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旖旎

李友邦为了回家，在故乡流浪

本刊记者陈旖旎

李友邦（1906-1952），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今新北市芦洲区）李氏望族，是其家族从福建同安迁台后的第五代子孙。他是第一位台籍抗日将军，1939年创建台湾义勇队，领导这支由台胞组成的队伍辗转闽、浙多地抗日，1952年在台湾“白色恐怖”中遇害。

刚过去的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可是，在海峡两岸共同纪念抗战、缅怀先烈的时候，仍有部分黔驴技穷的“台独”分子，还鼓噪着“台湾本是日本的”“台湾没有抗日史”这样的分裂缪谈。

这可惹火了不少台湾抗日志士的后人，他们纷纷隔空怒斥，掷地有声地重申历史真相：“对日抗战，台湾人没有缺席！”可谓对“台独”分子实力打脸。

“人称中国抗战8年，其实对台湾来说，从1895年算起，扎扎实实抗日50年。”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理事长邱淑女说。

不拘于台湾本土，台胞的抗战足迹，实际遍布中国大陆不少地方。70多年前，漂洋过海回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台湾志士，有5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友邦及其创建的台湾义勇队。

故事的主角，是一群“浪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李友邦振奋非常。他对共同投身抗战洪流的台胞弟兄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李友邦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今新北市芦洲区）的一个望族，身为家中长子的他，从小就被寄予厚望。但为了“不当日本顺民”，他不惜放弃优渥的生活，回大陆当起“浪子”。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已经投身革命多年的李友邦本在浙江活动，为了组织台胞抗日，次年11月他以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的身份，偕同秘书张一之赴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这是李友邦首次踏上，繁衍了他们家族血脉的土地。

当时在大陆的台胞不少，主要散居于闽浙粤三省，尤以在闽者最多。抗战爆发后，福建省政府怀疑部分散居大陆的台胞是日本特务，于是强迫省内各地的台胞430人离开沿海地区，迁往闽北崇安。

这些台胞被安排集中住进“台民宿舍”，并在省政府设立的“台民垦殖所”耕垦劳动，自谋生活。他们原本多从事医疗、工商等行业，不谙农事，只能靠着由省政府发给的仅够置买大米的生活费艰难维生。两三个月后连生活费也没了，他们生活无着，在政治上又备受歧视，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听说李友邦来了垦殖区，要组织台胞参加抗日，不少有志之士便联名写了一封长信请战：“吾辈中亦有年富力强者，愿在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参加抗战……朝鲜同志固无论矣，而日本民众尚且反抗日本军阀，彼等且能之，而吾辈台胞独不能之乎？故欲组织义勇队参加是项国际纵队，望政府予以补助。”

1938年10月10日，朝鲜在汉口成立义勇队，随即投身于中国抗日战场，这个消息给了李友邦极大的鼓舞。他接纳垦殖区台胞志士所提的仿效朝鲜义勇队的倡议，决定采取台湾义勇队的形式组织台胞参与抗战。

李友邦关于组建义勇队的想法，很快征得了福建省政府的赞同及支持，在闽台胞闻讯后更是群起响应，很快，一支近300人的队伍就在崇安组织起来了。

由于对李友邦政治立场有所质疑，国民党当局在一开始并不承认台湾义勇队。为此李友邦四处奔波、多番申请。几经周折后，1939年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总算口头承认了这支抗日义勇队。李友邦当即回到福建，把第一批台胞队员带到金华去，集中训练后，于2月22日在金华县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台湾义勇队。

同日，他还成立了一个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当时随李友邦到金华的队员中，有几人将他们的子女也带去了，那6个孩子后来一起加入了少年团。

李友邦这个“浪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更多像他这样的“浪子”集合在了一起。这支队伍从开始寥寥数十人，逐渐壮大到了四五百人，成为抗战时期由台胞组成，直接参加祖国抗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支有正规编制的抗日队伍。

1942年5月，“浙赣会战”爆发，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从金华撤退，10月转入龙岩，并设总队部于龙岩中山东路连家祠堂。驻龙岩期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发展到了100多人。图为1944年小团员们在龙岩合影。

穿上白大褂是医生

身边突然多了这么群操着一口闽南语、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出于各种不了解，当时金华地区的广大民众对他们自然心怀戒备。但渐渐的，台湾义勇队的“义”举就让关系破冰了。

义勇队中，从医者占了三分之二，李友邦充分发挥队伍的医学特长，于1939年9月12日在酒坊巷开设了抗战期间的第一家台湾医院。此后他们又在浙江衢州、南溪以及福建建阳陆续成立了3家医院，从崇安出去的几十名医生成了骨干。

医院所设科目十分齐全，对出征人员、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李友邦还将医生们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随时义务代打预防针，给贫苦病人送诊送药等等，为抗日军民提供无偿服务。

台湾医生的美名一下子传开了，连邻县城乡的病人都专程来就医，使台湾医生“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医同样“难成无药之治”。用药紧张是战时医生们面临的一大难题，义勇队中有不少技术人员掌握着制造重要战略物资樟脑及药品的技术，于是他们义务承担起了制药工作。

他们在盛产樟树的闽北、浙南建立樟脑制造厂，自己出产原料，制造出战场上迫切需要的麻拉利亚药水、皮肤病药膏、疟病丸和需求量大的胃病特效药等，多数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其余供后方民众治疗使用。义勇队此举大大缓解了抗战时期药品紧缺的困难，挽救了众多抗日战士和老百姓的生命。

他们也经常到前线服务，或参加野地医院的救护工作，或在最前线战斗单位进行医疗工作。一次日军飞机轰炸金华，在城区闹市投下数十枚炸弹，烧毁房屋数百幢，很多民众受伤。台湾义勇队得到消息后，当即出动，一刻不停地全力抢救伤员。

抗战时期，他们成了东南战线最宝贵的医疗资源。直至今日，“台湾医生”仍旧是当地一些老人心中高超医术与良好医德的代名词。

台湾义勇队中的医务队员在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台湾医院前合影。

脱了白大褂，是宣传员、情报员

到了战地前线，义勇队队员穿上白大褂是医生，脱了白大褂就是宣传员、情报员。

台湾义勇队之第一要务，不是打仗，而是对敌政治工作。“屠牛夫，两角间，闹盖三斧要当先。”李友邦曾用这种比喻说明，打击敌人要直逼要害。在他看来，对敌政治工作就是直逼要害。

由于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台湾义勇队初成立时的几十人都能讲日语、写日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被迫接受日式教育的他们，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士兵心理较为了解，因而极适合担任对日军的宣传及策反工作。

利用这个优势，他们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和传单，协助审讯日军俘虏、做日俘转化工作，写制反日传单，收录日军电台广播，教部队官兵学习阵前喊话的简单日语等，达到了推动敌伪士兵厌战的目的。

义勇队队员们多不是“打仗的料”，李友邦根据这支队伍的特点，制定出了一条特殊的抗战道路：队员们转战浙江、安徽、福建等地，深入前线、后方、敌后与沦陷区，或伪装走私船出入敌占区，或以重金贿赂敌伪人员，或打入敌伪军政机构，利用各种手段，获取一份份宝贵的情报，并送至前线。1943年1月至1944年10月，不到1年时间，台湾义勇队就提供了敌伪情报约178件。

当然，李友邦和他的台湾义勇队也打仗，最为人称道的，当提他们三次突袭厦门。

1942年“浙赣会战”爆发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撤出浙江转战福建，进驻龙岩。次年6月17日，时值日据台湾47周年，他们深夜对厦门的日军侵华总部兴亚院发起突击，向院内投掷数百枚手榴弹，把兴亚院炸得一片狼藉。6月30日，他们炸了日军在虎头山的海军油库。翌日，他们又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投放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名。

这三次突袭的成功，搅得日伪鸡犬不宁、鸡飞狗跳，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1945年9月，李友邦在厦门南普陀藏经阁东后山岩石上，书刻“复疆”两个大字。

战时一样需要歌舞

“我们被压迫的台湾人是没有一刻忘掉，更没有一刻停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李友邦在《台湾先锋》的发刊词里写道。

《台湾先锋》是1940年4月15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复刊的一本抗日宣传刊物，李友邦任主编，可惜出版10期后就被迫停刊。1943年元旦，李友邦又在龙岩创办了《台湾青年》作为宣传阵地。义勇队还经常配合各地党政军团的各种活动，为其绘制标语、漫画，编写纪念特刊。

除此之外，作为队长，李友邦常以身示范，积极开展各类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以后，他几度接受国际广播电台邀请，用日语、闽南语向日本人民以及台湾岛上的同胞进行广播，1939年又多次在金华、桂林等地作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讲演。1942年，他到重庆对全国民众广播，踌躇满志地说：“日本说3个月内要亡中国，现在已经超过3年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同胞大家要起来对抗日本，日本不久就会战败了。”

他在金华给日伪俘虏开会，说明“中国抗战系为争取民众解放与谋取远东永久和平之意义”，并在浙江省国民抗战自卫团总司令部无线电训练班讲述“台湾革命与弱小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均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在他的领导下，台湾义勇队及少年团的抗日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

尤其是少年团的队员们，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一边学文化，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籍，一边随着义勇队奔赴抗日前线作巡回演出，慰问受伤将士，组织募捐活动等。他们表演生动活泼的相声、歌舞、快板等节目，慰问鼓舞抗日将士和各界民众。活跃在闽浙等地的少年团，成了当时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儿童团体之一。

李友邦明确提出了“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光复台湾是他们的最终期盼。每到一地，他们就走进学校，走上街头，发表抗日救亡演讲，还召开联欢会和座谈会，控诉日本侵占台湾、欺辱台湾人民的罪行，宣传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1945年，随着中国抗战大业的圆满落幕，台湾抗日领袖李友邦功成身退，是年12月率领他的台湾义勇队意气风发踏上返台的航船。

临行前，李友邦特在厦门南普陀藏经阁东后山的巨石上，书刻“复疆”二字。“复疆”是台湾义勇队臂章之标语，也是李友邦20载抗战生涯之矢志追求与精神动力。这两个遒劲的大字，坚定地诉说着李友邦等爱国台胞坚如磐石的“复疆”之志、归国之心。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