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海艳 代燕

农村人口流动对代际互动的影响研究

· 梁海艳 代燕

利用《山东省泰安市农村老年人问卷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农村家庭的子女外出流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影响不是特别明显，这与现实生活不太吻合，深究其因在于很多老年人不愿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情向外人表达；相比而言，子女外出流动对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影响比较明显，这与女性老年人比较善于感情的流露和表达有关。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经商一方面可以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改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和生活照料任务。从代际的经济互动来看，子女外出流动行为对是否给其父母钱以及给钱的数量都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但是反过来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却不会受到子女外出状况的影响，这反映了代际经济互动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从代际的情感互动来看，子女外出虽然明显减少了亲子之间面对面的互动频率，但多数老年人依然认为自己与儿女的感情非常好，并不会因此感觉不亲近或不孝顺，这反映了血缘关系在我国社会关系网络纽带中的重要作用。

外出流动 代际互动 农村 老年人

一、研究回顾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论语·学而》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这句话的涵义是“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才是体现‘仁'之最根本的基础”。同时孔子还在其思想理论体系中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孟子则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之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 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事，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思想开始深入民心，人们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转型。因此，从历史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发展、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协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孝”作为代际交往的一种形式，主要是后代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在人口大迁移时代，“孝”的作用形式可能已发生微妙变化。依据家庭成员结构，我国人口流动大致经历个人迁移到举家式迁移流动这一过程，原因在于起初由于经济能力，不太可能将其所有的家庭成员全部及时迁入流入地，而只能通过阶段性的迁居，像蚂蚁搬家似地一步一步将家庭成员迁入流入地，最后实现家庭的完整迁居。因此在阶段性迁居过程中，分离式家庭的产生必然对传统“孝文化”支持下的代际互动带来影响，目前关于人口迁移流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研究既有积极的结论，也有消极的。如子女外出流动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提高（孙娟娟，2010）。消极方面影响，如农村劳动力外出弱化了农村家庭养老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家庭结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严重破坏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支持系统（Aboderin & Isabella， 2004），进而引发代际关系的不协调问题（赵凌云，2003）。并且由于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拉大使得众多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因此子女无法在家赡养老人（张文娟，2004）。同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加剧了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并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王萍、李树茁，2012）。还有研究还发现，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对其父母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儿子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不平均分担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于共同平均分担经济支持，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都倾向于不给予老年父母生活照料（高建新等，2012）。也有学者从宏观的区域层面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人口流动的年龄选择性特征，外出人口的平均年龄和老年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农村户籍人口总体水平，从而保持较年轻的年龄结构，这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因此需要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邹湘江、吴丹，2013）。

从以上研究发现，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关于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的单边影响，忽视了代际互动是一个双边过程，并且还是一个多维度的双边互动过程，其不仅有经济资源的交换，同时也有家庭劳务及生活照料的互动和精神心理的互相安慰；不仅具有连续两代之间的代际支持，也有隔代之间的代际互动。按照廖泉文教授提出的人生职业发展的三、三、三理论，人生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输入阶段（出生至就业前）、输出阶段（就业至退休前）和淡出阶段（退休前后）（廖泉文，2004）。退休或年老以后的淡出阶段需要输入阶段和输出阶段作为基础，这种依靠同代内的输入与输出来实现养老资源平衡在城市里，其可行性比较高，可是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转向代际之间的平衡来实现养老，其模式如A→B→C……在农村地区，更多的是一种接力式的家庭养老，这方面的研究在现有文献中还很少提及。鉴于此，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子女外出是否会对老年人的代际交往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解决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同时也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老年人个体的生活质量。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10月20日至10月26日在山东省泰安市组织的《山东省泰安市农村老年人调查》资料。调查对象为截止2014年10月20日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年人，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07份，其中李家庄村106份、埠阳庄村124份、泉上村和庵上村共计128份、水泉村128份。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个人及其家庭基本信息、健康状况与日常生活照料、收入与住房状况、社会保障、家庭成员的代际互动和养老服务期望与观念等，本文主要对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支持进行研究，通过比较外出子女、非外出子女与老年人代际互动差异以及子女外出前后老年人的经济、生活、心理变化等，揭示人口迁移流动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STATA 12.0软件平台，使用的统计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推断性统计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用来描述数据的整体特征和两两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推断性统计分析方法用来探讨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代际互动）之间的独立性关系。同时，根据因变量的类别属性选用适当的模型：在分析经济互动时，虽然经济变量是连续变量，但在此次调查时为了更符合被调查者的实际情况，没采用一个确切的收入值，而是采用一个大概收入范围的办法，所以在这里收入变量实际上是一个分类变量，但不同收入段之间的次序是有实际意义的，所以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命令为ologit。

三、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70岁及以下的老年人占样本的一半以上，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女性比男性多。民族结构以汉族为主，占样本的99%。由于在农村调查，所以农业户口的比例非常高，超过96%。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本来就低，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更是如此，山东省农村老年人基本上不存在大专及以上的文化水平，不识字的比例非常高，而且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不识字的比例比男性明显偏高，在上过学的老年人中，曾经上过初中、高中的比例也比男性低。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其中离婚和未婚仅属于个别现象，但丧偶的比例比较高，而且由于女性长寿比男性多，所以两性丧偶比例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的丧偶比例比男性高出10%以上（具体结果见表1）。

（二）子女外出对老年人心理的影响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对子女外出前后老年人的心理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总体看来，外出流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在有子女外出的老年人中，大约一半的老年人没有感觉子女外出后心理上经常感到孤单，大约有1/3的老年人偶尔会感觉孤单，不到20%的老年人子女外出后经常感到孤单。这个调查结果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不太吻合，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老年人不愿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情向外人表达，很多老年人，只愿意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思念向自己最亲近的人倾诉。比如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相比而言，子女外出流动对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影响比较明显，这与女性老年人比较善于感情的流露和表达有关。分性别来看，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之间的心理感受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28＜0.05）。统计结果显示，女性老年人“偶尔感到孤单”和“经常感到孤单”的比例均比男性较高，60%以上的男性老年人都没有觉得子女外出后觉得孤单。

（三）子女外出流动对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影响

我国人口流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单个人外出流动阶段。大多数青壮年流动人口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为主，农忙季节又返回老家，这个阶段没有完全脱离家庭劳动生产与生活；第二阶段，夫妻共同流动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的人口流动成为主体，这个阶段流动人口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但还没有脱离家庭生活，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把子女留在家里让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核心家庭流动阶段。青壮年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第四阶段，扩展家庭流动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所以导致农村地区出现了一批留守老人，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为了解除子女外出的后顾之忧，大多数农村老年人还在承担家里的主要劳动生产活动。因此，子女外出流动对老年人的影响，除了心理上可能会产生孤单外，可能在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医疗、日常生活照料等方面也会受到影响。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单位：%）

调查结果发现，子女外出后对农村老年人的总体影响在衣食住行、经济收入、医疗、生活照料和劳动负担等方面，“没有受到影响”的比例基本都在一半及以上。具体来看存在一些差异，子女外出后对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收入和衣食住行和医疗方面的改善较多，而生活照料和劳动负担方面变得相对差一些。这与现实生活比较吻合，因为子女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养家糊口，流入地的预期受益明显高于老家，外出后可以明显提高经济水平，生活相对宽裕，给父母的钱自然也就会多一些，能够买一些较好的衣服给父母穿，同时也可以改善居住环境。但另一方面，我国户籍制度的隔离以及受农村土地的羁绊，在梯度迁移进程中劳动能力越弱的家庭成员转移的时间相对越晚。因此，老年人和儿童一般是家庭中最后外出者甚至一直留守在老家的留守群体。老年人在子女外出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接管土地和照料孙子女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老年人的身上。所以，子女外出流动后不可避免地加重了老年人的劳动负担和日常生活照料任务。

（四）外出流动对代际经济交往的影响

老年人与其子女的经济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有子女对父母的支持，也有老年人对子女（包括隔代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照料）的支持，尤其是子女外出后，可能会给孙子女零花钱、代替子女给礼金等辅助性的经济支持。在身体力行的时候，老年人往往还具有自己的劳动收入，不但不要儿女的钱，反而还尽可能地在经济方面帮补儿女，减轻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和负担。

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家庭的代际互动具有方向性和选择性。子女外出者“没有给过”父母钱的比例（15.73%）比没有外出者偏低（21.93%）。外出后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手头经济收入比较宽松，外出子女给父母钱的比例也就相对较高。进一步从给父母钱的金额来看，外出者给父母钱的金额较多，给1000及以上的比例比没有外出子女的高，虽然没有外出者也给父母钱，但是给的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是给父母500-999、200-499的较多，外出者与没有外出者之间在给父母钱的金额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P=0.040）。因此可以得出：子女外出对给父母钱以及给钱的数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反过来看，即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却不会因为子女是否外出而具有明显的差异。不管子女外出与否，父母给不给钱以及给多少均没有显著的影响（P=0.470）。

表2　代际经济支持的Logistic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干扰，我们加入了子女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收入等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外出流动仍然可以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具体结果见表2）。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外出子女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都会显著影响他（她）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子女性别不会明显影响他（她）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尽管与儿子相比，女儿的经济支持相对较少，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在赡养父母上面都发挥着同样重要的经济作用，女儿也不仅仅发挥着心理慰藉的情感功能。这与我们的个案访谈高度吻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数人认为女儿和儿子一样都可以养老，而且部分老年人甚至认为依靠女儿养老比儿子养老更好，这可以从个案访谈中得到体现：

QNS（F），59岁，文化程度为初中，在家务农，年收入大约10000元。老两口同吃同住。有两个闺女，大女儿今年35岁，已婚有孩子（7岁），嫁在泰安。她认为：“女儿出嫁还是离家近一点好，家里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回家，比较方便。小女儿刚大学毕业在泰安市的一个超市做销售员，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回家一次，离家也比较近，其实也就20km的路程，平时也经常打电话回来，每个周大概打2-3次，小女儿目前还没有结婚但已经有恋爱的对象，她对象也是泰安市的，就在华湾村，离咱们村很近，也希望小女儿离家近一些，最好是当天走当天可以回来。”在问到“在农村建养老院是否有必要”的时候，钱女士说“我有两个孩子，在家养老就很好，不会考虑进养老院养老”。“我觉得女儿非常好，她们会给我们买礼品、衣服，女儿比儿子贴心多了，就算儿子娶媳妇了，儿媳妇也没有自己养的女儿上心，女儿养老比儿子更好、更可靠”。①

（五）子女外出流动对代际情感与生活交流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人口流动还不常见，那时候家庭成员之间也很少出现明显的时空分离，通常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经常团聚在一起。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很少流动。在空间上，乡土社会中的确已不成为阻碍人们之间互相了解的因素，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小天地里，这小天地多少是孤立的，和其他的社群没有重要的接触；在时间上，每一代人在同一生命周期中生老病死，重复着同一个公式。为了维持乡土社会的秩序，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要被遏制着，乡土社会是一个安稳的社会（费孝通，2011）。可是，在人口流动大潮的袭击之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团圆梦”很多时候难以实现，他们的生活公式被解构甚至重构，“人口流动”就像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将本来聚在一起的家庭一分为二甚至更多碎块，导致家庭成员的分散化。于是原本一个完整的家庭被分割为以流入地为依托的流动家庭和以流出地为依托的留守家庭的“二元家庭”结构。因此对本应该聚居在同一生活空间中的家庭成员的互动与情感交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亲子之间面对面的互动明显减少，由此可能带来彼此的思念与牵挂。

调查结果显示：子女外出流动导致亲子见面的频率明显减少，没有外出的子女与父母“天天见面”的比例高达34.16%，明显高于外出者②与父母“天天见面”的比例（16.85%），由于外出家庭成员居住空间的分散性和时间的有限性，以及经济能力的限制大大降低了见面的频率，二者具有显著差异，外出者通常是一年能够见上几次，而没有外出的“天天见面”或“每周至少见一两次”的比例明显较高。

从通电话的频率来看，外出者和没有外出者与父母之间通话的频率在统计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子女外出后与父母常用联系方式是打电话，因此可能认为，外出流动会增加与留守父母打电话的频率，依此实现代际的情感交流，但经调研发现，外出者和没有外出者与父母通电话的频率没有明显差别，虽然外出者“天天打电话”、“每周至少一次”和“每个月几次”的比例均比没有外出者稍高，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明显。进一步通过定性资料的访谈发现，导致这种现象是父母和子女双方共同的因素，子女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天天打电话，而父母大多认为家里没有什么大事，一般也不会给儿女打电话，就算生病了只要不太严重，老年人都不轻易给儿女们打电话，以便让他们在外面可以安心地工作，减少不必要的心理担忧。

从亲子的情感距离来看，不论外出与否，大多数（93%以上）老年人都觉得和儿女很亲近，不会因为子女暂时外出而觉得情感距离疏远。这正反映了我们中国社会关系网络联接的一个重要纽带——血缘关系。在我国，传统上一直重视血缘关系，直到目前血缘关系（主要是家庭）在社会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人口迁移流动虽然地理空间上将一个完整的家庭成员分割成两个或多个“次生家庭”，但是终究切不开家庭成员之间的这条脐带——血缘关系，接近80%左右的老年人都认为外出的子女也非常孝顺，尽管和他（她）们面对面地互动频率明显减少。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山东省泰安市四个村落的老年人调查资料，分析发现：总体上看，子女外出流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存在影响，但并不显著，这与现实生活不太吻合，深究其因发现很多老年人不愿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情向外人表达；相比而言，子女外出流动对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影响比较明显，这与女性老年人比较善于感情的流露和表达有关。女性老年人“偶尔感到孤单”和“经常感到孤单”的比例均比男性较高。子女外出后虽然在经济收入、衣食住行和医疗等物质方面得到了改善，但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隔离以及受农村土地的制约，在梯度迁移进程中劳动能力越弱的家庭成员转移的时间相对越晚，因此很多老年人和儿童一般是家庭中最后外出者甚至一直留守在家。老年人在子女往外出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需要接管土地和照料孙子女等家务劳动。所以，子女外出后不可避免地加重了老年人的劳动负担和生活照料任务。子女外出对是否给父母钱以及给的数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不会受到外出状况的影响。从老年人与子女的情感互动来看，子女外出虽然明显减少了亲子面对面地互动频率，但并不会因此认为儿女与自己不亲近或不孝。这正反映了我们中国社会关系网络联接的一个重要纽带——血缘关系。

（二） 简要讨论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首次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目标，而乡城人口迁移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主要路径。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与城市具有显著差异的农村家庭养老网络，这个网络的核心力量便是“孝”。“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不断变化，在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几千年历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孝是指儿女的行为不应该违背父母、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意愿，是一种稳定伦常关系表现，所谓的“百行孝为先”就是中华民族对孝的观念的反映。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老龄化深度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需要从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如是否子女外出暂时陪不了父母就被视为不孝？另外，由于流动人口的选择性，导致了男性劳动力外出明显多于女性，而留守在家里的主要是女性家庭成员，在流动人口日益发展的今天，古代盛行的“养儿防老”之功能有所折扣，而且这里的“儿”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以“儿子”为重的“儿”，女人不论是作为“儿媳”的角色，还是“女儿”的角色，都在家庭养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在丈夫外出期间，不仅承担起生活照理的责任，往往还在劳动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对性别不平等思想带来了重要转折。

但并不是说，现代社会就不需要“孝文化”的维系，“孝文化”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做出适当的调适。如女儿也可以甚至很可能比儿子更会尽孝。在现代社会，“孝文化”也应该发挥它的当代价值，这不仅有利于和谐家庭的建立，也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解决快速老龄化提供可选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本文所讨论和分析的对象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城市地区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动，包括经济互动、感情互动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可能具有明显的差异。在城乡二元结构分化比较明显的社会背景下，城乡地区差距非常明显，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的经济互动、感情互动和一般的日常生活互动都会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城市地区的老年人一般有退休金，不需要子女负担起养老的经济责任；其次，城市与农村的人口聚居功能不同，城市是我国人口流入的主要聚居区域，而农村是人口流出的主要输出区域，城市留守老人的现象自然没有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城市老年人可能遇到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心理孤寂（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大多只有一个子女，而子女又不经常留在身边），城市老年人退休后不工作更容易引起心理失落感，而不像农村的老年人，他们没有固定的退休时间点，一般以身体能力和素质来看，是否劳动取决于老年人身体素质，不像城市老年人那样到了规定年龄点就可以退休。至于城市子女（包括外出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互动，也是一个值得探索和深入分析的问题，但本文仅从农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关于城市老年人的代际互动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讨论。

注 释比较普遍，他们大多从事“早出晚归”的就近打临工，所以即便外出也可能“天天见面”，二者并不矛盾。

① 作者访谈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阜阳庄村，2014年10月22日。

② 这里的“外出者”包括在乡镇范围内的转移，而且这种现象在山东省泰安市

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2. 高建新等：《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载《南方人口》，2012年第2期，第74-80页。

3. 廖泉文：《职业发展的三、三、三理论》，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9年第4期，第21-23页。

4. 孙娟鹃：《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载《人口学刊》，2010年第1期，第28-33页。

5. 王萍、李树茁：《子女迁移背景下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理健康的影响》，载《人口与发展》，2012第2期，第61-71页。

6. 赵凌云：《城乡社会流动与代际生活方式不协调问题》，载《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30-33页。

7. 张文娟：《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8期，第34-39页。

8. 邹湘江、吴丹：《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载《人口学刊》，2013年第4期，第70-79页。

9. Aboderin J C， Isabella R S. Modernization and ageing theory revisited current explanation of recent developing world and history western shift in material family support for older people. Ageing Society， 2004， 27（4）:29-50.

■ 责编/倪超 E-mail:nc714@163.com Tel: 010-88383907

Th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Migr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lder and the Young in the Countryside

Liang Haiyan and Dai Yan
（Institute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Urban，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four villages elder's surveys data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found that population migration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elder people's mental. The result doesn't fit with the real life completely， the inner reason maybe the elder don't reluctantly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 except the friends and relatives， but migration has obvious impact on the female elder， this result related to the female elder prefer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 than male. In general， population migration behavior could improve their income in rural，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d aggravated the labor and care burden of older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conomic interactions of generations， migration had a significantly impaction whether giving money and the amount to their parents， but parents giving money to their son and daughter will not be influenced no matter their son and daughter migration or not. This result reflec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interaction has a certain dir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of generations， population migr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face to face， but the elder don't think this is not close or filial piety， it reflects the kinship networ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socialinteraction.

Migr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Rural； Elder

梁海艳，曲靖师范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人口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后。电子邮箱：lhy2005042234@163. com。

代燕，曲靖师范学院城市学院，助教，硕士。

本文受曲靖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经费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四二一”家庭结构现状与和谐社会构建》（项目编号：08BK004）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