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江林 邓秀婷

财务基础与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关系的调节因素研究

· 柯江林 邓秀婷

上市公司积极开展慈善捐赠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的慈善发展处于初步阶段，相关理论还不完善。本研究从企业高管和管理文化角度着手，试图探讨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作用。通过搜集371家上市公司的慈善数据发现：财务基础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正向作用；活动意识、意识成果、组织管理、文化管理在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中扮演着正向的调节作用；组织意识、信息管理在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中扮演着负向的调节作用。最后，探讨了研究结果，分析了其与预期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实践与研究建议。

财务基础 慈善捐赠 慈善参与意识 慈善管理能力

随着当今时代竞争的加剧，企业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如何扮演好社会公民的角色、履行其社会责任，成为众多组织高度关注的议题。企业慈善作为最高等级的社会责任形式（Carroll，1991），虽然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中国慈善事业起步较晚，因此存在慈善理念相对缺失、慈善参与受环境制约、慈善捐赠水平低等问题（李骏，2005）。慈善捐赠是指“企业将其拥有处分权的财产，用自己的名义自愿、无偿赠予与其没有直接联系的受赠人，用于与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关联的公益事业”（罗公利、肖强，2006），它在调节社会资源、减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梁建等，2010）。

现有的企业慈善研究认为，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主要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所处的客观环境，包括所处行业、税收政策和外部压力。与公众接触较多的行业（如保险、零售、旅馆业等）的捐赠水平要高于与公众接触较少的行业（如：采矿、建筑等）（Useem，1988），而对社会及环境敏感、社会外部性强的行业（如石油、能源等），慈善捐赠对其声誉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企业捐赠也越多（Brammer，2005）。同时，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受所处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支出与企业所得税税率显著正相关（朱迎春，2010）。在此基础上，企业慈善捐赠还受到整体制度环境的影响，企业捐赠不仅仅是为了市场竞争的目的，还可能是企业管理者对外部压力的服从或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张建君，2013）。

二是，企业本身的性质，包括企业的规模、所有权性质、财务状况、高管团队特征等。在规模方面，有学者认为企业慈善行为与企业规模大小无关，也有学者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捐赠且慈善捐赠的数量也相对较大，在数量上企业捐赠与企业规模呈三次方关系（Amato L & Amato C，2007）。在所有权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对捐赠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有人认为非国有控股公司与公司慈善捐赠支出显著正相关。在财务状况方面，Useem（1988）认为净收入作为衡量企业是否成功的指标，也是影响企业慈善支出的重要因素。而Johnson（1996）通过研究产业结构和企业业绩对企业慈善行为影响的研究得出结论：税前利润对企业慈善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高管团队特征方面，Williams（2003）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中女性比例高的企业要比比例低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Campbell等（1999）论证了企业慈善行为水平与高层决策者的个人态度间的关系，认为两者关系紧密，富有同情心的决策高层会提高企业慈善水平。

上市公司作为引领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和进步的标杆，研究其慈善捐赠行为，有助于了解中国慈善现状。我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活动兴起较晚，且目前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财务状况、行业性质方面，缺少更为综合的因素考虑。在同一行业、相同财务基础上，为什么企业之间的慈善捐赠存在差异？本研究从影响公司行为决策的企业高管和管理文化着手，选取高管的慈善参与意识与企业整体的慈善管理能力作为调节变量，试图从一个综合的角度探讨上市公司财富与责任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一）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

财务基础是指企业当前所拥有的资金水平，主要反映在前期所得的净利润上。Preston 和 Obannon（1997）对67 家样本公司从 1982 到 1992 年 11 年间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他们发现，无论是公司社会责任在前，财务绩效在后，还是公司财务绩效在前，社会责任在后，这两个变量之间始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Mcguire （1988）等人在检验公司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中发现，前期的财务绩效比起后期的财务绩效与研究期间的公司社会表现的关系更紧密，且前期的财务绩效与研究期间的公司社会表现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即公司前期财务绩效的状况会影响公司当前的社会表现，如果前期财务绩效较好，则当前的公司社会表现也会处于较高的水平。另外，由于财务基础优秀的企业相对来说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知名度，在公众的压力之下，更具备条件和动力履行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的财务基础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正向作用。

（二）慈善参与意识在慈善捐赠中的调节作用

慈善参与意识是指企业高管通过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反映出的慈善理念和慈善意识。在前人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不同的高管团队特征会导致不同的慈善行为，而这些不同的特征主要是由于高管团队对于慈善的不同态度所造成的，如女性成员更加富有同情心等。因此这里设想高管的慈善参与意识会对企业的慈善捐赠产生作用。慈善意识反映在外部可衡量的行为特征上主要包括企业高管参加慈善活动、担当慈善职务，以及获得慈善奖项等。Campbell等（1999）论证了企业慈善行为水平与高层决策者的个人态度间的关系，认为两者关系紧密，富有同情心的决策高层会提高企业慈善水平。因此，企业高管的慈善意识越强烈，企业整体的慈善行为水平就越高，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也越高。同时，鉴于人们的身份往往和工作密不可分，因此雇员很容易被具有慈善意识的雇主的言谈举止所影响（Smith，2013），导致企业高管的慈善行为引导整个企业的慈善方向。最后，企业高管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在企业的战略制定以及具体运营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很容易带入到工作中，并成为整个公司的文化导向。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慈善参与意识能够调节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向关系。慈善参与意识越高，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越强。

假设2a：企业高管活动意识能够调节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向关系。活动意识越高，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越强。

假设2b：企业高管组织意识能够调节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向关系。组织意识越高，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越强。

假设2c：企业高管的意识成果能够调节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向关系。意识成果越高，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越强。

（三）慈善管理能力在慈善捐赠中的调节作用

慈善管理能力是指在企业管理中融入了慈善的理念，使得企业不仅仅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的慈善管理能力实际上是管理团队整体慈善意识在企业内部的表现，良好规范的过程能够产出好的结果。企业的慈善管理能力包括企业内部慈善机构的建设、文化的完善，以及社会责任报告的定期公布等方面。企业慈善管理能力作为企业慈善文化的反映，同时也影响着企业文化。随着企业内部慈善管理能力的加强，企业的慈善氛围得到巩固，员工的慈善意识得到提升，使得员工更乐于进行慈善活动，在面对公司的慈善捐赠上也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企业慈善管理能力越好，也代表着企业内部有更畅通的渠道开展慈善活动，相应的信息也更公开透明，减少了员工对于公司不透明捐款的抵触性。最后，从公众角度看，慈善管理得越好，公众对于企业慈善的知情权也就越大，企业在外界的舆论监督下，也会根据公司财务的增减情况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慈善捐赠。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慈善管理能力能够调节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向关系。慈善管理能力越高，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越强。

假设3a：企业机构管理能力能够调节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向关系。机构管理能力越高，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越强。

图1　研究模型图

假设3b：企业文化管理能力能够调节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向关系。文化管理能力越高，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越强。

假设3c：企业信息管理能力能够调节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向关系。信息管理能力越高，企业的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越强。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

本研究采用调查法的方法收集数据，调查对象是中国深沪两家的上市公司。以《2013年3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的上市公司名单为基准，随机抽取每个行业大类的公司10个（公司数量不足10个的，以行业公司最大数量为抽取值），共610家，排除2009年未上市、特别处理（ST、*ST等）以及2009-2012年企业高管变动较大的股票公司，共剩下有效公司371家，分为暴利行业与非暴利行业。以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所需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真实性。

表1　调节变量的衡量指标

（二）测量指标

1. 财务基础

财务基础是一定时期内企业经营活动在财务上的体现，是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状态的表现。本研究旨在衡量企业前期的财务水平对后期慈善捐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企业的净利润作为衡量财务基础的指标。

2. 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是上市公司在公司已有的财务基础上，开展慈善事业而对外捐赠的金额。因此，本研究选取上市公司营业外支出中的对外捐赠指标作为衡量慈善捐赠的指标。

3. 慈善参与意识及慈善管理能力

慈善参与意识和慈善管理能力作为本文选取的调节变量，其定义及衡量指标见表1。

（三）数据收集

为避免指标之间因果关系不明确，本研究选取有时间差别的数据作为衡量各个指标的依据，旨在减少变量相互之间的影响，确保相关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的信效度。

在自变量方面，本研究收集上市公司2009年和2010年的净利润，并计算其平均值作为自变量财务基础的取值。

在因变量方面，本研究收集上市公司2011年和2012年营业外支出的对外捐赠，并计算其平均值作为因变量慈善捐赠的数据。

在调节变量方面，首先，本研究运用百度和谷歌两大搜索引擎，收集2009年和2010年慈善参与的相关新闻，并根据指标确定其分数，以衡量高管的慈善参与意识。其次，本研究通过浏览上市公司官方网站，确定其组织管理和文化管理方面的信息，并根据指标给出得分。最后，在信息管理方面，本研究通过在各自交易所网站查看其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情况，确定其最终得分。

三、研究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显示了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经图表分析可知，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无异常情况。从变量的相关性上来看，行业与净利润和慈善管理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净利润与慈善参与意识、慈善管理能力以及捐赠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慈善参与意识同慈善管理能力、捐赠额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最后慈善管理能力同捐赠额也是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

表2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N=371）

表3　子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N=371）

进一步分析慈善参与意识和慈善管理能力的子维度得到表3。由表可以看出，在慈善参与意识方面，活动意识与组织意识、意识成果、组织管理、文化管理、信息管理、捐赠额显著正相关；组织意识与意识成果、文化管理、信息管理显著正相关；意识成果与文化管理、捐赠额显著正向作用。在慈善管理能力方面，组织管理同文化管理、信息管理、捐赠额显著正相关，文化管理与信息管理、捐赠额显著正相关；信息管理与捐赠额也呈显著正相关。

表4　财务基础对慈善捐赠影响的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财务基础和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以及慈善参与意识和慈善管理能力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的方式进行验证。表4、表5和表6显示了检验结果。在交互项中，为避免自变量间的高度共线性，所有的数据均去中心化后进行处理。下表中的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临界值10，D-W值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模型分析结果可以接受。

1. 财务基础和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

表4反映了净利润对捐赠额的影响，由表可以看出，行业对慈善捐赠无显著效应，而净利润的β=0.434（P＜0.001），相关系数非常显著，说明净利润对捐赠额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假设1得到验证。

2. 慈善参与意识的调节作用

表5　慈善参与意识调节作用验证的回归分析

表5是运用回归分析检验慈善参与意识的调节作用的结果，模型2表明净利润对慈善捐赠有显著的积极影响（β=0.425***），模型3在引入净利润X慈善参与意识的交互项以后，对于慈善捐赠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加了0.9%（ΔF=4.248*），整体方程能够解释慈善捐赠19.2%的方差变异。尽管增加的解释力度较小，但由于方差变异是显著的，仍能表明慈善参与意识能够显著调节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参与意识越强，财务基础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影响就越大（交互乘积项的 β=0.114*），假设2得到验证。

具体到慈善参与意识的各个维度，表5的模型5表明，在模型4的基础上增加了净利润与三种慈善意识的交互项乘积以后，模型5对慈善捐赠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加了2.3%（ΔF=3.561*），整体方程能够解释内在工作满意度20.2% 的方差变异。同样，尽管增加的解释力度较小，但由于方差变异是显著的，仍能表明这三个维度能够显著调节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高管的活动意识越强、意识成果越好，财务基础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影响越大，假设2a和2c得到验证，而净利润与组织意识交互项的β系数为负，表明高管的组织意识越强，财务基础对慈善捐赠的影响越弱，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

3. 慈善管理能力的调节作用

从表6的模型2可以看出，净利润对慈善捐赠有显著的积极影响（β=0.397***），模型3在引入净利润X慈善管理能力的交互项以后，对于慈善捐赠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加了4.8%（ΔF=23.607***），整体方程能够解释慈善捐赠25.5%的方差变异，表明慈善管理能力能够显著调节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慈善管理能力越强，财务基础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影响就越大（交互乘积项的β=0. 484***），假设3得到验证。

表6　慈善管理能力调节作用验证的回归分析

具体到慈善管理能力的各个维度，表6的模型5表明，在模型4的基础上增加了净利润与三种慈善管理能力的交互项乘积以后，模型5对慈善捐赠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加了21.1%（ΔF=59.812***），整体方程能够解释内在工作满意度20.2% 的方差变异，表明这三个维度能够显著调节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文化管理能里越强，财务基础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影响越大，假设3a和3b得到验证。而净利润与组信息管理交互项的β系数为负，假设2c没有得到验证。

四、讨论与结论

（一）结果讨论

1. 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

本研究考察了企业前期的财务基础与企业当前慈善捐赠额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结果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与慈善捐赠额之间无显著相关，而前期的财务基础对当前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主观方面解释，财务基础良好的企业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能力参与慈善活动，并且从客观方面来看，社会公众对财务基础良好的企业抱有更大的社会期望，在上市公司各方面信息的公开的前提下，财务基础良好的企业为获得好的名声，更具备从市慈善活动的外在动力。

2. 慈善参与意识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企业高管慈善参与意识及其子维度的调节作用。慈善参与意识的均值为0.28，其子维度活动意识、组织意识、意识成果的子维度分别为0.11、0.05和0.12，分值都相对较低。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企业高管以个人名义进行慈善活动相对较少，企业高管的慈善意识还有待加强。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慈善参与意识及其子维度在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中都起到了调节作用。企业高管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者，具有引导和协调公司各项活动的开展，并为其提供条件和帮助的职责。因此，企业高管个人的价值观很容易带入到公司的管理中。同时，高管参加慈善活动，会受到公司内部员工的关注，并向员工传达一种慈善信息。因此，慈善参与意识作为企业高管慈善意识的反映，调节财务基础同慈善捐赠的关系很容易得到理解。

具体到各个子维度，活动意识、组织意识和意识成果都是反映高管慈善参与意识的指标。在活动意识方面，企业高管慈善的直接体现就是进行慈善活动，慈善活动参与的多代表企业高管有意愿和能力帮助他人。在这样的影响下，相同的财务基础条件下，参加慈善活动多的企业高管更愿意带领着整个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在意识成果方面，获得的奖项是对企业高管之前从事慈善活动的肯定，也即对其慈善意识的鼓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得到重视的今天更是企业的荣誉，企业和高管在前期慈善活动的基础和后期奖项的激励上，更容易进行慈善捐赠。综上，活动意识和意识成果都在财务基础和慈善捐赠的关系中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而在组织意识方面，企业高管在慈善组织中担当职务，能接触到更多的慈善人士，拥有更多从事慈善的资源，高管的双重身份要求高管在企业内部进行慈善的普及和宣传，因此理论上对企业慈善捐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企业高管担当慈善职务的升高，其公司的净利润与捐赠额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反而减弱，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高管在慈善组织中担任较高职务，使得其慈善愿望可能更多的由慈善组织来表达，减少了其通过公司表达自己慈善意愿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企业高管担当职务升高，可能产生懈怠情绪，减少其慈善参与意识。同时，组织意识水平低意味着企业高管是在地方级的慈善组织中任职，由于地方上的上市公司数量不多，当地的慈善事业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公司慈善开展，当地人民对于企业慈善的期望值也较高，因此，对于企业慈善的促进作用较大。

3. 慈善管理能力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企业的慈善管理能力及其子维度的调节作用。慈善管理能力的均值为1.18，其子维度组织管理、文化管理、信息管理的子维度分别为0.04、0.42和0.72。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慈善管理能力方面有了较大发展，慈善文化管理以及信息管理方面进行较好，但是在组织管理方面仍有待改观。国内很少有上市公司成立专门的慈善管理能力部门，在基金会方面，全国共有80家上市公司成立基金会，其中A股上市公司47家，仅占2012年末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2%（《上市公司基金会发展趋势分析》2013版），数量较少且管理不够规范，上市公司在建立内部的慈善机构方面还需较大改善。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慈善管理能力及其子维度在财务基础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中都起到了调节作用。慈善管理能力是指在管理整个公司时，融入企业慈善的理念，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体现了企业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重视慈善活动。企业慈善管理得当，更能促进企业开展慈善活动，进行慈善捐赠。

具体到各个子维度，组织管理、文化管理和信息管理都是反映企业慈善管理能力的指标。在组织管理方面，相关机构完善的企业，其相应的规章制度、实施通道较为完善，由专门的人员从事慈善管理能力活动，更能为慈善活动争取到资源，促进企业慈善的发展。在文化管理方面，文化是行动的先导，文化管理到位了，行动才能跟上。慈善文化普及的公司，企业内的员工也会培养起一定的慈善意识，强烈的慈善意愿会促使企业形成共同的慈善捐赠意愿。综上，组织管理和文化管理在财务基础和慈善捐赠的关系中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在信息管理方面，随着企业慈善数据披露的增多，企业的财务基础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作用反而减弱。深沪两家证券交易所的部分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这会促使公司开展慈善活动，但是由于企业是出于非自愿目的进行慈善，积极性不会很高，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交易所的要求。在这样的前提下，信息管理作为慈善捐赠的调节因素，应该区分主动和被动，主动的信息管理才能真正衡量慈善管理能力。而活动意识、组织意识、意识成果、组织管理和文化管理五个方面则主要是出自主观方面的意愿，更能对企业慈善捐赠起到调节作用。

（二）对中国上市公司企业慈善发展的启示

在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各个企业都开始将其提上了工作议案。但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和实践都还有待改善，部分企业从事慈善活动浮于表面，并没有从深层次关注企业慈善的价值和意义。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航标，了解其慈善发展状况，并加以规范引导，其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慈善的发展。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对上市公司慈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引导上市公司根据财务能力进行慈善捐赠。进行慈善捐赠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财务基础良好的企业可以进行相对较多的慈善捐赠。然而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仍存在小部分上市公司净利润为负，但慈善捐赠的水平很高。这样的策略歪曲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本意，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学者论证过部分企业因为公司状态不理想而采取慈善活动，试图转移外部对自己的注意力，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依据，但是不应该以慈善捐赠的方式进行。捐赠的越多，企业当下的经济状况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慈善，比如组织员工义工队等。

其次，培养上市公司高管的慈善参与意识。企业高管的慈善意识对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寻求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企业高管的作用。一方面，社会上要形成一种鼓励企业慈善，鼓励高管慈善的氛围，积极宣传典型案例，努力发展高管为当地慈善组织的成员，规范慈善组织管理，杜绝高管懈怠，对于优秀的高管要不吝啬表扬；另一方面，企业高管应以身作则，积极参与慈善，在各类活动中坚定自己的慈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带动整个公司的慈善氛围。

最后，引导上市公司完善慈善管理。良好的慈善管理能保证企业慈善的有序、有效进行，组织管理能实现慈善捐赠的持久稳定，文化管理能保证慈善捐赠的大众认同，而信息管理更是能实现慈善捐赠的公开透明。管理上市公司的交易所可以给予上市公司一定的慈善管理建议，适当地引导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使其自愿自觉地开展慈善管理，尽量避免强制性要求，以防止出现结果与目的不一致的情况。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建议

企业慈善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本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首先，研究涉及的变量面较窄。在企业高管方面只涉及慈善参与，没有考虑别的影响因素，如“高管团队的学历”、“高管的社会资本等”，在后续的工作中可以继续从人力资源角度开展深入研究。

其次，慈善参与和慈善管理的衡量缺少理论支持。学术界对于慈善参与和慈善管理并没有相关的定义，其衡量子维度的选取也仅仅是根据已有的常识和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确定，并且在选取相关披露方面忽略了交易所可能存在的强制性措施。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继续探讨其他可能反映慈善参与和慈善管理的指标的作用，并且区分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

最后，两个调节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慈善管理能力是企业高管团队慈善意识在企业内部的表现，而本文的慈善管理意识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如果董事长和总经理在高管团队中有较大的话语权，那么企业的慈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体现的是董事长和CEO的慈善意愿。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区别对待一下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

1. 李骏：《中国企业慈善的发展现状》，载《社会观察》，2005第13期，第24-25页。

2. 梁建、陈爽英、盖庆恩：《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7期，第109-118页。

（下转第101页）

柯江林，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邓秀婷（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dxiuting@126.com。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基于职场精神力的企业慈善行为对员工态度行为影响机制研究”（7110202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