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旖旎

不能讲中国话，是最大的痛苦

本刊记者陈旖旎

台湾的抗战史，是由千千万万个“李友邦”谱写的。就像台籍报人李纯青说的那样：“每一个台湾人寻求祖国的历程，都像一首万行的叙事诗。”

林正亨（1915—1950），出身于台湾雾峰林家，祖籍漳州龙溪，“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战，祖父林朝栋、父亲林祖密都是著名的抗日名将。

林正亨：家祭无忘告吾翁

如果一个“李友邦”就能写成一首万行叙事诗，那么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雾峰林家，则可以写成一部大型叙事史诗了。2004年央视上映的历史剧《沧海百年》，正是以雾峰林家为原型拍摄的。

“三代民族英雄，百年台湾世家”——这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为林家所题写的牌匾。雾峰林家第六代子孙林朝栋是台湾清治时期的将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回台湾后，林朝栋发誓誓死保卫台湾。1904年，他病死上海，临终遗命子孙：“台湾是在我的任内丢失的，我的家人一定要收复台湾！”

借为父亲奔丧之机，林朝栋的儿子林祖密举家迁回了鼓浪屿。为归国抗战，李友邦舍弃了台湾优渥的生活，同样出身望族的林祖密，则置在台家产于不顾，几经周折退出了日本国籍，恢复中国籍，成为辛亥革命后台胞正式恢复国籍第一人，真真践行了“宁愿放一切，也不作异国子民”。此后他矢志不渝追随孙中山革命，却在孙中山逝后为北洋军阀所杀害，也是至死未见光复。

祖辈与父辈的遗愿，到了林祖密之子林正亨手上终是实现了。1945年10月30日，林正亨给母亲写了参军8年以来的第一封家书：“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

1937年，抗战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林正亨和当年的李友邦一样，只身来到大陆，考入前身为黄埔军校的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1944年他参加远征军赴缅甸抗日，在一次战役中，他子弹耗尽后与敌人肉搏，身中16处刀伤才倒下。后来他被战友们从死尸堆里背出，做了两次大手术才活命。但他两手都伤了筋，无法握拳，留下了终生残疾。

那封家书，便是林正亨用几近残废的手写下的。

但是他的言辞中却不见半点不甘与自怨自艾，反而是竭力开解母亲，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他的骄傲：“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值得。请母亲不要为我残废而悲伤，应该为家族的光荣来欢笑，你并没为林家白白地教养了我，我现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荣的人物。”

他笑叹：“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可算尽了责任……”

林献堂（1881—1956），出身于台湾雾峰林家，祖籍漳州龙溪，台湾地区民族运动领袖，两岸史学界公认的“台湾议会之父”。

林献堂、蒋渭水：台湾有病，得治！

与林朝栋同辈的林献堂，也是雾峰林家抗日的杰出代表。不同的是，林朝栋扛得起刀枪，就进行武装抗战；林献堂使得了笔杆，则走上了文化斗争之路。

林献堂认为，一个国家领地被占领了不可怕，文化一旦遭侵略，那这个民族就面临灭顶之灾了。他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

眼看着同胞的武装抗日屡屡失败，台湾找不到出路，苦闷彷徨之下，年轻的林献堂便想到了“打入敌人内部”——到日本游历，以期知己知彼、师夷长技。1907年，他在奈良拜访了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向他请教如何抗日。

林正亨只会说闽南话，由于语言不通，二人全程在纸上笔谈。梁启超提出了“非暴力抗日”的建议，大大启发了林献堂。后来他便依循梁启超的建议，领导台湾民众轰轰烈烈开展各种非武装抗日运动。

1921年，他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历时十数载不辍，要求建立台湾议会，允许台湾人参政。因此，他被两岸史学界公认为“台湾议会之父”，成为台湾近百年来深具影响力的人物，还曾被全台网络票选为“一百年来台湾第一人”。

1921年，40岁的林献堂认识了31岁的蒋渭水，他们在台湾民族解放的主张上一拍即合，与另外几位同志发起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他们深入民众中间，举办读报社、讲习班及各种形式的演讲，开展文化启蒙运动。据日方资料记载，1923年至1926年间，台湾文化协会共举行演讲会798场，出席听众有近30万人之多。

蒋渭水（1890—1931），出生于台湾宜兰，祖籍漳州龙溪，学医出身，台湾日据时期民族运动领袖之一，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众党的创立者。

翁泽生（1903—1939），出生于台北市太平町，祖籍福建同安，台湾共产党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一个月后，行医出身的蒋渭水即在《会报》上，发表了《临床讲义》一文，视台湾为病患进行诊断，称“病人”所患的是“智识的营养不良症”，必须进行“原因疗法，及根本治疗”，并开出了处方：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辅助教育，最大量；幼稚园，最大量；书馆，最大量；读报社，最大量。

翁泽生：敌人都为他点赞！

“台湾文化协会”吸收了不少进步青年，李友邦便是其一，可以说，他的反日运动就是林献堂、蒋渭水等前辈给领入门的。另外还有个青年深得蒋渭水欣赏，这人叫翁泽生。

翁泽生出生于台北，父亲是个爱国茶商，早年从福建同安东渡台湾，所交往的友人也都是些爱国志士。从小耳濡目染之下，翁泽生的祖国意识早早便已觉醒。1920年到厦门集美中学求学后，翁泽生见证了祖国大陆蓬勃开展的革命运动，更是备受鼓舞，次年寒假，他加入了“台湾文化协会”。

与蒋渭水的赏识相反，翁泽生11岁起就读的太平公学校（原名大稻埕公学校）的老师、领导，对他可头疼极了。日本殖民当局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学校禁止讲闽南话，翁泽生却屡屡带头公然挑衅，“我行我素”用闽南话回答日籍老师的提问，并拒绝按规定喊歌颂日本殖民统治的口号。

1923年7月30日，学校25周年校庆，邀请了历届毕业校友参加。在纪念会上，翁泽生突然冲上讲台，用闽南话演讲，向校友们宣传“台湾文化协会”的宗旨，指出台湾人是汉民族，要讲汉语，讲台湾话（闽南话），并向大家介绍祖国的爱国革命运动。日籍校长恼羞成怒，上台欲将翁泽生撵走，台下同学们却用雷鸣般的掌声为翁泽生助阵。

翁泽生更加理直气壮，他疾呼：“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世界上还有比这种不自由更痛苦、更耻辱的事吗？”

被翁泽生这样一闹，纪念会只得草草结束。事后，日本殖民当局还对这次事件进行了立案侦查，此为轰动一时的“太平公学校事件”。翁泽生因此上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黑名单”。

1925年由厦门大学转入上海大学学习的翁泽生，经由瞿秋白的引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 4月，翁泽生与林木顺等人共同成立了台湾共产党。

1933年翁泽生在上海英租界安排工作，遭叛变被捕，不久后被遣回台湾，关押于台北监狱的单人牢房，作为重要犯人被监禁了起来。当时殖民当局对他恩威并施，逼他承认与台共的关系，诱其“转向”。

翁泽生却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父亲是福建同安人，母亲是台北人，你们可以判我刑，要我转向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满出狱后，我还要回祖国去，继续参加革命！”

在狱中，翁泽生饱受酷刑，以至身患重疾，1939年历经折磨后牺牲了。日本《朝日新闻》为此还特发专文报道，称“台湾最光辉的一颗红星陨落”。

康大川（1915—2004），台湾苗栗人，祖籍福建福州，1938年，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活动。

康大川：我是福建人

“我是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台湾女青年杨美华这句话，是李友邦回大陆前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无数生于台湾长于台湾的人的写照。尽管这样，“祖国”对杨美华来说仍不仅是个生而带有的标签这样简单。怀着“只要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的一腔热血，留学日本，还差半年即可大学毕业的杨美华毅然返回大陆参加抗战。

日据时期，直接从日本回国从事抗战活动的台湾青年着实不少，康大川也是一例。

康大川从小就“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恨之入骨”，“七七事变”的爆发，一下子将他心中的火给点燃了，那时候还在日本留学的他，认定了“唯一的出路只有奔回大陆”。于是1938年3月毕业那天，康大川在大陆同学的协助下，从横滨搭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奔回祖国大陆意欲参加抗日战争。

然而由于他是台湾人，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肯接受他。后来经同学提醒，康大川不再说自己是台湾人，而直接称自己的籍贯为福州（祖籍地）。这一做法果然奏效，他很快被录用并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37军第60师政治工作队，开赴赣北、湘北等地抗日前线。

我们常说“闽台一家亲”，不仅因为两地之间一衣带水，更是由于台湾民众的祖籍地大多是福建。

一些回国参战的台胞因台籍或日籍身份不被信任时，他们就以能讲闽南话、客家话等闽方言为证，表明自己是福建人。别说，这招还挺管用，“福建人”的身份确实为不少台胞志士归国抗战扫除了政治障碍。

李友邦小时候曾因对日本同学一句“清国奴”的辱骂进行反击，而招致日籍教师的掌掴。康大川幼时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

那是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位台湾同学竟用日语骂一名同学“清国奴”，这是当时日本人骂台湾人最恶毒的语言。康大川的一位中国老师听到后，流着泪对学生们说，用日本人的语言骂自己的同胞，这不正合了日本“皇民化”教育的阴谋……老师的话让不少同学都哭了，包括康大川在内。

这位老师后来因为“意识”问题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做了和李友邦一样的决定——离开台湾到大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