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征，席玉娥

（1.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2.西安市六棉学校，陕西　西安　710038）



产品服务化供应链协调的收益激励机制

和征1，席玉娥2

（1.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8；2.西安市六棉学校，陕西西安710038）

针对产品服务集成商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协调问题，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建立收益激励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求解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收益激励策略。研究表明：①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与收益激励系数正相关。②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服务能力系数、服务创新投入程度、服务质量系数与收益激励系数正相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成本系数、风险规避系数、外部环境变量的方差与收益激励系数负相关。

产品服务化供应链；供应链协调；收益激励；激励机制；委托代理理论

1　引言

随着服务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我国许多制造企业都在积极实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战略。T.S.Baines（2008）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企业为了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通过不断创新，由向客户提供产品到提供产品服务系统的转变过程［1］。李海涛等（2013）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企业通过增加服务项目或直接从事服务业务经营，从而增加服务在企业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活动［2］。Markjohnson等（2008）研究制造业服务化战略下的供应链，提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概念［3］。T.Bains等（2009）、R.W.Schmenner（2009）指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中的产品服务集成商与上游的产品服务供应商进行服务能力协调，并直接向客户提供产品服务系统［4-5］。H.Lockett等（2011）认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问题的研究应着眼于产品服务集成商与产品服务供应商关系问题的研究［6］。本文认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是指作为核心企业的产品服务集成商通过整合供应链中的各种资源，与产品服务供应商和客户的相互合作，最终直接向客户提供产品服务系统的功能网络结构。

有关供应链协调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在国外，Chopra和Meindl（2007）认为供应链协调是为了实现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目标和激励的一致性，建立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和诚信关系，提高信息的精确度，从而改善供应链的运营绩效［7］。Cao等（2010）认为供应链协调是为了实现供应链整体目标的一致性，通过供应链成员企业的资源和信息共享、激励的一致性，实现供应链成员企业决策同步，联合创造知识［8］。Leng和Parlar（2010）设计了回购和缺货成本供应链契约，研究多供应商与单制造商的供应链协调问题［9］。Kunter（2012）通过收益和成本共享契约的设计来实现供应链协调［10］。D.Doran（2005）认为服务供应链协调需要构建服务集成商与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和信任的合作关系［11］。在国内，张令荣（2011）认为供应链协调是为了实现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最优化，通过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共同决策、信息共享和合理的收益分配，最终实现供应链的有序运行［12］。李莉英（2013）认为供应链协调是设计一种激励机制，使得供应链成员企业都愿意采取一致的决策行为，最终使供应链的整体收益达到最优［13］。刘伟华（2008）建立了物流服务集成商与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能力匹配的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模型［14］。桑圣举等（2013）将市场需求设为模糊变量，通过构建n级供应链系统的收益共享契约模型，设计模糊需求下n级供应链的收益共享契约机制［15］。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协调是指产品服务集成商作为产品服务供应链的核心企业，整合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服务能力，并设计一种机制，使得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都能选择符合供应链整体利益的决策和行动，最终实现供应链的整体目标。

产品服务化供应链协调主要包括产品服务集成商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协调、产品服务集成商与客户的协调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协调。本文主要针对产品服务集成商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协调问题，研究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产品服务供应商愿意选择有利于产品服务供应链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实现的决策和行为。本文考虑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和服务创新投入程度、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和成本、风险规避程度以及外部环境变量等因素，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模型，分析模型中的参数，得出收益激励机制设计的影响因素［16-17］。最后，提出相应的收益激励策略。

2　收益激励模型

2.1模型假设

（1）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固定收益为a，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为b，0≤b≤1。

（2）顾客的嫉妒偏好程度为λl，0≤λl≤1，自豪偏好程度为λh，0≤λh≤1，公平偏好程度为λ，0≤λ≤1，且λl=λh=λ。

（3）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是指产品服务供应商满足客户需求的最大处理能力［18-19］，主要包括研发、生产、售后、物流和营销服务能力等；设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系数（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对产品服务供应商产出的贡献系数）为s，s＞0；产品服务供应商服务能力的大小可依据企业可用资源的数量来衡量［20-21］。

（4）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创新投入程度为q，0≤q≤1；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质量系数为 t，0≤t≤1；货币化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为 f，f≥1（1表示产品服务供应商未付出任何努力）；外部环境变量为θ，θ服从N（0，σ2）。

（5）产品服务供应商的产出为o，o=sqtf+θ。

（6）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线性激励合同为r，r是o的函数，即r（）o=a+bo。

（7）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成本系数为d，d＞0；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成本为c，c是 f的函数，即

（8）产品服务集成商的期望收益为n；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实际收益为m，保留收益为m0，考虑公平偏好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实际收益为m1。

（9）产品服务集成商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中性的，产品服务供应商对待风险的态度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是规避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风险规避系数为ρ，ρ＞0，则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效用函数为：u（m）=-e-ρm。

2.2基本激励模型

产品服务集成商的期望收益为：

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实际收益为：

考虑公平偏好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实际收益为：

当n＞m时，λ=λl，当n＜m时，λ=λh，所以考虑公平偏好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实际收益可表示为：

即：

产品服务供应商的确定性等价收益为：

本文分别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况构建收益激励模型。

2.3完全信息情况下的收益激励模型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产品服务集成商能够完全观察到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激励约束（IC）不起作用。

（1）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中性的，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模型如下：

将a代入目标函数，并对 f求偏导，可得：

由式（7）可知，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中性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使得产品服务供应商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无关。

（2）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模型如下：

对产品服务供应商参与约束（）IR取等号，得：

将a代入目标函数，并分别对 f和b求偏导，可得：

由式（10）可知，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使得产品服务供应商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无关。由式（11）可知，当λ=0，则b=0，即当不考虑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时，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激励不起作用，产品服务供应商也不承担任何风险，产品服务集成商将承担所有的创新风险。

由式（12）可知，产品服务供应商只获得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的固定收益，且固定收益等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保留收益与努力成本之和。

式（11）对λ求偏导，可得：

由式（13）可知，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与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正相关，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越大，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也越大。

2.4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收益激励模型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产品服务集成商不能完全观察到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式（4）对 f求偏导，可得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激励相容约束（IC）为：

（1）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中性的，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模型如下：

将式（6）和（14）代入目标函数，并对b求偏导，可得：b=1。

将b=1代入式（14），可得：

由式（16）可知，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中性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使得产品服务供应商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无关。

（2）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模型可表示如下：

将式（9）和（14）代入目标函数，并对b求偏导，可得：

因为0≤b≤1，0≤λ≤1，所以b（1+2λ）≤（1+2λ），即b+2λb-λ≤1+λ，则：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无论是否考虑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不大于完全信息情况下的最优努力水平。

由式（14）可得：

上式对f求偏导，可得：

可见，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与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正相关，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越大，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越大。

式（18）分别对s、q、t、d、ρ、σ2求偏导，可得：

由式（19）、（20）和（21）可知，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无论是否考虑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系数、服务创新投入程度、服务质量系数与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正相关，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系数越大，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越大；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创新投入程度越大，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越大；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质量系数越大，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越大。由式（22）、（23）和（24）可知，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成本系数、风险规避系数、外部环境变量的方差与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负相关，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成本系数越大，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越小；产品服务供应商的风险规避系数越大，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越小；外部环境变量的方差（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大，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越小。

3　收益激励策略

由以上分析可知，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收益激励机制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服务能力和质量、服务创新投入程度、努力水平和成本、风险规避程度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所以，产品服务集成商在制定收益激励策略时，应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并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按照产品服务供应商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公平的收益分配。具体的收益激励策略如下：

（1）产品服务集成商应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签订正式契约，并在正式契约中合理安排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组成结构，将产品服务供应商所得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可变收益。固定收益能满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基本需求，但是不能激励产品服务供应商；可变收益能激励产品服务供应商努力参与供应链协调，但是产品服务供应商需要承担较大的创新风险。所以，产品服务集成商在设计收益激励机制时，需要在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固定收益和可变收益之间进行平衡。一方面，产品服务集成商在正式契约中约定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固定收益额度；另一方面，产品服务集成商应将订单激励（分配给产品服务供应商较多的客户需求订单）、产品服务系统销售利润提成、企业股票分红等作为可变收益，甚至也可以将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技术专利和创新成果作价折股作为可变收益，以激励产品服务供应商选择有利于供应链整体目标实现的决策和行为。

（2）对于服务能力和质量、服务创新投入程度都较大的产品服务供应商，产品服务集成商应适当增加可变收益在收益激励中所占的比重，反之则适当减少可变收益在收益激励中所占的比重，而增加固定收益在收益激励中所占的比重；对于愿意承担较高风险的产品服务供应商，产品服务集成商应适当增加可变收益在收益激励中所占的比重，反之适当增加固定收益在收益激励中所占的比重。

（3）产品服务集成商应根据产品服务供应商服务能力的大小确定分配给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客户订单需求数量。只有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相匹配的客户订单需求，产品服务供应商才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完成，这样产品服务供应商也将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将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订单任务、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与收益激励相结合，最大限度地调动产品服务供应商参与供应链协调的积极性。

（4）产品服务集成商应将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供应链绩效以及产品服务供应商所获得的收益与企业的经营绩效相结合。当企业的经营绩效较好时，分配给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就较多，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就越高，供应链绩效也就越高。这样能够增强产品服务供应商的风险责任，实现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从而保证产品供应链协调机制的有效实施。

4　结语

在产品服务化供应链运作过程中，各成员企业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它们都是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得它们各自的目标与供应链的整体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产品服务集成商作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为了实现供应链成员企业目标的一致性，与产品服务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产品服务集成商需要对产品服务供应商和客户进行激励，使得它们参与供应链信息共享，并提高信息的精确度，从而使得供应链的整体收益达到最优。本文针对产品服务集成商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协调问题，考虑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服务能力系数、服务质量系数、服务创新投入程度、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和成本系数、风险规避系数以及外部环境变量等参数，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分别建立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收益激励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在完全信息情况下，无论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规避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使得产品服务供应商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无关。

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且不考虑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时，产品服务集成商对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激励不起作用，产品服务供应商只获得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的固定收益，且固定收益等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保留收益与努力成本之和。

当考虑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时，产品服务集成商需要对产品服务供应商进行一定程度的激励，才能满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但是产品服务供应商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创新风险。当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为1时，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为1/3；当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趋向于无穷大时，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为1/2，即产品服务供应商将承担不超过一半的创新风险，产品服务集成商不再承担所有的创新风险。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与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正相关。

（2）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中性的，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使得产品服务供应商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与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无关。

当产品服务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无论是否考虑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偏好，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不大于完全信息情况下的最优努力水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水平、服务能力系数、服务创新投入程度、服务质量系数与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正相关；产品服务供应商的努力成本系数、风险规避系数、外部环境变量的方差与产品服务集成商给予产品服务供应商的收益激励系数负相关。

本文设计的收益激励机制能够促进产品服务供应商在供应链协调过程中，愿意参与供应链的信息共享，并做出有利于供应链整体目标实现的决策和行为。如何针对产品服务集成商与客户的协调问题设计激励机制，以促使客户选择有利于供应链整体目标实现的决策和行为，是本文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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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Coordination of Product Servicization Supply Chain

He Zheng1，Xi Yu'e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 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2. Xi'an Liumian School， Xi'an 710038， China）

In this paper，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product-service integrator and the product-service supplier，we used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to build the revenue incentive model of the two， then solved and analyzed it， and at the end， proposed thecorresponding revenue incentive strategy.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first， when under complete information， if the product-servicesupplier was risk aversive， its fairness prefer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revenue incentive coefficient， and second， when underincomplete information， if the product-service supplier was risk aversive， its effort level， service capacity coefficient， service innovation inputand service quality coefficient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revenue incentive coefficient and the reverse was true for the effort costcoefficient， risk aversion coefficient， and varianc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product servicization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revenue incen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principal-agent theory

F224；F274

A

1005-152X（2016）07-0106-07

10.3969/j.issn.1005-152X.2016.07.025

2016-04-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对供应链网络结构及绩效的影响—基于嵌入性视角的研究”（71272117）；2015年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服务化转型背景下的纺织服装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以陕西纺织服装企业为例”（15JZ030）；西安市2015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西安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15J113）

和征（1978-），男，陕西澄城人，博士，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服务创新、供应链及物流管理；席玉娥（1981-），女，陕西扶风人，西安市六棉学校教师，小教一级，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