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大刚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062)



明代三原县城池规模的拓展及其原因

田大刚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710062)

长久以来，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学者将目光主要聚焦于都城和历史文化名城，对于为数众多的地方城市则关注较少，研究也较为薄弱。而地方城市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城市，三原县便是这样一座城市。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考证，认为三原县城池在明嘉靖与崇祯时期分别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拓展，使得三原县城池的整体规模超过了23.6里，并且形成了跨河而立的城市空间形态，而其城池拓展的原因主要在于军事和人口因素。

三原县城；城池规模；拓展过程；拓展原因

三原县位于关中平原中北部，北靠嵯峨山，南望渭水与秦岭，自古以来便是京畿要地和富庶之乡。三原建县较早，在秦汉至西晋时间与泾阳同为一域，治所先名泾阳，后为池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始置三原县，后几经撤并，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改华池县为三原县，县治在今西阳镇东北不远处。由于历时久远，此城的确切状况已难以考究。在元末又将县治从西阳镇迁至龙镇即明清三原县城。三原县城坐落于县境西南的清峪河两岸地区，汉白渠从南城城中穿过，是一座少见的滨水型城池。

在明清时期，由于陕西省城西安的政治、军事功能的强化，使得三原商业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加之商路与官路的分离，使得靠近西安且位于商路之上的三原县逐渐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明清时期商业的繁荣，使得三原县的城池建设也颇具规模。据志书记载，明清三原县城(即龙镇)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初为土筑，“城高一丈三尺，围九里一百八十步，东西南三面有池，池深一丈，阔五丈，北面临清河，深六丈余，东北隅有月城。”[1]5由于此城酷似一口倒立的钟，故时人称之为“城肖钟形”[2]478，三原县城的这种钟形城池形态从元末建城后一直保持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才迎来了大规模的拓展。

一、清河新城的创修

1.清河新城的创修过程

三原县城池自元末建成以后就比较稳定，少有增筑和拓展(图1)。然而随着三原县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也随之不断增加，清峪河以南的县城已经难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与县城仅一河之隔的清峪河以北地区，纷纷在此辟府建宅，而在这些迁移至清峪河以北地区的人口中，尤以缙绅髦士居多。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至嘉靖时期呈现“其(指清峪河)北居民与南等”[2]478的状况，清峪河以北地区俨然成为一座与清峪河南之县城相比肩的城镇。人口的迅速繁衍、宅邸的不断修建，使得修筑将清峪河以北地区居民区包围起来的城池迫在眉睫，为此，王恕、王承裕父子(三原县著名士人)等三原士人一再谋划修筑城池，由此便带来了清河新城等城郭的大规模修筑。

清河新城，即后世所称的北关城、北郭城，位于清峪河北岸，此城始筑于明嘉靖时期，是一处先有居民区，后建城郭的城区。清河新城由时任巡抚谢公(即谢兰)督筑，由王令(时任县令，名讳史籍脱载)负责具体修筑事宜。由于此城池作用巨大，民众修筑的欲望强烈，因此在修筑过程中进展十分迅速，仅一个月便完成了城池的主体部分，又过了二十天，女墙、楼堞、外重隍(即城壕)等也相继建成[2]479，使得北关城全面竣工。至于清河新城的规模，三原县知名学者马理云：“城周三千步许，崇二丈五尺，下阔三丈许，女墙崇七尺，上有垛口，南北东西共设四门，门各有楼，东门楼为壮丽，设敌台凡二十七所，重隍各阔二丈五尺，深如之。”[2]479城周三千步(约合10里)的规模甚至略广于南城的九里一百八十步(即9.6里)，可见清河新城的规模足以与县城比肩。清河新城的建成使得三原县城由原本的清峪河以南的单城变成了地跨清峪河两岸的双城，城池空间形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成为三原县城自元末从县东北迁至龙镇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修筑清河新城的同时，对南城(即原有县城)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将南城城墙的厚度和高度进行了扩建(当是将元末所筑之土城改筑为砖城)，使其与清河新城规模相同。此外，当时还浚修了重隍，其深度和宽度也与清河新城相同，这样一来，南北两城基本融为一体，几无区别。

2.清河新城的修筑时间

至于清河新城修筑于何时，明清志书存在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雍正《陕西通志》云：“嘉靖三十六年巡抚谢兰筑北郭城”[3]，而光绪《三原县新志》则认为：“明嘉靖二十六年巡抚谢兰筑，有马光禄理《创修新城记》。”[4]《创修新城记》即马理所撰之《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此文虽未言明撰著时间，但我们可以从马理的生平对两志所载的时间真伪加以辨析。《明史·马理传》云：“(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地震，理与妻皆死。”[5]史书明言马理逝世于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说此文的撰著时间当在嘉靖三十四年之前，而符合这一时间的当属光绪《三原县新志》所载之嘉靖二十六年，故此文当撰于嘉靖二十六年，而非嘉靖三十六年。故清河新城修筑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注：前文已述清河新城的修筑仅历时两个月即竣工，故马理《创修新城记》的撰文时间当与清河新城的修筑、竣工在同一年，下文关城的修筑时间与清河新城相同)。这也印证了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所绘的三原县城单一的钟形城池是正确的(图1)，嘉靖《陕西通志》撰成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早于修筑清河新城的嘉靖二十六年，也足见在嘉靖二十六年之前，三原县城池并无明显的增筑扩展。

图1　至正二十四年至嘉靖二十六年间呈钟形的三原县城

(采自赵廷瑞修，马理纂，董健桥等点校．陕西通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80．)

二、关城的修筑

明代除在清峪河以北地区大规模修筑清河新城外，还对三原县城的三座关城(即郭城)进行了修筑。

1.对南关城修筑与否的探讨

明清志书对三原县南关城的修筑与否存在自相矛盾的记载，不仅明清两代的志书存在不同记载，就是清代的同一本志书，其图文也是互相矛盾的。

明代的嘉靖《重修三原县志》并未言及南关城及其修筑情况，而随后的嘉靖《陕西通志》，其三原县建置图(图1)则描绘有一处既像月城又像关城的城郭，并且在城郭内还有忠节祠一类的建筑。清代的乾隆《三原县志》则认为：“南关，李志(指康熙《三原县志》)无增建，乃东西通衢，市里店舍自南门以外西抵县城，相连百余家，亦邑南面之屏障也。”[6]光绪《三原县新志》也同样认为：“南关无城，东西通衢，旧市里店舍相连百余家，亦邑南面之屏障回乱焚毁殆尽，今商贾渐集不异昔时，屡谋建筑而未能图始，故不易哉。”[4]然而两志虽然在文字上言之凿凿，论定三原县并无南关城，但是从两县志(两县志城池图基本相同)所附的城池图中(图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关外确实有城即存在南关城。在现代著述方面，《三原县地名志》有“南关正街”[7]条，说明三原县城存在南关城，而2000年版《三原县志》则与前述两志看法一致，认为“(三原县城)南关没有城郭，有通衢大街和东西两道巷子。”[8]540

那么三原县南关到底有没有修筑城郭呢？明人马理撰《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明确说道在修筑清河新城的同时“南、西关外复令筑城，西环民居，□□城外重隍深广如前，诸垛口各设神机火器如前两城设。”[2]479马理乃嘉靖时期的著名儒士，他亲眼见证了三原县城池的拓展过程，对其记载当是实事求是的、是非常客观的。而嘉靖《陕西通志》同样出自马理之手，想必也是比较客观的，前文已述，嘉靖《陕西通志》撰成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而《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一文则写就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此文明言“南、西关外复令筑城”，可见南关确实有城，且筑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而著述较早的嘉靖《陕西通志》中当绝无南关城的记载与描绘，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所绘之南门外城郭当为南门之月城，而非南关城。故三原县城存在南关城，且此城修筑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而张萍教授[9]193则认为嘉靖《陕西通志》所附建置图绘有南郭(关)城即存在南郭城，张教授并未对明清志书的矛盾记载进行必要的辨析，其得出的结论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图2　嘉靖二十六年之后呈“葫芦”形的三原县城

(采自焦云龙修，贺瑞麟纂．三原县新志：卷二《建置》．清光绪六年刊本，附图8)

2.西关城的修筑时间问题

明清志书对三原县西关城的修筑时间也颇有争议。清代的雍正《陕西通志》云：“明初筑西郭城”。[3]6其规模为“周一里六分，为邑右翼，门二，西曰三边要路，西南曰遥迎太白，城池高深与县城同。”[3]6b在此之后的乾隆《三原县志》与光绪《三原县新志》则照抄不改。此外，2000年版《三原县志》也认为“西关城系明初修筑”，[8]540张萍教授同样认为明初即筑西郭城。[9]193而纂修于明代对明人来说是当代著述的嘉靖《三原县志》则并未言及西关城及其修筑情况，而同时期的嘉靖《陕西通志》所载三原县建置图(图1)也未曾绘有西关城。

那么西关城到底修筑于何时？从纂修较早的嘉靖《陕西通志》三原县建置图(图1)的内容来看，此时并不存在所谓的西关城。结合马理《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明确记载在修筑清河新城的同时，“南、西关外复令筑城，城外重隍深广如前”。[2]479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三原县西关城并非如清代志书所说修筑于明初，而是与清河新城、南关城一样同时修筑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清代志书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3.东关城的修筑

东关城的修筑时间最晚，因此也并无异议，这可能与东关发展较晚有关。对于东关城的修建原委，雍正《陕西通志》、乾隆《三原县志》以及光绪《三原县新志》均记载一致，认为此城修筑于明崇祯八年(1635)。至于其城池规模，据雍正《陕西通志》载：“(崇祯)八年，邑贡生赵希献首倡东郭城，周三里三分奇，高三丈五尺，门二，东曰朝阳，东南曰迎巽。”[3]7周三里三分的规模约是南城的三分之一，可见东关城的规模是比较庞大的。至此，三原县的城池修筑也基本完成，此后清代主要是对现有城池进行修缮，并无明显的增筑，三原县城池的轮廓就此固定了下来。

综上所述，在有明一代，三原县城池分别在嘉靖和崇祯时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拓展，使得三原县城从最初的钟形的单一城池(图1)逐渐变成了地跨清河两岸的双城(图2)，城池的空间形态也从钟形逐渐变成了“葫芦”形。城池周长也从最初的九里一百八十步(即9.6里)拓展到了23.6里(注：不包括缺乏记载的南关城)以上，其规模之巨大，超过了一般的县城，堪比府州城，成为明清时期陕西首屈一指的县城。

三、三原县城池规模拓展的原因

1.军事因素

三原县在明清时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人称“小长安”。市场经济繁荣，诸边日用皆取于此，各路商旅络绎不绝。三原县商业的繁荣自然引起了强取之徒如外敌、盗贼、流寇等格外的“关注”，外敌、流寇入侵三原县城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弘治末，河套虏蠢”、“正德间关东蜀川盗起，套虏复蠢”、“嘉靖丙午虏奸细人入境窥我会城及三原”[2]478等都是对外敌、流寇入侵的记载。邑人王霖撰《东关修城始末记》对此也进行了细致描写：“明季饥馑，盗贼蠢起，东关旧无城，居人不堪其扰，生员王一栋同赵希献张电发谋筑城，集锾六千有奇，经始崇正(祯)八年……”[6]3可见三原县城自明初以来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

外敌、流寇的频繁入侵，迫使三原县必须建立起必要的、有效的防御措施，尤其是对于人口众多、规模巨大且缺乏防范措施的城外居民区而言是非常必要的，而修筑和缮修城池无疑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手段。于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及崇祯八年(1635)先后修筑了清河新城、西关城、南关城以及东关城等城郭，将城外居民区纷纷纳入到城池的范围之内。筑城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在清河新城等城郭建成后，“虏闻之，惊愕，皆南侵谋，遂索索然祲矣。”[2]479可见自从修筑清河新城，将清峪河以北之居民区囊括在城池范围之内后，外敌、流寇对三原县城的威胁随即解除。此外，从清河新城与西、南关城“女墙垛口凡一千五百余口，设神机火器数如之”[2]479来看，城池的军事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军事因素是造成三原县城池拓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人口因素

随着三原县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繁荣，三原县的人口也随之不断增加。据修撰于嘉靖时期的《重修三原县志》载，三原县的人口数量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户三千三百三十四，口三万二千七百一十六，增长至弘治五年(1492年)的户四千一百一，口四万四千九百二十八，[1]1-2，百余年间人口增长了半数。人口的不断增长势必会对旧有居民区进行扩建以及形成新的居民区，而与县城隔河相望的清峪河以北地区以及西关、南关与东关城外便迅速形成了新的居民区。其中以清峪河以北地区的人口规模最为庞大，在嘉靖时期即达到了“其(清峪河)北居民与南等”[2]478，即清峪河以北地区居民的数量与清峪河以南地区城池内所居住的居民在数量上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仅仅100年间,便增加了一座县城的人口规模，可见三原县人口增长之迅猛。清峪河以北地区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自国初迄今多缙绅髦士”[2]478成为官宦之家的聚居区，然而这一带自明初以来却一直未能筑城，安全隐患突出，是故“民自昔至今患焉”[2]478。安全问题成为清峪河以北地区的官宦之家以及东、南、西关外的居民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为了防御盗贼、流寇，修建将缙绅髦士们的宅邸包围起来的城池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因此，自弘治以来，以缙绅髦士为主的当地居民便数次要求筑城，并最终在以缙绅髦士为主要力量的推动下逐渐修筑了清河新城、西关城、南关城以及东关城等城郭，城郭的修建使得居民的生活有了保障，更加促进了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三原县城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迁址龙镇后，经过明嘉靖与崇祯时期两次较大规模的拓展后，由元末单一的县城(南城)，逐步演变而成了南北二城隔河而立，三座关城环抱南城的格局，从而形成了跨河而立的城市空间形态。究其原因，在这种演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军事与人口因素。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拓展过程中，三原县的城池规模从初建之时的九里一百八十步扩展到了超过23.6里，三原县城的这种城池形态与城市规模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县城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原县只是为数众多的地方城市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像三原县这种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地方城市还有很多，学界应该对此多做关注。

[1]朱昱纂.重修三原县志：卷一《地理》[M].明嘉靖十四年刻本.

[2]马理撰.溪田文集：卷三.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六九.济南：齐鲁书社，1997.

[3]刘于义修，沈青厓纂.陕西通志：卷十四《城池》[M].《四库全书》本.

[4]焦云龙修，贺瑞麟纂.三原县新志：卷二《建置》[M].清光绪六年刊本.

[5]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二马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50.

[6]刘绍攽.三原县志：卷二《建置》[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7]三原县地名工作办公室编：三原县地名志(内部资料)[M].1989：61.

[8]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原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9]张萍.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

[责任编辑石晓博]

The Expansion of the Size of San Yuan County in Ming Dynasty

TIAN Da-gang

(NorthwestInstituteofHistorical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Experts on city history and geography have been focusing more on studies of famous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and metropolises. However, Such local places as San Yuan County deserve attention. Studies on relevant literature indicate that San Yuan County expanded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reigns of Jia Jing and Chong Zhen in Ming Dynasty for military and population reasons. The total area of San Yuan County increased to 23.6 Li across the river in the Ming Dynasty.

San Yuan County; size; expansion process; reason for expansion

2016-03-25

田大刚(1989—)，男，陕西兴平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研究。

K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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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77X(2016)04-0078-04