,从而降低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现今,越南已明确承认劳工有结社和罢工的权利,同时允许劳工自主成立自己的工会,针对这一变化,政府可以做一个风险评估,评估这些变化对在越的中资企业有哪些风险,又将如何规避与管理。最后,合理利用政府职能,积极与海外国家政府合作,增进共识与互信,从而为中资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减少投资阻力与风险。我国政府可以加强与越南政府的交流与合作,特别在劳工问题上,应制定利于两国企业发展的双边协议,达成共识,实现双赢。

对企业而言:第一,海外中资企业应处理好与当地工会之间关系。在越南,政府已经允许工会自创、自选和自治,并且基层工会不受政府支配,因此,在越中资企业不仅要加强与工会联盟的沟通与协商,还要合理的处理好与基层工会的关系,积累与当地工会打交道的经验,正确引导企业工会的职能方向,协调工会、劳工之间的利益。第二,树立利益分享的观念,确保薪酬公平原则,更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许多海外中资企业之所以频频发生劳资纠纷,正是因为没有制定好合理的工资方案,劳工最低工资标准过低,从而引起当地劳工的不满。越南政府于2015年再次调高了劳工的最低工资标准,针对这一变化,制定合理的员工薪酬方案和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还需要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帮助社区建设。第三,引入劳动法律专业人才,探索、制订应对TPP劳工条款的企业制度,使公司劳工标准达到TPP合规水平。同时,建立灵敏的洞察机制和相应的冲突预警机制。企业需要灵敏的洞察机制,时时关注目的国的劳动法律及执法环境的变化,根据目的国的劳动法律的变化,调整劳工战略并做好应对预案;而冲突预警机制则是应包括沟通机制,诉求机制、争议调解机制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只有建立和完善这些机制,才能防患于未然,将劳资冲突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注 释

①《越南迎来中国新一轮投资浪潮》,《劳动报》,2015年11月11日,http://laodong.com.vn/kinh-doanh/trung-quoc-o-at-dau-tu-vao-viet-nam-lanh-it-dunhieu-395576.bld。

②李夏:《降低劳资紧张关系,对抗还是对话》,《越南经济时报》,2010年04月01日。

③法治周末:《越南将迎接TPP大考》,2015年11月10日,http://www. 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8943。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 vn.mofcom.gov.cn/article/ddfg/waimao/201510/20151001139328.shtml。

⑤阮光泰:《加入TPP: 越南的新机会》,《人民月报》,2015年10月29日,http://www.nhandan.com.vn/hangthang/item/27824402-tham-gia-tpp-co-hoi-moi-choviet-nam.html。

⑥武文城:《加入TPP:除了工会还有别的保护劳工组织》,《越南年轻人》,2015年11月23日,http://tuoitre.vn/tin/chinh-tri-xa-hoi/20151123/vao-tpp-them-tochuc-bao-ve-nguoi-lao-dong-ngoai-cong-doan/1007719.html。

⑦阮进勇:《加入TPP—越南劳工失业的危机》,《越南新闻》,2015年11月09日,http://kinhdoanh.vnexpress.net/tin-tuc/vi-mo/lao-dong-viet-nam-truoc-nguy-cothat-nghiep-khi-tham-gia-tpp-3308840.html。

⑧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经商室: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 cj/201501/20150100864233.shtml

⑨美国贸易处代表网站:https://ustr.gov/tpp/,2015年11月05日。

1. 毕晶:《越南加入TPP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因素探析》,载《世界经济与贸易》,2014年第10期,第68-72页。

2. 范翠香:《解决越南企业劳动纠纷和罢工的方法研究》,河内国民经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3. 范明欢:《关于劳动者的新政策:现状和解决方案》,载《共产杂志》,2016年第882期,第1-3页。

4. 范维义:《跨太平洋协议对越南的影响》,胡志明,时代出版社,2013年版,第9-20页。

5. 林燕玲:《TPP中劳工标准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和对策研究》,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年第5期,第97-106页。

6. 刘超捷:《论WTO劳工标准之争与中国“劳动三权”制度的完善》,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51-56页。

7. 南洋:《2016年的基本工资:不可轻视》,载《越南劳动》,2015年第233期,第1-3页。

8. 阮明风:《TPP对越南劳动影响》,载《义安劳动》,2015年10月14日。

9. 阮文侠、李金凯:《越南谈判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企业的机遇和挑战—从战略管理角度来看》,载《今日湖北》,2014年第6期,第89-91页。

10. 吴远富:《越南企业劳资关系状况及工会法的修改》,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8期,第179-183页。

11. 协兴:《TPP对工资和劳工离职的影响》,载《越南工商工会》,2015年。

12. 押见善久:《越南劳动关系法制》,载《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青年调查杂志》,1999年第6期。

13. 赵晓燕:《韩国、越南和中国香港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及启示》,载《山东劳动保障》,2006年第Z1期,第50-52页。

14. 郑丽珍:《TPP谈判中的劳动标准问题》,载《 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9期,第107-118页。

15. 周霖临、何春林、彭军:《工会应成为依法治理劳动关系的排头兵》,载《工会信息》,2015年第34期,第10-11页。

16. Kerkvliet, B. Workers' Protest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In Anita Chan(Ed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ress, 2011:160-210.

17. Kaxton Siu, Anita Chan. Strike Wave in Vietnam, 2006-201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15, 45(1):71-91.

18. Clarke, S., C. Lee, and D. Chi. From Rights to Interests: The Challeng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Vietnam.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7, 49(4): 545-568.

19. Tran, A. The Third Sleeve: Emerging Labor Newspapers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Labor Unions and the State to Workers' Resistance in Vietnam. Labor Studies Journal, 2007, 32 (3): 257-279.

20. Pringle, T.,S. Clarke.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 Trade Unions in Russia,China and Vietn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责编/ 孟泉 Tel: 010-88383907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上接第39页)

3. 罗公利、肖强:《企业公益捐赠行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36-42页。

4. 张建君:《竞争-承诺-服从:中国企业慈善捐款的动机》,载《管理世界》,2013年第9期,第118-129页。

5. 朱迎春:《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激励效应——基于2007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载《当代财经》,2010年第01期,第36-42页。

6. Brammer S, Millington A.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philanthropy: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5, 61(1):29-44.

7. Campbell L, Gulas C S, Gruca T S. Corporate giving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er social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9, 19(4):375-383.

8. 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Business Horizons, 1991, 34(4):39-48.

9. Smith J M. Philanthropic identity at work: Employer influences on the charitable giv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employees.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013, 50(2):128-151.

10. Johnson O.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 analysis of corporate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1966, 39(4):489-498.

11. Preston L E, Obannon D P. The corporate social-financial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 typology and analysis. Business and Society, 1997, 36(4):419-429.

12. Amato L H, Amato C H. The effects of firm size and industry on corporate giv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2(3):229-241.

13. Mcguire J B, Sundgren A, Schneeweis 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31(4):854-872.

14. Robert J. Williams. Women on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42(1):1-10.

15. Useem M. 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corporate contribution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88, 30(2):77-88.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xecutives on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s. By general linear regression with 371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st,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harity Donation. Second,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ward Getting,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play a positive regul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Position and Charity Donation. Specifically, Position Taking and Relevant Disclosure play a negative regul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Key Words:Financial Position; Charity Donation; Charity Participation; Charity Management

■责编/罗文豪 E-mail:chrd_luo@163.com Tel:010-88383907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of Labor Relations Regulation in Vietnam's Transition Economy

Liao Chun Xia1, Nguyen Thi Thu Ha1, Mei Xue Heng2and Li Min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ng a socialism nation, Vietnam's economy system has shifted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since economic reform in 1989, which brings lots of changes in labor relations regulation. Vietnam's joining TPP is a new turning point in the Vietnam labor relations regu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etnam's labor relations regu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joining the TPP. It finds that Vietnam labor relations regulation is changing from government domination to market mechanism, which means that the labor disputes would increas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The government will intervene in the case of market failure. Finally, the paper gives comments to the Chinese investors in Vietnam. Especially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both government and investors need to consider the risk of labor relations disputes, and get ready to deal with it.

Vietnam; Transition; Labor Relations Regulation; TPP

Analysis on the Moderating Factors between Listed Companies' Financial Position and Charity Donation

猜你喜欢

劳工规制越南
读图
越南Vedana餐厅
主动退市规制的德国经验与启示
共享经济下网约车规制问题的思考
浅谈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
越南百里“银滩”
内容规制
目击
“凯萨娜”侵袭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